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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苏盐城市区到滨海县，要走60多公里。从滨海县城到五汛镇，要走30多公里。从五汛镇再到张圩（音同“围”）村，又要走10多公里。仇和人生的前20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五汛镇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在和记者交谈时说，仇和人缘特别好，这里“没有不认识他的”，接着又警惕地问：“你们是要写他好还是写他坏啊？写他坏可不行，我们这儿好不容易出一个名人，不能写坏了。”
“搞什么特殊化？！”
“仇”姓在全国很少见，但在盐城市却是个大姓，路上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一定有几个姓仇的同学或同事。从五汛镇开车到张圩村，路不难走。仇和家的老宅子还在那里，静悄悄地，已经无人居住，由邻居帮忙看管着。他们告诉记者，仇和的老母亲之前一直住在这里，仇和每年都会回来一次。直到去年，老太太才搬去盐城。
仇家的宅子与其他农家没什么区别，房屋坐北朝南，门前是一条小河。院门口有两只石狮子，门上还贴着春节时的对联。上联已经脱落，下联是“福门财旺聚九州”，横批“幸福之家”。走进院子，有东、西、北三栋房，以前母亲住在北屋，仇和则住在西厢。
村民们告诉记者一件事：过去村里一直是土路，直到前几年才铺成水泥路。仇和的家并不在村里的主干道上，按说是不应该给铺的。但想到仇和已经当了大官，村里就把他家到主干道的路也铺成了水泥的。后来仇和回家时看到了，还生气地问是谁的主意，“搞什么特殊化？！”
如今，在五汛镇仇和最近的亲人，是他的舅舅陈乃跃。老人已经70多岁了，住在镇上一排低矮的平房里。记者来到时，他正弯着腰在院子里洗萝卜。老人家不会说普通话，还要请人“翻译”。记者请他谈仇和的往事，他多半是笑，说记忆力不行了，就断断续续说了一些。他最近一次见到仇和，是今年仇和的独子结婚，他去南京喝喜酒。
不相信“读书无用论”
仇和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仇和1957年1月出生，家中排行老四，上面是三个姐姐，童年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据当地人回忆，“当时谁家要是有三四个孩子，肯定都饿得揭不开锅”，可仇和的父母却生了8个，可谓困难户中的困难户。”
饥饿、死亡、茅草房是仇和童年记忆里抹不去的底色。由于家里太穷，仇和小时候吃不到肉，使得他的饮食习惯几乎与肉绝缘。直到现在，他也很少吃肉。
仇和读书的机会，是牺牲了三个姐姐上学的机会换来的，因此他也特别珍惜。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镇上的五汛中学，在那里上了初中和高中。在五汛中学的校史陈列馆里，记者看到一个名为“桃李馥郁”的板块，专门介绍优秀校友。第一张大照片就是仇和。
五汛中学位于镇中心，4层的白色教学楼建得相当气派，很难想象这是一所镇中学。学校建于1956年，2006年建校50周年时，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仇和返校参加了庆祝活动，并做了将近30分钟的即兴演讲。
仇和1971年入该校，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在五汛中学的校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十年浩劫中，压倒一切的阶级斗争，在教书育人的五汛中学校园里留下了累累创伤……在动荡曲折的‘文革’中，五汛中学人没有因此而消沉……一批批优秀的学子脱颖而出，后来在社会各界成为杰出的人才：仇和等校友便是其中的代表。”
仇和高中时就读的高二（2）班班主任蔡宝培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时的日子：“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更是个政治动乱的岁月。生活困难，甚至面临饥馑，而高校停课、停招，更让很多农村中学生感到‘读书无用’，前途无望。有的农村中学压根儿开不了学，即使有的开学了，上课犹如‘放羊’。”这样的风气没有影响到仇和，他似乎比别的同学更早地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性。
学校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退休的老教师们都说，仇和读书的积极性比别人都高，他还告诉也在五汛中学上学的弟弟和堂弟，一定要读书，不要相信‘读书无用论’。”
