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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认为，人类的全部活动，乃至整个社会的延伸都是生产的过程和结果。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以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为指导重视道德建设，有助于阻滞道德滑坡，特别是有助于消减为道德而道德的议论或表达，其对于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道德生产；社会风气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0—0044—04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道德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形式，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拜金主义影响，社会公民道德严重下滑。在人们都不约而同呼唤公民道德回归的当下，以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为指导，超越以道德论道德的模式，借鉴经济学产出与收益关系原理，加强道德生产，对于加快道德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与道德生产
马克思在经济学中的生产概念，指称物种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马克思在哲学层面上的生产概念，指称人类的全部活动。整个社会的延伸都可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马克思把这种生产，称为“全面生产”。
对于生产的方式与分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1]“全面的生产”，生产社会的生产，不仅仅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包括人的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宗教、法、道德、科学、艺术），包括社会关系的生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谈到个人的精神财富与其现实关系的财富的关系时，他指出，人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决定了其精神财富，而不是相反。他指出：“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2]42因此，马克思哲学层面上的“全面的生产”，是指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
同样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想、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也是这样。”[2]29针对以青年黑格尔主义分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力图把精神、精神生产和精神发展理解为某种独立自足的、甚至是奠基性的社会现象的错误观念，马克思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在批判中强调道德、宗教、精神等不过是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物。离开物质生活，“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2]30
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依存关系是——既不存在无一定社会关系的物质生产，也不存在无一定物质关系的社会关系，并且，“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2]52
对于施蒂纳把个人的欲望归结于意识或善良意志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是这样批评的：“这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2]295对人们的意识乃至整个精神生产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思维或观念。
对于人的本质的研究，马克思也是立足于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而不是立足于抽象的观念或精神。最终得出超越一切前人智慧的判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毫无疑问，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是历时态上人类代代相传的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共时态上人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及其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任何一定阶段的物质生产，必定会给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活动打上自己的烙印，与此同时，一定阶段的精神生产和精神活动也反过来对物质生产打上自己的烙印。
分析一个人或人群的活动，不能离开他或他们生存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就不能对个人的行为方式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不能要求个人或人群的行为超越当时的现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过，“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3]344 就像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黑人成为奴隶的真正根本原因在于物质生产关系，现代人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道德与功利目的各占多大比例，或要寄望当下人的行为达到期望的道德高度，如此等等，也必须要把他们置于当下的生产关系中来考察，才能得到最合适的结论。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生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道德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化生产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化程度很高的契约性社会化生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对于生产过程中关涉到的任何一方的道德要求也就越高。首先，道德作为一种精神要素，它通过生产者渗透到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道德作为规范的尺度，在活劳动的物化过程中参与了生产活动条件和劳动组成方式的规定，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道德因素可以为生产的展开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和必要的社会条件，减少生产发展的社会成本。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是单一的物质生产，而是有道德因素参与其中的一种全面的社会生产。劳动者的道德素养与劳动者其他多方面素养一起，在产品生产开端就带着道德诉求，参与了使用价值的创造，并物化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是否注入道德和注入什么样的道德，以及以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决定了生产劳动过程的文明程度、生产效率，劳动者间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水平、劳动产品的属性和功能。 张军在探讨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功能时，肯定了道德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道德是重要的！……道德能降低生产交易的成本，促进经济的增长。” [4]他进一步论证，在自由经济中，发端于自由市场的制度，其本身并不天然具有能保证效率的功能，一个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不仅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还需要在合作、诚实、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它。[4]
