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孙女今年6岁了，在幼儿园大班。一天回来，口中念念有词，像念儿歌一样：“人之初，性本善……”一直念到“苟不教，性乃迁”。只念叨着而不知什么意思。有一天，口中咕咕哝哝，问她背的什么，她说是：“×××，自己心。”幼儿园卖给她一本书，那书的封面写着：《儿童国学读本·三字经·弟子规》。她背的该是《弟子规》的“首者弟，次谨信”吧。当然小家伙很快就没兴致了，书扔在一边，还是看她的《三只小猪》去了。我由此想写一篇短文。
　　“国学”究竟是什么？似乎没谁说得清楚。从根子上说，所谓“国学”的提出，是同“西学”对立和抗衡的。自清末至如今，所谓“国学”，时兴时废，经过岁月和世事的淘洗，早已没有后劲了。这次“国学”发烧，有人鼓励，有人响应，媒体哄炒，从弘扬民族文化到祭孔尊孔，起孔子于地下，让他跟“国际接轨”，造成四方来朝的声势，于是中学办“读经班”，高等学府办“国学院”。
　　然而，所谓“国学”者何？不过相当于现代版的张南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中学”。张之洞以为这样就可以“双美并”了。殊不知那是“并”不起来的。那时的“西学”指的是“洋务派”所说的洋枪洋炮之类的物质文明。民国肇始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西学”的内容便意味着“科学与民主”了，而“中学”的内容却没有变，仍是那些老古董。“中学”改称为“国学”，同“国运民瘼”挂上了钩。于是经史子集，宋明理学，乾嘉朴学都囊括了进去。还有什么呢？这不是同“西学”相对的吗？
　　我小时念过一些论孟，由于彼时的学校教育在总体上是“新式”的了，那些老一套在我脑子里只存零零碎碎的一些语录，在社会上和教育层面，则无论如何时兴不起来了。李大钊早就说过，孔儒碰上西方的工业文明已经败下阵来了。大约在中学时代，我读了些鲁迅、胡适之，幼年念过的论孟就更没有多大地盘了。到40年代我还不太懂何为政治，但是隐隐约约的脑子里的反封建礼教的意识愈来愈多了。这是我这个年龄的人在那时所共有的。鲁迅劝青年人少读或不读古书，说字里行间挤出了两个字：“吃人。”鲁迅矫枉过正，但说到了骨子里，戳到了旧制度的神经中枢。
　　五四运动后曾有“整理国故”一说。在新条件下看待国故有一层清理和清算它们的意义。闻一多整理古籍，用功甚勤，但是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经过10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闻一多开的什么“方”，当然就是把民主自由的理想努力变为现实。“旧学”或“国学”能完成这个任务吗？如今改革开放了，反倒搬出逆时而退的“国学”来了。岂不怪哉！
　　说要让青年人读些文言文，念点古文，这我是赞成的，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说的，因为那是一种关乎文化学养的问题。我劝他们不妨先读读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和《诗言志辨》这两种书。有这样的书垫底，在这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志趣，选读些《古文观止》之类，能读得多些更好，则什么“国学班”、“读经班”都可以免了。显然，这与让“国学”发起烧来，是两回事。
　　很有些人拿上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4大导师“国学院”说事儿，似乎所谓“清华学派”由此奠基。陈寅恪先生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虽早年留学域外，且曾说过古希腊文化优于我三代周秦，但揆其一生所致力的全在于从经学起到与西方文明碰头之前几千年的学问。不过陈先生从来不以“国学”称之。与短暂的“国学院”相比，之后的清华文学院所从事的教学和创获，在长得多的时期中比“国学院”要广得多，也新得多了。如今一提“清华学派”便抬出4大导师的“国学院”，而很少提甚至几乎不提名师如云的文学院。这至少有失偏颇，不大公允。这话扯得有些远了。
　　其实，我确实用不着对今天的“国学热”饶舌，或杞忧，因为它太不合时宜，那热度注定是长不了的。久而久之，自会退烧。学问之事一旦与功利挂上钩，攀上亲，就早晚会产生与学问的目的相悖的“异化”或谬种。唉！“国学”，“国学”，多少笑话假汝之名以行！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陈乐民文存·给没有收信人的信》 编者：陈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