仇和当时还担任班里的团支书，蔡宝培在文章里专门写了一段回忆他：“团支书仇和这个淳朴的农民儿子，他睿智、勤奋、上进、执着。他有火一般的激情和宽阔的胸怀。多难的工作，他都能创造性地完成，团员和同学心中的疙瘩他总有办法帮助解开，他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仇和十分谦虚。我清楚地记得，毕业时，团干部合影，为感谢他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班赢得了好声誉，我要他坐在我身边，他就是不肯……至今我仍保存着那幅照片……仇和同学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多年来，他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还是担任县、市级领导，乃至江苏省副省长，每年过年都给我寄来新年贺卡。”
舅舅陈乃跃当年曾在五汛中学当美术老师。在他的眼中，仇和是个好学生，有时候也是个“刺儿头”：“他那个时候身上就有很强的政治性，遇到什么不平之事都敢出头，甚至直接去找校长理论。”此举也让他在同学中间赢得了威信。
没费劲儿就考上大学
1975年，仇和高中毕业，但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仇和的叔叔当时是村长，便安排他在生产队工作。仇和先后当过生产队计工员、副队长、队长、村团支书。
生产队工作量很大，白天大家都要去劳动，晚上收工后就很早休息。可据陈乃跃回忆，仇和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看书。“他还爱写文章，写完了就以通讯员的身份给报社投稿。”
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仇和马上报名参加。用舅舅的话说，他“根本不用费劲就考上了，这两年的书没有白看”。1978年2月，仇和开始在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大学时代是仇和一生中难忘的时光。他当上了学生会主席，还是一名校级运动健将，获得过江苏省大学生运动会长跑第四名。学生会主席的经历不仅让他知晓该如何与人打交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他的口才。后来，他说话口若悬河，演讲中3句甚至5句以上的排比句信手拈来，听者听得热血沸腾，这个功力就得益于那时的锻炼。喜欢运动则给了他一副健壮的体魄。
1982年1月毕业后，仇和进入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后担任该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1990年9月，他进入江苏省科委，后成为农村科技处处长。1995年，他参加江苏省首期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了近一年。
1996年7月，仇和被任命为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开始为宿迁建市做准备。两个月后宿迁市建立，他担任副市长，开始了他最富争议的10年。
五汛镇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在和记者交谈时说，仇和人缘特别好，这里“没有不认识他的”，接着又警惕地问：“你们是要写他好还是写他坏啊？写他坏可不行，我们这儿好不容易出一个名人，不能写坏了。”
“搞什么特殊化？！”
“仇”姓在全国很少见，但在盐城市却是个大姓，路上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一定有几个姓仇的同学或同事。从五汛镇开车到张圩村，路不难走。仇和家的老宅子还在那里，静悄悄地，已经无人居住，由邻居帮忙看管着。他们告诉记者，仇和的老母亲之前一直住在这里，仇和每年都会回来一次。直到去年，老太太才搬去盐城。
仇家的宅子与其他农家没什么区别，房屋坐北朝南，门前是一条小河。院门口有两只石狮子，门上还贴着春节时的对联。上联已经脱落，下联是“福门财旺聚九州”，横批“幸福之家”。走进院子，有东、西、北三栋房，以前母亲住在北屋，仇和则住在西厢。
村民们告诉记者一件事：过去村里一直是土路，直到前几年才铺成水泥路。仇和的家并不在村里的主干道上，按说是不应该给铺的。但想到仇和已经当了大官，村里就把他家到主干道的路也铺成了水泥的。后来仇和回家时看到了，还生气地问是谁的主意，“搞什么特殊化？！”
如今，在五汛镇仇和最近的亲人，是他的舅舅陈乃跃。老人已经70多岁了，住在镇上一排低矮的平房里。记者来到时，他正弯着腰在院子里洗萝卜。老人家不会说普通话，还要请人“翻译”。记者请他谈仇和的往事，他多半是笑，说记忆力不行了，就断断续续说了一些。他最近一次见到仇和，是今年仇和的独子结婚，他去南京喝喜酒。
不相信“读书无用论”
仇和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仇和1957年1月出生，家中排行老四，上面是三个姐姐，童年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据当地人回忆，“当时谁家要是有三四个孩子，肯定都饿得揭不开锅”，可仇和的父母却生了8个，可谓困难户中的困难户。”
饥饿、死亡、茅草房是仇和童年记忆里抹不去的底色。由于家里太穷，仇和小时候吃不到肉，使得他的饮食习惯几乎与肉绝缘。直到现在，他也很少吃肉。
仇和读书的机会，是牺牲了三个姐姐上学的机会换来的，因此他也特别珍惜。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镇上的五汛中学，在那里上了初中和高中。在五汛中学的校史陈列馆里，记者看到一个名为“桃李馥郁”的板块，专门介绍优秀校友。第一张大照片就是仇和。
