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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主张维新救国,变革图强,深受国人的敬仰。康有为的一生与我国图书馆事业有着很深的渊源,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探索者,他开办“书藏”,游历各国图书馆,为创建中国近代图书馆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康有为 图书馆 渊源 书藏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
一、推崇西方的学子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年纪稍长后便专精涉猎,博采旁搜,以至于在30岁时,几乎读完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典籍群书。除了阅读中国传统典籍以外,康有为还读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及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的译书,大大拓展了视野,从而产生了了解西方、了解世界的强烈愿望。从此,康有为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他所能得到的西方书籍。
1879年,康有为游历了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这次香港之行使他开始真正接触西方文明,深刻认识到西方文明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出于强烈的时代感和救国的责任心,康有为愈发刻苦地阅读西方书籍。这些书籍对他后来领导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西方书籍引领他走出封建的封闭思维,也是西方书籍使他看到中国摆脱困境的希望,这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开办“书藏”及领导维新运动。
二、开办“书藏”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乡试,但是没有考取。回来时途经上海,他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学习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其维新运动的思想体系。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乡试,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但是并没有成功。1891年后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租借广州“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创办了万木草堂。“书藏”是万木草堂的藏书室。草堂主要为康有为家藏之书,部分为学堂弟子捐的书籍,最盛时多达万余册。康有为还设置了书器库监督,让学生管理图书,提出学生可随时到“书藏”看书,“书藏”的书也可借出阅读。康有为还发动学生帮助他编书。在编书的过程中,学生分书分卷,认真摘录,编辑成册,存入“书藏”,这些都很好地培养了学生利用图书和选择资料的能力。
“书藏”一词并不是康有为首创的,早在清朝嘉庆十四年(1809),当时的浙江巡抚为了解决“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的困境,在杭州灵隐寺大悲阁后建立了一个藏书所并亲自书写“灵隐书藏”四字匾额,同时制定了《书藏条例》。阮元说:“《周礼》宰夫掌官契以治藏。《史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藏书曰藏,古矣。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收藏之与藏室,无二音也。汉以后曰观、曰阁、曰库,而不名藏。隋唐释典大备,乃有《开元释藏》之目。释道之名藏,盖亦披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学佺谓释道有藏,儒何独无?欲聚书鼎立,其意甚善,而数典未详。”故有“书藏”一说。
康有为非常重视开办“书藏”,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各方面都强胜,主要是因为其国内各学会繁多。康有为推广图书馆,其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才,他认为这样才能强国。
三、创立学会图书馆
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的签订,于是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组织“以讲中国自强之学”的强学会,并成立“强学书局”,供人阅览。1895年11月,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提出“开大书藏”主张:“乾隆时敕建文汇阁于扬州,建文宗阁于镇江,例准士子就读,经乱散失,遗书无多。此会拟宏辟区宇,广集图书。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孔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湮。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庋至多。今合四库图书购钞一分,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收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其各省书局之书,皆存局代售。”[2]197这曾得到各省督抚的捐款,甚至连英美公使及北京书商也愿意捐助图书馆。“书藏”所具有的强烈的“开放性”和“启蒙性”使它在当时以一个特异的形象伫立在书林之中,同时这种“开放性”随着康、梁社会影响的扩大而日益放大,其对新式图书机构的示范作用是很大的。强学会建立后,各地学会大量建立,比较著名的有保国会、苏学会、金陵劝学会、扬州医时学会、武昌质学会、常德明达学会、衡州任学会等,这些学会均以“开民智”为己任,学会中几乎都有藏书机构,有的学会甚至规定“会中讲堂及藏书庋器之所,必不可无”。[3]这些学会都出现于维新变法期间,将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由于强学会提出的某些政治主张损害了清朝统治阶级中保守派的利益,因此遭到了封禁,其所办“书藏”被清政府改私办为公办,并以它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官立书局”,由清政府派孙家鼐为管理大臣,每月由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划拨经费。从此,强学会的“书藏”完全被掌握在清朝统治者手中。维新运动和强学会虽然失败了,但强学会开办“书藏”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学会图书馆与封建社会的藏书楼不同,其开放对象一般为会员和普通群众,而且从其藏书结构看,也不再仅仅入藏中国的传统典籍,还收藏了大量西方书籍,这使得学会图书馆开始初步具备我国近代图书馆的某些特征。
