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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国外政党的实践来看，社会党[1] 作为混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倡导者，其处理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的做法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社会党混合经济的
理论与实践探索
何谓混合经济？人们的解释莫衷一是，但有两点可以达成共识：一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并非定于一尊，而是公有、私有和其他形式的占有方式同时并存、共同发展；二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并非一轨独行，而是国家调节与市场竞争相互匹配、各得其所。
社会党的混合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针对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社会党人萌发了利用经济计划以遏制经济衰退的思想。比利时工党著名理论家亨利·德·曼在《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工人计划》中指出：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以反对造成危机根源的金融资本主义；动荡不定的资本主义，要用一种工人计划的混合经济取而代之；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私有制是不必消灭的，但必须适当掺进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和国家干预成分。
首先进行混合经济新模式尝试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汉森新政”。20世纪30年代初，瑞典社民党主席汉森上台组阁并担任首相。汉森认为，危机是一个坏制度必须让位于一个人民能控制自己资源的好制度的时机。他接受了亨利·德·曼的混合经济思想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观点，制定了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反危机纲领：扩大公共工程、推行社会改革、实行失业救济等。人们把汉森的政策同罗斯福新政相提并论，称之为“汉森新政”，把瑞典社民党在汉森领导下所开辟的道路称之为介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美国人查尔斯所著的《瑞典中间道路》一书也成为美国1936年的畅销书。
全面推行混合经济实践的是战后英国首届工党政府。1944年5月，时任工党领袖艾德礼在致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的信中就指出：“战后英国不管是工党执政还是保守党执政，都必须实行混合经济。如果是工党的政府，它将是实施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2] 1945年7月，二次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英国举行大选，工党在“让我们面对未来！”的竞选宣言中，承诺要对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险体制和实行国民医疗保健制。工党在艾德礼领导下击败保守党，使丘吉尔“赢得了战争、输掉了选举”。工党内阁在最初执政的18个月中，为建立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采取了国有化计划，至1950年已把矿业、民航、通讯、电力和钢铁等企业收归国有。工党相信通过对英国经济中的“关键部门”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化，将使这个社会主义政府在混合经济体制中实施指导性的经济计划。1949年，工党首相公共关系顾问威廉斯在《社会主义的英国》一书中，对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实验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英国的社会主义试验的目的是要产生一种经济类型，……这种混合经济的类型由于同劳资双方广泛进行共同协商而得到加强。它决定了工党政府的经济纲领，立法的先后次序，以及国有化计划的性质和规模”。[3]
1951年6月，社会党国际重建时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中虽没有明确提出“混合经济”概念，但在私有经济、自由经营中引进政府干预、经济计划的思想已在其中。它宣称，社会党人要使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让位于一种由国家干预和集体所有制限制私人资本家活动范围的经济”，强调“生产不能听任自由主义经济的摆布，而必须为人类需要加以系统地计划”。[4]
此后，西欧各国社会党大多以《法兰克福声明》为圭臬，把建立混合经济视为主要目标之一。如1975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大会上就提出：“我们的经济制度，如同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制度一样，是一种混合的经济制度，自治的市场机制和国家的计划及调节各得其所。”[5]1988年，英国工党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价值观》纲领中，也提出作为“一个致力于混合经济的政党，必须鼓励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在这些形式中，私有、公有和资金相结合”。[6]法国社会党在1990年3月召开的雷恩代表大会上，明确 “主张建立混合经济的社会，在承认市场法则的同时，向强大的公营部门和社会的主力提供手段以实现符合整体利益的目标”。[7]由于各国社会党所处内外环境不同，因而在社会党执政时期也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混合经济模式：如英国——市场经济前提下的所有制调节；法国——市场调节下的宏观计划管理；德国——市场竞争前提下的社会调节；瑞典——市场组织生产、国家干预分配。
社会党混合经济
中的政府与市场
一、关于政府干预的作用与形式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党混合经济中的政府作用更多地体现为经济计划。社会党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不大可能为平等和公正创造条件。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往往趋于增加强者的力量和财富，而有损于弱者”。[8]尤其是从全球舞台上看，自发的市场机制使人们看到在丰裕之中存在着丑陋的贫困，贫困者向富有者投射的嫉妒目光，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危险。因此，若要使社会问题得到和谐解决，就必须经过“民主计划的结构变革”。如英国工党希望能“利用计划来克服英国资本主义的失败”。[9]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经济上结束了增长的黄金时期，步入了长期滞胀，国有化、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等开始出现反向演进；二是新自由主义占据主流，保守党在政治上占尽上风，社会党节节败选。故而社会党人开始理论反思，更多强调市场经济中的国家干预。这种国家干预主要通过财政、货币、税收、产业等一系列政策工具来完成，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通过制定和维护市场规则，如制定“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等有关法律条文，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2、通过指导性计划、政府补贴和采购，间接或直接熨平经济活动的波动，从而实现经济均衡增长。3、通过征收累进个人所得税，为失业者、低于贫困线的公民提供社会救济，来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 二、关于市场的优长与弊端
