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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早，母亲三十几岁就守了寡。虽然生下4个儿女，但活下来的就我一个，母子两人相依为命。我年纪小，干不动农活，母亲不得不为那些单身男人做双鞋子，缝件衣裳，请他们帮忙干点农活。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一生是在纺花车前、织布机上以及剪刀和针线中度过的。
上世纪50年代，我在云南边防部队工作。当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做了祖母的母亲，再也在老家呆不住了，千里迢迢，来到离国境线只有10公里的滇南金平小城。那喜悦的心情，就不用说了。我想，母亲辛苦一辈子，这阵子随了军，陪着孙子玩玩，也该享点清福了。谁知她老人家就是闲不住，不是给孙子做双小鞋子，就是为孙子做件小衣服。做活时，母亲的眼睛非常吃力，仿佛要把对长孙的爱，通过这一针针一线线，密密地缝进去。有次我去昆明开会，在南屏街的一家眼镜店里，给母亲买了副150度的老花镜，铜镜架，蚂蚱腿，地地道道老样式。母亲戴上老花镜，做活时，再也不那么吃力了，很是高兴。从此，这老花镜便成了她的宝贝，做活的时候戴着，不做活的时候放在眼镜盒里，生怕宝贝孙子给她掰坏了。
1960年，我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当时规定家属不能带进北京，所以我就把一家人送回山西老家。那时候，云南和内地还不通火车，不能带很多东西，不少东西都丢在云南了，但母亲那副老花镜，却紧紧地揣在身上。
我们家乡虽然是革命老区，但却是个很穷的地方。除了一些读书人和过去的地主老财之外，人们不论近视、散光、还是老花，从来没人戴过眼镜。村里的老人们见母亲戴着眼镜做活，很羡慕：嘴里不停地说：“啧啧!你看人家做活都戴着眼镜，到底出过远门，去过云南。”那时候村里人说到云南，就如同当今说出过国，到过深圳、香港一样。
1962年母亲去世时，我本来要把她那副心爱的老花眼镜装入棺木，可是二叔却把我叫到一边，不好意思地说：“你能不能把你妈那副老花镜给我留下?”我想母亲劳累一生，如今已经归西，也该歇歇了，带着老花镜也没有什么用场，就把它留给了二叔。如今，二叔也已去世20多年了，那副铜镜架蚂蚱腿的老花眼镜还在人世吗?
(责编：辛娅)
一段刻骨铭心的相亲 袁风华
29岁那年，我离婚了。
顷刻之间，成了一个落魄的孤家寡人。我是家里的独子，当痛苦吞噬我的时候，母亲也因此憔悴了许多，苍老了许多。尽管我极力掩藏着无尽的失落，但还得娶妻结婚，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看着我一天天步入大龄青年的行列，母亲心急如焚。她不再顾及闲言碎语，四处托人，为我的第二次婚姻操办。想起自己多舛的命运、贫寒的家境，以及刚过。一米六的个头，我几欲丧失生活的勇气。
终于有人来说媒了。面对一场久盼的相亲机会，母亲投以极大的重视，定要亲自为我“助阵”。我是一个讲究面子的人，尽管老大的不情愿，但终究拗不过母亲。
那天，天阴沉沉的，偶尔秋风细雨的飘零，给相亲笼上了一层不祥的预兆。我和母亲提前10分钟来到一家茶馆。我耷拉着头，怕见熟人。母亲则不停地环视自己的衣着，嘟哝着不能出丑。约定的时间刚过，媒人领着姑娘来了，还有她的父母，阵势比较庞大。姑娘还算漂亮，比较开朗，长着一双灵动的眼睛。从内心讲，我不大喜欢那种个性张扬的女孩，但也似乎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媒人作中介，母亲和姑娘的父母开始试探性地“谈判”。不知怎的，我不禁想起这些年的曲折和失意，面对年逾花甲、常年多病，可还在为我婚姻大事操心的母亲，还有媒人的一片好心，我向姑娘首先表示了好感。对方好像对我的外观有些失望，又逐步小心翼翼地问询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母亲察觉到了我的惶恐不安，不停地用天气冷暖、物价涨跌等一些不相关的话题作掩饰。席间，媒人与姑娘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媒人传达了一层意思：姑娘勉强答应与我交往一段时间。母亲的脸上马上露出惊喜之色。
接下来安排了一桌不算丰盛的午餐。母亲高兴地吆喝服务员上菜，不大会儿，一切安排妥当。毕竟我算过来人，懂得一些礼节，开始恭恭敬敬斟酒、摆箸。斟好酒刚说了几句客气话，突然觉着少了点什么。我下意识地转身一看，母亲不见了，以为她去了卫生间，也没多问。轮到姑娘的父亲斟酒时，他提出一定得给我母亲也斟上一杯，我这才发现母亲还没回来，出去找了一圈仍不见人影。我急了，赶紧拨打家里的电话，母亲没有手机，只能唯此一试。是父亲接的电话，他支吾了一阵，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缘由：昨晚我们商量过了，你母亲吃饭时面肌痉挛抖动得特别厉害，不能影响你们吃饭的情绪，所以你母亲早做准备逃走了!
