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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做着一份需要专业背景的工作,经常加班,拿着不高不低的薪水,供着一套不大的房子,身体或多或少都有点小毛病,压力与他们如影随形。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玩命向上生长,或者被社会无情淘汰
凌晨两点半,气温零度。25岁的上海本地姑娘郭冉冉裹着黑色羽绒服,独自坐在一辆“黑摩的”上面,重重叹气。她已经记不清这是她工作以来第几次半夜回家了。
郭冉冉是上海一家大型都市报的记者,每天负责两个版面的采写和编辑,月收入4000元人民币,另外有400元左右的“灰色收入”,业内叫“红包”。
她是这样分配这4400元的:交通费600元(自从上海的出租车涨价30%后,她开始更多的选择地铁、公交和“黑摩的”,几乎放弃了打车);手机费300元;基金定投1000元;住在父母家,省去了房租,但需要交家里的水电煤、物业等费用1000元;吃饭加上买衣服1000多元(商场太贵,爱美的她都是在地铁站周边的地摊上买衣服)。
这样算下来,4400元,所剩无几。糟糕的是,她所在的报社去年在金融风暴中不断减薪,每个稿子的薪酬减了三分之一,至今也没涨回来。
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出生于七八十年代,家境普通,受过良好的教育,做着一份需要专业背景的工作,经常加班,拿着不高不低的薪水,供着一套不大的房子,身体或多或少都有点小毛病,压力与他们如影随形。
2010年3月进行的“小康职场健康调查”显示,76.7%的80后和81.7%的70后感觉压力“较大”或“极大”,38.8%的80后和50.4%的70后有被榨干的感觉。工作的倦怠感,生活的无力感,是他们的普遍状态。
每天活得像轮回一样
郭冉冉每天7点起床,在家吃早饭后先坐公交,再倒地铁,一个钟头后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她中午从来不吃饭,因为单位食堂不好吃,外卖又太贵。如果没有采访任务,每天的第二顿饭于下午五点左右草草在食堂解决。晚上的正常下班时间是10点,到家11点多。出外采访的时候,吃饭和回家都没有准点。
“报纸每天都要出版,有没有新闻都是我自己去采,没有选题就会开天窗,每天活得像轮回一样。”郭冉冉向《小康》记者抱怨道,“生活不规律、工作又太忙,我现在百病缠身:角膜炎、鼻炎、胃病、腰酸、肾炎,还满脸长痘痘,还有严重失眠。”
2009年从夏天到秋天的四个月,报纸和电视台合作搞活动,郭冉冉连着100多天没休周末,从那时开始了与失眠的斗争。最严重的时候,她直到凌晨5点都睡不着,后来只能靠吃安眠药维持睡眠,直到现在。因为“百病缠身”,她看了很多医生,每天需要吃两次中药,顺带治痘痘,可惜暂时没有效果。
“看别人要么有闲,要么有钱。我是既没空又没钱。我从没喜欢过这个工作,现在这样,仅仅是为糊口和满足我妈‘必须在上海本地工作’的愿望。”郭冉冉愁眉苦脸地说。
和她一起毕业于某著名大学新闻系的男朋友王超目前供职于山东济南的一家大型报业集团,每月收入3000元,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跟冉冉相比,王超的工作强度更大,每周有连续的两天不能睡觉——早9点上班,凌晨4点下班。除了这两天,还有另外一天是夜班。刚刚工作一年多的王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耳鸣。他坚持每个月去一次上海,与冉冉见面。
为了孩子,再买一套房子
对比80后郭冉冉的生活,今年35岁的高校教师李倩觉得自己和老公属于“时代的受益者”。“至少我们买得起房子和车子,有点不动产。”李倩说。她和老公2001年结婚,当时贷款十年买了一套房子,2010年初刚刚还清贷款。另外,他们在郊区还有一套比较大的房子,预备给父母住。
如果李倩说自己家的钱根本不够花,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会很生气。每月两人的收入1.5万左右,刨去基本生活开支5000元和基金定投,还能存几千。“CPI一直在涨,工资原地踏步。个人生活质量难以保证,钱到哪里去了?房子。”
