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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人去做一些在别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
印象中，从2004年大四毕业的那个暑假开始，直到2011年博士后出站，貌似没有哪个暑假，我是能有条件窝在家里的。当别的同学在美好的假期躲在家里吹着空调、吃着雪糕、哼着小曲、看着电视时，我却正在这个或那个小镇的旅舍里忙碌工作着，我的身旁往往不是坐着一位老奶奶，就是坐着一位老爷爷，面对他们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调查方言。对我们这份工作，行内俗称“下田野”。在外人看来，一个女孩子，要在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下奔波于中国的各个乡镇，应该是一份很苦的差事，但是从2002年（那年我读大二）决定从事方言研究工作至今，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因为我很清楚，我一直在做着一件我所热爱的、并且很有意义的事情。
你说，古代人说的话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网络小说和电视剧特喜欢玩“穿越”，但是有多少人想过这个问题，古代人是怎么说话的呢？在这里说这个问题，不是说着玩的，在中国、包括全世界，真的有不少学者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古代人和现代人说的话有差别么？我们所说的话从古至今发生了多少变化？它还将如何变化？
在我大二时，当年“穿越”尚未流行，但是在课堂上已经有教授跟我们探讨这些问题，这门课叫作“音韵学”，内容是探讨语音发展史，说通俗点儿，就是探讨古代人说的话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在这门课上，我感受到了语言，特别是方言的魅力。原来在我们整天在说的话的背后，有那么多的门道。“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仅对“礼”有用，其实对我们的语言也一样有用。中国明代有一位语言学家叫陈第，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方言这个东西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而字音的变化也是从古至今一直在发生着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念诗经、念唐诗有时会觉得不押韵的原因。
古人早就发现了字音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所以古人也想知道以前的人是怎么说话的，特别到了明清时期，有很多学者投入了毕生精力，试图去寻找古人说话的奥秘。但古代的音韵学家穷其一生的智慧，都只知区分音类，而无法知道每个音类的具体音值。直到20世纪初，西方的历史比较法传入中国，学者们才开始知道利用方言材料研究古人是怎么说话的。
就是在这门课上，我发现原来我们的祖辈传给我们的方言有那么大的作用，利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古人说话的奥秘。
方言是古代汉语的传承者，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语音都是古代汉语的后裔，古代的语音虽然已经逝去，但它的许多特点都遗传给了现代各方言的语音。通过研究方言，可以了解文化的传承、语言的更替，这意义实在太大了。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推广，中国的各大方言都面临着加速消失的危险，抓紧时间记录方言，保存方言，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所以我在大二的时候，就立下了今后的志向，要成为一名方言工作者，为抢救和记录祖国方言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你准备好了吗？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方言工作者，首先得有一对灵敏的耳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本科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硕士、博士，有一门课我听了无数次，这门课就是“国际音标课”。这里的“国际音标”可不是英语的“国际音标”哦，我们所要学会并灵活掌握的是在理论上能记录世界上所有语言和方言的一套符号系统。听起来很牛吧？但是学起来真的很痛苦。我们知道，小孩子是语言天才，但是人天生习得语言的能力会在12岁左右消失，这也是我们在12岁以后去学习别的语言和方言，总是很难学得很像的原因。国际音标既然能记录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那么里面必然有很多音是自己在12岁之前完全没有听到过的，于是我们这些20多岁的大龄青年，得在教室里，像小时候学汉语拼音似的，跟着老师学发音。
在你有了一对灵敏的耳朵以后，你就具备了田野调查的初步能力，但是除此之外，你还得有一项美好的品德，就是“睡得猪棚、吃得猪食”。当然，实际调查中，很少会真的让人睡猪棚、吃猪食，但是在我们的同行中，不乏有学者在调查少数民族语时，真的睡过猪棚，或者连吃几个月的土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一点不假。
调查中的苦与乐