社会党认为，从其优长看：市场作为一架精巧的机器，有效而分散地协调着无限多样的经济决策，是促进创新、提高效率的有力手段；市场促进“分散经济权力”和保障人们“选择自由”。另一方面即使是最负责任的市场也存在弊端，如：不受监督和干预的市场会日益走向垄断，导致经济权力的集中；市场本身不能保证公平分配，会造成许多人“在财富的列车开走时，仍然站在月台上”[10]；市场也不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币值稳定和社会保障等。因此，社会党认为，市场本身不可能保障经济增长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必须由国家干预来纠正市场经济的非社会性后果。
三、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社会党认为：一是混合经济中的政府“是对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市场的重要补充，但绝对不是替代物”，充当第一小提琴角色的永远是市场竞争，政府只是在“必要之时和必要之处”对市场中的信息失误和协调失误进行补救；二是混合经济中的计划必须采取“民主取向”和“分权性质”，它对生产过程的协调只能是指导型而非命令型，它的形成要采用“民主的、司法的或咨询的程序，把不同的观点和利益吸纳进来”，以避免专家政治和官僚主义。[11]
社会党关于政府
与市场关系的几个著名口号
在社会党眼中，市场机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器”，而国家干预则是市场经济中的“调节器”。因此，要使社会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必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推进器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调节器的作用。由于各国社会党所处的执政环境不同，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上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提出了特色鲜明的政策主张。
德国社民党——“竞争尽其可能，计划按其必须”。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但其首倡者并不是社民党人。1948年8月，“德国经济之父”、社会市场经济设计师艾哈德出任柏林西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主持经济复兴工作，开始推行以币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并逐步形成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前冠以“社会”两字，是因为艾哈德认为，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完成经济任务，同时还要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保障任务。在他看来，社会市场经济可以简化为：市场机制 国家干预 社会保障=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社民党在战后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和“中央计划经济”，因而最初它对社会市场经济采取了公开抵触和反对的立场。这个理论包袱使其在1953年大选中落败。在1953年德国社民党在党内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党内的经济政策专家卡尔·席勒提出了“竞争尽其可能，计划按其必须”。这个口号当时一经提出就赢得了满堂的掌声。在经历了1949、1953、1957年连续三次大选失败后，德国社民党认真反思和讨论党的社会经济政策主张，认为党的中心问题不再是所有制的变革，而是限制经济权力；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有权得到保护和促进，只要它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公有制是必要的，但必须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公有制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而是防止私人企业控制市场，起到调节物价和帮助消费者的作用。在席勒的影响下，“竞争尽其可能，计划按其必须”最终成为德国社民党的经济政策并写入1959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该纲领标志着西德社民党从激进的阶级政党到改良性的全民党这一过程的完成，也正是这次政策转型为社民党上台执政创造了条件。1966年联合执政的艾哈德政府发生危机，德国社民党有机会在在野长达17年后第一次进入政府，参与执政。担任经济部长的席勒在起草《稳定与增长法》时，将“总体调控”思想融入立法实践中，强调“均衡、稳健”的社会经济政策，不再把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而是必须在市场经济秩序的框架内，实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贸易平衡和经济持续适度增长这四大目标的均衡发展。
法国社会党——“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1999年7月，法国社会党领袖、总理若斯潘提出了“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1999年11月，法国社会党在纲领性文件——《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法国社会党对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进言》中肯定了这个口号。2000年8月，若斯潘发表了《现代社会主义》一书，对该党1997年执政后的“现代社会主义”主张进行了总结阐述，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整套基本价值、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而资本主义因其具有“灵活性”和“可塑性”而成为一种具有“活力”的“力量”，但它是一种“正在前进却不知道通往何处的力量”，社会党人的使命是“思考、否定、抑制和改造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必要的调节”来改造资本主义。他主张“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反对社会的商品化，市场要为社会服务，国家要发挥经济发展的主导者作用，同时也要成为市场的调节者和规则的保护者。社会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公正、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使社会对弱者少一些无情，对强者多一点要求。2010年法国社会党在其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全面梳理了发展理念，倡导重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强调社会财富不应只有市场来分配，社会准则也不应仅仅以利润逻辑来支配。