李倩的女儿刚刚8个月大,还不会走路和说话,但李倩已经开始为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筹划买第三套房子,要求必须靠近优质教育资源,因为“进好的幼儿园才能进好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在北京,符合李倩要求的房子,均价每平米三万元以上。
李倩目前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外语系任教,“因为现在的学生没有学习热情,所以职业成就感不高”,并且工作压力很大——因为学校对教师的考核非常严格,一旦考核不达标,就会有被淘汰转做行政人员的危险。她这几年一直在职读博士,由于有妇科疾病和两次非正常流产,导致身体很不好,博士至今没毕业。
“我有三重压力:作为女博士,有科研的压力;作为教师,有工作的压力;作为母亲、女儿和妻子,还有家庭的压力;层层重压累积,压力体积成倍增长。”李倩前几年自顾难暇,顾不上照顾父母,现在父母亲有糖尿病、高血压、白内障。双方父母都有医疗保险,这让李倩觉得庆幸——“有一位40岁的在北大教书的女教师,父母在农村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去年同时得了癌症,她的孩子又赶上小升初,顿时压力巨大。”
李倩的老公陈飞是广播电台的中层领导,因为“空播8秒就算事故”,他感到“每时每刻的压力”。陈飞处于标准的“亚健康”状态,每天晚上必须靠安眠药才能睡着。他感叹:“这样下去,身体早晚要垮掉!”
李倩认为她与老公属于“岌岌可危的中间阶层”,“社会的稳定要靠中层,但中层非常不稳。因为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我们只能拿身体换名誉和钱。我们对未来不确定,我们怕被社会淘汰,生活有不安感、焦虑感。工作有被社会盘剥的感觉。这都是赤裸裸的现实。”
最近三年,李倩和陈飞没有任何休闲计划。他们几年前就预订了去云南丽江的旅游团,工作太忙,一直没去成。“浪漫需要闲和钱,这两样我们都没有。”
最怕“加班文化”
3月4日晚上十点半,28岁的赵明亮在公司吃完晚饭,坐上班车,准备回家。赵明亮就职于“中国最累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的企业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床垫文化”。华为有个传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张放在办公桌下面的床垫。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累了就睡床垫,醒了爬起来再干。2007年前后,华为接连发生了几起内部年轻员工猝死或自杀事件,但其高层并不承认这与“床垫文化”直接相关。
赵明亮并非不知道华为的“累”。2006年硕士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型国企做技术。“之前的工作量不到现在的四分之一,我就是受不了那份清闲,才跳槽到华为的。”赵明亮选择这份“累”的代价是:加班是家常便饭,每个月最多只能休息三天,其他时间都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他连续一个月每天都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其中最长的一次加班是“今天早晨来了,第二天中午才回家。”
赵明亮的同事,蒲伟,因为受不了华为紧张的工作氛围,在试用期就开始“找下家,逃脱苦海”,最近终于成功跳槽到一家外企。
赵明亮每天只吃两顿饭,从来不吃早饭,第一顿饭中午十二点吃,第二顿饭晚上十点吃。作为IT从业者,他有“电脑依赖症”,虽然每天在公司至少有十几个小时是对着电脑,每天晚上十一点他到家的第一件事还是要把电脑打开,浏览网页、打游戏,直到一两点再入睡。
作息时间不规律加上长期坐着用电脑,他经常头疼、颈椎疼,“几乎所有同事的颈椎都疼”。他和新婚妻子计划周末去打羽毛球,因为工作忙,一直没实行过。他们贷款50万买了一套二居室,准备用20年时间还完房贷。
