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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共物品的讨论大多是全国性的角度，对地域差别的讨论很少，渐渐人们发现不同地区的居民对公共物品偏好有所不同，统一地为所有地区的居民提供一样的公共物品往往会产生公共物品供给的浪费和不足等问题，造成公共物品供给有效性低下，因此学者们开始重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研究。
以蒂布特（Tiebout.C，1956）为代表的地方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理论，讨论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地方政府如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问题，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每个人可以通过“以足投票”即自由流动来显示自身偏好，地方政府为了赢得民意，就必须在行使其职责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居民的消费偏好。“以足投票”能促进公共资源有效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显然人不可能是充分流动的，而且在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人们常常会隐藏其真实的偏好与动机，即出现所谓消费偏好“信号”失真的问题。
为了对蒂布特模型本身的未尽之处加以补充，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地考察“以足投票”理论的适用性，麦圭尔（Mc Guire，2006）提出了一个“以足投票”的动态模型，即麦圭尔模型，它不仅提出了迁移的重要原因——寻找公共产品与税收最佳组合之间的差异，而且也进一步地提出了迁移过程中达到均衡的条件。因此，麦圭尔动态模型及其理论使得蒂布特模型更加具体化了，因而也就更贴近于实际情况。
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1989）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中提出了“最佳配置职能”的分权思想，是从中央与地方职能的划分角度确定对政府进行分权，“高效率的财政体制模式要求有多级财政单位，它们在规模和地区范围上有所差别，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物品由中央政府提供，那些区域性的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提供。”
奥茨（Oates.W.E，1972）在《财政联邦主义》中提出分权定理——由效率入手，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由地方政府供给地方公共物品更有效率。
施蒂格勒（Stigler.G.J，1957）從公众需要和更好发挥政府职能的角度进行论证，提出最优分权模式的菜单，“事关满足居民公共需要的决策，应当在最低行政层次的政府部门进行，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分配的公平性。”就公共产品而言，消费者的意愿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而地方政府恰好能敏感的顺应区域利益，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好效果。
特里西（Tresch.R.W，1981）提出“偏好误识分权论”，通过模型证明中央政府往往不能准确认识到全民的公共物品需求偏好，因为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而且经常存在信息失真与信息传递阻隔等问题，在多级政府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显然比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居民的需求偏好，而中央政府则具有“偏好误识”，因此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中不是提供过多就是提供不足，或者根本不是民众想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回避风险的社会就会趋向于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1998年，我国公共财政框架建立，明确了地方公共物品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起来，以便更有效率的为居民提供服务，从此我国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进行了探讨。
有学者从政府分层来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角度进行研究。牛艳玉（2006）认为地方性公共物品，就是为本地服务的各类公共物品，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了解当地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更能准确地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陈永安（2005）认为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决定了地方公共物品只能由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外溢性使地方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相互博弈，政府合作社制度使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经济契约制度化，达到林达尔均衡。臧旭恒，曲创（2002）认为公共物品只是某一特定集体的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也具有更高的效率。
有学者从财政改革出发，分析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陆道平（2007）认为，我国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自身的运行机制和制度性创新这两个方面进行。赵俊怀（2003）认为在我国，改革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正确定位政府职能是克服和防范政府行为员外部性的有效途径。黄佩华（2003）认为由于分权的不合理，造成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导致地方财政困顿，政府无力承担其公共服务责任。贾康（2004）也是从我国分税制的缺陷角度提出“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改革思路。地方财政困境使得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困难重重，促使我国经济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有很多学者从改革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进行探讨，认为要通过多元化来提高效率。如孙钰（2002）、孙开（1999）、仲伟周（1999）探讨了地方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可行性与制度安排，认为通过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鼓励私人介入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周自强（2005）认为政府供给准公共物品存在政府失灵问题为政府以外的主体供给准公共物品提供了可能。此外，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两种模式在准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可以实现功能互补。冯云廷（2000）认为在准公共物品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及经营方式的选择上，应提倡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提倡投资方式的多样化，提倡经营方式的民营化。
