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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韦卡南达（一八六三——一九○二）原是一位普通的印度托钵僧人，信守奥义书里的隐修精神，只因风云际会而涌到了时代的最前端，革新了印度教，开启了民智，同时激励了印度的民族精神。他还参与了一八九三年于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人类首届“世界宗教议会”，其丰赡的学识、深湛的思想，加之长年的瑜伽修行而筑就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一夜之间名满天下，被欧美人誉为“雷霆般的雄辩家”（Lightning Orator），而其传播印度精神的辉煌事功，又使得印度人把他当成自己的民族英雄、一位杰出的先知。
早在其伟大的古鲁（Guru，即“精神导师”）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在世之时，就曾预言维韦卡南达将会是一位英雄，是指向世界的一把利剑，将劈开精神界的愚昧与无明，并将珍贵的灵魂拯救之道从东方带至西方。时至今日，他于一八九七年创建的“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依然是印度教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宗教社团。
维韦卡南达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天资雄拔，早年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而遇到其精神导师之后，又接上了印度自古以来的秘修传统。古老的印度文明万壑归流，而他成了应时而召的伟大盛器，几乎每一种传统都能够在他那里得到回应，甚至连摩尼教和犹太教等似乎与印度本土文明颇为遥远的精神传统也在他的滔滔雄辩中得以梳理与传达。加之他曾长年漫游于印度四境，与无数的高人逸士有过深度的接触和学习，故真要理清其全部的精神脉络实非易事，但其基本精神无疑是自古以来的印度文明的主流思潮——吠檀多哲学和瑜伽思想。
他的作品里显示出他甚为关注东西方文明的走向，尤其是宗教文明的比较，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真实的、善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但同时也要尊重他者的信仰方式，甚至是偶像崇拜。他与其导师一样，从来都支持偶像崇拜对于灵性成长的重要意义，认为古老的迷信也埋藏着黄金般的真理，而宗教里所涉及的宇宙、神和人的关系正是维韦卡南达全部作品的核心命题。但他同时也认为，任何宗教与任何知识一样，必须基于内在的经验，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也就是瑜伽（Yoga）实践。“瑜伽”一词从词源学上与英文的“Yoke”（轭，牛轭；纽带，联结）同源，跟两个梵文词根“Yuj samadhau”和“Yujir yoge”有关，前者意味着“心灵的完美专注”，后者意味着“合一”。所以，“瑜伽”即帮助个体灵魂（jiva）实现对神圣者的专注，并最终与神圣者合而为一。他在欧美传播印度文化时，便按照《薄伽梵歌》的精神，将自古以来的无数森林圣者的隐修法门融会贯通为四类瑜伽——行动瑜伽（karma yoga）、奉爱瑜伽（bhakti yoga）、智慧瑜伽（jnana yoga）与胜王瑜伽（raja yoga）——这四类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其实也藏在人类普遍的精神修行之中，含摄无尽，它不仅是印度文明所独有，也是维韦卡南达所要给世人晓示的精神界的奥秘。而作为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对印度文明寄予厚望，认为它将一直承担着向世界传播宗教与灵性信息的使命，过去如是，将来亦然。