五汛中学位于镇中心，4层的白色教学楼建得相当气派，很难想象这是一所镇中学。学校建于1956年，2006年建校50周年时，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仇和返校参加了庆祝活动，并做了将近30分钟的即兴演讲。
仇和1971年入该校，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在五汛中学的校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十年浩劫中，压倒一切的阶级斗争，在教书育人的五汛中学校园里留下了累累创伤……在动荡曲折的‘文革’中，五汛中学人没有因此而消沉……一批批优秀的学子脱颖而出，后来在社会各界成为杰出的人才：仇和等校友便是其中的代表。”
仇和高中时就读的高二（2）班班主任蔡宝培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时的日子：“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更是个政治动乱的岁月。生活困难，甚至面临饥馑，而高校停课、停招，更让很多农村中学生感到‘读书无用’，前途无望。有的农村中学压根儿开不了学，即使有的开学了，上课犹如‘放羊’。”这样的风气没有影响到仇和，他似乎比别的同学更早地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性。
学校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退休的老教师们都说，仇和读书的积极性比别人都高，他还告诉也在五汛中学上学的弟弟和堂弟，一定要读书，不要相信‘读书无用论’。”
仇和当时还担任班里的团支书，蔡宝培在文章里专门写了一段回忆他：“团支书仇和这个淳朴的农民儿子，他睿智、勤奋、上进、执着。他有火一般的激情和宽阔的胸怀。多难的工作，他都能创造性地完成，团员和同学心中的疙瘩他总有办法帮助解开，他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仇和十分谦虚。我清楚地记得，毕业时，团干部合影，为感谢他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班赢得了好声誉，我要他坐在我身边，他就是不肯……至今我仍保存着那幅照片……仇和同学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多年来，他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还是担任县、市级领导，乃至江苏省副省长，每年过年都给我寄来新年贺卡。”
舅舅陈乃跃当年曾在五汛中学当美术老师。在他的眼中，仇和是个好学生，有时候也是个“刺儿头”：“他那个时候身上就有很强的政治性，遇到什么不平之事都敢出头，甚至直接去找校长理论。”此举也让他在同学中间赢得了威信。
没费劲儿就考上大学
1975年，仇和高中毕业，但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仇和的叔叔当时是村长，便安排他在生产队工作。仇和先后当过生产队计工员、副队长、队长、村团支书。
生产队工作量很大，白天大家都要去劳动，晚上收工后就很早休息。可据陈乃跃回忆，仇和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看书。“他还爱写文章，写完了就以通讯员的身份给报社投稿。”
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仇和马上报名参加。用舅舅的话说，他“根本不用费劲就考上了，这两年的书没有白看”。1978年2月，仇和开始在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大学时代是仇和一生中难忘的时光。他当上了学生会主席，还是一名校级运动健将，获得过江苏省大学生运动会长跑第四名。学生会主席的经历不仅让他知晓该如何与人打交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他的口才。后来，他说话口若悬河，演讲中3句甚至5句以上的排比句信手拈来，听者听得热血沸腾，这个功力就得益于那时的锻炼。喜欢运动则给了他一副健壮的体魄。
1982年1月毕业后，仇和进入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后担任该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1990年9月，他进入江苏省科委，后成为农村科技处处长。1995年，他参加江苏省首期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了近一年。
1996年7月，仇和被任命为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开始为宿迁建市做准备。两个月后宿迁市建立，他担任副市长，开始了他最富争议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