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班长，冯成撞车了，走了。我现在去宁波的路上。”看着余峰从遥远的杭州发来的短信，我的心像被一截钝木闷声击中，眼睛变得有些生涩、迷离，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楚和情绪，蔓延开来，无边无际。
　　冯成和余峰是晚我一年入伍的战友。
　　1993年的春天，我刚当二班副班长没几天，班里分来了四名新兵，一个是山东的苏树军，一个是江西的童春华，另外两个浙江兵，临安的余峰和宁波的冯成。班长是我当新兵时的副班长、湖南兵刘友明。班里还有一个三年度兵，徐州兵郭影，和我同乡。
　　一个连队少则六七十，多则上百人，天南海北、五湖四海，大家天天在一个训练场训练，一个大锅里摸勺子，一幢营房里休息，就像一个大家庭。一个班，年龄相仿的七八个人，同样来自不同地域，每天一个队列行走，一门火炮操课，一个桌上吃饭，一个房间打呼噜，更像一个小家庭，或者说是一个家庭里的亲兄弟一样。全班齐装满员组建起来，那些貌似平淡却又充满热忱的训练生活，经过了老兵退伍之后整个冬天的蛰伏期后，重新有条不紊地步入了正轨。
　　四月份，进入专业训练阶段。一门炮六个炮手，自此各有所属。班长刘友明担任炮长，我担任二炮手，负责高低瞄准。老兵郭影由三炮手转任五炮手。四名新兵也都被根据各自特点，区分了相应的炮手战位。苏树军视力好，身材不高，担任负责方向瞄准的一炮手。童春华头脑反应快，身高一米七多，负责装定敌机航路的四炮手。比童春华略高一些的冯成，性格慢条斯理，就担任对技术要求不高、但对稳定性要求很强的三炮手，负责装定目标的距离。余峰外向、活泼，专门安排他干六炮手，负责装填炮弹。
　　野战连队的训练生活枯燥而艰苦。度过了最初几天对火炮的新奇阶段之后，四个新兵对硕大的火炮由陌生到熟悉，专业训练成绩在总体稳定、偶有起伏的状态中有了一些可喜的提高。相对来讲，童春华进入情况更快一些，悟性好，又肯练，成绩自然会在同年度兵中“冒”出来。苏树军虽然反应不是太快，但山东兵的扎实、刻苦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平时考核成绩也很好。余峰的训练，发挥好时成绩很突出，发挥不好的时候，则让你恨不得跺上他一脚。最“稳定”的还是冯成，就像他温温吞吞、不紧不慢的人一样，专业训练成绩虽然始终没有蹿到拔尖的行列，但也从没有落后过，不上不下，自得其乐。
　　对，不紧不慢，不上不下，自得其乐。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情况再急，冯成好像都是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和同为三炮手的张伟倒有些相像，虽然张伟做事有时也比较急，但心态特好，看东西很开，所谓急中有慢、慢中含急。冯成很快和张伟成了兴趣相投的好伙伴。
　　白天的专业训练很紧张，晚上的体能训练也不能放松。根据班长刘友明的安排，每天晚上我都要督促四个新兵猛练体能，一百个仰卧起坐、一百个俯卧撑、一百个蹲下起立、一百个蛙跳，雷打不动，一个都不能少。完成这些训练内容，对童春华、苏树军和余峰来说，都没有多大困难。“困难户”只有一个——身体肥胖的冯成。冯成一边大汗淋漓揉着自己丰满的肚皮，一边气喘吁吁地操着浓重的宁波话向我求情：“副班长，我做不动了，行了吧？歇歇！行了吧？歇歇！……”讲话就像倒豆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不管什么字，到他嘴里，好像发出的都是类似“卜卜卜”的音节。我当然不为其苦肉计所迷惑，仍坚持让他一个不少地做完，有时还故意在数数上做些“手脚”，让冯成多做几个。
　　经过一段时间锻炼，效果还算明显，童春华他们三人的单双杠成绩很快在同年度兵中崭露头角。冯成的肚皮也有了一定的“浓缩”，一副国字脸也瘦削了些，浓眉大眼，直鼻厚唇，其实还蛮帅的，充满了福相。
　　冯成的生活的确如此。据他讲，他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母亲三十多岁改嫁给父亲，从志愿军转业返乡的父亲那时已四十多岁，父母两人中年得子，只生了冯成一个儿子，自然是百般疼爱，呵护有加，好吃好穿地宝贝着。这也是为什么冯成才十七八岁，身材就有些发福走样的原因了。
　　处于紧张训练中的兵营时光，总觉得流逝得太快。到了年底，参加完演习，送走老兵，就到了1994年。冯成、余峰、童春华和苏树军成了老兵，有的还当上了副班长。我和张伟分别当上了六班长、四班長。记得当时连队有个兵叫“阿魁”，福建长乐人，一副娃娃脸，长得很乖巧，新兵时和我一个班，这次担任了三班长。我班里重新迎来三名新兵，加上做器械如杂耍一般的副班长程德忠，三名军事素质各有特点的老兵，总共八个人，是六个炮班中最多的。其中一名二年度兵叫曾庆松，人长得又黑又皮实，初中没上完就当兵了，性格很倔，和战友一语不合就喜欢挥拳头。为了修理好他的臭脾气，可没少费我和副班长的精力。