细细数来，为了调查方言我去过的地方也有几十个了：福建的厦门、漳州，广东的新兴、汕头、南澳、潮阳、谷饶、潮州、凤凰、澄海、揭阳、三饶、流沙、惠来、陆丰、海丰、湛江、雷州，海南的海口，重庆的北碚、万州、丰都、大足、奉节、巫溪，河南的南阳，山东的济南、聊城、临清，湖南的株洲，这里面还不包括我长期生活过的城市杭州和广州。我去过的这些地方，有些比较有名，有些却名不见经传，很多人甚至连听都没听过，但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很多我去了还不止一次，因为那里往往保留着地道的方言。
调查方言不是随便问几个字几个词怎么说就完事的，一次系统的方言调查涉及到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一次完整的方言调查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包括几千个字，几千条词，几百个句子的调查和记录。苦吗？苦的。累吗？累的。但是，我乐在其中。
假如在调查时所面对的方言是能听懂，能沟通的，那就算是一次非常轻松的调查了，最郁闷的是碰到的方言完全无法听懂，发音人普通话水平又低，沟通极其困难。记得有一年去海南调查，发音的老爷爷已经70多岁了，母语语感极好，但是普通话水平不高。调查第一天，我们才记录了6个句子，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绝望，但是慢慢地我们掌握了他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我们知道老爷爷说“哈”其实是在说“他”，老爷爷说“hāiduǐ”其实是在说“开水”，调查进度才慢慢快起来。调查到后来，我们还会在聊天吃饭的时候学他们说普通话：“坏hāi门，不hāi，我就hīhāi！（快开门，不开，我就踢开！）”
在调查中，总能结识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许多“城里人”所不能了解的事物。比如前面说的那个海南老爷爷，70多岁了，身体非常好，很喜欢跟我们聊他的生活，比如他怎么种出高质量的胡椒，让我们这些城里的丫头大开眼界。有时候我们去的调查点很不安全，这个时候就要麻烦当地的警察，在跟这些警察的接触中，我们才知道其实中国很多地方警察的收入很低，但是这些年轻的80后甚至90后的警察弟弟，还是兢兢业业坚守在一线岗位，让人不禁心生感佩，如果没有他们，社会的治安将无从想象。
团队合作在调查中也很重要，调查时我们经常是几个姐妹结伴“下田野”，当你病倒的时候有人帮你烧上热水，当你在调查时，发现行李箱里钻进了七八只蟑螂，有人跟你一起打蟑螂，当你累到无法坚持的时候，有人在身边鼓励，这种在“革命”当中结下的友谊总是最深刻的。隔了那么多年，当年有些一起去调查的姐妹都参加工作了，谈起那一起“下田野”的岁月，大家总是分外怀念。
最重要的是，在不断地调查中，总是能发现惊喜，看到许多以前没见过的语言现象，这种感觉大概就跟生物学家发现了新物种一样吧。
在生活中，常有人问起我的工作，刚听到我是做方言的，很多人表示不解：“什么？方言？有什么用啊？方言那是要消亡的啊。”于是我总是耐心地跟人解释一通，有些人会表示理解，有些人还是摇头表示不能理解。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人去做一些别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我所从事的工作，很苦、很累，跟现在的很多诸如金融业之类的工作相比，待遇也不高，但是十几年了，我从未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
印象中，从2004年大四毕业的那个暑假开始，直到2011年博士后出站，貌似没有哪个暑假，我是能有条件窝在家里的。当别的同学在美好的假期躲在家里吹着空调、吃着雪糕、哼着小曲、看着电视时，我却正在这个或那个小镇的旅舍里忙碌工作着，我的身旁往往不是坐着一位老奶奶，就是坐着一位老爷爷，面对他们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调查方言。对我们这份工作，行内俗称“下田野”。在外人看来，一个女孩子，要在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下奔波于中国的各个乡镇，应该是一份很苦的差事，但是从2002年（那年我读大二）决定从事方言研究工作至今，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因为我很清楚，我一直在做着一件我所热爱的、并且很有意义的事情。
你说，古代人说的话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网络小说和电视剧特喜欢玩“穿越”，但是有多少人想过这个问题，古代人是怎么说话的呢？在这里说这个问题，不是说着玩的，在中国、包括全世界，真的有不少学者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古代人和现代人说的话有差别么？我们所说的话从古至今发生了多少变化？它还将如何变化？
在我大二时，当年“穿越”尚未流行，但是在课堂上已经有教授跟我们探讨这些问题，这门课叫作“音韵学”，内容是探讨语音发展史，说通俗点儿，就是探讨古代人说的话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在这门课上，我感受到了语言，特别是方言的魅力。原来在我们整天在说的话的背后，有那么多的门道。“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仅对“礼”有用，其实对我们的语言也一样有用。中国明代有一位语言学家叫陈第，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方言这个东西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而字音的变化也是从古至今一直在发生着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念诗经、念唐诗有时会觉得不押韵的原因。
古人早就发现了字音是一直在发生变化的，所以古人也想知道以前的人是怎么说话的，特别到了明清时期，有很多学者投入了毕生精力，试图去寻找古人说话的奥秘。但古代的音韵学家穷其一生的智慧，都只知区分音类，而无法知道每个音类的具体音值。直到20世纪初，西方的历史比较法传入中国，学者们才开始知道利用方言材料研究古人是怎么说话的。