霎时，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夺眶而出。母亲啊!儿虽不才，让你失去了儿媳妇，但“儿不嫌母丑”的道理却还是明白的呀!想想自己的不幸，拖累得两位老人晚境如此凄凉，我真是不孝之子啊!大庭广众之下，我严重失态了……走的时候，媒人朝我摇摇头，尴尬地笑了笑。奔跑到家，我趴在床上啜泣不止，母亲两眼噙泪，欲言又止……
一晃，母亲马上就要当奶奶了。每当看到母亲幸福地编织着小宝宝的衣服时，我便不由得回想起当年相亲的一幕：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母亲，悄然离开饭桌，佝偻着身子，饿着肚子回到家里，翘首期盼儿子满面春风、带着笑容归来的情景。
(责编：辛娅)
上世纪50年代，我在云南边防部队工作。当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做了祖母的母亲，再也在老家呆不住了，千里迢迢，来到离国境线只有10公里的滇南金平小城。那喜悦的心情，就不用说了。我想，母亲辛苦一辈子，这阵子随了军，陪着孙子玩玩，也该享点清福了。谁知她老人家就是闲不住，不是给孙子做双小鞋子，就是为孙子做件小衣服。做活时，母亲的眼睛非常吃力，仿佛要把对长孙的爱，通过这一针针一线线，密密地缝进去。有次我去昆明开会，在南屏街的一家眼镜店里，给母亲买了副150度的老花镜，铜镜架，蚂蚱腿，地地道道老样式。母亲戴上老花镜，做活时，再也不那么吃力了，很是高兴。从此，这老花镜便成了她的宝贝，做活的时候戴着，不做活的时候放在眼镜盒里，生怕宝贝孙子给她掰坏了。
1960年，我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当时规定家属不能带进北京，所以我就把一家人送回山西老家。那时候，云南和内地还不通火车，不能带很多东西，不少东西都丢在云南了，但母亲那副老花镜，却紧紧地揣在身上。
我们家乡虽然是革命老区，但却是个很穷的地方。除了一些读书人和过去的地主老财之外，人们不论近视、散光、还是老花，从来没人戴过眼镜。村里的老人们见母亲戴着眼镜做活，很羡慕：嘴里不停地说：“啧啧!你看人家做活都戴着眼镜，到底出过远门，去过云南。”那时候村里人说到云南，就如同当今说出过国，到过深圳、香港一样。
1962年母亲去世时，我本来要把她那副心爱的老花眼镜装入棺木，可是二叔却把我叫到一边，不好意思地说：“你能不能把你妈那副老花镜给我留下?”我想母亲劳累一生，如今已经归西，也该歇歇了，带着老花镜也没有什么用场，就把它留给了二叔。如今，二叔也已去世20多年了，那副铜镜架蚂蚱腿的老花眼镜还在人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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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刻骨铭心的相亲 袁风华
29岁那年，我离婚了。
顷刻之间，成了一个落魄的孤家寡人。我是家里的独子，当痛苦吞噬我的时候，母亲也因此憔悴了许多，苍老了许多。尽管我极力掩藏着无尽的失落，但还得娶妻结婚，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看着我一天天步入大龄青年的行列，母亲心急如焚。她不再顾及闲言碎语，四处托人，为我的第二次婚姻操办。想起自己多舛的命运、贫寒的家境，以及刚过。一米六的个头，我几欲丧失生活的勇气。
终于有人来说媒了。面对一场久盼的相亲机会，母亲投以极大的重视，定要亲自为我“助阵”。我是一个讲究面子的人，尽管老大的不情愿，但终究拗不过母亲。
那天，天阴沉沉的，偶尔秋风细雨的飘零，给相亲笼上了一层不祥的预兆。我和母亲提前10分钟来到一家茶馆。我耷拉着头，怕见熟人。母亲则不停地环视自己的衣着，嘟哝着不能出丑。约定的时间刚过，媒人领着姑娘来了，还有她的父母，阵势比较庞大。姑娘还算漂亮，比较开朗，长着一双灵动的眼睛。从内心讲，我不大喜欢那种个性张扬的女孩，但也似乎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媒人作中介，母亲和姑娘的父母开始试探性地“谈判”。不知怎的，我不禁想起这些年的曲折和失意，面对年逾花甲、常年多病，可还在为我婚姻大事操心的母亲，还有媒人的一片好心，我向姑娘首先表示了好感。对方好像对我的外观有些失望，又逐步小心翼翼地问询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母亲察觉到了我的惶恐不安，不停地用天气冷暖、物价涨跌等一些不相关的话题作掩饰。席间，媒人与姑娘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媒人传达了一层意思：姑娘勉强答应与我交往一段时间。母亲的脸上马上露出惊喜之色。
接下来安排了一桌不算丰盛的午餐。母亲高兴地吆喝服务员上菜，不大会儿，一切安排妥当。毕竟我算过来人，懂得一些礼节，开始恭恭敬敬斟酒、摆箸。斟好酒刚说了几句客气话，突然觉着少了点什么。我下意识地转身一看，母亲不见了，以为她去了卫生间，也没多问。轮到姑娘的父亲斟酒时，他提出一定得给我母亲也斟上一杯，我这才发现母亲还没回来，出去找了一圈仍不见人影。我急了，赶紧拨打家里的电话，母亲没有手机，只能唯此一试。是父亲接的电话，他支吾了一阵，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缘由：昨晚我们商量过了，你母亲吃饭时面肌痉挛抖动得特别厉害，不能影响你们吃饭的情绪，所以你母亲早做准备逃走了!
霎时，一阵撕心裂肺般的疼痛，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夺眶而出。母亲啊!儿虽不才，让你失去了儿媳妇，但“儿不嫌母丑”的道理却还是明白的呀!想想自己的不幸，拖累得两位老人晚境如此凄凉，我真是不孝之子啊!大庭广众之下，我严重失态了……走的时候，媒人朝我摇摇头，尴尬地笑了笑。奔跑到家，我趴在床上啜泣不止，母亲两眼噙泪，欲言又止……
一晃，母亲马上就要当奶奶了。每当看到母亲幸福地编织着小宝宝的衣服时，我便不由得回想起当年相亲的一幕：一个饱经风霜的老母亲，悄然离开饭桌，佝偻着身子，饿着肚子回到家里，翘首期盼儿子满面春风、带着笑容归来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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