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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入选斯诺《活的中国》
1936年6月,由美国杰出记者、作家,《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编选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伦敦乔治·哈勒普书店出版。
这本书入选的作者除现代久负盛名的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肖乾、郁达夫、张天翼、老舍、郭沫若、张资平、王统照、沙汀等人外,青年作家中选了柔石的《奴隶的母亲》、孙席珍的《阿娥》。斯诺在该书“前言”中特地提到《阿娥》。
1934年的一天,孙席珍与杨刚正在北平西单北面路西的一家三开间的咖啡店里喝咖啡,忽然走进一个高高个子的外国人来。杨刚当即向孙席珍介绍,这就是关心中国进步文化的埃德加·斯诺。
杨刚实际上是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常务秘书,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在发起北方左联的过程中,由潘漠华介绍给孙席珍,以后就担负联络孙席珍的重任。她有时直接到孙席珍在西单报子胡同的家里,有时就与孙席珍约在咖啡店聚会。她同时是斯诺的得意学生,时常向斯诺介绍我国左翼文学家的情况。
这是孙席珍与斯诺交往的开始。
这年秋天,杨刚告诉孙席珍,斯诺正在选择一些现代中国的小说,准备编成集子出版。斯诺选择作家和作品,都征求过鲁迅先生的意见。他选了鲁迅的好几篇小说,以及其他几位著名作家的作品。青年作家中,选了孙席珍的《阿娥》。
孙席珍连忙对杨刚说,自己对《阿娥》并不满意,认为还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以北伐战争为题材的《火和铁的世界》《从蛟桥到乐化》两篇短篇比较好些,要杨刚转告斯诺,请他在这两篇中选择。斯诺听后,仍坚持要译《阿娥》。因为从他个人的喜好来说,他确实很喜欢,而且他认为《阿娥》描写中国农村的姑娘,比战争题材的小说更能引起一般外国读者的兴趣。
1935年5月19日,斯诺写信邀孙席珍会面。
孙席珍当即应其所请,给斯诺寄去了照片,提供了传记资料。
7月20日,斯诺收到信与照片后,立即给孙席珍复信,并再次邀其去舍间吃饭。
7月22号中午12点半左右,孙席珍应约到斯诺家里吃饭,在座只斯诺夫妇二人。边吃边谈,一直谈了三四个钟头,谈得很融洽愉快。斯诺问孙席珍是否熟悉鲁迅。孙席珍说在北大听过鲁迅一年多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后来还去拜访过鲁迅。斯诺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所以鲁迅可与伏尔泰相比。斯诺的这个观点到后来也没有改变。
两人还谈到上海和北方的青年作家。孙席珍向斯诺推荐了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和李守章(俊民)的小说集《跋涉的人们》,建议他可在这些集子中选择一些,介绍给外国读者。
斯诺拿出魏猛克为他英译的《阿Q正传》画的五幅插图,让孙席珍欣赏,并征求其对画的意见。这些画是斯诺通过鲁迅请魏画的。孙席珍谦虚地说:“我对绘画是外行,但从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插图是不失原意地表达了《阿Q正传》的精神的。”
斯诺在“作者小传”中介绍“孙席珍是中国最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之一”,“他最著名的是他的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和《战后》”,“这位出色的作家不满30岁就完成了《高尔基评传》《辛克莱评传》《雪莱生活》和一部《英国文学研究》,翻译了一部《西印度故事》,还写过一本西方文学教材,编过一部反战文学”。
当时孙席珍刚刚30岁,他的作品在一个异邦知名作家的眼里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地位。
与蒋经国隔街而居
1938年3月,孙席珍在许德珩介绍下,又来到南昌。当年在中山舰事件为朱培德所逐的熊式辉,正把持着江西军政大权。他为博取政治声誉,决定开办一所政治讲习院。除孙席珍外,应邀前来的还有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彭文应、雷洁琼、夏征农等。
不久,熊式辉又请来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太子”蒋经国。
宣传了半天的“江西省政治讲习院”终于正式开张了。蒋经国也正式出现在孙席珍面前。本来,聚集南昌的文化界名流中,要数孙席珍最为年少。不料蒋经国穿着一身灰制服,目光炯炯,精神抖擞,看起来至少要比孙席珍还要年轻三四岁。
南昌文化界人士经过商量讨论,决定仿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筹备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
大会正常开始了,许德珩致开幕词后,开始讨论会章。正要举手表决时,场上的会众之间突然发生争执,声音越来越高,顿时一片呵斥谩骂声,有的甚至扭打起来了。担任执行主席的孙席珍站在讲桌边高声喊:“遵守会场秩序!请各位不要吵闹!”
