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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知识应该是一条清澈的小溪，涓涓流入学生心田，滋养生命。教育，理应让学生的心灵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柔软，更容易为美好和高尚的情感所打动，并努力让自己跻身于美好和高尚者的行列。王开东老师这篇文章像一条皮鞭，抽开了教育隐秘的伤口，触及我们灵魂深处的巨大伤痛。教育，绝不能让“分数”一叶障目，绝不能让智慧成为邪恶的帮凶，绝不能让有知识的人灭绝人性。无论是回顾历史、面对现实，还是展望未来，有一个问题永远在拷问教育者的良知：我们努力培养的，是不是真正的人——具有人性的、善良美好的人？
有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当上了美国一所学校的校长。在每一位新老师来到学校时，他都会交给那位老师一封信，信的内容完全一样，写的是：
亲爱的老师，我是集中营的生还者，我亲眼看到人类所不应该见到的情景：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由学识渊博的工程师毒死，妇女和儿童被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枪杀。看到这一切，我怀疑，教育究竟是为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因为只有在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价值！
这封信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请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否则，所有的教育非但没有意义，甚至还有巨大的反面效应。
智慧加上邪恶，会造就什么样的人生？
金马在《情感智慧论》里说：一流的情感、一流的智慧，一旦合流，常可导致光辉的人生；而一流的智慧、二流的情感，一旦合流，常可导致三流的道德，四流的奉献，末流的人生。这是说情感的重要意义。但金马明显少了一项思考：一流的智慧，一旦加上邪恶的情感，究竟会造就什么样的人生？
愚蠢的恶魔只是可憎，并不可怕；智慧的恶魔，很可能就是人类的毁灭者。
二战中，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许多优秀的科学家通宵达旦，研制、改进了大量的杀人武器：火炮、坦克、潜艇、导弹、航空母舰等，应有尽有。这些杀人武器，助长了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法西斯的杀人效率，强化了独裁者的政治野心，给人类科学史留下了耻辱的一页。因为，他们——这些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成果，滴着鲜血，甚至制造着罪恶。
渊博的知识、高超的科技，不但没有造福人类，却打开了撒旦的魔瓶，让罪恶肆虐人间，科学家直接沦为法西斯的杀人工具。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最要命的是，纳粹科学家的兢兢业业，导致邪恶科技的突飞猛进，促使正义的科学家也不得不与之周旋。最终，科学家们展开了杀人武器的研制比赛，连爱因斯坦也不能例外。
当纳粹横行德国之时，爱因斯坦逃到美国。当他得知德国科学家正在进行核子裂变产生能量的研究之后，立刻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赶紧研制原子弹，防止希特勒抢先研制出威力无比的杀人武器。
爱因斯坦的建议发挥了作用，1945年，美国曼哈顿计划获得巨大成功，奥本海默带领科学家率先研制出了原子弹。当蘑菇云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升腾，数十万平民瞬间灰飞烟灭时，爱因斯坦痛悔万分：
“提议研制核武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遗憾。”
“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
此后的爱因斯坦成了一个反核人士，还和罗素一道发表了反战宣言。但战争机器一旦启动，政治家岂能听从科学家的呼吁？一切已经不可挽回。爱因斯坦死不瞑目，抱憾终生。
也许我们认为，二战离我们太遥远了。但想想“文革”吧，我们教育出来的没有人性的恶魔也并不鲜见。
据史料记载，“文革”中学生打死老师，就像捏死一只蚂蚁。北京的几大名校你追我赶，把打杀老师事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1966年８月５日下午，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学生毒打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先是给他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后来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第一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卞仲耘成了北京在“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