“慢慢还呗。”赵明亮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还算满意,想起猝死和自杀的同事们,只是偶尔觉得后怕:“怕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
结婚与浪漫无关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来自中国的外交官张林正在联合国内部会议上演讲。做完演讲,他长舒一口气——终于可以结束长达20天的出差,恢复到每天朝九晚五、乘公交、吃食堂的日常生活了。
他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简单洗漱后,用一个钟头挤公交到单位,开始工作。由于起得太早,他上午工作的时候经常觉得头昏昏的,不能集中精力。正常下班时间是下午五点,但张林经常需要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最晚一次是凌晨三点。
“社会上说公务员工作的时候就是喝茶看报,那是误解。绝大部分公务员付出的不少,而且几乎没有灰色收入。”张林的职称是副科级,月收入稳定在5000～6000元人民币。他去年的年终奖是“第十三个月工资”,800元人民币。他唯一的灰色收入是:在节假日期间的出租车票可以报销。
今年30岁的张林高大帅气,有一套首付13万的经济适用房,贷款十几万,计划用十年还清,因此还贷压力较小。这个工作加上不错的硬件条件,按常理早已婚配。
可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这令部里的大姐们和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很着急,从2006年开始给他张罗着相亲,无数相亲之后,无一命中。于是,继续。
只有少数几个朋友以及他自己知道,张林是同性恋。
张林从中学时就确定自己喜欢男孩,这么多年来,没有改变,也不知道将来能否改变。之前相亲也遇到过性格上合得来的姑娘,但张林一想到自己的情况,“怕害了人家”,就退缩了。
2010年底,张林马上要被派驻外国,一去四年。中国外交官不允许娶外国人,必须在国内解决婚姻大事。妈妈一想到等张林回来都34岁了,天天催着让他在这几个月锁定一个姑娘,赶紧结婚。
张林最纠结的是,内心非常渴望稳定的婚姻、自己的孩子;同时,又放不下自己的同性朋友。“我必须找个女孩结婚。我觉得我可以应付婚姻生活,但不一定是现在。”
与还在寻觅真爱的张林相比,上海记者郭冉冉在感情上是幸运的。
她和男友王超准备明年结婚。他们不准备大办婚礼,这样可以把省出的钱拿出来旅行。至于房子,也不在计划内。郭冉冉说:“上海的房价变态,比北京、东京、台北、巴黎都高!这里是有钱人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被踢出局。”
(应受访人要求,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这里是有钱人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被踢出局。”
——记者,郭冉冉
“我们只能拿身体换名誉和金钱。”
——高校教师,李倩
“怕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
——工程师,赵明亮
“我可以应付婚姻生活,但不一定是现在。”
——公务员,张林
凌晨两点半,气温零度。25岁的上海本地姑娘郭冉冉裹着黑色羽绒服,独自坐在一辆“黑摩的”上面,重重叹气。她已经记不清这是她工作以来第几次半夜回家了。
郭冉冉是上海一家大型都市报的记者,每天负责两个版面的采写和编辑,月收入4000元人民币,另外有400元左右的“灰色收入”,业内叫“红包”。
她是这样分配这4400元的:交通费600元(自从上海的出租车涨价30%后,她开始更多的选择地铁、公交和“黑摩的”,几乎放弃了打车);手机费300元;基金定投1000元;住在父母家,省去了房租,但需要交家里的水电煤、物业等费用1000元;吃饭加上买衣服1000多元(商场太贵,爱美的她都是在地铁站周边的地摊上买衣服)。
这样算下来,4400元,所剩无几。糟糕的是,她所在的报社去年在金融风暴中不断减薪,每个稿子的薪酬减了三分之一,至今也没涨回来。
城市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出生于七八十年代,家境普通,受过良好的教育,做着一份需要专业背景的工作,经常加班,拿着不高不低的薪水,供着一套不大的房子,身体或多或少都有点小毛病,压力与他们如影随形。
