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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廋词隐喻之法是龚自珍诗歌写作中的一种语言策略，既是对古代诗歌传统中这一成分的沿用与延宕，又是对文字、言语的深入思考后践行尊情说的一种抉择，而在戒诗前后诗作的对比中，展示了超越前人的特色与风格，更可凸现龚自珍这一语言策略在传统基础上的独创建树和崭新审美价值。
关键词：龚自珍；廋词；编年诗;《己亥杂诗》
作者简介：沈检江（1949—），男，上海人，现就职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从事中国古代诗歌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0113-05 收稿日期：2008-01-22
运用廋词隐喻是龚自珍诗歌写作的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语言策略，也是在当时政治高压和思想钳制之下，继续践行其尊情观的必然选择。仔细品味和审视龚自珍诗歌写作历程中“戒诗”与“接着说”的矛盾痛苦的内蕴，分析“破戒”前后诗作的细微差别，鉴赏以廋词隐语写成的诗作的丰富多彩的语言特色，对于诠释龚自珍诗歌的独创性与审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戒诗和破戒的思想徬徨历程展示了关于语言、文字写作策略的思想路向
从龚自珍的编年诗到《己亥杂诗》，可以梳理出在政治压力下尊情与锄情的矛盾对立的印迹，触摸到他戒诗和破戒的情感经历。
“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这是《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1］（P16）的最后一首（第二首“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可做政治压力的旁证），清晰地透露出锄情之迫与尊情之难的对立。这首诗的愤激之意在于：只要下笔就不能控制自己以清峭深刻之言写郁勃不平之意，倘若逼迫我写平庸之诗，那么我只有一字不写、放弃文字的书写权了。这里，文字传达言语的权力面临着被剥夺的威胁，而正是这种威胁，使龚自珍盘桓于写真情还是写矫情的抉择之中。他的基本立场是：宁可不写诗，也不写伪诗。其后的“观心”和“忏心”正是这种痛苦徬徨的实录，“幽绪不可食，新诗如乱云”、“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1］（P39，41）的宣泄，折射出一种无奈的愤慨，这种愤慨在“才尽不吟诗，非关象喙危”［1］（P76）的自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现。
同一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在戒诗的决定上又迈出了一步。“不须文字传言语，玉想琼思过一生”［1］（P77）是他初入仕途之际对友人善意规劝的答复，似乎是想把变革之识与刺世之诗隐藏心底，只默默地保持自己的纯洁理想，但字里行间又分明透露一种静思之后的无奈，既有对“玉想琼思”的珍重自持，又有对文字言语权力放弃的隐痛惋惜，依旧残留着对前几首诗的延续之意。与之相联的是《戒诗五章》。这是一组表述写诗乃至人生重要阶段的总结性的反思之作。以诗宣示戒诗，谓之“戒诗当有诗”，本身便是一种反讽姿态。全诗以参悟佛教为支撑，抒写了戒诗宣言的内涵。一是回顾写诗历程中郁勃的思想情感的不可遏制，二是以佛法的参悟来遏制内心的情感，三是在放弃以语言和文字抒写思想情感的抉择中透露出犹疑。在《戒诗五章》中，隐藏着放弃语言权力的痛苦反而在思考与抉择的过程中更加强烈的倾向，而“不留迹”的承诺背后，正是被遏制的思想情感与文字叙写之间的遥望，这两者在诗中不断地被提及，被权衡。