英国工党——“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1983年，为了走出连续几次大选失利的阴影，英国工党的智囊机构——费边社邀请了一批同情和支持工党的知名学者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哲学”的研究班，定期集会，深入探讨英国工党失利的原因，力图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设计一个连贯的社会主义战略”，为未来的工党政府提供一套社会改革的“处方”。在讨论中，牛津大学的约翰·米勒教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提出“市场与社会主义的联姻”，认为政府（计划）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各有所长，如果将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计划就能在“必要之时”和“必要之处”加以运用；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弱化，而且衰弱到不能有所作为，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实行“市场与社会主义的联姻”，“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瑞典社民党——经济民主论。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社会党人认为，政治民主已成为左、右翼政党的共识，唯有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是社会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识之一。已故瑞典社民党主席、首相帕尔梅认为，社会党在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历史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争取选举权为中心的政治民主；以战胜贫困和不正义为核心的社会民主，以争取经济权力的经济民主。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脱离了民主的原则，具体表现在：一是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资本主义虽然发展了生产力，但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排除了公民对生产的影响。二是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社会党人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但出现了财产和收入极其不平等的分配。三是增长模式的不合理。资本主义只注重经济量的增长，这种“不按生态与社会的迫切需要而进行规划的增长与进步背道而驰，因为它造成环境损伤并破坏就业机会”。社会党人需要的是那种“既开辟未来的机会且改善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因此，有必要对经济的发展过程实行民主的控制，把“民主的边界从它目前停留着的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去”[12]，实现经济民主。具体而言就是：一是经济结构民主化——公有制与计划性。经济民主要求“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财产的合理分配。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生产必须是为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计划的”。[13] 二是经济决策民主化——参与共决制。工人在公司和工作场所层次上的参与和共同决策，工会参与国民经济政策的决定，以实现对投资的公共监督，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使经济变革的代价和收益社会化。三是资本构成民主化——利润分享制。建立雇员投资基金，将企业的部分利润从雇主手中转变到雇员手中，变为雇员持有的企业股票，用于企业的再投资。 总而言之，社会党认为，经济民主并不是要取代自由市场经济，而只是通过政府干预来调节市场运作，矫正市场弊端。帕尔梅曾指出：通过实现经济民主，把经济组织成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制度，而不是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在这样的制度中，形成了一种新市场经济秩序，使得“公民权置于所有权之上，劳动权置于资本权之上，消费权置于生产权之上”[14]，最终通过实现经济民主来补充政治民主、引导社会民主，从而建立一个“从政治观点角度看是稳定的，从经济角度看是强大的，从社会观点角度看是发达的”[15]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研究社会党混合经济
中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的意义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有着各自的作用。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各自的效用，以防止“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始终必须关注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鉴于现代市场经济发源并成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身临其境的欧洲社会党人在如何对待市场经济、管理市场经济，使之充分发挥经济发展推进器的作用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正如国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有必要至少对社会民主党人正在着手解决的四大问题好好研究，这四大问题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制；国家与市场机制；生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政策的特点”[16]等。
当前，人们学习《决定》时，往往更多的是重视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社会党对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后果有切肤之感，“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那么会出现不可靠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那么不会有真正的公平竞争，而只会有来自垄断或垄断经营的单纯的剥削。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督，那么就会出现欺骗、诈取消费者的广告宣传和推销活动。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督，那么就会出现不顾公众安全和生活质量对环境的开发。如果没有政府的行动，那么，一些雇主只会支付不足温饱的工资”。[17]因此，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市场体系不完善、有形之手乱插；二是政府监管不到位、无形之手乱舞。
1988年5月，时任瑞典财政大臣顾问的克拉斯·埃克隆德在为《瑞典经济》一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中说了一段颇为中肯的话：“瑞典是个小国，它实行的是现代化的、技术先进的、高度国际化的混合经济。几十年来，瑞典经济的发展打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烙印，体现了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策。因此，对中国读者来说，当你们的国家正在大力开展现代化建设时，借鉴西方国家的经济——尤其是类似瑞典这种市场经济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或许是一种激励！”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作者注：本文所讲的社会党主要是西欧、北欧国家社会党。
[2] 金斯利·马丁. 拉斯基评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184.