人们在涉及印度思想家的精神根基之时，譬如像维韦卡南达的吠檀多思想和瑜伽修行，必然会与印度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梵”（Brahman）相遇。因为“梵”是印度文明的根本概念，自奥义书时代的古典圣人一直到现代的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拉达克里希南（Radakrishna）和泰戈尔（R.Tagore）等都是一脉贯之。至于维韦卡南达更是以“吠檀多”的传播者自命。我们知道，在印度历史上，“吠檀多”哲学的源头扎根于吠陀文献，尤其是三大圣典：《奥义书》（Upanishad）、《梵经》（Brahma Sutras）与《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它在哲学意义上的真正成熟期即奥义书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气拔云天的智慧之巅，被德国大哲雅斯贝尔斯称为“第一轴心时代”。维韦卡南达在欧美的讲演中力图展现吠檀多的精义，他在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所做的重要讲演如《吠檀多哲学》、《吠檀多的精神与影响》，以及《吠檀多哲学与基督教》等，皆围绕此一主题展开。
维韦卡南达认为，一切思想要想在人心中立稳根基，都应该回到奥义书，回到天启与圣传的经典。而“梵”正是这些经典的核心，它具有三个特征，即存在（Sat）、智慧（Chit）和喜乐（Ananda），在当今世界的多元文明中，正可构成文明对话的三个重要维度。若是我们将它放在西方文明为主场的背景中来加以考察，借着多元文明的冲撞来展开对印度核心文明的某些论证，完全可以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Sat、维特根斯坦的知识论与Chit，以及尼采所推崇的充满狂喜的酒神精神与Ananda，构成深度的精神对话，即把这些代表性的西方哲学与以梵为核心的印度哲学进行比较性的全面反思，而中国哲学也许还可以作为印度文明之友军参与它们的对话。
自古以来，东方思想的根本洞见，很难被西方的哲学概念所涵盖，反而是常常逸出其概念所及之范围。在东方哲人看来，哲学本身就应该异于其他任何学问，如方东美先生曾云：“别的学问可能客观，哲学则不然，尤其是东方哲学，东方哲学所讲的智慧是‘内证圣智’，外在的经验和事实只能助其发展。”（《方东美全集》第三卷《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五年版）因为就哲学而言，绝非仅仅起于“好奇”那么简单，而应是试图寻求路径，求得本源，如印度哲学，则是为解脱与终极的涅槃而存在，它寻求的是内圣的体证之路，其实践方式也就是瑜伽之道。需要提醒的是，今日的我们必须摆脱风行的同时也是狭隘的“瑜伽”概念，“瑜伽”在《薄伽梵歌》里，甚至在维韦卡南达那里，事实上指向了联结人与神圣者的所有可能存在的方式。
而印度的宗教与哲学也都是基于这些精神修行，在其文明中，以精神实证为特征的“瑜伽”作为正统六派哲学之一而存在，与其他玄妙的纯理论并驾齐驱，这本身就是很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地了解这些瑜伽的精义之后，我们还会发现，它们同时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精神，只是它们从不曾得到如其在印度文明里面那般的隆重恩遇。
当今世界无疑是个不同文明相遇的世界。“一战”前的文化怪杰斯宾格勒在考查人类各大文明的命运时，写就了如同旋风般有力的《西方的没落》。而印度文明那时早已渗入欧洲，时至今日，种种迹象表明，文明的对话已无可回避，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人类共同体的生存与毁灭的问题。而在我们看来，维韦卡南达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思想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宗教对话资源之一。他也是这个领域的先驱式人物，作为一八九三年首届世界宗教大会上最辉煌的人物，我们理应关注他的宗教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启迪。
印度文明的神秘和幽邃是迷人的，维韦卡南达更是极富魅力的，并是离我们最近的近现代圣人之一，他当年往美国参加宗教大会的途中，还曾于中国的土地上停留三日，留心观察过香港、广东等地人民的生活。而他对英语世界所造成的震动更是至今余响未绝，影响了当时与后来无数人的命运，并开启了印度大师向西方主动传道的精神历程，譬如后来的尤迦南达（Paramhansa Yogananda）、斯瓦米·穆克达南达（Swami Muktananda）、斯瓦米·帕布帕德（Swami Prabhupada）、室利·阿罗频多等等，他们先后受过维韦卡南达不同程度的启发。
