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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栏目的3篇论文讨论的主题虽然不同，但也并非毫无关联。3篇论文分别探索了人们如何面对人生、面对当前和面对未来时，所思、所言及所做。
褚建芳的《今生与来世——对芒市傣族的生活佛教与财富实践的人类学考察”》带我们进入人们对生命世界的一种理解语境。从中看到，芒市的傣族如何调整他们的生活秩序。在他们的生命观里，人生并不只是现世，还包括了往生之后的世界。今生只不过是整体生命循环轮回当中的一环，而推动这种轮回靠的是众生的业力，如何造就业力靠的是今生的积累——也就是被视为非理性的花费，把辛勤劳动所得大量地花费在虔诚事佛的过程中。但是如果从他们的生命观来看问题，我们又不能将之视为非理性的行为。
人类学历来对“理性人”的假设有所质疑，强调前工业社会的经济活动的共同体性质。在经济嵌入社会的情况下，是否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成问题的。但是，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强调，追求最大化并不一定是利益而是其他东西。例如著名的莫斯（Marcel Mauss）就强调，北美西北印第安人的夸富宴的实践者想成就的是威望的最大化，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的社群在整个区域的阶序中占据先机（Mauss 1990）。挪威人类学家巴特（Fredrik Barth）以其特有的洞见支持了莫斯的说法。在他看来，追求最大化具有普遍性意义，但这种最大化无疑受到社会文化制约，因而是具体的。他用行为最大化（behavioral maximization）或者行动最大化（maximizing action） 来取代利益最大化（Barth 1965）。由是，何为理性应该予以重新解读。如果理性指的是一种经过某种“策划”或者“计策”的行动，那么理性存在于任何社会。正如人类学家科勒（Eva Keller）所揭示的那样，对于许多宗教信徒而言，他们的信仰并非盲目而是建立在理性探求和实证之上。强调文本的基督教与科学看似完全对立但却共享相同的强烈欲望，这就是通过精准的理性来理解世界（Keller 2007）。
芒市傣族在事佛上的消费最终与上述科勒的描述不谋而合。诚如作者所言，这些非但“不是浪费和非理性‘花费’，而且是一种储积和理性投资”。作者据此与社会科学大师韦伯对话，指出宗教在韦伯及其追随者当中是哲学意义上的，而这种宗教在民间的实践状况如何却关注不够。这种关注不够或者误解出自两个偏见，即欧洲中心论和唯精英论。
丁玲的《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传统再造——以东莞‘莞香’速食化包装为例 》一文则以“莞香”在东莞腾笼换鸟产业转型过程中如何被包装讨论传统再造。傳统的发明或者再创造原先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概念，但后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出现的各种现象遂走出了民族主义的研究领域而被广泛使用。如果说丁玲的论文与其他相类研究有所不同，那就在聚焦于观察东莞的产业转型过程出现的新的、有创意的要素。这些要素导致了城市中社会关系的重构，文化重新被塑造。这种情况并非仅仅发生在东莞，在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了意识形态、政府政策，全球化的推动力等等。而在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与原先红火的经济相适应，被用于腾笼换鸟的任何成分都可以被迅速包装，这种包装又离不开传统话语的环绕，于是就有了再造传统的活动，而被使用或者再造的传统则如吉登斯所言的，是被选择的传统（Giddens 2001）。换言之，这是经过策划的，从传统的储藏室里翻出来的，用来打造新的、具有一定潜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任何有用之物。
邱月的《感受歌舞——灾后重建中的身体和自我认同》讨论身体感与灾后重建的关系。这是一个新颖的话题。早期人类学家里弗斯（W.H.R.Rivers）曾根据有些病人表现出的症状，指出战争期间的炸弹所带来的对人对感官和心理的深刻影响。但邱月的研究显然与从医生转变成为人类学家的里弗斯大为不同。她所聚焦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重建所引发的一些现象。她认为灾后重建给当地人的生活造成时空上的断裂，而人们则通过诸如歌舞来重塑自己的地方感。之所以如此，与当地建立的新的县城所在地有关。人们亟待通过新的表述来体现新的地方和新的生活，歌舞是为当地少数民族用以适应灾难所造成的空间转换和解决自我认同危机的感知方式。总之，作者将歌舞活动视为当地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对新生活的调适手段。作者揭示了灾后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光是生活区域的物理性重建，还包括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调适与重建。我们从作者的表述中看到，对于灾后的人们，文化生活的重新活跃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展示了一种面对未来的积极态度，这对经历过巨大灾害的人们而言意义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Barth， Fredrik
1963，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The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 in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Norway.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Giddens， Anthony
2001 Runaway World， London： Polity.
Keller， Eva
2007，"Why， exactly， is the world as it is？"，in Rita Astuti， Jonathan Parry & Charles Stafford eds.： Questions of Anthrop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pp. 77-105.