台下还是越闹越凶。墨水瓶、砖瓦、石块纷纷向台上掷来。孙席珍只好退到省党部常委刘家树身边。大家紧急磋商了几句,孙席珍冒着锋镝走向台前,宣布休会。这时,有六七个青年跑上台来,保护着孙席珍他们准备撤离。
正在大会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气喘吁吁跑来两个人。其中一个穿着军装的正是蒋经国。
原来,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队长薛汕(雷宁)发现情形不妙,就匆匆找来了蒋经国。
这时台下有人趁乱叫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打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蒋经国跳上台,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等人中间,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爱国群众和打手们已经扭打起来了。
蒋经国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反动分子惮于蒋经国的身份,磨蹭了半天,最后一个一个贼眉鼠眼,偷偷地退了出去。
蒋经国放下手,摸一摸下巴额,从容不迫地说着:“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上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台上马上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就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由孙席珍作词,何士德谱曲),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何士德后来由孙席珍介绍给陈毅,为新四军军歌作曲。这首《祖国文化进行曲》在抗战文化界传唱甚广。
因了这首《祖国文化进行曲》和这场大会,蒋经国取得了进步文化人的信任。蒋经国主动接近文化人士,其中就有孙席珍。
孙席珍年纪最轻,与蒋经国的年龄最接近,又和他有宁绍帮的乡谊,便有更多的话。说来也巧,孙席珍住在阳明路,蒋经国住在一伟路,孙家的后门正对着蒋经国的家前门。两家之间就隔了一条马路,抬脚散散步就到了。蒋经国常常设宴请客,还带着苏联妻子四处串门。家里总是大门敞开,灯火通明,青年人三五一群,自由地散聚在客厅、书房等处,或辩论、或演说、或研讨,显得十分热闹。孙席珍当然是座上常客。有时大家又一起顺便来到孙席珍家里继续谈天。宋美龄后来的秘书左诵芬,也是当年簇拥在孙席珍身旁的进步青年,正是在孙席珍家里第一次结识了蒋经国。
一次宴会,蒋经国向孙席珍提出,应把爱国青年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孙席珍顿时警惕起来,他要集中青年力量干什么,便开始渐渐疏远了他。此后,蒋经国离开政治讲习院前,还特别找过孙席珍,请他做青年组织的发起人,但孙婉拒了。果然,这个蒋经国心心念念的青年组织便是后来的三青团。
孙席珍临终前几个月写的回忆录之一《洪都杂忆》,与薛汕写的《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相比,孙席珍以一种划清界限的态度叙述往事,不提与蒋经国的日常相交,甚至连蒋经国镇守的那次大会的情形都与薛汕的回忆有很大出入,对蒋经国力排干扰,使大会顺利进行的事只字未提。
与茅盾、周扬的交往
经历过绚烂人生的孙席珍再度成为一个甘守清贫的大学教授。
“文革”后,孙席珍以一个现代文学亲历者的身份,自觉有义务为后人留下一份信史。从“文革”结束直至逝世期间,孙席珍先后出席全国性会议二十余次,写作论文近百篇,回忆录二十余篇,出版著作二种,完成著作六种。这些全国性的会议,有些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重要转折点,奠定了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孙席珍在会上都做了重要发言和倡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9年10月30日,孙席珍与夫人吕苹一同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里程碑式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孙席珍与茅盾、郭沫若、周扬等重逢,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讨论现代文学的研究方向以及当代文学创作的走向。老树春深更著花。他又先后担任浙江省文联的部分领导工作,当代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顾问、茅盾研究学会顾问。
孙席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并积极地思考着、求索着。
为了厘清过去混乱的文艺思想,为文艺路线做正确的定性定位,周扬常来杭州向孙席珍问询商议。而这时的孙席珍,已经是医院的常客。周扬总是到病房来探望。当年南北左联的两位领导人,干脆把病房当成了工作室,开始热烈的讨论。孙席珍抢救现代文学史料,参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文学巨匠的研究工作,几乎每日都是满负荷工作。但他将这些工作视为份内责任,从不事张扬,不居功自傲。
