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陈晓明的《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探讨了当前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诸多问题，书名可能与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有联系，两书中讨论的问题也多有重合之处但往往针锋相对。《现代性的幻象》中不只是有着"晦涩难懂和使人困扰的概念"，也有对当下与文学的评论，以此把现代性问题与当前中国文学的流变结合起来考察。
　　关键词：陈晓明 现代性 后现代性
　　在前两章，陈晓明集中探讨了现代性理论问题。他首先将现代性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后现代主义在理论层面的先锋特点与其在社会学层面的世俗化相冲突，界限变得模糊，也随着左派理论家们逐渐陷入这个界限模糊的泥潭，后现代愈发迷失方向，而现代性这一术语的出现，使得左派理论家们得以重整旗帜，但装载的仍是后现代的发动机，正如杰姆逊所言，"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思想市场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实际上，现代性有其独特意义，那就是不断在历史中检讨资本主义，并提供多样性方案，这就包含了社会主义。左派理想就借着差异政治，以民族主义的姿态将现代性劫持到了文化研究领域。审美多被视为解决存在终极问题的途径，尤其在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中被寄予厚望。文化艺术在反叛的同时宣泄、释放并减弱了反叛的欲望，而保守的文化艺术则表达着对这个变动不息的社会的强烈不满。也就是说，"那些激进的或保守的艺术同时都在制造和弥合这种（现代性的革命性的）断裂"。于是文学"反抗现代性而又在实质上建构了现代性"，这也是文学对历史的矛盾态度。现代性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正是将后现代的当下性转换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论家们利用后现代对历史总体性的批判，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迁移后，开始重新利用历史总体性，为自己划定意识形态的根基。这是利用文学艺术，对理论家的既有意识形态进行巩固。
　　针对这种转向，陈晓明提出了对现代性概念运用的三条原则：降低意识形态色彩、不断回到当下、始终回到美学问题。也就是说，作为后现代主义残羹的现代性，在另一视野下，也可以作为补药，体现其真正价值。
　　陈晓明对现代性在中国的现状表示忧虑。现代性是一个选择的、不断变革的过程，西方学术话语的转变正是基于西方社会的变动产生的，其基础正是近两百年启蒙建立起的普世价值。而传统巨大的拖延力和激进的社会变革的重叠交合，导致现代性基础架构并不完整。通过对汪晖、吴冠军两人论述的批评，陈晓明提出：重提主体性，同时强调主体的"最小值"，也就是个体的差异性。
　　前两章可以作为陈晓明对西方理论界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学理探讨。随后他结合学术论争、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为自己的观点做了注解。他分析了04年前后的理论动态以及文化研究的现状；通过多种文本对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分别进行的历史化作出评价；以雪莱、托尔斯泰、张承志的道德实践与其作品的对比，对文学作品中强加的道德诉求进行了批评；通过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力量对比探讨主体性问题；以电影《英雄》对"天下"概念的混淆出发审视当代国际政治语境。
　　他的论述不免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对后现代主义在派别间的论述不能太过简单。左右是相偎相依变动不息的概念，在特定时期有着特定的政治指向，但在整体进程中总有着或多或少的变动。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进行的 "世界价值观调查"研究表明，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年轻一代的价值观与年老一代存在显著差异，最重要的转变是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尤其在西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从重视物质满足向重视精神满足转变。左右斗争的焦点从纵向的经济问题，部分转移到了纵向的、垂直的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这或许能说明伊格尔顿的焦虑，他把后现代主义的起因归结为左派政治失败转而走向后现代理论，却没有看到左派本身在范围上已经发生变化，尤其是大量中产阶级转向左倾，实际上左派的属性逐步转变。
　　其次，后现代主义并不天然具备倾向性。西方后现代主义被左派占领，并不意味着是左派的专利。后殖民理论、差异政治，是基于后现代逻辑进行的实践运用，在他们的多元逻辑之外产生的指向性，是由现实的主体地位决定的。把后现代主义拿到中国来看，语境的变化就很容易折射出某些理论家的虚伪。当同样一部分人在倡导国际间差异政治提倡民族文化多元的同时，指向国内的则是一个一元的政治形式。是否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盛，也与一场政治失败有关？即使不是因果关系，也因时间的重合，加深了彼此的影响。或许可以这么说：当我们承受着资本与国家双重罪恶的时候，两者的反抗力量也不自觉地纠合在了一起。除非我们不承认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实际已经发生的它可以作为一种证明：重要的并非主义的差别和斗争，而是关于一切中心与边缘、权力与拒绝、确定性和怀疑的无关派别的对峙。纠结于有没有、应不应该有是徒劳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提供了与西方语境截然不同的东西。
　　为此提供明证的还有前文已述的、发生在西方语境的事件，那就是后现代理论家对历史主体性的重新建构。另一个例子是，陈晓明提出的三项原则的冲突在于，他基于对文学独立性的期待提出降低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色彩、回到审美，与他在反对现代性寻找历史主体性时，呼吁回到当下恰恰相悖。我们无法断定，但如果他的目的不在文学而在当下，那么对"道德谱系学"的批判，对革命写作历史化的分析，总带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未必是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但在利用后现代主义的同时，他们已经陷入其中。即使左派理论家绕了一圈只是试图通过多样性方案推销社会主义，当他们达到目的的时候，后现代主义也已深入人心，更何况他们已经在失败中学会了遵守规则，将多样性置于社会主义之前；当他们占领了后现代主义，使之成为中心并试图将之历史化时，人们已经感受到了后现代的逻辑，再也没有中心、权威让他们共同顶礼膜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威，互不买账，再没有事实可以被完全遮蔽，没有谬误可以一直彰显。
　　绝对一点，后现代主义正是一个鲜美的泥潭，让人兴奋也令人恐怖，它是每个人的工具和策略，又俘虏了每一个使用它的人。除非是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从来不可能完全拒绝后现代主义。
　　作者簡介：李萌，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方向：现当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