2010年3月进行的“小康职场健康调查”显示,76.7%的80后和81.7%的70后感觉压力“较大”或“极大”,38.8%的80后和50.4%的70后有被榨干的感觉。工作的倦怠感,生活的无力感,是他们的普遍状态。
每天活得像轮回一样
郭冉冉每天7点起床,在家吃早饭后先坐公交,再倒地铁,一个钟头后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她中午从来不吃饭,因为单位食堂不好吃,外卖又太贵。如果没有采访任务,每天的第二顿饭于下午五点左右草草在食堂解决。晚上的正常下班时间是10点,到家11点多。出外采访的时候,吃饭和回家都没有准点。
“报纸每天都要出版,有没有新闻都是我自己去采,没有选题就会开天窗,每天活得像轮回一样。”郭冉冉向《小康》记者抱怨道,“生活不规律、工作又太忙,我现在百病缠身:角膜炎、鼻炎、胃病、腰酸、肾炎,还满脸长痘痘,还有严重失眠。”
2009年从夏天到秋天的四个月,报纸和电视台合作搞活动,郭冉冉连着100多天没休周末,从那时开始了与失眠的斗争。最严重的时候,她直到凌晨5点都睡不着,后来只能靠吃安眠药维持睡眠,直到现在。因为“百病缠身”,她看了很多医生,每天需要吃两次中药,顺带治痘痘,可惜暂时没有效果。
“看别人要么有闲,要么有钱。我是既没空又没钱。我从没喜欢过这个工作,现在这样,仅仅是为糊口和满足我妈‘必须在上海本地工作’的愿望。”郭冉冉愁眉苦脸地说。
和她一起毕业于某著名大学新闻系的男朋友王超目前供职于山东济南的一家大型报业集团,每月收入3000元,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跟冉冉相比,王超的工作强度更大,每周有连续的两天不能睡觉——早9点上班,凌晨4点下班。除了这两天,还有另外一天是夜班。刚刚工作一年多的王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耳鸣。他坚持每个月去一次上海,与冉冉见面。
为了孩子,再买一套房子
对比80后郭冉冉的生活,今年35岁的高校教师李倩觉得自己和老公属于“时代的受益者”。“至少我们买得起房子和车子,有点不动产。”李倩说。她和老公2001年结婚,当时贷款十年买了一套房子,2010年初刚刚还清贷款。另外,他们在郊区还有一套比较大的房子,预备给父母住。
如果李倩说自己家的钱根本不够花,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会很生气。每月两人的收入1.5万左右,刨去基本生活开支5000元和基金定投,还能存几千。“CPI一直在涨,工资原地踏步。个人生活质量难以保证,钱到哪里去了?房子。”
李倩的女儿刚刚8个月大,还不会走路和说话,但李倩已经开始为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筹划买第三套房子,要求必须靠近优质教育资源,因为“进好的幼儿园才能进好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在北京,符合李倩要求的房子,均价每平米三万元以上。
李倩目前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外语系任教,“因为现在的学生没有学习热情,所以职业成就感不高”,并且工作压力很大——因为学校对教师的考核非常严格,一旦考核不达标,就会有被淘汰转做行政人员的危险。她这几年一直在职读博士,由于有妇科疾病和两次非正常流产,导致身体很不好,博士至今没毕业。
“我有三重压力:作为女博士,有科研的压力;作为教师,有工作的压力;作为母亲、女儿和妻子,还有家庭的压力;层层重压累积,压力体积成倍增长。”李倩前几年自顾难暇,顾不上照顾父母,现在父母亲有糖尿病、高血压、白内障。双方父母都有医疗保险,这让李倩觉得庆幸——“有一位40岁的在北大教书的女教师,父母在农村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去年同时得了癌症,她的孩子又赶上小升初,顿时压力巨大。”
李倩的老公陈飞是广播电台的中层领导,因为“空播8秒就算事故”,他感到“每时每刻的压力”。陈飞处于标准的“亚健康”状态,每天晚上必须靠安眠药才能睡着。他感叹:“这样下去,身体早晚要垮掉!”