孙席珍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十分尊崇,也极钦佩郁达夫的才气。晚年他对这些现代文学大家都分别从自身与其的交往出发作详尽的回忆,试图复活他们的个性、摹写他们的神采,为现代文坛作珍贵的实录。孙席珍晚年写作的这些回忆散文,不仅极具史料价值,更是散文中的佳品。
孙席珍对茅盾,不仅服膺其文学成就,认为他的小说可作信史读,《蚀》三部曲是能够错综复杂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斗争的空前作品;《子夜》更可视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是现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成就;《春蚕》《秋收》《林家铺子》《腐蚀》等杰作绘制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画卷,无愧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硕果。
孙席珍还更钦佩茅盾谦和平易、治学严谨、虚怀若谷的为人。“文革”前茅盾有一次到浙江视察,当时的杭州大学曾请他作个报告,他却说开个座谈会好了,比较生动活泼些。那次会上,茅盾与杭大同志谈文论史,古今中外,滔滔不绝,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收获良多。茅盾还同孙席珍谈起西湖各处名胜的楹联、碑刻等多半颓败不堪,应当督促有关单位好好保存,并特别举了苏小小坟前“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一副对联为例,认为书法、联语,两者极其隽妙。
1979年,孙席珍请茅盾为一部书稿题签,茅盾欣然应允。第四次文代会后,孙席珍夫妇前往问候茅盾,他正卧病在床。孙席珍夫妇正想退出,茅盾再三邀请,一定要坚持起身接待。
生命因求索而美丽。孙席珍还勇于突破文学的禁区,从事实出发,敢讲真话。1979年,全国鲁迅学会在黄山开会。会上,有位青年同志提出瞿秋白的问题,请教大家。那时谈论秋白,还是一个禁区,一般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避而不谈。孙席珍即席发言,说:“为什么不可以谈?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就要实事求是地谈问题。”他说:“秋白不仅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理论家、翻译家。他那精辟的思想、深邃的论述、杰出的贡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孙席珍把压抑不住的闷气,一古脑儿地宣泄出来,整个会场都受震动,一时群情奋发。
1984年12月31日晚,浙江医院的病房里,用自己的独立思考,为新时期文艺用尽全部力量的孙席珍终于耗尽了心血。他带着未完的书稿未尽的心愿,未能看到新一年的黎明…… □
1936年6月,由美国杰出记者、作家,《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编选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伦敦乔治·哈勒普书店出版。
这本书入选的作者除现代久负盛名的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肖乾、郁达夫、张天翼、老舍、郭沫若、张资平、王统照、沙汀等人外,青年作家中选了柔石的《奴隶的母亲》、孙席珍的《阿娥》。斯诺在该书“前言”中特地提到《阿娥》。
1934年的一天,孙席珍与杨刚正在北平西单北面路西的一家三开间的咖啡店里喝咖啡,忽然走进一个高高个子的外国人来。杨刚当即向孙席珍介绍,这就是关心中国进步文化的埃德加·斯诺。
杨刚实际上是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常务秘书,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在发起北方左联的过程中,由潘漠华介绍给孙席珍,以后就担负联络孙席珍的重任。她有时直接到孙席珍在西单报子胡同的家里,有时就与孙席珍约在咖啡店聚会。她同时是斯诺的得意学生,时常向斯诺介绍我国左翼文学家的情况。
这是孙席珍与斯诺交往的开始。
这年秋天,杨刚告诉孙席珍,斯诺正在选择一些现代中国的小说,准备编成集子出版。斯诺选择作家和作品,都征求过鲁迅先生的意见。他选了鲁迅的好几篇小说,以及其他几位著名作家的作品。青年作家中,选了孙席珍的《阿娥》。
孙席珍连忙对杨刚说,自己对《阿娥》并不满意,认为还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以北伐战争为题材的《火和铁的世界》《从蛟桥到乐化》两篇短篇比较好些,要杨刚转告斯诺,请他在这两篇中选择。斯诺听后,仍坚持要译《阿娥》。因为从他个人的喜好来说,他确实很喜欢,而且他认为《阿娥》描写中国农村的姑娘,比战争题材的小说更能引起一般外国读者的兴趣。
1935年5月19日,斯诺写信邀孙席珍会面。
孙席珍当即应其所请,给斯诺寄去了照片,提供了传记资料。
7月20日,斯诺收到信与照片后,立即给孙席珍复信,并再次邀其去舍间吃饭。
7月22号中午12点半左右,孙席珍应约到斯诺家里吃饭,在座只斯诺夫妇二人。边吃边谈,一直谈了三四个钟头,谈得很融洽愉快。斯诺问孙席珍是否熟悉鲁迅。孙席珍说在北大听过鲁迅一年多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后来还去拜访过鲁迅。斯诺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所以鲁迅可与伏尔泰相比。斯诺的这个观点到后来也没有改变。
