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中国最早的远古夏商时期，骨笛的出现标志着我国音乐文化已经有9000年的可考历史。经历着从春秋战国的乐舞到后来的魏晋南北朝的相和，从隋唐宫廷音乐的繁荣到宋元民间音乐的兴起，从明清四大徽班的进京到西洋文化的传入和中国新音乐的萌芽，从学堂乐歌到音乐学院的发展，无不标志着我国音乐在历史的轨迹。20世纪中国音乐开始走向了全盘西化的道路，甚至出现了以西方音乐文化的审美和教育来评判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现状，以至于出现了“主体危机论”的观点，作为主体的传统音乐的文化，渐渐地在全球的音乐交流中失去了地位。而现如今，应该做的是如何重建中国音乐文化的主体性的价值去实现中国音乐本土化的价值的重建与回归。
　　【关键词】 中国传统音乐;融合发展;本土化;世界音乐趋势
　　【中图分类号】J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5-0104-02
　　一、中西音乐百舸争流，日月相伴
　　在整体的大环境下，中国传统音乐追求的是个性，在织体上注重的两条旋律线条的优美与和谐，呈现出一种线性的形式，中国音乐趋于展示“需要”消融意义，注重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意象的结合，例如嵇康声无哀乐论，重视意境、情味和不受牵制。而西方音乐追求共性，织体上更加重视和声的整体和谐性，呈现出一种柱状的形态，更加倾向于立体性和思维維度的纵向性，尤其是特别注意主调旋律与其他声部的和声关系的和谐程度，主题往往趋于表现“实有”制造“意义”，西方人细致的观察，研究自然，寻找真相，很少有追求弦外之音、题外之意。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加注重意象，意象是结合自身的思想与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意。把技术融入自身的思想中，思想与技术相互交融。例如中国的美术更加注重留白与情景，而西方的美术更加注重的是写实的具体，所以音乐也同样如此。
　　在中国乐器的发展史上，中国唐代的箜篌，是秦汉魏晋南北朝的一种拨弦乐器，箜篌发源于波斯，后来又开始盛行于唐代，按其形制和弹奏方式分为落箜篌、竖箜篌、凤首箜篌，适用于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但现已失传。失传的竖箜篌在宋代其实也有着明确的记录，虽然文章记载的信息相对较少，但是在竖箜篌的记录中还是能够发现一些信息。其一是由于唐代著名演奏家李供奉一直为宫廷音乐所服务，不对外传播，并且只给皇亲贵族演奏，属于专属的贵族音乐，它不允许在民间传播，所以与民间的传播失联，到最后在历史中也渐渐地消失。其二是在宋代时音乐机构中乐人的精简，宫廷音乐不再那么繁荣。那时候，民间勾栏瓦舍的繁荣，说唱音乐民间艺人的繁荣，而当时民间艺人会选择更加方便随时随地的演奏、成本低廉的乐器，而竖箜篌没有满足当时的需要，导致竖箜篌在“不接地气”的这种情况下逐渐失传。
　　实际到今天为止，还在使用欧洲所用的传统的四件套（即和声学、复调音乐、曲式与作品分析、管弦乐法）作为现阶段的主要教学，也开始引进并使用了现代作曲技法，而中国传统音乐的危机性也来自中国从古至今的传谱的方式和所表现的形式。在中国的文字谱，到减字谱所用的谱法，例如公尺谱：上，尺，工，凡，六，五，乙。一直没有一种能够完善记录的节奏与时值，如东汉末年广陵一代的琴曲《广陵散》谱中一直没有一个具体的记谱方式，导致在流传的过程中因所弹奏的节奏不一样，从而在琴派上产生了不同的流派，虽然在传统上有助于产生不同的风格，但是在中国的音乐方面，更加倾向于将这种空间的状态时间化，更加强调的是整体、关联、无规则的变化以及特别重要的不符合常规的美学原则。即兴性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特征，这也导致了中国传统音乐不能很好地传承。在西方的谱法中，从纽姆谱到中世纪13世纪音乐理论作家佛朗科，《有量记谱法》是佛朗克总结了1225年以来的所有相关的记谱法，在研究内容中总结了一种新的音符时值系统。这种有量记谱法在欧洲音乐后来的几千年的发展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新的时值系统可以清楚地指示音高，指示节奏，以三分法为主。这种记谱体系对以后传承曲谱来说能够使其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音乐与文化的割裂体现在音响上（乐音的运动形式），与文化无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西方音乐是跨文化的最高形式。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也不断在为音乐而改革，作曲家和音乐家还一直坚守自己的信仰和阵地。晚清以来，随着西洋乐的传入而建立起来的新音乐，不同于现阶段的新音乐，20世纪以来在新音乐的迅猛发展下，成了当时中国音乐的一大追求。从西洋文化的传入，早期学堂乐歌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学堂音乐，代表着中国音乐文化的开端，也是新音乐文化的启蒙阶段。后到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建设，设立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海大同乐会、北京爱乐社等，这些机构和组织培育了一大批建设性人才，也建立了适合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结构体系。