至此，地方政府应该承担地方公共物品的职责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以蒂布特（Tiebout.C，1956）为代表的地方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理论，讨论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地方政府如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问题，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每个人可以通过“以足投票”即自由流动来显示自身偏好，地方政府为了赢得民意，就必须在行使其职责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居民的消费偏好。“以足投票”能促进公共资源有效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显然人不可能是充分流动的，而且在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人们常常会隐藏其真实的偏好与动机，即出现所谓消费偏好“信号”失真的问题。
为了对蒂布特模型本身的未尽之处加以补充，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地考察“以足投票”理论的适用性，麦圭尔（Mc Guire，2006）提出了一个“以足投票”的动态模型，即麦圭尔模型，它不仅提出了迁移的重要原因——寻找公共产品与税收最佳组合之间的差异，而且也进一步地提出了迁移过程中达到均衡的条件。因此，麦圭尔动态模型及其理论使得蒂布特模型更加具体化了，因而也就更贴近于实际情况。
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1989）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中提出了“最佳配置职能”的分权思想，是从中央与地方职能的划分角度确定对政府进行分权，“高效率的财政体制模式要求有多级财政单位，它们在规模和地区范围上有所差别，其中属于全国性的公共物品由中央政府提供，那些区域性的公共物品，由地方政府提供。”
奥茨（Oates.W.E，1972）在《财政联邦主义》中提出分权定理——由效率入手，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由地方政府供给地方公共物品更有效率。
施蒂格勒（Stigler.G.J，1957）從公众需要和更好发挥政府职能的角度进行论证，提出最优分权模式的菜单，“事关满足居民公共需要的决策，应当在最低行政层次的政府部门进行，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分配的公平性。”就公共产品而言，消费者的意愿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而地方政府恰好能敏感的顺应区域利益，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好效果。
特里西（Tresch.R.W，1981）提出“偏好误识分权论”，通过模型证明中央政府往往不能准确认识到全民的公共物品需求偏好，因为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而且经常存在信息失真与信息传递阻隔等问题，在多级政府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显然比中央政府更具有信息优势，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居民的需求偏好，而中央政府则具有“偏好误识”，因此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中不是提供过多就是提供不足，或者根本不是民众想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回避风险的社会就会趋向于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1998年，我国公共财政框架建立，明确了地方公共物品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起来，以便更有效率的为居民提供服务，从此我国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进行了探讨。
有学者从政府分层来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角度进行研究。牛艳玉（2006）认为地方性公共物品，就是为本地服务的各类公共物品，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了解当地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更能准确地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陈永安（2005）认为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决定了地方公共物品只能由地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外溢性使地方政府在供给的过程中相互博弈，政府合作社制度使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经济契约制度化，达到林达尔均衡。臧旭恒，曲创（2002）认为公共物品只是某一特定集体的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规模较小的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也具有更高的效率。
有学者从财政改革出发，分析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陆道平（2007）认为，我国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自身的运行机制和制度性创新这两个方面进行。赵俊怀（2003）认为在我国，改革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正确定位政府职能是克服和防范政府行为员外部性的有效途径。黄佩华（2003）认为由于分权的不合理，造成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导致地方财政困顿，政府无力承担其公共服务责任。贾康（2004）也是从我国分税制的缺陷角度提出“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改革思路。地方财政困境使得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困难重重，促使我国经济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有很多学者从改革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进行探讨，认为要通过多元化来提高效率。如孙钰（2002）、孙开（1999）、仲伟周（1999）探讨了地方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可行性与制度安排，认为通过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鼓励私人介入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周自强（2005）认为政府供给准公共物品存在政府失灵问题为政府以外的主体供给准公共物品提供了可能。此外，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两种模式在准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可以实现功能互补。冯云廷（2000）认为在准公共物品投资主体、投资方式及经营方式的选择上，应提倡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提倡投资方式的多样化，提倡经营方式的民营化。
至此，地方政府应该承担地方公共物品的职责已经成为学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