两人还谈到上海和北方的青年作家。孙席珍向斯诺推荐了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和李守章(俊民)的小说集《跋涉的人们》,建议他可在这些集子中选择一些,介绍给外国读者。
斯诺拿出魏猛克为他英译的《阿Q正传》画的五幅插图,让孙席珍欣赏,并征求其对画的意见。这些画是斯诺通过鲁迅请魏画的。孙席珍谦虚地说:“我对绘画是外行,但从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来,插图是不失原意地表达了《阿Q正传》的精神的。”
斯诺在“作者小传”中介绍“孙席珍是中国最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之一”,“他最著名的是他的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和《战后》”,“这位出色的作家不满30岁就完成了《高尔基评传》《辛克莱评传》《雪莱生活》和一部《英国文学研究》,翻译了一部《西印度故事》,还写过一本西方文学教材,编过一部反战文学”。
当时孙席珍刚刚30岁,他的作品在一个异邦知名作家的眼里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地位。
与蒋经国隔街而居
1938年3月,孙席珍在许德珩介绍下,又来到南昌。当年在中山舰事件为朱培德所逐的熊式辉,正把持着江西军政大权。他为博取政治声誉,决定开办一所政治讲习院。除孙席珍外,应邀前来的还有许德珩、王造时、罗隆基、彭文应、雷洁琼、夏征农等。
不久,熊式辉又请来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太子”蒋经国。
宣传了半天的“江西省政治讲习院”终于正式开张了。蒋经国也正式出现在孙席珍面前。本来,聚集南昌的文化界名流中,要数孙席珍最为年少。不料蒋经国穿着一身灰制服,目光炯炯,精神抖擞,看起来至少要比孙席珍还要年轻三四岁。
南昌文化界人士经过商量讨论,决定仿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筹备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
大会正常开始了,许德珩致开幕词后,开始讨论会章。正要举手表决时,场上的会众之间突然发生争执,声音越来越高,顿时一片呵斥谩骂声,有的甚至扭打起来了。担任执行主席的孙席珍站在讲桌边高声喊:“遵守会场秩序!请各位不要吵闹!”
台下还是越闹越凶。墨水瓶、砖瓦、石块纷纷向台上掷来。孙席珍只好退到省党部常委刘家树身边。大家紧急磋商了几句,孙席珍冒着锋镝走向台前,宣布休会。这时,有六七个青年跑上台来,保护着孙席珍他们准备撤离。
正在大会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气喘吁吁跑来两个人。其中一个穿着军装的正是蒋经国。
原来,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队长薛汕(雷宁)发现情形不妙,就匆匆找来了蒋经国。
这时台下有人趁乱叫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打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蒋经国跳上台,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等人中间,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爱国群众和打手们已经扭打起来了。
蒋经国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反动分子惮于蒋经国的身份,磨蹭了半天,最后一个一个贼眉鼠眼,偷偷地退了出去。
蒋经国放下手,摸一摸下巴额,从容不迫地说着:“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上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台上马上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就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由孙席珍作词,何士德谱曲),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何士德后来由孙席珍介绍给陈毅,为新四军军歌作曲。这首《祖国文化进行曲》在抗战文化界传唱甚广。
因了这首《祖国文化进行曲》和这场大会,蒋经国取得了进步文化人的信任。蒋经国主动接近文化人士,其中就有孙席珍。
孙席珍年纪最轻,与蒋经国的年龄最接近,又和他有宁绍帮的乡谊,便有更多的话。说来也巧,孙席珍住在阳明路,蒋经国住在一伟路,孙家的后门正对着蒋经国的家前门。两家之间就隔了一条马路,抬脚散散步就到了。蒋经国常常设宴请客,还带着苏联妻子四处串门。家里总是大门敞开,灯火通明,青年人三五一群,自由地散聚在客厅、书房等处,或辩论、或演说、或研讨,显得十分热闹。孙席珍当然是座上常客。有时大家又一起顺便来到孙席珍家里继续谈天。宋美龄后来的秘书左诵芬,也是当年簇拥在孙席珍身旁的进步青年,正是在孙席珍家里第一次结识了蒋经国。
一次宴会,蒋经国向孙席珍提出,应把爱国青年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孙席珍顿时警惕起来,他要集中青年力量干什么,便开始渐渐疏远了他。此后,蒋经国离开政治讲习院前,还特别找过孙席珍,请他做青年组织的发起人,但孙婉拒了。果然,这个蒋经国心心念念的青年组织便是后来的三青团。
