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中旬，毛泽民从雅尔塔回到莫斯科后，从任弼时那里得知，周恩来副主席已于9月中旬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便兴冲冲地来到克里姆林宫医院。
　　周恩来告诉毛泽民，他这次来莫斯科，带着党中央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呈请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的问题。李德作为中共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支持者，对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负有重大的责任。
　　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于1939年12月29日正式开始。
　　国际监委会要求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以及正在莫斯科学习、养病的比较了解李德情况的中国同志都去参加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代表团工作人员师哲，以及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原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第二师政委刘亚楼、原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等出席了这次严肃的审查批判会。
　　自从得知共产国际让他返回苏联的那一刻起，李德就预感到共产国际将追究他的责任，心中一直恐惧不安。会议开始时，李德先见中共代表任弼时同几位国际执委和监委领导人坐在一起像是庄严的大法官，周恩来坐在一旁像是“原告”，甚至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也出现在会场上……他的心里不由得更紧张起来。
　　首先发言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他按照中共“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陈述了李德的主要错误，如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等战术原则，对“福建事变”的处理和长征转移的决策，都有严重错误。周恩来也表示自己当时执行了李德的方针决策，没能及时批评抵制，对造成错误同样负有责任。
　　周恩来发言结束后，即请来自中央苏区、亲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同志们为他的“起诉”作证。
　　第一个发言的，是红军第一线高级指挥员刘亚楼。他曾任红一军团红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武平农民武装暴动，后被编入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他从班、排、连、营长，一直升任中央红军的师长、师政委，连续参加了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作战。在长征途中，他率领部队担任红一军团的前锋，取得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勇夺娄山关等一系列重要战役胜利。
　　刘亚楼来参会前，在中国党校学习的同志们对他说，你们在苏区和长征中吃过李德不少苦，了解情况多，开会时要多放几炮，为当年牺牲的同志和受过气、挨过整的同志出口气！
　　然而，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刘亚楼，不仅会打仗，思想和政治水平也非同一般。他知道，用事实来说话是最有力的武器。刘亚楼结合红二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战斗经历，系统地陈述了李德所犯的军事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的错误。刘亚楼来苏联学习已经快两年了，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发言中，当涉及一些关键内容或外国同志不好理解的内容，他都用俄语重述一遍。他的发言客观、公正，事实清楚，得到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长福洛林和与会同志的一致肯定。
　　接下来发言的是被称做中央红军“大管家”的杨至成。杨至成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的老同志，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队伍走上井冈山。当年他曾是朱军长的副官长，后来又是中央红军总供给部长。
　　1933年9月，李德从上海来瑞金，博古命令杨至成直接负责李德的生活。
　　在敌人实行严密经济封锁，物资极为匮乏的中央苏区，要满足洋顾问奢侈的生活要求谈何容易！苏区没有洋酒，杨至成找来本地酿造的芋薯酒；没有面包，他就找人烤馒头，还特意在面粉里多放些糖。他还从部队的战利品中尽可能选些李德喜欢的食品和罐头。李德仍旧很不满意，多次向博古告状。
　　1934年4月，在保卫中央苏区北大门的广昌保卫战中，李德和博古不接受毛泽东以红军主力转入外线进攻的主张，命令红军以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与敌人进行“正规战”。杨至成领导的总供给部把全部武器、弹药都运上阵地，也无法抵挡敌人密集的枪弹。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攻破。红军血战18天，付出了伤亡5000余人的惨重代价！因后勤保障不利，杨至成被撤销了总供给部长的职务。杨至成越说越恼火：“我这个老兵，跟随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参加过无数次战斗，打过不少胜仗。而李德、博古自以为是，按照军事教科书指挥红军反‘围剿’，结果越打越被动，最终连我们艰苦经营了六七年的根据地也统统丢光了！”
　　杨至成指着李德怒斥道：“李德同志，你不是军事专家吗？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窝囊、愚蠢的打法！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啊！我不知道，将来见了马克思，你这个号称红色军事家的德国人，怎么去向你的‘老祖宗’交代！”
　　最后发言的是毛泽民。来到莫斯科后，毛泽民曾向共产国际递交了《关于博古、李德等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详细汇报，又多次与干部部马特维洛夫部长交流，握有大量的材料，会前做了充分的准备。
　　毛泽民首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从1931年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到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发生在中央苏区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博古和李德是怎样一步步地排挤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缔造者毛泽东，怎样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的。介绍了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的、红军花费数年艰难创造的巩固的苏区被葬送，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惨痛经过。随后，他深刻剖析李德、博古等人在领导中国党和红军中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组织根源，批判了他们错误的军事路线。
　　毛泽民的发言提纲挈领，猛击要害，字字声声犹如重锤。当在座的外国同志得知，正在发言的这个叫周全的人，是当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时，无不投去好奇与钦佩的目光。李德微微耷拉着眼皮，不敢正视毛泽民锐利的目光。他把两只手攥在一起，紧张得不由自主地相互使劲儿。
　　最后，毛泽民严厉地质问李德：“由于你和博古的错误指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经过六七年艰难创造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这样白白地葬送掉了。大批英勇忠诚的红军指挥员和红军战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李德同志，难道你就不感到痛心和有罪吗？！”
　　发言结束后，毛泽民建议共产国际，严肃处理李德的问题。
　　在接下去的会上，监委会主席福洛林让苏联和德国的其他莅会同志也发言。共产国际干部部部长马特维洛夫的发言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内幕：原来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国当军事顾问。
　　马特维洛夫说，据有关方面查证，李德原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当时，中国的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李德是德国人，与日本人打交道比较方便，所以又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东北。后来，他到了上海，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遇见博古。李德与博古原来就认识，就被博古弄到苏区，成了军事顾问，硬是被捧了出来。
　　李德自己也间或透露过，他是“应中共中央之邀做军事顾问工作的”，他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提出的。
　　李德曾提出，此事应征得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行。为此，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几次发电报请示莫斯科，直到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并限定其职权范围为“没有指示权力”的指示后，李德才由上海潜入中央苏区。
　　了解了李德的来华背景，莅会的外国同志大都批评李德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不会尊重和团结别人。他们的发言主要都针对其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很少指出路线方针上的错误，因此也就无缘追究他的责任。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李德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转眼到了1940年。1月20日，共产国际监委会再次开会进行关于李德问题的讨论。毛泽民又一次被邀请参加会议。监委会征求了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国领导同志的意见，又与执委会进行商讨和请示后，最后做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
　　共产国际监委会给李德做的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但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从此，共产国际不再重用李德，分配他去做了图书出版工作。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关系》 作者：耘山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