例如中国音乐教育奠基人萧友梅，他创办音乐教育，创立音乐学府，编写器乐合唱作品，这些都是中国音乐发展初期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完善的教学能力和丰富的实干经验的革命音乐工作者，并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音乐建设历程中的重要骨干。青主、赵元任、聂耳、江定仙等音乐家、作曲家不断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而努力。再到中国歌剧的繁荣，从秧歌剧《兄妹开荒》《货郎担》到1945年鲁艺师生创作的《白毛女》的出现，都是我国歌剧创作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作曲家们不仅吸收民歌的音调，也借鉴外国歌剧作品的形式和经验，形成了一种真正适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新型秧歌剧，奠定了普遍比较认可的初期基础，如《白毛女》歌剧音乐，将舞蹈、表演等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综合型的艺术在我国音乐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作用。直到近代，王光祈是最早享有国际声誉的音乐理论家，他用毕生的努力研究音乐这门学科，为中国的音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共赢成为主流
　　在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的现代社会下，中西音乐早已不是单独的个体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相互交流借鉴的海洋。中西音乐的相互融合与借鉴已经成为全球的现代化趋势，人们在思想和物质的双层提高下，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以及对西方音乐的借鉴深入了解，从盲目的学习西方文化，到现在对中西音乐合璧的全面提高，不断提高着音乐的各方面要求。蔡仲德先生在《出路在于“向西方乞灵”》（《人民音乐》1999年第6期）一文的写作中提到：从文化的视角谈，当代中西方音乐的交流，不仅仅是中国音乐、欧洲音乐，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更是它的中心。但是现在，欧洲音乐确实实现了由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可以承认欧洲音乐的科学性，承认欧洲音乐的地位，形成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和承认民族的价值并不冲突。为此蔡先生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属于人本主义。
　　在结合和交流的过程中，更应该正确理解现阶段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不应封闭，也不应该过于崇尚西方的音乐与历史。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享受着不同的教育和熏陶，在评价上更不能将自己的文化观点和价值取向按压在另一种音乐文化上，不然很容易产生審美差异和文化冲突。所以在这种全球性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也在增进相互对话的有效契机，不应该只是看到表层上的结构和声音层面，更应该去理解其中的内涵，音乐无国界，只有有效的感知偏差，才可能找到解决的有效途径。人类的音乐文化不仅仅包含着挑战和交流，更是一场世界的音乐的博弈。越是进步，越是明显，音乐不仅仅是历史的线索，更是现实音乐的未来，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地变迁和发展。正因如此，要在这个信息快速变迁的时代，全球信息共享，音乐文化迅速传播，融合学习。在今日的中国来看，我国的传统音乐在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留下了不灭的痕迹。当今世界，各国在文化上相互依存，互相共融的程度越来越深，如何去保持中国传统音乐文明，与多元化的音乐结合在一起是应该要做的事情。
　　中国的音乐文化千年不失，在百舸争流、百花齐放的时代中仍然保留着一席之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丝带飘在上空，它不仅仅是一个专业词汇，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作为一个见证者，遥望着中国的发展，思考着未来的声音，更为中国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
　　参考文献：
　　[1]李媛.现阶段中国音乐发展的道路及未来的方向[J].职业技术，2010，（5）.
　　[2]李年.竖箜篌在中国的兴衰及其复原研究[J].音乐传播，2019，（01）.
　　[3]李姝.中西音乐美学的比较研究[D].四川大学，2007.
　　作者简介：
　　张佳乐，女，汉族，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单位：宝鸡文理学院，研究方向：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