但平心而论，就传播“吠檀多哲学”的历史来讲，维韦卡南达也不是第一人，他照样受到前人的影响，梵社第一代精神领袖罗姆摩罕·罗易（Rajah Rammohum Roy，1744—1833）就是维韦卡南达极为推重的前辈，因为他才是立于印度本土将吠檀多哲学传播到英语世界的先驱。《奥义书》最早译成外国文字是在十七世纪莫卧儿王朝时期，当时少数几个篇章被转译成了波斯文字；十九世纪初，法国学者迪配隆（A.Duperron）又依据这个版本转译成拉丁文，这个版本也借着影响叔本华进而影响到欧洲哲学的走向，罗易则是以英译《奥义书》而输出印度思想。故此，维韦卡南达把罗易视为“行动瑜伽”的代表人物。
而罗易翻译的《奥义书》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文化，譬如美国十九世纪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号称“美国文艺复兴”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运动，一定程度上复兴的是远在印度的“吠檀多”精神，无论是其精神领袖爱默生（Emerson），还是这个运动里边的骁将梭罗（Thoreau），都是印度精神养育的乳儿。他们暗中以罗易翻译的《奥义书》为思想武器，这已经被一些学者注意到，并专门编有一本《爱默生与梭罗的两种“梵”资料》（W. Stein, Two Brahman Sources of Emerson and Thoreau, Florida:Gainesville,1967）。里面包括了罗易翻译的《奥义书》，有《秃顶奥义书》、《由谁奥义书》、《卡塔奥义书》和《伊萨奥义书》四种，以及一些吠陀颂歌，此书原于加尔各答出版，后又在一八三二年于伦敦推出；还有一卷是威廉·沃德(William Ward) 译的《印度的历史、文学与神话》，原书于一九二二年在伦敦出版问世。
但不管怎样，罗易所造成的影响远远不及维韦卡南达，更没有像维韦卡南达那样违背国家禁令、亲自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言传身教，把印度最伟大的思想加以弘扬。在印度历史上，这也许只有佛陀在东方的作为，可以与维韦卡南达在西方的事功相提并论。
有时候我只觉得生命中的所有重要秘密都隐藏在一句话语里面，那就是《旧约·创世记》中的圣言：“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3 ：22—24）正因为“生命树的秘密”被神界牢牢把守，才使得一代代东西方的天才与圣徒携手努力，将天上的智慧与圣火盗至人间。人类生命中的所有苦难在此，挣扎在此，圣洁与高贵也一并于斯。这种可敬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神话时代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和吉尔伽美什（Gilgamesh）那里去，我想，把维韦卡南达归入这么一个行列应该是合适的。
早在其伟大的古鲁（Guru，即“精神导师”）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在世之时，就曾预言维韦卡南达将会是一位英雄，是指向世界的一把利剑，将劈开精神界的愚昧与无明，并将珍贵的灵魂拯救之道从东方带至西方。时至今日，他于一八九七年创建的“罗摩克里希纳传道会”依然是印度教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宗教社团。
维韦卡南达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天资雄拔，早年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而遇到其精神导师之后，又接上了印度自古以来的秘修传统。古老的印度文明万壑归流，而他成了应时而召的伟大盛器，几乎每一种传统都能够在他那里得到回应，甚至连摩尼教和犹太教等似乎与印度本土文明颇为遥远的精神传统也在他的滔滔雄辩中得以梳理与传达。加之他曾长年漫游于印度四境，与无数的高人逸士有过深度的接触和学习，故真要理清其全部的精神脉络实非易事，但其基本精神无疑是自古以来的印度文明的主流思潮——吠檀多哲学和瑜伽思想。