孙席珍临终前几个月写的回忆录之一《洪都杂忆》,与薛汕写的《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相比,孙席珍以一种划清界限的态度叙述往事,不提与蒋经国的日常相交,甚至连蒋经国镇守的那次大会的情形都与薛汕的回忆有很大出入,对蒋经国力排干扰,使大会顺利进行的事只字未提。
与茅盾、周扬的交往
经历过绚烂人生的孙席珍再度成为一个甘守清贫的大学教授。
“文革”后,孙席珍以一个现代文学亲历者的身份,自觉有义务为后人留下一份信史。从“文革”结束直至逝世期间,孙席珍先后出席全国性会议二十余次,写作论文近百篇,回忆录二十余篇,出版著作二种,完成著作六种。这些全国性的会议,有些是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重要转折点,奠定了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孙席珍在会上都做了重要发言和倡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9年10月30日,孙席珍与夫人吕苹一同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里程碑式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孙席珍与茅盾、郭沫若、周扬等重逢,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讨论现代文学的研究方向以及当代文学创作的走向。老树春深更著花。他又先后担任浙江省文联的部分领导工作,当代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顾问、茅盾研究学会顾问。
孙席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并积极地思考着、求索着。
为了厘清过去混乱的文艺思想,为文艺路线做正确的定性定位,周扬常来杭州向孙席珍问询商议。而这时的孙席珍,已经是医院的常客。周扬总是到病房来探望。当年南北左联的两位领导人,干脆把病房当成了工作室,开始热烈的讨论。孙席珍抢救现代文学史料,参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文学巨匠的研究工作,几乎每日都是满负荷工作。但他将这些工作视为份内责任,从不事张扬,不居功自傲。
孙席珍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十分尊崇,也极钦佩郁达夫的才气。晚年他对这些现代文学大家都分别从自身与其的交往出发作详尽的回忆,试图复活他们的个性、摹写他们的神采,为现代文坛作珍贵的实录。孙席珍晚年写作的这些回忆散文,不仅极具史料价值,更是散文中的佳品。
孙席珍对茅盾,不仅服膺其文学成就,认为他的小说可作信史读,《蚀》三部曲是能够错综复杂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斗争的空前作品;《子夜》更可视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是现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成就;《春蚕》《秋收》《林家铺子》《腐蚀》等杰作绘制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画卷,无愧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硕果。
孙席珍还更钦佩茅盾谦和平易、治学严谨、虚怀若谷的为人。“文革”前茅盾有一次到浙江视察,当时的杭州大学曾请他作个报告,他却说开个座谈会好了,比较生动活泼些。那次会上,茅盾与杭大同志谈文论史,古今中外,滔滔不绝,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收获良多。茅盾还同孙席珍谈起西湖各处名胜的楹联、碑刻等多半颓败不堪,应当督促有关单位好好保存,并特别举了苏小小坟前“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一副对联为例,认为书法、联语,两者极其隽妙。
1979年,孙席珍请茅盾为一部书稿题签,茅盾欣然应允。第四次文代会后,孙席珍夫妇前往问候茅盾,他正卧病在床。孙席珍夫妇正想退出,茅盾再三邀请,一定要坚持起身接待。
生命因求索而美丽。孙席珍还勇于突破文学的禁区,从事实出发,敢讲真话。1979年,全国鲁迅学会在黄山开会。会上,有位青年同志提出瞿秋白的问题,请教大家。那时谈论秋白,还是一个禁区,一般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避而不谈。孙席珍即席发言,说:“为什么不可以谈?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就要实事求是地谈问题。”他说:“秋白不仅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理论家、翻译家。他那精辟的思想、深邃的论述、杰出的贡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孙席珍把压抑不住的闷气,一古脑儿地宣泄出来,整个会场都受震动,一时群情奋发。
1984年12月31日晚,浙江医院的病房里,用自己的独立思考,为新时期文艺用尽全部力量的孙席珍终于耗尽了心血。他带着未完的书稿未尽的心愿,未能看到新一年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