四、游历列国图书馆
1897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他游历了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他在周游世界各国的旅行中,每到一个国家,都喜欢参观当地的图书馆。 1909年,康有为在《补英国游记》中称:“夜十一时到伦敦,即与罗昌同入恶士弗(牛津)大学,游数日,其详见英国学校图记。”[4]587在英国游记中,康有为对牛津大学介绍得最为详细,在对各学院的藏书情况进行了介绍之后,他还特别强调了藏书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大学之资格如左”,“必有一博物院,合中外古今物须在万种以上。必有一藏书楼,合中外图书必有十万卷以上”[5]17。他认为牛津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是“在博物院藏书楼之拓闻见也。聚天下之古今书册、抄本、精本、古器、名物无数,以供学者之参考。耳濡目染,闻见自殊,如王、谢子弟之笔札,虽在妙年,如王缗、王洽,已是神品。学生随手取携,自然博弈。此以收藏书器富博易以成才……”[5]12康有为联系中国的教育说道:“窃夫今中国新书未大出,欲学各国新科学不能不假途于异国之文,则凡今人士盖几不在中学普通学之列。虽然日本大学诸科皆华文也,其有日文者十之二耳,吾人所易通也,吾国诸生学此至易。然则除物质工艺学别列在专门学外,则吾举国学生皆在各国大学生、高等学生之列者也,何事自卑抑之乎?”[5]16
在康有为看来,若想推行变法,首先要开民智,而要想开民智,推广西方的图书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1904年6月,康有为游览了意大利图书馆。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在欧洲游记中多称其图书馆为藏书楼,然而在意大利游记中少见地提到了“图书馆”:“游加必多路博物院,仅余柱础数百而已,他皆毁矣。此即恺撒所创之图书馆,而屋大维重修而增其式廓者也。俯仰流连,思恺撒父子文治武功不置。此盖我国汉世之天禄、石渠也,柱础犹存,不其幸乎。”[6]148“中国数千年美术精技,一出旋废,后人或且不能再传其法。若宋偃师之演剧木人,公输、墨翟之天上斗鸢,张衡之地动仪,诸葛之木牛流马,南齐祖冲之之轮船,隋炀之图书馆能开门掩门……”[7]72-73
五、结语
从开办“书藏”、创立学会图书馆到游历列国图书馆这一系列活动中不难看出康有为对西方图书馆的推崇。康有为认为要推行维新办法,就要学习西方。要向西方学习,就要推广图书馆。通过中西对比,康有为认识到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足,所以他才极力倡导兴办图书馆。因为图书馆有助于开民智、培养人才,有了人才才能继续改革事业,从而变法强国。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二十二岁”。神州国光社,1953.
[2]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李玉宝.强学会书藏——不应忘却的“路标”.图书馆杂志,2013(9).
[4]康有为.列国游记——康有为遗稿[M].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康有为.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M].程道德整理点校.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6]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C],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
[7]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 康有为 图书馆 渊源 书藏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
一、推崇西方的学子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年纪稍长后便专精涉猎,博采旁搜,以至于在30岁时,几乎读完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典籍群书。除了阅读中国传统典籍以外,康有为还读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及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的译书,大大拓展了视野,从而产生了了解西方、了解世界的强烈愿望。从此,康有为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他所能得到的西方书籍。
1879年,康有为游历了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这次香港之行使他开始真正接触西方文明,深刻认识到西方文明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出于强烈的时代感和救国的责任心,康有为愈发刻苦地阅读西方书籍。这些书籍对他后来领导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西方书籍引领他走出封建的封闭思维,也是西方书籍使他看到中国摆脱困境的希望,这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开办“书藏”及领导维新运动。
二、开办“书藏”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乡试,但是没有考取。回来时途经上海,他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学习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其维新运动的思想体系。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乡试,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但是并没有成功。1891年后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租借广州“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创办了万木草堂。“书藏”是万木草堂的藏书室。草堂主要为康有为家藏之书,部分为学堂弟子捐的书籍,最盛时多达万余册。康有为还设置了书器库监督,让学生管理图书,提出学生可随时到“书藏”看书,“书藏”的书也可借出阅读。康有为还发动学生帮助他编书。在编书的过程中,学生分书分卷,认真摘录,编辑成册,存入“书藏”,这些都很好地培养了学生利用图书和选择资料的能力。