他的作品里显示出他甚为关注东西方文明的走向，尤其是宗教文明的比较，他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真实的、善的，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但同时也要尊重他者的信仰方式，甚至是偶像崇拜。他与其导师一样，从来都支持偶像崇拜对于灵性成长的重要意义，认为古老的迷信也埋藏着黄金般的真理，而宗教里所涉及的宇宙、神和人的关系正是维韦卡南达全部作品的核心命题。但他同时也认为，任何宗教与任何知识一样，必须基于内在的经验，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应该寻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也就是瑜伽（Yoga）实践。“瑜伽”一词从词源学上与英文的“Yoke”（轭，牛轭；纽带，联结）同源，跟两个梵文词根“Yuj samadhau”和“Yujir yoge”有关，前者意味着“心灵的完美专注”，后者意味着“合一”。所以，“瑜伽”即帮助个体灵魂（jiva）实现对神圣者的专注，并最终与神圣者合而为一。他在欧美传播印度文化时，便按照《薄伽梵歌》的精神，将自古以来的无数森林圣者的隐修法门融会贯通为四类瑜伽——行动瑜伽（karma yoga）、奉爱瑜伽（bhakti yoga）、智慧瑜伽（jnana yoga）与胜王瑜伽（raja yoga）——这四类与神圣者的联合之道其实也藏在人类普遍的精神修行之中，含摄无尽，它不仅是印度文明所独有，也是维韦卡南达所要给世人晓示的精神界的奥秘。而作为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对印度文明寄予厚望，认为它将一直承担着向世界传播宗教与灵性信息的使命，过去如是，将来亦然。
人们在涉及印度思想家的精神根基之时，譬如像维韦卡南达的吠檀多思想和瑜伽修行，必然会与印度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梵”（Brahman）相遇。因为“梵”是印度文明的根本概念，自奥义书时代的古典圣人一直到现代的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拉达克里希南（Radakrishna）和泰戈尔（R.Tagore）等都是一脉贯之。至于维韦卡南达更是以“吠檀多”的传播者自命。我们知道，在印度历史上，“吠檀多”哲学的源头扎根于吠陀文献，尤其是三大圣典：《奥义书》（Upanishad）、《梵经》（Brahma Sutras）与《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它在哲学意义上的真正成熟期即奥义书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气拔云天的智慧之巅，被德国大哲雅斯贝尔斯称为“第一轴心时代”。维韦卡南达在欧美的讲演中力图展现吠檀多的精义，他在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所做的重要讲演如《吠檀多哲学》、《吠檀多的精神与影响》，以及《吠檀多哲学与基督教》等，皆围绕此一主题展开。
维韦卡南达认为，一切思想要想在人心中立稳根基，都应该回到奥义书，回到天启与圣传的经典。而“梵”正是这些经典的核心，它具有三个特征，即存在（Sat）、智慧（Chit）和喜乐（Ananda），在当今世界的多元文明中，正可构成文明对话的三个重要维度。若是我们将它放在西方文明为主场的背景中来加以考察，借着多元文明的冲撞来展开对印度核心文明的某些论证，完全可以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Sat、维特根斯坦的知识论与Chit，以及尼采所推崇的充满狂喜的酒神精神与Ananda，构成深度的精神对话，即把这些代表性的西方哲学与以梵为核心的印度哲学进行比较性的全面反思，而中国哲学也许还可以作为印度文明之友军参与它们的对话。
自古以来，东方思想的根本洞见，很难被西方的哲学概念所涵盖，反而是常常逸出其概念所及之范围。在东方哲人看来，哲学本身就应该异于其他任何学问，如方东美先生曾云：“别的学问可能客观，哲学则不然，尤其是东方哲学，东方哲学所讲的智慧是‘内证圣智’，外在的经验和事实只能助其发展。”（《方东美全集》第三卷《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五年版）因为就哲学而言，绝非仅仅起于“好奇”那么简单，而应是试图寻求路径，求得本源，如印度哲学，则是为解脱与终极的涅槃而存在，它寻求的是内圣的体证之路，其实践方式也就是瑜伽之道。需要提醒的是，今日的我们必须摆脱风行的同时也是狭隘的“瑜伽”概念，“瑜伽”在《薄伽梵歌》里，甚至在维韦卡南达那里，事实上指向了联结人与神圣者的所有可能存在的方式。
而印度的宗教与哲学也都是基于这些精神修行，在其文明中，以精神实证为特征的“瑜伽”作为正统六派哲学之一而存在，与其他玄妙的纯理论并驾齐驱，这本身就是很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地了解这些瑜伽的精义之后，我们还会发现，它们同时也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精神，只是它们从不曾得到如其在印度文明里面那般的隆重恩遇。