李倩认为她与老公属于“岌岌可危的中间阶层”,“社会的稳定要靠中层,但中层非常不稳。因为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我们只能拿身体换名誉和钱。我们对未来不确定,我们怕被社会淘汰,生活有不安感、焦虑感。工作有被社会盘剥的感觉。这都是赤裸裸的现实。”
最近三年,李倩和陈飞没有任何休闲计划。他们几年前就预订了去云南丽江的旅游团,工作太忙,一直没去成。“浪漫需要闲和钱,这两样我们都没有。”
最怕“加班文化”
3月4日晚上十点半,28岁的赵明亮在公司吃完晚饭,坐上班车,准备回家。赵明亮就职于“中国最累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的企业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床垫文化”。华为有个传统,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张放在办公桌下面的床垫。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累了就睡床垫,醒了爬起来再干。2007年前后,华为接连发生了几起内部年轻员工猝死或自杀事件,但其高层并不承认这与“床垫文化”直接相关。
赵明亮并非不知道华为的“累”。2006年硕士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型国企做技术。“之前的工作量不到现在的四分之一,我就是受不了那份清闲,才跳槽到华为的。”赵明亮选择这份“累”的代价是:加班是家常便饭,每个月最多只能休息三天,其他时间都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他连续一个月每天都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其中最长的一次加班是“今天早晨来了,第二天中午才回家。”
赵明亮的同事,蒲伟,因为受不了华为紧张的工作氛围,在试用期就开始“找下家,逃脱苦海”,最近终于成功跳槽到一家外企。
赵明亮每天只吃两顿饭,从来不吃早饭,第一顿饭中午十二点吃,第二顿饭晚上十点吃。作为IT从业者,他有“电脑依赖症”,虽然每天在公司至少有十几个小时是对着电脑,每天晚上十一点他到家的第一件事还是要把电脑打开,浏览网页、打游戏,直到一两点再入睡。
作息时间不规律加上长期坐着用电脑,他经常头疼、颈椎疼,“几乎所有同事的颈椎都疼”。他和新婚妻子计划周末去打羽毛球,因为工作忙,一直没实行过。他们贷款50万买了一套二居室,准备用20年时间还完房贷。
“慢慢还呗。”赵明亮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还算满意,想起猝死和自杀的同事们,只是偶尔觉得后怕:“怕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
结婚与浪漫无关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来自中国的外交官张林正在联合国内部会议上演讲。做完演讲,他长舒一口气——终于可以结束长达20天的出差,恢复到每天朝九晚五、乘公交、吃食堂的日常生活了。
他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简单洗漱后,用一个钟头挤公交到单位,开始工作。由于起得太早,他上午工作的时候经常觉得头昏昏的,不能集中精力。正常下班时间是下午五点,但张林经常需要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最晚一次是凌晨三点。
“社会上说公务员工作的时候就是喝茶看报,那是误解。绝大部分公务员付出的不少,而且几乎没有灰色收入。”张林的职称是副科级,月收入稳定在5000～6000元人民币。他去年的年终奖是“第十三个月工资”,800元人民币。他唯一的灰色收入是:在节假日期间的出租车票可以报销。
今年30岁的张林高大帅气,有一套首付13万的经济适用房,贷款十几万,计划用十年还清,因此还贷压力较小。这个工作加上不错的硬件条件,按常理早已婚配。
可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这令部里的大姐们和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很着急,从2006年开始给他张罗着相亲,无数相亲之后,无一命中。于是,继续。
只有少数几个朋友以及他自己知道,张林是同性恋。
张林从中学时就确定自己喜欢男孩,这么多年来,没有改变,也不知道将来能否改变。之前相亲也遇到过性格上合得来的姑娘,但张林一想到自己的情况,“怕害了人家”,就退缩了。
2010年底,张林马上要被派驻外国,一去四年。中国外交官不允许娶外国人,必须在国内解决婚姻大事。妈妈一想到等张林回来都34岁了,天天催着让他在这几个月锁定一个姑娘,赶紧结婚。
张林最纠结的是,内心非常渴望稳定的婚姻、自己的孩子;同时,又放不下自己的同性朋友。“我必须找个女孩结婚。我觉得我可以应付婚姻生活,但不一定是现在。”
与还在寻觅真爱的张林相比,上海记者郭冉冉在感情上是幸运的。
她和男友王超准备明年结婚。他们不准备大办婚礼,这样可以把省出的钱拿出来旅行。至于房子,也不在计划内。郭冉冉说:“上海的房价变态,比北京、东京、台北、巴黎都高!这里是有钱人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被踢出局。”
(应受访人要求,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这里是有钱人生活的地方,我们都应该被踢出局。”
——记者,郭冉冉
“我们只能拿身体换名誉和金钱。”
——高校教师,李倩
“怕就怕,有命赚钱,没命花。”
——工程师,赵明亮
“我可以应付婚姻生活,但不一定是现在。”
——公务员,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