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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在先秦时期，“医道”就通于“治道”，秦医和、扁鹊等一批卓越的医者留下了大量有关治国的名言。宋代医学极其发达，作为“技术官”的医者，其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甚至出现了转官为文官的现象，不少士人也与医者交往。在此背景之下，“以医喻政”成为宋代士人论政的重要手段，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王安石、苏轼都将医学话语纳入政治话语之中，以用于展开有关变法的政论。
【关键词】：以医政喻;王安石变法 ;政论
“政治隐喻”在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活中十分常见。宋代士大夫继承了古代士大夫“以医喻政”的政治传统，他们将医学话语引入政治话语之中，以之议论时事，此种风气之下，“上医医国”论和“不为良相、则为良医”[1]论，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得到广泛流行。宋代不少士人习医，并将之用于政争、政论之中，蔡襄、晁补之、晁公遡、晁说之、陈淳、陈傅良、陈亮、李纲、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均有“以医喻国事”的政论，特别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两派之间均将身体的疾病隐喻为国家面临的种种弊端，通过引用“上医医国”的典故达到讽谏的效果。
历来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学者，忽略了这类较为隐晦的材料，笔者通过研究王安石及其反对派人物苏轼的一系列论医之作，发现它们都各自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在医学话语的包裹之下，这些“暗斗”看似没有经过明显的交锋，事实上，他们都通过“以医喻政”作为对对方政论的回应。
熙宁元年四月（1068），王安石入朝对策，得到即位不久的宋神宗赏识，“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2]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多数大臣的强烈抵制，先是“二月，韩琦请罢青苗法，公称疾不视事……帝命司马光草答诏，有士大夫沸腾，黎明骚动之语，公上章疏辩”[3]，其处境十分尴尬，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王安石写下《与妙应大师说》：
妙应大师智缘诊父之脉而知子之祸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无有。缘曰：昔秦医和诊晋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见于晋侯之脉，诊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宁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书。[4]比王安石（1021-1086）稍晚的晁补之（1053-1110）也记载了此事：
余应举时，见王荆公书一事云：妙应大师智缘诊父之脉，知其子祸福。翰林王承旨禹玉疑古无有，缘曰：秦医和诊晋侯之脉而知其良臣将死，良臣之命乃见于晋侯之脉，诊父知子又何足怪乎？[5]
上述二则材料忽略其在个别文辞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件的真实性问题。晁补之与王安石同朝为官，其记载应当可信。王安石在文中明确说明其写作时间是熙宁庚戌（1070）十二月十九日，而晁补之“应举”的时间，据其熙宁六年（1073）所作《寄怀寿光主簿四叔父》：“我初就学首未冠，叔父不以童儿看。我今生年二十一，叔父晚作东州官。……六年两岁从进士，晩学扬雄识难字”[6]，可知熙宁六年之时晁补之已经参加了两次科试，而熙宁三年曾举行过科考，因此晁补之第一次参加科考的时间当为熙宁三年（1070），其“见王荆公书一事”与《与妙应大师说》的写作时间相符。
智缘以医僧的身份，行术士之实，医家本无“诊父之脉而知子之祸福”之说，此类谶语，王安石不可能不知其虚妄，而记其言，盖非专言“诊父之脉而知子之祸福”，而是对秦医和 “诊晋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之言，深信不疑。王安石写此文之时，正是其孤立难支，无人窥其心迹之际，他借智缘之口，以医和的口吻，委婉劝谏神宗，勿蹈晋平公覆辙，“昔秦医和诊晋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见于晋侯之脉”，可谓用心良苦。
王安石另一篇著作《使医》[7]，也表达了同样的心迹：
一人疾焉而医者十，并使之欤？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尔。乌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谓尤良者而隐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为谋。又相忌也，况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慧者常少，医者十，愚不能者乌知其不九邪？并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谁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尔。使其尤良者有道，药云则药，食云则食，坐云则坐，作云则作。夫然，故医也，得肆其术而无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则少矣。药云则食，坐云则作，曰姑如吾所安焉尔。若人也，何必医？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医之道皆然，而腹心为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说而思之，其庶矣。[8]
王安石以人之疾喻国家之疾，而感叹神宗不“使其尤良者一人”，既有心变法，又重用”愚不能者”，让自己无以“肆其术”，“况今天下乃有腹心之疾者”尽现其满腔怨愤。