1966年８月17日，北京101中学学生打死了该校美术教员陈葆昆。学生用火柴烧他的头发，把他打昏之后扔进喷水池，陈葆昆被活活淹死。同时，学生还打了十来位老师。这些老师被强迫学做狗，在煤渣铺的路上爬，膝盖流血，一边爬，一边挨打。其中所有女老师的头发都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当时称为“阴阳头”。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打死了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并强迫姜培良14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叫“拿盐去”，要把盐撒到姜培良的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了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烫。至于逼迫老师吃屎喝尿，更是稀松平常之事。
人民艺术家老舍遭到凌辱、投湖而死的事件，竟然来自几个学生的即兴发挥。
舒乙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一书中记录了老舍离去前的那一天。
8月23日（注：1966年）这天，老舍病后第一天去上班参加劳动，恰好碰见几个中等学校的学生们预定在孔庙焚烧京戏的戏装。狂热的少年们点起了熊熊大火，强迫北京市几十名文化名人顶着烈日围火而跪，并用刀枪剑戟等道具抽打他们。纯属被偶然卷入这场暴虐的老舍首当其冲，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伤势严重。
舒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老舍之死的话语是无奈的：
“我和我妈妈是当年事情最重要的当事人了——我是收尸人，妈妈是埋葬人。妈妈说，老舍受到拳脚和侮辱的当天晚上回到家，他们俩说过好一阵子话，之后两个人相背而睡，其实都是一夜无眠。
“第二天，老舍就走上了不归路。妈妈说，老舍的走没有什么迹象，一向不管钱的他，只是在那天晚上曾经问过家里还有钱吗？够不够孩子们一时之用？第二天早上，他让妈妈去正常上班，之后只和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有如《茶馆》里一样的情景，他叫过自己当时只有三岁的小孙女，弯下腰，用很慢的语速说：‘跟爷爷说再——见！’那天，是我一个人赶去收的遗体，我记得很清楚，骄阳似火的8月天，傍晚天突然下起了毛毛雨……”
呜呼，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受虐者，这是怎样的施暴者和侵犯者！
不仅是这些学生，“文革”中，著名的相声演员马季也很可能打过自己的恩师侯宝林。
曾有人就这个问题问过侯宝林，侯先生也不正面回答，他说：“别问这个了，旧社会徒弟打师父有的是。”那么马季到底有没有打过侯宝林呢？马季说：“我觉得没有这些，就没有生活；没有这些误会，没有挨骂，没有谣言，就前进不得，任何人都是。”由此推断，马季有没有打过老师，似乎已是昭然若揭。
人性化教育，帮助孩子成为具有人性的人
如果说，“文革”中的人性沦丧，更多是由于历史背景所致，那么，看看如今的教育现状，一样令人触目惊心。
一味追求升学率，使人性化的教育功能早已丧失殆尽。学生可能是超拔的高分者，但也极有可能是冷血者、施暴者。浙江金华中学高二学生徐力，因为害怕考不到母亲要求的前十名，就用榔头残忍地砸死母亲。没有人性的徐力，多么矛盾啊！杀害母亲后，他一方面“训练有素”，移尸灭迹，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并居然照常参加了考试；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脆弱，仅仅因为母亲对他的学业施加压力，就灭绝人性地杀害了生母。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怪胎！
但这能够责怪谁呢？这么多年，我们有没有反思过自己的教育？
无独有偶，2002年6月16日，17岁的学生陈晓丽，看到QQ上的留言：“姐，我们去烧网吧了，等我们吧。”陈晓丽马上回了句：“小心点啊。”两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带着陈晓丽给的5块钱买的一升汽油，点燃了北京蓝极速网吧门口的红地毯，结果，大火烧死25人，烧伤13人。
直到两天后的下午，警察在家里找到刚起床的陈晓丽时，她还无动于衷，那么多条鲜活的生命一夜间化为灰烬，她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她何尝关心过网吧里人的死活？何曾想过那些人也和自己一样，是活泼泼的生命？
教育，再也不能培养这种没有人性的人了！只给学生没有温度的教育，只看学生冷冰冰的成绩，只关注功利化的结果，是不可能培养出有温度、有情感、有良知的学生的！
教育只是一种唤醒、一种启迪、一种帮助，甚至只是给学生一种选择。学生有选择不优秀的权利。正如挑担子，有的人身强力壮，挑200斤也不在话下；有的人挑100斤，已经累得吐血。人与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的教育却用一个模子来要求所有的学生，让他们都挑200斤，这不是让一部分学生生不如死吗？