　　当年底，张伟和阿魁顺利退伍，刘友明破格提干。我则作为训练骨干留了下来，1995年夏天也直接提干，到外地参加为期半年的预提干部集训。等集训结束回到老连队，冯成、余峰和童春华已经退伍返乡，和这批战友当面说声再见的机会都没能有。
　　我们本来自五湖四海，几年之后，大多终会归于五湖四海。
　　说再见，说再见，说了再见难再见。不说再见，亦难再见。
　　行旅匆匆，一晃已从军二十余年。由于生活的辗转奔波，当兵那几年的老战友，绝大多数也失去了联系。这几年因了网络和手机的方便，又陆续同一些战友取得了联系，但除了同城的战友外，能有机会重新见上面的，也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去年春天的一天，手机突然响起。虽然将近二十年没有联系，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了余峰的声音。接着，他又把冯成的号码告诉了我。在此后几次电话中，我约他们带着老婆孩子，尽快到徐州聚聚。他们则约我、张伟、文书乔畅，和现在厦门的刘友明、江西的童春华等战友到杭州和宁波转转。
　　战友情重，思念情切。一约再约，这一约又是一年。
　　去年底，比余峰、冯成这批兵入伍晚一年的熊汉林、梁宗政等几人，分别从广西、河南赶来徐州，我们电话催促余、冯抓紧赶来，老战友们好好在一起热闹一下，最终由于冯成临时有事，没赶来。 　　没想到，相距短短两三个月，再取得联系，得到的竟然是冯成已走的噩耗！
　　第二天，我连忙请了一天假，和张伟一道乘高铁赶往浙江。从徐州到宁波，一千五百里路，三小时四十分的行程。迅猛发展的现代交通科技，让人们之间的地理距离大大缩短。
　　赶到宁波，余峰已和另一个战友在站台接站了。出高铁站二十分钟不到，就到了冯成家所在镇上。
　　“这就是冯成摔倒的地方！”余峰向公路边指了指，“昨天他骑着电动车回家，还有几百米就到家，突然一个中年妇女迎面骑着一辆自行车逆行过来，冯成躲闪不及，撞倒在地就再没有起来………‘冯成平时就喜欢喝点酒，退伍回来不锻炼，身体很胖，血压也高，当时是慢慢倒下的，没想到人就这样没了！”“刘友明班长那边我也通知了，他在厦门开会，赶不过来，专门安排我代他到冯成家里看看……”
　　我们站在冯成的床前。冯成脸上没有任何伤，面目非常安静，安静得就像只是睡着了一样。国字脸，浓眉大眼，直鼻方口，厚耳重垂。除了身体更胖了，和以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兄弟，二十年没见了，我们今天看你来了！我和张伟默默地三鞠躬。
　　更衣仪式开始，我们虽然听不懂主持仪式的长者口中说的是什么，那种庄重和悲怆仍然深深击中人心。冯成的女儿拿着毛巾，认真地做着为其擦洗面部的动作。这两个孩子，冯成在几个目前的由话中多次向我提及，大的上高中，小的才六七岁，眉目端庄，像极了冯成。
　　仪式结束，弟妹忍着悲伤带着我们来到接待客人的大房间，拿来几大本影集。打开看，全部是当年连队战友们的照片。有的照片，我和张伟这里早就没有了，冯成还每一张都完整地保存着。看着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和各种场景，令人唏嘘。“这一张是队列训练时拍的，这一张是黄海打靶时留下的，这一张是当时搭的帐篷，旁边的贝壳都是到海边捡的……”“这一张上的阿魁，副班长还记得吗？”我和张伟只听说阿魁前些年到日本跟姐姐生活，据讲生活还不错。余峰告诉我们，阿魁有次在日本海船上，与有黑社会背景的船老大发生矛盾，竟被当场杀害了。还有曾庆松，因琐事与人打架，双方最后动了刀子，他也不在了。
　　我们上楼看望馮成的父母。八十多岁的伯父和七十多岁的伯母，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坚强。听说我还在部队工作，白发苍苍的志愿军老战士拉着我的手，讲自己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的事，讲自己为什么要送冯成参军，等等。老人一边用宁波话絮絮地讲，旁边的人一边给我们充当“翻译”。我只有狠狠点头，有些话听得并不确切。出门后，张伟说，老爷子刚才有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让我替儿子死，宁愿我来死，他好好活着。”
　　告别冯成家人和余峰，来不及吃晚饭，我和张伟又匆匆踏上返回徐州的高铁。上车后，两人不由聊了聊冯成、阿魁和曾庆松等战友的一些旧事，物是人非，徒留记忆。经过了漫长时光的过滤、稀释，有些记忆也不完全是确实的。车窗外，夜色渐渐黑了下来。似乎有种黏稠的东西在空气中流动，若无又若有。聊了一会儿，两人便不知再说些什么。一个百无聊赖地摆弄手机，一个则扭头看着空旷黛黑的窗外发呆。
　　一路再无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