[3] 帝国主义者关于现阶段帝国主义的言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82.
[4]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M]. 黑龙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236.
[5] 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5： 205.
[6] 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276.
[7] 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299-300.
[8] 社会党国际文件编辑组.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M]. 黑龙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302-303.
[9] 阿伦·斯克德， 克里斯·库克. 战后英国政治史[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17.
[10] 中联部资料编辑中心选编. 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165.
[11] 索尔·埃斯特林， 尤里安·勒·格兰德. 市场社会主义[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122， 129.
[12] 拉斯基. 论当代革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189.
[13] 社会党国际文件编辑组.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M]. 黑龙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5.
[14] 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139.
[15] 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388.
[16] 萨雷切夫. 寻求“第三条道路”——现代社会民主党思想发展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1： 300.
[17]《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277.
社会党混合经济的
理论与实践探索
何谓混合经济？人们的解释莫衷一是，但有两点可以达成共识：一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并非定于一尊，而是公有、私有和其他形式的占有方式同时并存、共同发展；二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并非一轨独行，而是国家调节与市场竞争相互匹配、各得其所。
社会党的混合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针对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社会党人萌发了利用经济计划以遏制经济衰退的思想。比利时工党著名理论家亨利·德·曼在《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工人计划》中指出：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以反对造成危机根源的金融资本主义；动荡不定的资本主义，要用一种工人计划的混合经济取而代之；在这种混合经济中，私有制是不必消灭的，但必须适当掺进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和国家干预成分。
首先进行混合经济新模式尝试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汉森新政”。20世纪30年代初，瑞典社民党主席汉森上台组阁并担任首相。汉森认为，危机是一个坏制度必须让位于一个人民能控制自己资源的好制度的时机。他接受了亨利·德·曼的混合经济思想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观点，制定了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反危机纲领：扩大公共工程、推行社会改革、实行失业救济等。人们把汉森的政策同罗斯福新政相提并论，称之为“汉森新政”，把瑞典社民党在汉森领导下所开辟的道路称之为介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美国人查尔斯所著的《瑞典中间道路》一书也成为美国1936年的畅销书。
全面推行混合经济实践的是战后英国首届工党政府。1944年5月，时任工党领袖艾德礼在致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的信中就指出：“战后英国不管是工党执政还是保守党执政，都必须实行混合经济。如果是工党的政府，它将是实施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2] 1945年7月，二次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英国举行大选，工党在“让我们面对未来！”的竞选宣言中，承诺要对重要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险体制和实行国民医疗保健制。工党在艾德礼领导下击败保守党，使丘吉尔“赢得了战争、输掉了选举”。工党内阁在最初执政的18个月中，为建立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采取了国有化计划，至1950年已把矿业、民航、通讯、电力和钢铁等企业收归国有。工党相信通过对英国经济中的“关键部门”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化，将使这个社会主义政府在混合经济体制中实施指导性的经济计划。1949年，工党首相公共关系顾问威廉斯在《社会主义的英国》一书中，对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实验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英国的社会主义试验的目的是要产生一种经济类型，……这种混合经济的类型由于同劳资双方广泛进行共同协商而得到加强。它决定了工党政府的经济纲领，立法的先后次序，以及国有化计划的性质和规模”。[3]
1951年6月，社会党国际重建时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中虽没有明确提出“混合经济”概念，但在私有经济、自由经营中引进政府干预、经济计划的思想已在其中。它宣称，社会党人要使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让位于一种由国家干预和集体所有制限制私人资本家活动范围的经济”，强调“生产不能听任自由主义经济的摆布，而必须为人类需要加以系统地计划”。[4]