王小锡在探讨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功能时，不仅指出了道德对于经济的增值功能，而且还指出道德在社会发展的理性目标与价值指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道德在使用价值的创造过程中能够转化为可以带来经济价值的‘生产性资源’，道德能够成为带来经济价值的精神生产力。社会道德能够以其特有的引导、规范、制约和协调功能作用于生产过程，促进经济价值增值”，“道德在引导和确保社会发展的理性目标与价值指向上具有重要作用。” [5]
道德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更是突出。不同的学术道德和技术道德，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科学技术异化，就是道德在科学技术领域缺席的结果。道德缺席的发明、创造，往往出现如此的情形：以真理之名，与阴险合谋，为私利服务，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服务，以大众利益的丧失甚至人类的毁灭为代价。而良好的道德，则有利于缩小科技发展中的异化情形。
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生产中发现，在人类代代相传的生产力发展中，道德是一种隐秘的生产力，它参与社会生产的全过程，“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6]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论述，与他的全面生产理论是一致的。
在研究道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道德被一些经济学家当做重要的参数用来解释经济发展史。马克·卡森教授在《商业文化经济学》（1991）一书中指出，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兴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都可以从道德那里找到答案。东亚和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与反映在人的道德观上的差异是相一致的。西方社会道德多元化的盛行使法律制度和合同的履行成本变得昂贵，而同时态的东方的道德一元化降低了交易合同的运行成本，其结果，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市场经济增速超过西方。[4]
在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道德主张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善待、诚信、克己、互助，并以此换取人或社会的福祉。因此，在意识形态的建构指向上，道德是一种非功利性意识形态。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它对于发展生产、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其价值重大、不可或缺。
由此可以看出，道德参与了社会生产的过程，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因此，承认道德资源对于生产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对于客观存在的正确认知，对道德行为予以适当褒奖，有利于确保各个不同要素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处理道德与生产、道德与经济、道德与社会的关系中，将道德与功利完全对立起来、彻底分开，或者把道德等同于纯粹奉献，实际上是对道德生产与社会全面生产相互间关系的歪曲。道德完全排斥功利与功利行为完全排斥道德的主张，导致道德建设中出现空中楼阁式为道德而道德的道德宣讲。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为道德而道德的议论或表达，都只能说明道德与社会生产的客观联系被人为切割、孤立，忽视了道德参与社会生产与人际关系建构的客观存在，是将社会化大生产简单化、抽象化，与马克思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一种全面生产的理论结论背道而驰，将人、将生产的各个要素孤立开来的机械唯物主义者，是忽视人的存在、为道德而道德的“道德说教”。
人性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双重属性，决定了——通过道德宣讲，有利于最大化发挥人的积极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以道德为能量的积极性的发挥，需要适度鼓励与保障，给道德提供能源，使其不至于在社会全面生产中失去动力而自我枯竭。
通过功利促使人们讲道德，它预示很大的成功，同时也预示着道德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因此，把道德功利化的倾向，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社会化大生产是全面生产的理论结论的。
三、道德与功利并存于社会实践
1.道德与功利并行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任何领域。任何一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目的驱动下的产物，或一定目的性行为的衍生物。存在物的合理性，或许正是它的因果必然性。这种目的性贯穿了活动或行为的全过程，对活动的评价事关行为延续的动力机制。而评价，不管是自评还是他评，不外乎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评价。物质层面主要是指功利，表现为经济得失；精神层面主要是指名誉和社会形象，表现为形象褒贬。两种评判，又称为功利评判和道德评判。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功利评判和道德评判在评判实践中所占份额的不同，没有道德或功利绝对单方面占据评判席而成为独裁者。当道德评判在一个社会中占据较高份额，社会管理成本就低；当道德评判占据份额小、功利评判在社会评判实践活动中所占据较大份额时，社会运行成本就高。
当功利评判成为社会评判的主要尺度时，其结果是它将个人行为动机导向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金钱轻道德，在行为实践中导致社会忽视道德、导致损人利己，人们普遍感觉社会的公民道德滑坡。以道德作为评判标准的结果是，它将个人行为动机导向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重精神面貌、轻个人经济得失，在行为实践中引导人的行为追求损人的最小化。正如茅于轼所说，“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可以用他愿意为道德行为支付的代价的高低来定量地衡量。”[7]