明朝万历间人詹景凤（1532-1602），可谓王安石的知音，他的《古今寓言》一书不仅收录了王安石此文，而且还有大量批注，认为“介甫可谓急于得君矣”。[9]大约在詹景凤前后，陈绛[10]也认为王安石此文旨在阐发“医国之方”，迫切得到神宗的专任，全面推行新法，清除对新法的阻碍力量，“王荆公《使医论》其有感于医国也。......公盖自署，以为医之尤良而讽任者之未或专也，故持论若此”，值得注意的是，陈绛认为苏轼是针对王安石《使医》一文有感而发。[11]《张君宝墨堂记》系苏轼在熙宁五年（1072）所作，正当新法大肆推广之际，苏轼借蜀人谚语，讽刺王安石“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岀之于政”，表现了对新法的不满：
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岀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12]
无论是王安石的《与妙应大师说》、《使医》，还是苏轼的《张君宝墨堂记》，它们都将“以医喻政”作为一种政论手段，避免了与对方的正面冲突，寓其褒贬于医学话语之中，既隐秘，又富有策略性，凸显出宋代医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宋代士人的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
宋代医学介入政治，是随着宋代医者的地位升高而产生的。自先秦到宋代，医者之地位逐渐发生了历史的倒转，此一巨大变化不是瞬间产生的，而是随着士人群体与医者群体的不断交流，不断融合才产生的。士人群体作为“舆论场”的主导，他们对于医者地位的转变，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与医者群体交往过程中，士人群体对医者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医学话语开始大量进入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活之中，凸显了宋代政治话语的多样性，“以医喻政”这一传统，随着儒医群体的兴起更为普遍[13]。
注释：
[1]“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系本于秦医和之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良相则为上医也，以治国疾;良医则可疗人疾，民疾亦国病耳。
[2]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3]詹大和 撰 ，裴汝诚 点校：《王荆国文公年谱》，中华书局，1994年1月第1版，第80页。
[4]王安石：《临川集》第七十一，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5]晁补之：《鸡肋集》卷第三十五《送医李寅序》，四部丛刊景明本。
[6]晁补之《鸡肋集》卷第十一，四部丛刊景明本。
[7]所作年代无考。据王安石不获专任，推测此文当作于熙宁三年至熙宁七年间。
[8]王安石：《临川集》卷第七十《论议》，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9]詹景凤：《古今寓言》卷五《文具类》，明万历九年陈世宝刻本。
[10]陈绛，字用言，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浙江上虞人。
[11]陈绛：《金罍子》上篇卷十九，明万历三十四年陈昱刻本。
[12]蘇轼撰 郎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张君宝墨堂记》，四部丛刊景宋本。
[13]参见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一零四，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四月初版（1997）。
【关键词】：以医政喻;王安石变法 ;政论
“政治隐喻”在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活中十分常见。宋代士大夫继承了古代士大夫“以医喻政”的政治传统，他们将医学话语引入政治话语之中，以之议论时事，此种风气之下，“上医医国”论和“不为良相、则为良医”[1]论，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得到广泛流行。宋代不少士人习医，并将之用于政争、政论之中，蔡襄、晁补之、晁公遡、晁说之、陈淳、陈傅良、陈亮、李纲、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均有“以医喻国事”的政论，特别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过程中，两派之间均将身体的疾病隐喻为国家面临的种种弊端，通过引用“上医医国”的典故达到讽谏的效果。
历来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学者，忽略了这类较为隐晦的材料，笔者通过研究王安石及其反对派人物苏轼的一系列论医之作，发现它们都各自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在医学话语的包裹之下，这些“暗斗”看似没有经过明显的交锋，事实上，他们都通过“以医喻政”作为对对方政论的回应。
熙宁元年四月（1068），王安石入朝对策，得到即位不久的宋神宗赏识，“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2]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多数大臣的强烈抵制，先是“二月，韩琦请罢青苗法，公称疾不视事……帝命司马光草答诏，有士大夫沸腾，黎明骚动之语，公上章疏辩”[3]，其处境十分尴尬，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王安石写下《与妙应大师说》：
妙应大师智缘诊父之脉而知子之祸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无有。缘曰：昔秦医和诊晋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见于晋侯之脉，诊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宁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书。[4]比王安石（1021-1086）稍晚的晁补之（1053-1110）也记载了此事：
余应举时，见王荆公书一事云：妙应大师智缘诊父之脉，知其子祸福。翰林王承旨禹玉疑古无有，缘曰：秦医和诊晋侯之脉而知其良臣将死，良臣之命乃见于晋侯之脉，诊父知子又何足怪乎？[5]