此后，西欧各国社会党大多以《法兰克福声明》为圭臬，把建立混合经济视为主要目标之一。如1975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大会上就提出：“我们的经济制度，如同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制度一样，是一种混合的经济制度，自治的市场机制和国家的计划及调节各得其所。”[5]1988年，英国工党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价值观》纲领中，也提出作为“一个致力于混合经济的政党，必须鼓励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在这些形式中，私有、公有和资金相结合”。[6]法国社会党在1990年3月召开的雷恩代表大会上，明确 “主张建立混合经济的社会，在承认市场法则的同时，向强大的公营部门和社会的主力提供手段以实现符合整体利益的目标”。[7]由于各国社会党所处内外环境不同，因而在社会党执政时期也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混合经济模式：如英国——市场经济前提下的所有制调节；法国——市场调节下的宏观计划管理；德国——市场竞争前提下的社会调节；瑞典——市场组织生产、国家干预分配。
社会党混合经济
中的政府与市场
一、关于政府干预的作用与形式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党混合经济中的政府作用更多地体现为经济计划。社会党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不大可能为平等和公正创造条件。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往往趋于增加强者的力量和财富，而有损于弱者”。[8]尤其是从全球舞台上看，自发的市场机制使人们看到在丰裕之中存在着丑陋的贫困，贫困者向富有者投射的嫉妒目光，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危险。因此，若要使社会问题得到和谐解决，就必须经过“民主计划的结构变革”。如英国工党希望能“利用计划来克服英国资本主义的失败”。[9]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经济上结束了增长的黄金时期，步入了长期滞胀，国有化、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等开始出现反向演进；二是新自由主义占据主流，保守党在政治上占尽上风，社会党节节败选。故而社会党人开始理论反思，更多强调市场经济中的国家干预。这种国家干预主要通过财政、货币、税收、产业等一系列政策工具来完成，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通过制定和维护市场规则，如制定“反垄断法”、“公平竞争法”等有关法律条文，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2、通过指导性计划、政府补贴和采购，间接或直接熨平经济活动的波动，从而实现经济均衡增长。3、通过征收累进个人所得税，为失业者、低于贫困线的公民提供社会救济，来缓解贫富悬殊的矛盾。 二、关于市场的优长与弊端
社会党认为，从其优长看：市场作为一架精巧的机器，有效而分散地协调着无限多样的经济决策，是促进创新、提高效率的有力手段；市场促进“分散经济权力”和保障人们“选择自由”。另一方面即使是最负责任的市场也存在弊端，如：不受监督和干预的市场会日益走向垄断，导致经济权力的集中；市场本身不能保证公平分配，会造成许多人“在财富的列车开走时，仍然站在月台上”[10]；市场也不会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币值稳定和社会保障等。因此，社会党认为，市场本身不可能保障经济增长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必须由国家干预来纠正市场经济的非社会性后果。
三、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社会党认为：一是混合经济中的政府“是对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市场的重要补充，但绝对不是替代物”，充当第一小提琴角色的永远是市场竞争，政府只是在“必要之时和必要之处”对市场中的信息失误和协调失误进行补救；二是混合经济中的计划必须采取“民主取向”和“分权性质”，它对生产过程的协调只能是指导型而非命令型，它的形成要采用“民主的、司法的或咨询的程序，把不同的观点和利益吸纳进来”，以避免专家政治和官僚主义。[11]
社会党关于政府
与市场关系的几个著名口号
在社会党眼中，市场机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器”，而国家干预则是市场经济中的“调节器”。因此，要使社会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必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推进器的作用，也要发挥政府调节器的作用。由于各国社会党所处的执政环境不同，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上形成了各自的特点，提出了特色鲜明的政策主张。
德国社民党——“竞争尽其可能，计划按其必须”。德国实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但其首倡者并不是社民党人。1948年8月，“德国经济之父”、社会市场经济设计师艾哈德出任柏林西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主持经济复兴工作，开始推行以币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并逐步形成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之所以在市场经济前冠以“社会”两字，是因为艾哈德认为，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完成经济任务，同时还要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保障任务。在他看来，社会市场经济可以简化为：市场机制 国家干预 社会保障=社会市场经济。德国社民党在战后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条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和“中央计划经济”，因而最初它对社会市场经济采取了公开抵触和反对的立场。这个理论包袱使其在1953年大选中落败。在1953年德国社民党在党内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党内的经济政策专家卡尔·席勒提出了“竞争尽其可能，计划按其必须”。这个口号当时一经提出就赢得了满堂的掌声。在经历了1949、1953、1957年连续三次大选失败后，德国社民党认真反思和讨论党的社会经济政策主张，认为党的中心问题不再是所有制的变革，而是限制经济权力；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有权得到保护和促进，只要它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公有制是必要的，但必须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公有制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而是防止私人企业控制市场，起到调节物价和帮助消费者的作用。在席勒的影响下，“竞争尽其可能，计划按其必须”最终成为德国社民党的经济政策并写入1959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该纲领标志着西德社民党从激进的阶级政党到改良性的全民党这一过程的完成，也正是这次政策转型为社民党上台执政创造了条件。1966年联合执政的艾哈德政府发生危机，德国社民党有机会在在野长达17年后第一次进入政府，参与执政。担任经济部长的席勒在起草《稳定与增长法》时，将“总体调控”思想融入立法实践中，强调“均衡、稳健”的社会经济政策，不再把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而是必须在市场经济秩序的框架内，实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贸易平衡和经济持续适度增长这四大目标的均衡发展。