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体。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支配个人的行动的首先是感性的需要，然后才是理性的反思。人在多大程度上受理性支配，决定于人自身对功利评判和道德评判两个标准的理解、使用和把握的程度。只有在实践中，当道德和功利两种评判都被行为者纳入考量自身行为的尺度，行为人才会对自身的行为作出利己也利他的均衡战略，来自于社会的道德评价、道德回报具有相当影响力时，个人的道德行为才会作为一个自觉的行为发生。这样，问题就显而易见了——如何使个人选择道德而放弃功利，这正是社会所面临的、需要社会来担当的现实，然而，在实际上，并且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没有从社会应当担当何种职责这个角度去反思社会道德下滑的原因。在这个层面上，社会文明的程度，正是社会主动担当这个职责的程度。正如哈耶克所揭示的那样，“人们有资格享受文明社会的自由，其资格与他们愿意用道德锁链约束他们欲望的程度”有关。 只有当整个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主动担当这个责任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真正成为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即如马克思所预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
2.经济状况制约道德生产的过程。物质利益，或称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动因。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出，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不是别的，正是这些人民群众、这些民族以及这些阶级的物质利益或功利。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决定该时期的道德状况、精神面貌。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8]32
道德本身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即道德具有历史性，没有离开历史的道德；道德也是具体的，它与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的具体生产实际相一致，受具体生产状况的影响。恩格斯从来也是反对脱离具体实际空谈道德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9]今天谈论道德，同样不能离开社会实际、不能离开当今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市场经济状况来谈论道德，否则，就会陷入空洞的道德抽象和道德宣讲。
3.道德生产也应关注成本与支出。成本与收益，是经济领域的关键词汇。计算成本与收益，是经济人的行为基准。在市场经济盛行于金钱崇拜时代，运用经济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道德行为，或有益于解读实施道德行为的发生。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由于社会公平机制建设滞后，极易导致经济效益成为人们计量行动效率的主要标准，个人行为的社会效益被严重忽视。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个人行为的高经济效益被赋予至高地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被视为当然，长此以往，其结果是，损人利己行为被赋予合情合理的外衣，低效益行为沦落为市场经济的笑柄。
比如，以学雷锋为代表的道德行为，是高社会效益行为，但是，在经济层面是个低效益行为，低经济效益行为需要社会公共支出加以弥补，否则，这种低经济效益甚至负效益行为难以为继。以公共支出弥补道德行为的经济低效益或负效益，似乎与道德行为的自觉自发性不一致。当前，这种观点还很盛行——认为学雷锋做好事就应该亏，不亏就不是学雷锋做好事了。我们崇尚的价值观是：学雷锋做好事是不能计算成本的，更不能把它等同为经济活动。站在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视角来看，学雷锋做好事也是一种生产形式，是一种精神生产、道德生产。从生产视角来看，对行为本身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考量，是行为者行为或维持其行为的基本的物质前提。
道德成本包括无形成本和有形成本。道德行为的实施需要较高的素养、一定智力，这成为道德行为实施的无形成本。道德的有形成本，包括道德行为实施成本本身以及实施道德行为可能遭受的损失，包括由于实施道德行为可能遭受的打击报复。人们的道德水准取决于道德成本与道德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道德净收益越高，人们的道德水准越高，人们越注重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反之，道德如果出现负效益，人们的道德水准就会急速下降，此时原有道德规范的宣传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10]
四、道德弘扬的制度保障：让扬善惩恶为德行护航
道德不是一种强制性约束的产物，相反，德行是一种自觉性行为。让这种自觉性行为发生，需要一种合适的张力。这种张力一靠自身来供给，二靠外力来维护。这种外力，与来自于公民对于德行的态度和政府维护正义的机制相关。道德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弥补道德行为过程中道德成本与道德收益的缺口，要靠政府进行干预。亚当·斯密说过：“与其说美德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诫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 （下转第50页）（上接第46页）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重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土崩瓦解。”[11]
制度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制度建设来确保道德行为，打击不道德行为。褒扬道德行为，打击不道德行为，不能仅仅限于观念层面。道德做为一种生产，就要超出从观念层面去思考，即从生产力状况、经济状况去思考。对于道德滑坡，如果不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探讨深层次的原因，而单纯停留在谴责的层面，对于道德建设，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建立一整套鼓励德行的长效机制，建立好人好事活动基金，使好人好事得到褒扬与鼓励，确保让好人好事不受打击，是促进道德生产的一种积极保障形式，值得探索和普及。
总之，社会的发展，既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讲究社会效益。讲究社会效益的社会生产，才会摒弃唯经济效益论，才能重视道德生产这种特殊的生产形式，给好人好事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消减为道德而道德的议论或表达，阻滞道德滑坡，促进社会风气不断好转。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2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张军.道德：经济活动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变量[J].中国
社会科学，1999，（2）.
[5]王小锡.论道德的经济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1，
（4）.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3.
[7]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8：27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35.
[10]顾书桂.关于公民道德的经济学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
2003，（1）.
[1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6.
