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是中国当今文坛上一位独特的女作家，集军人、医生、作家、心理师多重身份于一身。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以来，毕淑敏共发表作品4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中短篇小说集《女人之约》《昆仑殇》《预约死亡》，散文集《婚姻鞋》《素面朝天》《保持惊奇》《提醒幸福》，短篇集《白杨木鼻子》等。纵观毕淑敏的人生经历，独特而又丰富，坎坷、曲折而又饱经沧桑：1969年（17岁）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会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曾行医20多年，从事过心理咨询职业。每个人生阶段的经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及扎实的专业知识，都为毕淑敏以后的写作铺就了厚实的路基：既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又拓宽了视野、扩充了题材领域，并成就和影响了她作品的创作个性及特色。在文学创作趋于商业化、功利化的时代，毕淑敏的作品里却充满了健康的、阳光的温暖气息，在冷静、平和的叙事和亲切的生活絮语中充分传达了对生命的大爱情怀，她也因此被誉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
　　出生于1952 年的毕淑敏，在新时期作家群里算是大器晚成型的。1987年，在步入人生的中年之际，她才发表了中篇处女作《昆仑殇》。在这部小说中，毕淑敏创造了凄冷悲壮与征服后的豪情交相辉映的高原意境，直面了生与死、使命荣誉与生命尊严的矛盾与搏击，在悲冷凝重的意境中拷问过于理想化的悲壮的英雄意识，给人们、给社会留下了严肃、深邃又绵长的思索。小说中，为了坚决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作为昆仑防区最高军事指挥官“一号”不顾高原缺氧、天寒地冻、自然环境异常恶劣的条件，带领部队强行穿越五千公尺以上的冰冻无人区，致使许多年轻的生命被强大的自然力量所吞噬：善良憨厚的炊事班班长金喜嘣为救战友坠崖身亡；美丽善良的肖玉莲由于女性特殊的原因倒在了无人区的雪地上；号长李铁受命于危难之际，用自己的生命吹响集合的号角。拉练结束后，机要参谋郑伟良在执行任务途中发生意外，连人带车跌落悬崖。“一号”下达命令，“将肖玉莲和郑伟良的陵墓，置于陵园两角，拉开能够拉开的最大距离。”这个命令看似有些过于残酷，对两位死去的战士也如此不近人情，但在部队早有明文规定，“战士不准谈恋爱，死去的战士也是战士”。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随意违反部队条例的战士都不是一名优秀的战士。不论是肖玉莲还是郑伟良，他们都是为了追求军人的尊严而死的。他们渴望自己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但他们更渴望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尊严能够获得实现，得到认可。所以，“一号”即使在他们牺牲以后，也用自己的独特方式维护了他们的形象，更维护了他们的尊严。金喜嘣、李铁等人悲剧式的牺牲，昭示了在人的精神领域中还有比生命更可贵的荣誉和尊严。毕淑敏正是通过小说中这样严峻的、撼人心魄的事件，表现出她“愿在死亡的观照下，绽开生命的自信和尊严之花”的独特思考。
　　《昆仑殇》发表后，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毕淑敏从此步入中国文坛。关于写作，毕淑敏曾形象地比喻自己为菜农，辛勤耕耘，不忘劳作。与当代一些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相比，她的作品风格磅礴大气，用冷静、理智的心态看待人生与社会。她脱离了普通人的琐碎生活，避免试图用个体对抗社会，并把目光透过生命，直至死亡。她将两者紧紧相连，不断地追求和探索生命的价值与死亡的意义，而她特殊的生活经历造就了这种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
　　毕淑敏的小说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昆仑系列”题材小说，如中篇小说《昆仑殇》《阿里》《补天石》等；另一类是“新体验小说”，如中篇小说《生生不已》《预约死亡》《女人之约》，长篇小说《血玲珑》《拯救乳房》和《红处方》等。然而，无论是哪种类型，都充满了对生命和死亡的关注。这和她的从军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西藏海拔五千米以上生活的11年中，毕淑敏真切感受与触摸到的就是死亡，生命的丧失是最正常的事情，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睁开眼睛自己还活着，甚至有时候为自己的活着而感到内疚，而不是庆幸。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听到死亡的消息恰恰是相反的。正如她自己所说，大声的笑或者是大声的哭，或者是一场小小的感冒都可以使人的生命在瞬间定格，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每个人的头上，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掉落下来。
