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不读书，顺如养头猪。”这是我们乡间的一句俗话。在我6岁时，父母为了不让我变成“猪”，送我进了本村的一所私塾学堂渎书。
　　私塾先生姓向，名成斋，乡间人都尊称他为“向夫子”。他白发银须，左脚有点跛，走路要拄拐杖。老辈人都讲他学问很深，曾在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部当过师爷。有次打仗，先生脚受了伤，就解甲从教，从镇箪（凤凰县城）来乾城县所里镇砂子坳（现吉首市镇溪街道砂子坳社区）投亲靠友开办私学。
　　我发蒙那天，正是春节后不久。父亲五更头就把我从酣睡中唤醒。穿好用家织布缝制的浅蓝色长袍，头戴青色瓜皮帽，洗过脸后，在父亲的引导下，向香烟缭绕、烛光通明的神龛三拜九叩，祭祀列祖列宗，祈求祖先保佑，读书成器。接着父亲叫我打上一把红纸伞，提着一个用篾做的四方灯笼，踏着朦胧的夜色，由他领着来到私塾学堂。
　　学堂同样灯火通明，香烟袅袅，在神龛下摆了一张八仙桌，供有“至圣先师孔子牌位”，牌位前的香炉里插有三炷香，两旁一对红烛烛光闪闪，此时先生早已在那儿等待我们父子俩了。
　　我在先生的示范下先朝拜孔子，再叩拜先生。接着，先生用土红毛笔圈点《三字经》上的“人之初，性本善……”他边点边读，我也跟着读，这就算随师发蒙了。
　　半个小时后，仪式完毕，我便跟随父亲提着灯笼回家。不久，天大亮，该是上学的时候，于是我吃了母亲煮好的早饭，提着父亲给我买的细篾小篮，邀上早先读书的伙伴去学堂了。从此，我告别了充满童趣的孩提生活。
　　在学堂读书的有20多个同学，大家都是自己带桌子板凳，年纪最大的有十四五岁，小的有六七岁。私塾学生不光年龄参差不齐，而且每个学生读的书也是五花八门，发蒙学生读《三字经》，老学生按自己的接受能力强弱，有的读《百家姓》，有的读《论语》，有的读《孟子》等等。方法枯燥无味，学生整天都在读书、背书、认字、写字中过日子，谁背不来先生圈点过的书或不认识教过的生字，谁的手板就要挨先生的戒尺。学生除读好规定的“四书”“五经”外，可请先生开讲，剖析书中的字义、句义，以求甚解。开讲有一定的仪式，一个人或几个人都可以。要给先生送大红公鸡，点蜡烧香。学生也可以抽出时间请先生点读《千家诗》《声律启蒙》《增广贤文》等其他辅助读物，还可以请先生教学算盘，吟诗作对。
　　入私塾的第二年，我學完了《论语》，正在读《孟子》的《离娄》《告子》，还没有读到《幼学琼林》这本书。这年端午节上午，我们给先生拜端午节后，还要读半天书才放学。先生配合节气，给大家出了“龙舟竞赛，吊屈原之溺水”的上联，要我们对下联。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口含毛笔望天花板，直到放学都没对上。
　　1982年3月，我在吉首市教委编写《吉首市教育志》看到了《幼学琼林》这本书，才找到了下联：“重九登高，效桓景之避灾。”对联寓言深刻，平仄相符。
　　私塾先生把学生习字作为必修课之一，开始叫学生描红，先生用土红写上“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要学生照着描；继而要学生照描“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然后送先生号字，描得好的可得表扬。学生每天的习字纸张要保存好，不能乱丢，不能用脚践踏，更不能用作便纸，要保存到阴历每月初一、十五祭祀孔子时统一焚化，谁若违反这些规定，谁就是对孔夫子不敬，会遭雷打。
　　凡读私塾的学生，每人一年要向先生交一斗（40斤）大米，一年三大节要向先生拜节，过春节送猪肉、糍粑，过端午节送粽粑，过中秋节送鸭子和粉粑。哪个学生送得多，送得好，先生往往就喜欢哪个学生。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送得少或送不起，先生就不高兴。
　　读私塾没有寒暑假，也无修业年限，逢年过节才得点休息，学生就像关在笼中的鸟儿，失去了自由与欢乐。不过每到春耕大忙季节，先生要给家中的稻田施肥，于是到了下午，先生就安排学生到村前寨后捡猪牛粪，到山上野外为他打绿肥。这样，我们这些学生就像飞出笼子的鸟儿，边拾粪，边打绿，边嬉戏，什么“争江山”啦，“躲猫藏”啦，“开仗火”啦，“掏鸟窝”啦，等等，尽情地玩，百无禁忌。这时，我们总巴望着太阳慢点落坡，先生慢点放学。
　　后来，父亲把我送到距家乡5里之远的所里镇中心国民学校读新学，从此我离开了那令人讨厌的私塾，早出晚归，每天往返10里进城读书。
　　80多年一晃而过，儿时的私塾生活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仍然清晰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责任编辑：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