[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道德生产；社会风气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0—0044—04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道德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形式，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拜金主义影响，社会公民道德严重下滑。在人们都不约而同呼唤公民道德回归的当下，以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为指导，超越以道德论道德的模式，借鉴经济学产出与收益关系原理，加强道德生产，对于加快道德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的全面生产理论与道德生产
马克思在经济学中的生产概念，指称物种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马克思在哲学层面上的生产概念，指称人类的全部活动。整个社会的延伸都可理解为生产的过程和结果，马克思把这种生产，称为“全面生产”。
对于生产的方式与分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1]“全面的生产”，生产社会的生产，不仅仅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包括人的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宗教、法、道德、科学、艺术），包括社会关系的生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谈到个人的精神财富与其现实关系的财富的关系时，他指出，人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决定了其精神财富，而不是相反。他指出：“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2]42因此，马克思哲学层面上的“全面的生产”，是指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
同样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想、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也是这样。”[2]29针对以青年黑格尔主义分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力图把精神、精神生产和精神发展理解为某种独立自足的、甚至是奠基性的社会现象的错误观念，马克思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在批判中强调道德、宗教、精神等不过是物质生活的必然升华物。离开物质生活，“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2]30
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依存关系是——既不存在无一定社会关系的物质生产，也不存在无一定物质关系的社会关系，并且，“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2]52
对于施蒂纳把个人的欲望归结于意识或善良意志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是这样批评的：“这不决定于意识，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维，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经验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系。”[2]295对人们的意识乃至整个精神生产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思维或观念。
对于人的本质的研究，马克思也是立足于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而不是立足于抽象的观念或精神。最终得出超越一切前人智慧的判断——“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毫无疑问，社会关系的总和，不仅是历时态上人类代代相传的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共时态上人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及其共同作用的产物。因此，任何一定阶段的物质生产，必定会给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活动打上自己的烙印，与此同时，一定阶段的精神生产和精神活动也反过来对物质生产打上自己的烙印。
分析一个人或人群的活动，不能离开他或他们生存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就不能对个人的行为方式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不能要求个人或人群的行为超越当时的现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过，“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3]344 就像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黑人成为奴隶的真正根本原因在于物质生产关系，现代人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或道德与功利目的各占多大比例，或要寄望当下人的行为达到期望的道德高度，如此等等，也必须要把他们置于当下的生产关系中来考察，才能得到最合适的结论。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生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道德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化生产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化程度很高的契约性社会化生产。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对于生产过程中关涉到的任何一方的道德要求也就越高。首先，道德作为一种精神要素，它通过生产者渗透到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道德作为规范的尺度，在活劳动的物化过程中参与了生产活动条件和劳动组成方式的规定，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道德因素可以为生产的展开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和必要的社会条件，减少生产发展的社会成本。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是单一的物质生产，而是有道德因素参与其中的一种全面的社会生产。劳动者的道德素养与劳动者其他多方面素养一起，在产品生产开端就带着道德诉求，参与了使用价值的创造，并物化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是否注入道德和注入什么样的道德，以及以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决定了生产劳动过程的文明程度、生产效率，劳动者间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水平、劳动产品的属性和功能。 张军在探讨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功能时，肯定了道德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道德是重要的！……道德能降低生产交易的成本，促进经济的增长。” [4]他进一步论证，在自由经济中，发端于自由市场的制度，其本身并不天然具有能保证效率的功能，一个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不仅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还需要在合作、诚实、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它。[4]