据统计，20世纪50至60年代，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20%~30%，80年代后达70%左右，而且恶性犯罪比例增大。在许多青少年暴力案件报道中，“狂砍”“狂刺”“刀劈”“砍杀”“奸杀”“杀父”“弑母”“勒毙”等血腥字眼随处可见。所有这些，无不印证了我们人性化教育的缺失，生命教育的一片空白。
叶圣陶先生再三强调：教育的根本价值和目的是“育人”，是培养“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人，是“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简而言之，就是教育者必须目中有人，必须进行人性化的“立人”教育。
学生是我们的教育对象，他们是教育的主体，是整体的、发展中的、具有巨大潜力和极强可塑性的群体。他们最初的走向，就是他们未来人生的走向。立人教育，教师责无旁贷。人性化教育要以人为本，具体说要以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本，以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发展为本，以学生的人格和谐发展为本，最终培养出具有健康个性和健全人格的学生。
教育，带有一定的严肃性，教育人性化就是让这项严肃的工作充满感性和浪漫色彩，尊重和体贴受教育者，让教育过程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给受教育者以心灵的激荡。要让受教育者感受到自己的独立人格，享受到爱的温馨，体验到来自责任的动力，体会到来自成功的喜悦，进而把教育者所给予的这种温馨和关爱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血脉，让这些美好而温暖的东西在心灵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它会化而成木，木聚成林，林结成森，进而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大气候，形成一种良性的生态循环。
如是，教师再也不是校园里的“警察”，而是可亲可敬的长者，是平等相处的朋友；师生关系再也不是“警察与小偷”，而是互相欣赏的同路人。
作为教师，我们的工作平凡而伟大。我们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道德情怀，否则就无法完成传承文明的使命。而且，这种道德水准必须是人性化的道德水准，这种道德情怀必须是人性化的道德情怀。尊重学生个性，开发学生潜能，启迪学生智慧，完善学生人格，这是教师的社会职责所在，也是教师的道德职责所在。
为了我们将来能够在社会中有尊严地、自由地、至少是免于恐惧地活着，进行人性化教育，帮助孩子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应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纳粹集中营离我们遥远吗？一点也不遥远。如果教育只剩下升学率和分数，如果教育不能在孩子的内心种下人性的美好种子，每个学生都可能是我们的集中营。
（本栏责编 卢丽君）
有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当上了美国一所学校的校长。在每一位新老师来到学校时，他都会交给那位老师一封信，信的内容完全一样，写的是：
亲爱的老师，我是集中营的生还者，我亲眼看到人类所不应该见到的情景：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由学识渊博的工程师毒死，妇女和儿童被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枪杀。看到这一切，我怀疑，教育究竟是为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因为只有在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价值！
这封信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请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否则，所有的教育非但没有意义，甚至还有巨大的反面效应。
智慧加上邪恶，会造就什么样的人生？
金马在《情感智慧论》里说：一流的情感、一流的智慧，一旦合流，常可导致光辉的人生；而一流的智慧、二流的情感，一旦合流，常可导致三流的道德，四流的奉献，末流的人生。这是说情感的重要意义。但金马明显少了一项思考：一流的智慧，一旦加上邪恶的情感，究竟会造就什么样的人生？
愚蠢的恶魔只是可憎，并不可怕；智慧的恶魔，很可能就是人类的毁灭者。
二战中，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许多优秀的科学家通宵达旦，研制、改进了大量的杀人武器：火炮、坦克、潜艇、导弹、航空母舰等，应有尽有。这些杀人武器，助长了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法西斯的杀人效率，强化了独裁者的政治野心，给人类科学史留下了耻辱的一页。因为，他们——这些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成果，滴着鲜血，甚至制造着罪恶。