就是在这门课上，我发现原来我们的祖辈传给我们的方言有那么大的作用，利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古人说话的奥秘。
方言是古代汉语的传承者，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语音都是古代汉语的后裔，古代的语音虽然已经逝去，但它的许多特点都遗传给了现代各方言的语音。通过研究方言，可以了解文化的传承、语言的更替，这意义实在太大了。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推广，中国的各大方言都面临着加速消失的危险，抓紧时间记录方言，保存方言，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所以我在大二的时候，就立下了今后的志向，要成为一名方言工作者，为抢救和记录祖国方言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你准备好了吗？
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方言工作者，首先得有一对灵敏的耳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本科的时候开始，一直到硕士、博士，有一门课我听了无数次，这门课就是“国际音标课”。这里的“国际音标”可不是英语的“国际音标”哦，我们所要学会并灵活掌握的是在理论上能记录世界上所有语言和方言的一套符号系统。听起来很牛吧？但是学起来真的很痛苦。我们知道，小孩子是语言天才，但是人天生习得语言的能力会在12岁左右消失，这也是我们在12岁以后去学习别的语言和方言，总是很难学得很像的原因。国际音标既然能记录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那么里面必然有很多音是自己在12岁之前完全没有听到过的，于是我们这些20多岁的大龄青年，得在教室里，像小时候学汉语拼音似的，跟着老师学发音。
在你有了一对灵敏的耳朵以后，你就具备了田野调查的初步能力，但是除此之外，你还得有一项美好的品德，就是“睡得猪棚、吃得猪食”。当然，实际调查中，很少会真的让人睡猪棚、吃猪食，但是在我们的同行中，不乏有学者在调查少数民族语时，真的睡过猪棚，或者连吃几个月的土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一点不假。
调查中的苦与乐
细细数来，为了调查方言我去过的地方也有几十个了：福建的厦门、漳州，广东的新兴、汕头、南澳、潮阳、谷饶、潮州、凤凰、澄海、揭阳、三饶、流沙、惠来、陆丰、海丰、湛江、雷州，海南的海口，重庆的北碚、万州、丰都、大足、奉节、巫溪，河南的南阳，山东的济南、聊城、临清，湖南的株洲，这里面还不包括我长期生活过的城市杭州和广州。我去过的这些地方，有些比较有名，有些却名不见经传，很多人甚至连听都没听过，但是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很多我去了还不止一次，因为那里往往保留着地道的方言。
调查方言不是随便问几个字几个词怎么说就完事的，一次系统的方言调查涉及到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一次完整的方言调查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包括几千个字，几千条词，几百个句子的调查和记录。苦吗？苦的。累吗？累的。但是，我乐在其中。
假如在调查时所面对的方言是能听懂，能沟通的，那就算是一次非常轻松的调查了，最郁闷的是碰到的方言完全无法听懂，发音人普通话水平又低，沟通极其困难。记得有一年去海南调查，发音的老爷爷已经70多岁了，母语语感极好，但是普通话水平不高。调查第一天，我们才记录了6个句子，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绝望，但是慢慢地我们掌握了他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我们知道老爷爷说“哈”其实是在说“他”，老爷爷说“hāiduǐ”其实是在说“开水”，调查进度才慢慢快起来。调查到后来，我们还会在聊天吃饭的时候学他们说普通话：“坏hāi门，不hāi，我就hīhāi！（快开门，不开，我就踢开！）”
在调查中，总能结识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许多“城里人”所不能了解的事物。比如前面说的那个海南老爷爷，70多岁了，身体非常好，很喜欢跟我们聊他的生活，比如他怎么种出高质量的胡椒，让我们这些城里的丫头大开眼界。有时候我们去的调查点很不安全，这个时候就要麻烦当地的警察，在跟这些警察的接触中，我们才知道其实中国很多地方警察的收入很低，但是这些年轻的80后甚至90后的警察弟弟，还是兢兢业业坚守在一线岗位，让人不禁心生感佩，如果没有他们，社会的治安将无从想象。
团队合作在调查中也很重要，调查时我们经常是几个姐妹结伴“下田野”，当你病倒的时候有人帮你烧上热水，当你在调查时，发现行李箱里钻进了七八只蟑螂，有人跟你一起打蟑螂，当你累到无法坚持的时候，有人在身边鼓励，这种在“革命”当中结下的友谊总是最深刻的。隔了那么多年，当年有些一起去调查的姐妹都参加工作了，谈起那一起“下田野”的岁月，大家总是分外怀念。
最重要的是，在不断地调查中，总是能发现惊喜，看到许多以前没见过的语言现象，这种感觉大概就跟生物学家发现了新物种一样吧。
在生活中，常有人问起我的工作，刚听到我是做方言的，很多人表示不解：“什么？方言？有什么用啊？方言那是要消亡的啊。”于是我总是耐心地跟人解释一通，有些人会表示理解，有些人还是摇头表示不能理解。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世界上，总得有人去做一些别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我所从事的工作，很苦、很累，跟现在的很多诸如金融业之类的工作相比，待遇也不高，但是十几年了，我从未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