王小锡在探讨道德对于市场经济的功能时，不仅指出了道德对于经济的增值功能，而且还指出道德在社会发展的理性目标与价值指向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道德在使用价值的创造过程中能够转化为可以带来经济价值的‘生产性资源’，道德能够成为带来经济价值的精神生产力。社会道德能够以其特有的引导、规范、制约和协调功能作用于生产过程，促进经济价值增值”，“道德在引导和确保社会发展的理性目标与价值指向上具有重要作用。” [5]
道德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更是突出。不同的学术道德和技术道德，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科学技术异化，就是道德在科学技术领域缺席的结果。道德缺席的发明、创造，往往出现如此的情形：以真理之名，与阴险合谋，为私利服务，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服务，以大众利益的丧失甚至人类的毁灭为代价。而良好的道德，则有利于缩小科技发展中的异化情形。
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生产中发现，在人类代代相传的生产力发展中，道德是一种隐秘的生产力，它参与社会生产的全过程，“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6]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论述，与他的全面生产理论是一致的。
在研究道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道德被一些经济学家当做重要的参数用来解释经济发展史。马克·卡森教授在《商业文化经济学》（1991）一书中指出，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兴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都可以从道德那里找到答案。东亚和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与反映在人的道德观上的差异是相一致的。西方社会道德多元化的盛行使法律制度和合同的履行成本变得昂贵，而同时态的东方的道德一元化降低了交易合同的运行成本，其结果，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国的市场经济增速超过西方。[4]
在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道德主张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善待、诚信、克己、互助，并以此换取人或社会的福祉。因此，在意识形态的建构指向上，道德是一种非功利性意识形态。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它对于发展生产、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其价值重大、不可或缺。
由此可以看出，道德参与了社会生产的过程，渗透到了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因此，承认道德资源对于生产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对于客观存在的正确认知，对道德行为予以适当褒奖，有利于确保各个不同要素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处理道德与生产、道德与经济、道德与社会的关系中，将道德与功利完全对立起来、彻底分开，或者把道德等同于纯粹奉献，实际上是对道德生产与社会全面生产相互间关系的歪曲。道德完全排斥功利与功利行为完全排斥道德的主张，导致道德建设中出现空中楼阁式为道德而道德的道德宣讲。在这样的基础上的为道德而道德的议论或表达，都只能说明道德与社会生产的客观联系被人为切割、孤立，忽视了道德参与社会生产与人际关系建构的客观存在，是将社会化大生产简单化、抽象化，与马克思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一种全面生产的理论结论背道而驰，将人、将生产的各个要素孤立开来的机械唯物主义者，是忽视人的存在、为道德而道德的“道德说教”。
人性的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双重属性，决定了——通过道德宣讲，有利于最大化发挥人的积极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以道德为能量的积极性的发挥，需要适度鼓励与保障，给道德提供能源，使其不至于在社会全面生产中失去动力而自我枯竭。
通过功利促使人们讲道德，它预示很大的成功，同时也预示着道德的稳定性受到威胁。因此，把道德功利化的倾向，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社会化大生产是全面生产的理论结论的。
三、道德与功利并存于社会实践
1.道德与功利并行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任何领域。任何一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目的驱动下的产物，或一定目的性行为的衍生物。存在物的合理性，或许正是它的因果必然性。这种目的性贯穿了活动或行为的全过程，对活动的评价事关行为延续的动力机制。而评价，不管是自评还是他评，不外乎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评价。物质层面主要是指功利，表现为经济得失；精神层面主要是指名誉和社会形象，表现为形象褒贬。两种评判，又称为功利评判和道德评判。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功利评判和道德评判在评判实践中所占份额的不同，没有道德或功利绝对单方面占据评判席而成为独裁者。当道德评判在一个社会中占据较高份额，社会管理成本就低；当道德评判占据份额小、功利评判在社会评判实践活动中所占据较大份额时，社会运行成本就高。
当功利评判成为社会评判的主要尺度时，其结果是它将个人行为动机导向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金钱轻道德，在行为实践中导致社会忽视道德、导致损人利己，人们普遍感觉社会的公民道德滑坡。以道德作为评判标准的结果是，它将个人行为动机导向重社会效益、轻经济效益，重精神面貌、轻个人经济得失，在行为实践中引导人的行为追求损人的最小化。正如茅于轼所说，“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可以用他愿意为道德行为支付的代价的高低来定量地衡量。”[7]