渊博的知识、高超的科技，不但没有造福人类，却打开了撒旦的魔瓶，让罪恶肆虐人间，科学家直接沦为法西斯的杀人工具。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最要命的是，纳粹科学家的兢兢业业，导致邪恶科技的突飞猛进，促使正义的科学家也不得不与之周旋。最终，科学家们展开了杀人武器的研制比赛，连爱因斯坦也不能例外。
当纳粹横行德国之时，爱因斯坦逃到美国。当他得知德国科学家正在进行核子裂变产生能量的研究之后，立刻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赶紧研制原子弹，防止希特勒抢先研制出威力无比的杀人武器。
爱因斯坦的建议发挥了作用，1945年，美国曼哈顿计划获得巨大成功，奥本海默带领科学家率先研制出了原子弹。当蘑菇云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升腾，数十万平民瞬间灰飞烟灭时，爱因斯坦痛悔万分：
“提议研制核武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遗憾。”
“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
此后的爱因斯坦成了一个反核人士，还和罗素一道发表了反战宣言。但战争机器一旦启动，政治家岂能听从科学家的呼吁？一切已经不可挽回。爱因斯坦死不瞑目，抱憾终生。
也许我们认为，二战离我们太遥远了。但想想“文革”吧，我们教育出来的没有人性的恶魔也并不鲜见。
据史料记载，“文革”中学生打死老师，就像捏死一只蚂蚁。北京的几大名校你追我赶，把打杀老师事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1966年８月５日下午，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学生毒打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先是给他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后来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第一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卞仲耘成了北京在“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
1966年８月17日，北京101中学学生打死了该校美术教员陈葆昆。学生用火柴烧他的头发，把他打昏之后扔进喷水池，陈葆昆被活活淹死。同时，学生还打了十来位老师。这些老师被强迫学做狗，在煤渣铺的路上爬，膝盖流血，一边爬，一边挨打。其中所有女老师的头发都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当时称为“阴阳头”。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学生打死了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并强迫姜培良14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叫“拿盐去”，要把盐撒到姜培良的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了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烫。至于逼迫老师吃屎喝尿，更是稀松平常之事。
人民艺术家老舍遭到凌辱、投湖而死的事件，竟然来自几个学生的即兴发挥。
舒乙在《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一书中记录了老舍离去前的那一天。
8月23日（注：1966年）这天，老舍病后第一天去上班参加劳动，恰好碰见几个中等学校的学生们预定在孔庙焚烧京戏的戏装。狂热的少年们点起了熊熊大火，强迫北京市几十名文化名人顶着烈日围火而跪，并用刀枪剑戟等道具抽打他们。纯属被偶然卷入这场暴虐的老舍首当其冲，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伤势严重。
舒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老舍之死的话语是无奈的：
“我和我妈妈是当年事情最重要的当事人了——我是收尸人，妈妈是埋葬人。妈妈说，老舍受到拳脚和侮辱的当天晚上回到家，他们俩说过好一阵子话，之后两个人相背而睡，其实都是一夜无眠。
“第二天，老舍就走上了不归路。妈妈说，老舍的走没有什么迹象，一向不管钱的他，只是在那天晚上曾经问过家里还有钱吗？够不够孩子们一时之用？第二天早上，他让妈妈去正常上班，之后只和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有如《茶馆》里一样的情景，他叫过自己当时只有三岁的小孙女，弯下腰，用很慢的语速说：‘跟爷爷说再——见！’那天，是我一个人赶去收的遗体，我记得很清楚，骄阳似火的8月天，傍晚天突然下起了毛毛雨……”
呜呼，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受虐者，这是怎样的施暴者和侵犯者！
不仅是这些学生，“文革”中，著名的相声演员马季也很可能打过自己的恩师侯宝林。
曾有人就这个问题问过侯宝林，侯先生也不正面回答，他说：“别问这个了，旧社会徒弟打师父有的是。”那么马季到底有没有打过侯宝林呢？马季说：“我觉得没有这些，就没有生活；没有这些误会，没有挨骂，没有谣言，就前进不得，任何人都是。”由此推断，马季有没有打过老师，似乎已是昭然若揭。
人性化教育，帮助孩子成为具有人性的人