Mauss， Marcel
1990[1930]，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Translated by W. D. Halis.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褚建芳的《今生与来世——对芒市傣族的生活佛教与财富实践的人类学考察”》带我们进入人们对生命世界的一种理解语境。从中看到，芒市的傣族如何调整他们的生活秩序。在他们的生命观里，人生并不只是现世，还包括了往生之后的世界。今生只不过是整体生命循环轮回当中的一环，而推动这种轮回靠的是众生的业力，如何造就业力靠的是今生的积累——也就是被视为非理性的花费，把辛勤劳动所得大量地花费在虔诚事佛的过程中。但是如果从他们的生命观来看问题，我们又不能将之视为非理性的行为。
人类学历来对“理性人”的假设有所质疑，强调前工业社会的经济活动的共同体性质。在经济嵌入社会的情况下，是否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成问题的。但是，也有一些人类学家强调，追求最大化并不一定是利益而是其他东西。例如著名的莫斯（Marcel Mauss）就强调，北美西北印第安人的夸富宴的实践者想成就的是威望的最大化，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的社群在整个区域的阶序中占据先机（Mauss 1990）。挪威人类学家巴特（Fredrik Barth）以其特有的洞见支持了莫斯的说法。在他看来，追求最大化具有普遍性意义，但这种最大化无疑受到社会文化制约，因而是具体的。他用行为最大化（behavioral maximization）或者行动最大化（maximizing action） 来取代利益最大化（Barth 1965）。由是，何为理性应该予以重新解读。如果理性指的是一种经过某种“策划”或者“计策”的行动，那么理性存在于任何社会。正如人类学家科勒（Eva Keller）所揭示的那样，对于许多宗教信徒而言，他们的信仰并非盲目而是建立在理性探求和实证之上。强调文本的基督教与科学看似完全对立但却共享相同的强烈欲望，这就是通过精准的理性来理解世界（Keller 2007）。
芒市傣族在事佛上的消费最终与上述科勒的描述不谋而合。诚如作者所言，这些非但“不是浪费和非理性‘花费’，而且是一种储积和理性投资”。作者据此与社会科学大师韦伯对话，指出宗教在韦伯及其追随者当中是哲学意义上的，而这种宗教在民间的实践状况如何却关注不够。这种关注不够或者误解出自两个偏见，即欧洲中心论和唯精英论。
丁玲的《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传统再造——以东莞‘莞香’速食化包装为例 》一文则以“莞香”在东莞腾笼换鸟产业转型过程中如何被包装讨论传统再造。傳统的发明或者再创造原先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概念，但后来随着全球化进程出现的各种现象遂走出了民族主义的研究领域而被广泛使用。如果说丁玲的论文与其他相类研究有所不同，那就在聚焦于观察东莞的产业转型过程出现的新的、有创意的要素。这些要素导致了城市中社会关系的重构，文化重新被塑造。这种情况并非仅仅发生在东莞，在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了意识形态、政府政策，全球化的推动力等等。而在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为了与原先红火的经济相适应，被用于腾笼换鸟的任何成分都可以被迅速包装，这种包装又离不开传统话语的环绕，于是就有了再造传统的活动，而被使用或者再造的传统则如吉登斯所言的，是被选择的传统（Giddens 2001）。换言之，这是经过策划的，从传统的储藏室里翻出来的，用来打造新的、具有一定潜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任何有用之物。
邱月的《感受歌舞——灾后重建中的身体和自我认同》讨论身体感与灾后重建的关系。这是一个新颖的话题。早期人类学家里弗斯（W.H.R.Rivers）曾根据有些病人表现出的症状，指出战争期间的炸弹所带来的对人对感官和心理的深刻影响。但邱月的研究显然与从医生转变成为人类学家的里弗斯大为不同。她所聚焦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重建所引发的一些现象。她认为灾后重建给当地人的生活造成时空上的断裂，而人们则通过诸如歌舞来重塑自己的地方感。之所以如此，与当地建立的新的县城所在地有关。人们亟待通过新的表述来体现新的地方和新的生活，歌舞是为当地少数民族用以适应灾难所造成的空间转换和解决自我认同危机的感知方式。总之，作者将歌舞活动视为当地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对新生活的调适手段。作者揭示了灾后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光是生活区域的物理性重建，还包括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调适与重建。我们从作者的表述中看到，对于灾后的人们，文化生活的重新活跃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展示了一种面对未来的积极态度，这对经历过巨大灾害的人们而言意义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Barth， Fredrik
1963，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 The Role of the Entrepreneur in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Norway.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Giddens， Anthony
2001 Runaway World， London： Polity.
Keller， Eva
2007，"Why， exactly， is the world as it is？"，in Rita Astuti， Jonathan Parry & Charles Stafford eds.： Questions of Anthrop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pp. 77-105.
Mauss， Marcel
1990[1930]，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Translated by W. D. Halis.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