上述二则材料忽略其在个别文辞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件的真实性问题。晁补之与王安石同朝为官，其记载应当可信。王安石在文中明确说明其写作时间是熙宁庚戌（1070）十二月十九日，而晁补之“应举”的时间，据其熙宁六年（1073）所作《寄怀寿光主簿四叔父》：“我初就学首未冠，叔父不以童儿看。我今生年二十一，叔父晚作东州官。……六年两岁从进士，晩学扬雄识难字”[6]，可知熙宁六年之时晁补之已经参加了两次科试，而熙宁三年曾举行过科考，因此晁补之第一次参加科考的时间当为熙宁三年（1070），其“见王荆公书一事”与《与妙应大师说》的写作时间相符。
智缘以医僧的身份，行术士之实，医家本无“诊父之脉而知子之祸福”之说，此类谶语，王安石不可能不知其虚妄，而记其言，盖非专言“诊父之脉而知子之祸福”，而是对秦医和 “诊晋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之言，深信不疑。王安石写此文之时，正是其孤立难支，无人窥其心迹之际，他借智缘之口，以医和的口吻，委婉劝谏神宗，勿蹈晋平公覆辙，“昔秦医和诊晋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见于晋侯之脉”，可谓用心良苦。
王安石另一篇著作《使医》[7]，也表达了同样的心迹：
一人疾焉而医者十，并使之欤？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尔。乌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谓尤良者而隐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为谋。又相忌也，况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慧者常少，医者十，愚不能者乌知其不九邪？并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谁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尔。使其尤良者有道，药云则药，食云则食，坐云则坐，作云则作。夫然，故医也，得肆其术而无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则少矣。药云则食，坐云则作，曰姑如吾所安焉尔。若人也，何必医？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医之道皆然，而腹心为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说而思之，其庶矣。[8]
王安石以人之疾喻国家之疾，而感叹神宗不“使其尤良者一人”，既有心变法，又重用”愚不能者”，让自己无以“肆其术”，“况今天下乃有腹心之疾者”尽现其满腔怨愤。
明朝万历间人詹景凤（1532-1602），可谓王安石的知音，他的《古今寓言》一书不仅收录了王安石此文，而且还有大量批注，认为“介甫可谓急于得君矣”。[9]大约在詹景凤前后，陈绛[10]也认为王安石此文旨在阐发“医国之方”，迫切得到神宗的专任，全面推行新法，清除对新法的阻碍力量，“王荆公《使医论》其有感于医国也。......公盖自署，以为医之尤良而讽任者之未或专也，故持论若此”，值得注意的是，陈绛认为苏轼是针对王安石《使医》一文有感而发。[11]《张君宝墨堂记》系苏轼在熙宁五年（1072）所作，正当新法大肆推广之际，苏轼借蜀人谚语，讽刺王安石“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岀之于政”，表现了对新法的不满：
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岀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12]
无论是王安石的《与妙应大师说》、《使医》，还是苏轼的《张君宝墨堂记》，它们都将“以医喻政”作为一种政论手段，避免了与对方的正面冲突，寓其褒贬于医学话语之中，既隐秘，又富有策略性，凸显出宋代医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宋代士人的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
宋代医学介入政治，是随着宋代医者的地位升高而产生的。自先秦到宋代，医者之地位逐渐发生了历史的倒转，此一巨大变化不是瞬间产生的，而是随着士人群体与医者群体的不断交流，不断融合才产生的。士人群体作为“舆论场”的主导，他们对于医者地位的转变，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与医者群体交往过程中，士人群体对医者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医学话语开始大量进入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活之中，凸显了宋代政治话语的多样性，“以医喻政”这一传统，随着儒医群体的兴起更为普遍[13]。
注释：
[1]“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系本于秦医和之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良相则为上医也，以治国疾;良医则可疗人疾，民疾亦国病耳。
[2]脱脱：《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3]詹大和 撰 ，裴汝诚 点校：《王荆国文公年谱》，中华书局，1994年1月第1版，第80页。
[4]王安石：《临川集》第七十一，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5]晁补之：《鸡肋集》卷第三十五《送医李寅序》，四部丛刊景明本。
[6]晁补之《鸡肋集》卷第十一，四部丛刊景明本。
[7]所作年代无考。据王安石不获专任，推测此文当作于熙宁三年至熙宁七年间。
[8]王安石：《临川集》卷第七十《论议》，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9]詹景凤：《古今寓言》卷五《文具类》，明万历九年陈世宝刻本。
[10]陈绛，字用言，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浙江上虞人。
[11]陈绛：《金罍子》上篇卷十九，明万历三十四年陈昱刻本。
[12]蘇轼撰 郎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张君宝墨堂记》，四部丛刊景宋本。
[13]参见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一零四，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四月初版（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