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体。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支配个人的行动的首先是感性的需要，然后才是理性的反思。人在多大程度上受理性支配，决定于人自身对功利评判和道德评判两个标准的理解、使用和把握的程度。只有在实践中，当道德和功利两种评判都被行为者纳入考量自身行为的尺度，行为人才会对自身的行为作出利己也利他的均衡战略，来自于社会的道德评价、道德回报具有相当影响力时，个人的道德行为才会作为一个自觉的行为发生。这样，问题就显而易见了——如何使个人选择道德而放弃功利，这正是社会所面临的、需要社会来担当的现实，然而，在实际上，并且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没有从社会应当担当何种职责这个角度去反思社会道德下滑的原因。在这个层面上，社会文明的程度，正是社会主动担当这个职责的程度。正如哈耶克所揭示的那样，“人们有资格享受文明社会的自由，其资格与他们愿意用道德锁链约束他们欲望的程度”有关。 只有当整个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主动担当这个责任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真正成为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即如马克思所预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
2.经济状况制约道德生产的过程。物质利益，或称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动因。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揭示出，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不是别的，正是这些人民群众、这些民族以及这些阶级的物质利益或功利。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决定该时期的道德状况、精神面貌。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8]32
道德本身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即道德具有历史性，没有离开历史的道德；道德也是具体的，它与社会发展的具体阶段的具体生产实际相一致，受具体生产状况的影响。恩格斯从来也是反对脱离具体实际空谈道德的，“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9]今天谈论道德，同样不能离开社会实际、不能离开当今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市场经济状况来谈论道德，否则，就会陷入空洞的道德抽象和道德宣讲。
3.道德生产也应关注成本与支出。成本与收益，是经济领域的关键词汇。计算成本与收益，是经济人的行为基准。在市场经济盛行于金钱崇拜时代，运用经济人的思维方式思考道德行为，或有益于解读实施道德行为的发生。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由于社会公平机制建设滞后，极易导致经济效益成为人们计量行动效率的主要标准，个人行为的社会效益被严重忽视。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个人行为的高经济效益被赋予至高地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被视为当然，长此以往，其结果是，损人利己行为被赋予合情合理的外衣，低效益行为沦落为市场经济的笑柄。
比如，以学雷锋为代表的道德行为，是高社会效益行为，但是，在经济层面是个低效益行为，低经济效益行为需要社会公共支出加以弥补，否则，这种低经济效益甚至负效益行为难以为继。以公共支出弥补道德行为的经济低效益或负效益，似乎与道德行为的自觉自发性不一致。当前，这种观点还很盛行——认为学雷锋做好事就应该亏，不亏就不是学雷锋做好事了。我们崇尚的价值观是：学雷锋做好事是不能计算成本的，更不能把它等同为经济活动。站在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视角来看，学雷锋做好事也是一种生产形式，是一种精神生产、道德生产。从生产视角来看，对行为本身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考量，是行为者行为或维持其行为的基本的物质前提。
道德成本包括无形成本和有形成本。道德行为的实施需要较高的素养、一定智力，这成为道德行为实施的无形成本。道德的有形成本，包括道德行为实施成本本身以及实施道德行为可能遭受的损失，包括由于实施道德行为可能遭受的打击报复。人们的道德水准取决于道德成本与道德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道德净收益越高，人们的道德水准越高，人们越注重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反之，道德如果出现负效益，人们的道德水准就会急速下降，此时原有道德规范的宣传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10]
四、道德弘扬的制度保障：让扬善惩恶为德行护航
道德不是一种强制性约束的产物，相反，德行是一种自觉性行为。让这种自觉性行为发生，需要一种合适的张力。这种张力一靠自身来供给，二靠外力来维护。这种外力，与来自于公民对于德行的态度和政府维护正义的机制相关。道德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弥补道德行为过程中道德成本与道德收益的缺口，要靠政府进行干预。亚当·斯密说过：“与其说美德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诫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相反， （下转第50页）（上接第46页）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重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土崩瓦解。”[11]
制度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制度建设来确保道德行为，打击不道德行为。褒扬道德行为，打击不道德行为，不能仅仅限于观念层面。道德做为一种生产，就要超出从观念层面去思考，即从生产力状况、经济状况去思考。对于道德滑坡，如果不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探讨深层次的原因，而单纯停留在谴责的层面，对于道德建设，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建立一整套鼓励德行的长效机制，建立好人好事活动基金，使好人好事得到褒扬与鼓励，确保让好人好事不受打击，是促进道德生产的一种积极保障形式，值得探索和普及。
总之，社会的发展，既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讲究社会效益。讲究社会效益的社会生产，才会摒弃唯经济效益论，才能重视道德生产这种特殊的生产形式，给好人好事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消减为道德而道德的议论或表达，阻滞道德滑坡，促进社会风气不断好转。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2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张军.道德：经济活动与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变量[J].中国
社会科学，1999，（2）.
[5]王小锡.论道德的经济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11，
（4）.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3.
[7]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8：27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435.
[10]顾书桂.关于公民道德的经济学分析[J].云南社会科学，
2003，（1）.
[1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6.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