法国社会党——“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1999年7月，法国社会党领袖、总理若斯潘提出了“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1999年11月，法国社会党在纲领性文件——《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法国社会党对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进言》中肯定了这个口号。2000年8月，若斯潘发表了《现代社会主义》一书，对该党1997年执政后的“现代社会主义”主张进行了总结阐述，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整套基本价值、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而资本主义因其具有“灵活性”和“可塑性”而成为一种具有“活力”的“力量”，但它是一种“正在前进却不知道通往何处的力量”，社会党人的使命是“思考、否定、抑制和改造资本主义”，通过国家“必要的调节”来改造资本主义。他主张“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反对社会的商品化，市场要为社会服务，国家要发挥经济发展的主导者作用，同时也要成为市场的调节者和规则的保护者。社会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公正、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使社会对弱者少一些无情，对强者多一点要求。2010年法国社会党在其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全面梳理了发展理念，倡导重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宏观调控，强调社会财富不应只有市场来分配，社会准则也不应仅仅以利润逻辑来支配。
英国工党——“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1983年，为了走出连续几次大选失利的阴影，英国工党的智囊机构——费边社邀请了一批同情和支持工党的知名学者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哲学”的研究班，定期集会，深入探讨英国工党失利的原因，力图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设计一个连贯的社会主义战略”，为未来的工党政府提供一套社会改革的“处方”。在讨论中，牛津大学的约翰·米勒教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提出“市场与社会主义的联姻”，认为政府（计划）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各有所长，如果将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计划就能在“必要之时”和“必要之处”加以运用；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弱化，而且衰弱到不能有所作为，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实行“市场与社会主义的联姻”，“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瑞典社民党——经济民主论。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社会党人认为，政治民主已成为左、右翼政党的共识，唯有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是社会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识之一。已故瑞典社民党主席、首相帕尔梅认为，社会党在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历史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争取选举权为中心的政治民主；以战胜贫困和不正义为核心的社会民主，以争取经济权力的经济民主。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脱离了民主的原则，具体表现在：一是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资本主义虽然发展了生产力，但它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排除了公民对生产的影响。二是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社会党人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但出现了财产和收入极其不平等的分配。三是增长模式的不合理。资本主义只注重经济量的增长，这种“不按生态与社会的迫切需要而进行规划的增长与进步背道而驰，因为它造成环境损伤并破坏就业机会”。社会党人需要的是那种“既开辟未来的机会且改善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因此，有必要对经济的发展过程实行民主的控制，把“民主的边界从它目前停留着的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去”[12]，实现经济民主。具体而言就是：一是经济结构民主化——公有制与计划性。经济民主要求“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润的利益”，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障和推行收入财产的合理分配。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生产必须是为人民的整体利益而计划的”。[13] 二是经济决策民主化——参与共决制。工人在公司和工作场所层次上的参与和共同决策，工会参与国民经济政策的决定，以实现对投资的公共监督，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使经济变革的代价和收益社会化。三是资本构成民主化——利润分享制。建立雇员投资基金，将企业的部分利润从雇主手中转变到雇员手中，变为雇员持有的企业股票，用于企业的再投资。 总而言之，社会党认为，经济民主并不是要取代自由市场经济，而只是通过政府干预来调节市场运作，矫正市场弊端。帕尔梅曾指出：通过实现经济民主，把经济组织成一个开放的、多样化的制度，而不是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在这样的制度中，形成了一种新市场经济秩序，使得“公民权置于所有权之上，劳动权置于资本权之上，消费权置于生产权之上”[14]，最终通过实现经济民主来补充政治民主、引导社会民主，从而建立一个“从政治观点角度看是稳定的，从经济角度看是强大的，从社会观点角度看是发达的”[15]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研究社会党混合经济