如果说，“文革”中的人性沦丧，更多是由于历史背景所致，那么，看看如今的教育现状，一样令人触目惊心。
一味追求升学率，使人性化的教育功能早已丧失殆尽。学生可能是超拔的高分者，但也极有可能是冷血者、施暴者。浙江金华中学高二学生徐力，因为害怕考不到母亲要求的前十名，就用榔头残忍地砸死母亲。没有人性的徐力，多么矛盾啊！杀害母亲后，他一方面“训练有素”，移尸灭迹，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并居然照常参加了考试；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脆弱，仅仅因为母亲对他的学业施加压力，就灭绝人性地杀害了生母。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怪胎！
但这能够责怪谁呢？这么多年，我们有没有反思过自己的教育？
无独有偶，2002年6月16日，17岁的学生陈晓丽，看到QQ上的留言：“姐，我们去烧网吧了，等我们吧。”陈晓丽马上回了句：“小心点啊。”两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带着陈晓丽给的5块钱买的一升汽油，点燃了北京蓝极速网吧门口的红地毯，结果，大火烧死25人，烧伤13人。
直到两天后的下午，警察在家里找到刚起床的陈晓丽时，她还无动于衷，那么多条鲜活的生命一夜间化为灰烬，她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她何尝关心过网吧里人的死活？何曾想过那些人也和自己一样，是活泼泼的生命？
教育，再也不能培养这种没有人性的人了！只给学生没有温度的教育，只看学生冷冰冰的成绩，只关注功利化的结果，是不可能培养出有温度、有情感、有良知的学生的！
教育只是一种唤醒、一种启迪、一种帮助，甚至只是给学生一种选择。学生有选择不优秀的权利。正如挑担子，有的人身强力壮，挑200斤也不在话下；有的人挑100斤，已经累得吐血。人与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我们的教育却用一个模子来要求所有的学生，让他们都挑200斤，这不是让一部分学生生不如死吗？
据统计，20世纪50至60年代，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20%~30%，80年代后达70%左右，而且恶性犯罪比例增大。在许多青少年暴力案件报道中，“狂砍”“狂刺”“刀劈”“砍杀”“奸杀”“杀父”“弑母”“勒毙”等血腥字眼随处可见。所有这些，无不印证了我们人性化教育的缺失，生命教育的一片空白。
叶圣陶先生再三强调：教育的根本价值和目的是“育人”，是培养“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人，是“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简而言之，就是教育者必须目中有人，必须进行人性化的“立人”教育。
学生是我们的教育对象，他们是教育的主体，是整体的、发展中的、具有巨大潜力和极强可塑性的群体。他们最初的走向，就是他们未来人生的走向。立人教育，教师责无旁贷。人性化教育要以人为本，具体说要以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本，以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发展为本，以学生的人格和谐发展为本，最终培养出具有健康个性和健全人格的学生。
教育，带有一定的严肃性，教育人性化就是让这项严肃的工作充满感性和浪漫色彩，尊重和体贴受教育者，让教育过程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给受教育者以心灵的激荡。要让受教育者感受到自己的独立人格，享受到爱的温馨，体验到来自责任的动力，体会到来自成功的喜悦，进而把教育者所给予的这种温馨和关爱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血脉，让这些美好而温暖的东西在心灵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它会化而成木，木聚成林，林结成森，进而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大气候，形成一种良性的生态循环。
如是，教师再也不是校园里的“警察”，而是可亲可敬的长者，是平等相处的朋友；师生关系再也不是“警察与小偷”，而是互相欣赏的同路人。
作为教师，我们的工作平凡而伟大。我们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道德情怀，否则就无法完成传承文明的使命。而且，这种道德水准必须是人性化的道德水准，这种道德情怀必须是人性化的道德情怀。尊重学生个性，开发学生潜能，启迪学生智慧，完善学生人格，这是教师的社会职责所在，也是教师的道德职责所在。
为了我们将来能够在社会中有尊严地、自由地、至少是免于恐惧地活着，进行人性化教育，帮助孩子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应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纳粹集中营离我们遥远吗？一点也不遥远。如果教育只剩下升学率和分数，如果教育不能在孩子的内心种下人性的美好种子，每个学生都可能是我们的集中营。
（本栏责编 卢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