当今世界无疑是个不同文明相遇的世界。“一战”前的文化怪杰斯宾格勒在考查人类各大文明的命运时，写就了如同旋风般有力的《西方的没落》。而印度文明那时早已渗入欧洲，时至今日，种种迹象表明，文明的对话已无可回避，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人类共同体的生存与毁灭的问题。而在我们看来，维韦卡南达所代表的印度宗教思想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宗教对话资源之一。他也是这个领域的先驱式人物，作为一八九三年首届世界宗教大会上最辉煌的人物，我们理应关注他的宗教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启迪。
印度文明的神秘和幽邃是迷人的，维韦卡南达更是极富魅力的，并是离我们最近的近现代圣人之一，他当年往美国参加宗教大会的途中，还曾于中国的土地上停留三日，留心观察过香港、广东等地人民的生活。而他对英语世界所造成的震动更是至今余响未绝，影响了当时与后来无数人的命运，并开启了印度大师向西方主动传道的精神历程，譬如后来的尤迦南达（Paramhansa Yogananda）、斯瓦米·穆克达南达（Swami Muktananda）、斯瓦米·帕布帕德（Swami Prabhupada）、室利·阿罗频多等等，他们先后受过维韦卡南达不同程度的启发。
但平心而论，就传播“吠檀多哲学”的历史来讲，维韦卡南达也不是第一人，他照样受到前人的影响，梵社第一代精神领袖罗姆摩罕·罗易（Rajah Rammohum Roy，1744—1833）就是维韦卡南达极为推重的前辈，因为他才是立于印度本土将吠檀多哲学传播到英语世界的先驱。《奥义书》最早译成外国文字是在十七世纪莫卧儿王朝时期，当时少数几个篇章被转译成了波斯文字；十九世纪初，法国学者迪配隆（A.Duperron）又依据这个版本转译成拉丁文，这个版本也借着影响叔本华进而影响到欧洲哲学的走向，罗易则是以英译《奥义书》而输出印度思想。故此，维韦卡南达把罗易视为“行动瑜伽”的代表人物。
而罗易翻译的《奥义书》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西方文化，譬如美国十九世纪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号称“美国文艺复兴”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运动，一定程度上复兴的是远在印度的“吠檀多”精神，无论是其精神领袖爱默生（Emerson），还是这个运动里边的骁将梭罗（Thoreau），都是印度精神养育的乳儿。他们暗中以罗易翻译的《奥义书》为思想武器，这已经被一些学者注意到，并专门编有一本《爱默生与梭罗的两种“梵”资料》（W. Stein, Two Brahman Sources of Emerson and Thoreau, Florida:Gainesville,1967）。里面包括了罗易翻译的《奥义书》，有《秃顶奥义书》、《由谁奥义书》、《卡塔奥义书》和《伊萨奥义书》四种，以及一些吠陀颂歌，此书原于加尔各答出版，后又在一八三二年于伦敦推出；还有一卷是威廉·沃德(William Ward) 译的《印度的历史、文学与神话》，原书于一九二二年在伦敦出版问世。
但不管怎样，罗易所造成的影响远远不及维韦卡南达，更没有像维韦卡南达那样违背国家禁令、亲自远渡重洋到世界各地言传身教，把印度最伟大的思想加以弘扬。在印度历史上，这也许只有佛陀在东方的作为，可以与维韦卡南达在西方的事功相提并论。
有时候我只觉得生命中的所有重要秘密都隐藏在一句话语里面，那就是《旧约·创世记》中的圣言：“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3 ：22—24）正因为“生命树的秘密”被神界牢牢把守，才使得一代代东西方的天才与圣徒携手努力，将天上的智慧与圣火盗至人间。人类生命中的所有苦难在此，挣扎在此，圣洁与高贵也一并于斯。这种可敬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神话时代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和吉尔伽美什（Gilgamesh）那里去，我想，把维韦卡南达归入这么一个行列应该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