“书藏”一词并不是康有为首创的,早在清朝嘉庆十四年(1809),当时的浙江巡抚为了解决“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的困境,在杭州灵隐寺大悲阁后建立了一个藏书所并亲自书写“灵隐书藏”四字匾额,同时制定了《书藏条例》。阮元说:“《周礼》宰夫掌官契以治藏。《史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藏书曰藏,古矣。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收藏之与藏室,无二音也。汉以后曰观、曰阁、曰库,而不名藏。隋唐释典大备,乃有《开元释藏》之目。释道之名藏,盖亦披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学佺谓释道有藏,儒何独无?欲聚书鼎立,其意甚善,而数典未详。”故有“书藏”一说。
康有为非常重视开办“书藏”,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各方面都强胜,主要是因为其国内各学会繁多。康有为推广图书馆,其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才,他认为这样才能强国。
三、创立学会图书馆
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的签订,于是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组织“以讲中国自强之学”的强学会,并成立“强学书局”,供人阅览。1895年11月,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提出“开大书藏”主张:“乾隆时敕建文汇阁于扬州,建文宗阁于镇江,例准士子就读,经乱散失,遗书无多。此会拟宏辟区宇,广集图书。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孔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湮。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庋至多。今合四库图书购钞一分,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收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其各省书局之书,皆存局代售。”[2]197这曾得到各省督抚的捐款,甚至连英美公使及北京书商也愿意捐助图书馆。“书藏”所具有的强烈的“开放性”和“启蒙性”使它在当时以一个特异的形象伫立在书林之中,同时这种“开放性”随着康、梁社会影响的扩大而日益放大,其对新式图书机构的示范作用是很大的。强学会建立后,各地学会大量建立,比较著名的有保国会、苏学会、金陵劝学会、扬州医时学会、武昌质学会、常德明达学会、衡州任学会等,这些学会均以“开民智”为己任,学会中几乎都有藏书机构,有的学会甚至规定“会中讲堂及藏书庋器之所,必不可无”。[3]这些学会都出现于维新变法期间,将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由于强学会提出的某些政治主张损害了清朝统治阶级中保守派的利益,因此遭到了封禁,其所办“书藏”被清政府改私办为公办,并以它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官立书局”,由清政府派孙家鼐为管理大臣,每月由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划拨经费。从此,强学会的“书藏”完全被掌握在清朝统治者手中。维新运动和强学会虽然失败了,但强学会开办“书藏”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学会图书馆与封建社会的藏书楼不同,其开放对象一般为会员和普通群众,而且从其藏书结构看,也不再仅仅入藏中国的传统典籍,还收藏了大量西方书籍,这使得学会图书馆开始初步具备我国近代图书馆的某些特征。
四、游历列国图书馆
1897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他游历了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他在周游世界各国的旅行中,每到一个国家,都喜欢参观当地的图书馆。 1909年,康有为在《补英国游记》中称:“夜十一时到伦敦,即与罗昌同入恶士弗(牛津)大学,游数日,其详见英国学校图记。”[4]587在英国游记中,康有为对牛津大学介绍得最为详细,在对各学院的藏书情况进行了介绍之后,他还特别强调了藏书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大学之资格如左”,“必有一博物院,合中外古今物须在万种以上。必有一藏书楼,合中外图书必有十万卷以上”[5]17。他认为牛津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是“在博物院藏书楼之拓闻见也。聚天下之古今书册、抄本、精本、古器、名物无数,以供学者之参考。耳濡目染,闻见自殊,如王、谢子弟之笔札,虽在妙年,如王缗、王洽,已是神品。学生随手取携,自然博弈。此以收藏书器富博易以成才……”[5]12康有为联系中国的教育说道:“窃夫今中国新书未大出,欲学各国新科学不能不假途于异国之文,则凡今人士盖几不在中学普通学之列。虽然日本大学诸科皆华文也,其有日文者十之二耳,吾人所易通也,吾国诸生学此至易。然则除物质工艺学别列在专门学外,则吾举国学生皆在各国大学生、高等学生之列者也,何事自卑抑之乎?”[5]16
在康有为看来,若想推行变法,首先要开民智,而要想开民智,推广西方的图书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1904年6月,康有为游览了意大利图书馆。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在欧洲游记中多称其图书馆为藏书楼,然而在意大利游记中少见地提到了“图书馆”:“游加必多路博物院,仅余柱础数百而已,他皆毁矣。此即恺撒所创之图书馆,而屋大维重修而增其式廓者也。俯仰流连,思恺撒父子文治武功不置。此盖我国汉世之天禄、石渠也,柱础犹存,不其幸乎。”[6]148“中国数千年美术精技,一出旋废,后人或且不能再传其法。若宋偃师之演剧木人,公输、墨翟之天上斗鸢,张衡之地动仪,诸葛之木牛流马,南齐祖冲之之轮船,隋炀之图书馆能开门掩门……”[7]72-73
五、结语
从开办“书藏”、创立学会图书馆到游历列国图书馆这一系列活动中不难看出康有为对西方图书馆的推崇。康有为认为要推行维新办法,就要学习西方。要向西方学习,就要推广图书馆。通过中西对比,康有为认识到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不足,所以他才极力倡导兴办图书馆。因为图书馆有助于开民智、培养人才,有了人才才能继续改革事业,从而变法强国。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二十二岁”。神州国光社,1953.
[2]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李玉宝.强学会书藏——不应忘却的“路标”.图书馆杂志,2013(9).
[4]康有为.列国游记——康有为遗稿[M].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康有为.康有为牛津剑桥大学游记手稿[M].程道德整理点校.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6]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C],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
[7]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