　　医生的职责同样是和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最接近的同样是生命的来去。所以，身为医生的毕淑敏感念生命的脆弱与坚强、生命的活力。死亡在毕淑敏的笔下如同婴儿的降生一样自然，都是人生的继续，是生命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她宣扬死亡的必然性，宣扬正确的死亡态度。对死亡太多的书写，不是仅仅是为了表示死亡，更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和怜惜，以及对生命的热爱，探讨死是为了如何更好的活，如何使生命在有限的时间里具有意义与价值，生命不能只以长度来计算，还要以质量来计算，沉甸甸的生命才是毕淑敏所遵循的生和死的交替。
　　毕淑敏曾经说过：“死亡，我确实特别关注，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对精神的一个如此重要的领域，不去考虑它，不去说它，不是一个现实的态度。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知道有一个大限，人才会去思索这个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命的价值。只有懂得生命意义的人，才有勇气探讨死亡，只有对死亡有更深入的了解，人才有可能更深地把握生命，死亡其实是一切的本质。”
　　也正是缘于对生命的深刻关注和理解，毕淑敏的小说多“死亡”篇，但其内核都是在刻写生命，如长篇小说《红处方》。《红处方》是毕淑敏集20 余年的行医知识与经验，查阅了大量医学资料，又到戒毒医院体验了半年生活后的力作，娴熟的医学知识侵润着整部作品。在《红处方》中，毕淑敏对小说的主人公简方宁倾注了满腔的热爱，其典雅的气质、精湛的医术、正直崇高的人格、高贵的奉献精神，是作家赋予其身上的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作家笔下简方宁是美丽生命的化身。作为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为了戒毒事业付出了家庭幸福仍然矢志不渝。但不幸的是，她被“烟君子”庄羽陷害，染上毒瘾。简方宁怀有崇高的理想，蓄有高贵的灵魂，受到此种致命的打击，她不能也不愿作为一个不能感知欢乐与痛苦的苟活者偷生于世，于是，她毅然决然地以自杀的方式去殉自己圣洁的事业，以此昭示人类的意志远超于毒品之上的强力。简方宁的生存选择呼应着现实中作家的选择，寄寓着作家的人生价值向度，是作家对生命坠入“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庸常的反唇相讥。 　　在毕淑敏大多以医学题材为主的作品中，在对写作对象进行全方位生命关怀的同时，本着对自我性别的熟悉和热爱，她不时将关注和热情投向她热爱着的女性，极力表现这一性别对生命本质和价值的追问。在她的作品中，主人公多为女性，而且是不甘平庸的女性。不难看出，毕淑敏对于笔下的女人是感同身受的，她是在写另一个自己。毕淑敏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对自己的创作不是定型在女性小说上面。她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她是女人，更是源于她的生活历程，源于对生命的感动和无限的热爱，源于对生活深切的体验，源于存在于内心的对生命的关怀和一颗大爱之心。
　　毕淑敏身为女人，并没有以女性的阴柔来展现女人特有的情怀，她依旧秉承着自己的一贯作风，在温暖与残酷、悲悯的交织风格中，刻画自己的主人公，以沉静的笔调叙写她们在人生道路追求中遇到的尴尬、无奈，在生活袭来的风浪中趔趄着前行，背影是那样的沉重、迟缓，甚或是跌倒。毕淑敏写作的题材未曾脱离过她的社会角色，她的小说都是她感受过、体验过、用理智筛选过的，是以生命的温度温暖过的现实。她的作品，是生命的结晶，是用人生的点滴堆积起来的，是她人生路上追求不息的折射，不懈思索的执着。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毕淑敏还常常关注生命的孕育，如她的长篇小说《血玲珑》，就是一部涉及到孕育题材的小说。这部作品已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这篇作品中，生育被赋予更复杂的背景：女儿夏早早不幸患上绝症——先天性贫血症，能疗救这个如花似玉生命的只能是让母亲卜绣文再生一个与早早基因相同的孩子，用抽取婴儿的骨髓来救治早早，这在小说中称之为“血玲珑”计划。