中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的意义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市场机制和政府调节有着各自的作用。如何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各自的效用，以防止“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始终必须关注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鉴于现代市场经济发源并成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身临其境的欧洲社会党人在如何对待市场经济、管理市场经济，使之充分发挥经济发展推进器的作用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正如国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有必要至少对社会民主党人正在着手解决的四大问题好好研究，这四大问题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制；国家与市场机制；生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政策的特点”[16]等。
当前，人们学习《决定》时，往往更多的是重视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社会党对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后果有切肤之感，“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那么会出现不可靠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那么不会有真正的公平竞争，而只会有来自垄断或垄断经营的单纯的剥削。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督，那么就会出现欺骗、诈取消费者的广告宣传和推销活动。如果没有政府的监督，那么就会出现不顾公众安全和生活质量对环境的开发。如果没有政府的行动，那么，一些雇主只会支付不足温饱的工资”。[17]因此，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重点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市场体系不完善、有形之手乱插；二是政府监管不到位、无形之手乱舞。
1988年5月，时任瑞典财政大臣顾问的克拉斯·埃克隆德在为《瑞典经济》一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中说了一段颇为中肯的话：“瑞典是个小国，它实行的是现代化的、技术先进的、高度国际化的混合经济。几十年来，瑞典经济的发展打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烙印，体现了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政策。因此，对中国读者来说，当你们的国家正在大力开展现代化建设时，借鉴西方国家的经济——尤其是类似瑞典这种市场经济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或许是一种激励！”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魏丹丹）
[1] 作者注：本文所讲的社会党主要是西欧、北欧国家社会党。
[2] 金斯利·马丁. 拉斯基评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184.
[3] 帝国主义者关于现阶段帝国主义的言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82.
[4]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M]. 黑龙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236.
[5] 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5： 205.
[6] 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276.
[7] 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299-300.
[8] 社会党国际文件编辑组.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M]. 黑龙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302-303.
[9] 阿伦·斯克德， 克里斯·库克. 战后英国政治史[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17.
[10] 中联部资料编辑中心选编. 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165.
[11] 索尔·埃斯特林， 尤里安·勒·格兰德. 市场社会主义[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122， 129.
[12] 拉斯基. 论当代革命[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189.
[13] 社会党国际文件编辑组. 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M]. 黑龙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5.
[14] 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139.
[15] 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388.
[16] 萨雷切夫. 寻求“第三条道路”——现代社会民主党思想发展史[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1： 300.
[17]《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