　　《血玲珑》仍然用了作家熟悉的医学题材，将一场生育放在生与死的激烈冲突中，表达作家对创造生命的关注。但在这篇小说中主要人物没有直接死亡，在生死攸关当头，所有的生命都靠医学暂且活着。所以，这本小说除了表达生死相依的主题，还引发了更多对生命的思考和质疑：为了换取药物冒死孕育的母爱价值何在？作为孕育药物的生育过程价值何在？作为药物婴儿的生命价值何在？作为以生命换取生命的医疗方案价值何在？这正是作者怀着对生命的极度关怀带给读者的深层次思考，也是作者对人类生命宏大的人文关怀。“我认为这部作品反映的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和对生命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敬畏生命的过程，生命的伟大和优美、神秘的概率是现代医学远远不能穷尽的。”
　　毕淑敏在后来的一篇散文《婴孩有不出生的权力》中，模仿婴儿口吻，列举种种不应让婴儿来到世界上的情况，旨在说明，即使在羊水中的婴儿，也有生命的尊严。当父母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合法婚姻、没有健康的体魄，只是为了让婴儿做婚姻的粘合剂、做前辈意志的代替品，那么婴儿有不出生的权力。文中最后呐喊：“如果你们根本无视我的呼声，以你们的强权威胁我出生，那你们将受到天惩。那惩罚不是来自我——一个嗷嗷待哺的赤子，而是源于你们千疮百孔的身心。”可以说，这篇散文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血玲珑》里孕育药物婴儿价值的质疑。
　　如果说，毕淑敏的小说始终关注关怀着人的生存状态，那么她的散文则是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形象的演绎。毕淑敏曾说，散文“是蕴涵切肤之痛的标本。心的运行是透明的。它的脚印被语言固定下来，就成了散文”，她还强调说，“作家的心就是他的文字的信誉卡”。同时，毕淑敏又非常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她说“我写作时缺乏那种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用的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将心比心”。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她在散文里，不做任何虚构，与读者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抒写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和题材。又关注着现实世界，感慨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及发表独到的见解。她以饱蘸生活激情的笔墨，细腻地传达了对生命、对女性的关爱。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毕淑敏认为，在语言的运用上非得下一番功夫不可，她说，“语言是一种比玉石还要坚硬比煤渣还要普通比豆腐还要软比草莓还要新鲜的材料……容不得些许游移”。大体上说，她的散文语言朴实无华，融口语、书面语于一体，巧妙地吸收一些文言词语和句式，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语言风貌。她善于撷取富有表现力的口语词汇，俗语成分，巧妙地融入古诗词、医学术语及其它领域内的专业术语，在句式的安排、配置及辞格的修饰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她的散文集思想性和审美意蕴于一体，不仅在创作的角度上独具一格，且语言的艺术也极具多样化。她的散文把人人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话诉诸于笔端，把日常生活中看似非常普通平凡的事物作为审美客体，把好像人人所经历过的事情写得生动有趣，极富艺术性。多种文学修辞格的运用，更使她的散文兼具审美性、思想性及趣味性。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毕淑敏的散文“风景这边独好”，并引起了学界对她的散文的关注和研究。
　　在当下走红的作家和流行创作中，毕淑敏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虽然她的创作和其他作家创作一样关注现实生活，演绎着当下世人的爱恨情仇，编织出诸多流行精彩的故事，但在当下文坛又拥有独一无二创作个性，粘贴着毕淑敏式的标签——医学视角和女性视角下的生命追索。从《昆仑殇》《阿里》《补天石》到《女人之约》《生生不已》《预约死亡》《红处方》《血玲珑》，再到《拯救乳房》《女工》《女心理师》《鲜花手术》，莫不如此。因是医生，毕淑敏笔下便从没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将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作一种集道德、文学与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及行为方式。可以说，毕淑敏的小说携带着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厚实以及对死亡的冷静，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灵魂，而冷静理智的叙述，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