写于道光六年（1862）的《释言四首之一》既是一首以廋词写成的抗争与刺世之作，又是一篇廋词写作的体会之言。诗中的氛围与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游仙词》。“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以老庄语录喻自己议论政治的风险和坚韧、执著。钱钟书先生指出这两句诗取于赵翼的“木有文章原是病，不能言语果为灾”，认为“定庵乐此说之利己也，改‘文章’为‘彣彰’，欲文盖而弥彰著矣”，“白香山《闲卧有所思》第二首云：‘虫全性命缘无毒，木尽天年为不才’，定庵兼反用其意”［2］（P134-135）。可见这两句诗是反复权衡掂量的结果：“避席畏闻文字狱”［1］（P204），明知刺世只能引来灾祸，但却不甘像虫鸟般恪守“本分”。这是龚自珍立场的隐秘宣示，也是他廋词写作的一次总结，其关键词则仍归结为“言语”二字。“言语”的运作，始终占据着龚自珍戒诗与破戒的痛苦犹豫与明确抉择的全过程。“戒”与“破”都同“言语”相关，对“言语”的思考在龚自珍诗文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戒诗不能，即破戒。但他不得不考虑采取语言策略，越是针砭时弊、揭露黑暗的内容，就越需采取廋词隐喻的语言方式，尔后的诗作都印证了这一点。在这一写作实践中，他更感悟到“语言即文字，文字真韬匿”的必要。这是对“不须文字传言语”的反叛后的策略，也是他以廋词隐喻写作的秘密的自道，若同其前的“若辈忌语言，明目恣恐吓”和其后的“我喜攻人短，君当宥狂直”相联系，则更可见出龚自珍以“韬匿”语写“攻人”诗的内质。而这些策略自道，又恰恰寓于《题王子梅盗诗图》这首讽喻诗中，显出其运用语言策略的深入思考和自觉掂量。
龚自珍“我喜攻人短”的宗旨，实际上是在语言文字上通过两条路向实施的：一是以语言上“韬匿”隐藏之法；二是文字“嵂崒”即峭削奇崛的“有棱”锋芒显露的风格（如“诗格摹唐字有棱，梅花官阁夜锼冰”句）。正是这种“韬匿”与“嵂崒”的调和，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言多奇僻”（姚莹语）和“不择言之病”（魏源语）［3］（P55）带来的非议，也折射出清代“文字狱”压力面前的无奈举措。看似退守，却是进击。龚自珍正是在认真思考与掂量语言功能的前提下，“采取了寓言的形式，尽量自藏锋芒，故作隐语”，在“文词俶诡连犿”［3］（P61）的指责中，构建了一篇篇特殊语言方式承载下的更为犀利辛辣的讽刺与揭露作品。
二、廋词隐喻语言策略的传统寻迹与戒诗前诗作批判之识的语言锋芒
廋词古来即有，廋，隐也，谜也，纳入诗歌写作，多为隐喻之法。龚自珍诗作廋词隐喻的策略，有其清晰的传统印迹可寻。
首先，庄子和屈原曾对龚自珍的毕生写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1］（P286）的真挚表露，“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荒唐心苦余所亲”［1］（P190）的深沉回眸，乃至“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1］（P96）的推崇，都显示出对庄子“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恣纵而不傥”的精神舞姿和屈原《离骚》的爱国热情及浪漫精神的服膺与效仿。在戒诗与破戒的犹疑中，庄骚的声音在龚自珍内心深处发出了雄肆而坚定的震响：这三首诗都作于破戒之后，也可视为他精神矛盾与危机之中的一种精神支撑与鼓舞。变革之识、批判之意，正需要庄骚传统的汪洋恣肆和瑰丽多姿的浪漫精神与语言舞姿，而屈原的忠愤之志正是通过神话世界的叙写而得到了诗意的表述，这层取法与承继在龚自珍的语言风格中得到了证实。
其次，陶渊明隐逸的田园生活诗题内隐的现实批判精神，引发了龚自珍会心的推崇。《己亥杂诗》（舟中读陶诗三首）云：“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而“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侧重表述了对陶渊明诗表面平淡下的经世精神与情感世界的深度品察。陶诗以古说今、以神仙说现实的廋词之诗，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用自己的人生景况和诗歌写作历程构成了同命相怜的对照。值得关注的是，《己亥杂诗》写于1839年，处于龚自珍诗歌写作史的总结性回瞻期，将自己的写作体验同陶诗相比照，应当是这三首读陶诗的立足点，陶诗话语中的廋词隐语策略所含蕴的愤懑郁怒与龚自珍情感话语世界的内质是完全相通的。
再次，郭璞游仙诗所创造的神仙世界及人、神相通的情感意绪，为龚自珍郁怒批判精神的宣泄提供了一个语言平台。将现实的情感与情势放置在神话中加以演绎，以语言色彩的瑰丽加重神仙世界的诡谲，使真实的抗争与郁闷得到深层的凸现，超然物外与现实追求、神仙之乐与现实苦闷交织在一起的精心编织，为沿浪漫主义道路大步行进的龚自珍诗提供了一个真实可触的楷模，也使他的廋词隐喻策略更多地在“新游仙诗”中得到施展。
龚自珍最初以隐喻之法写人生经历中的自我感受，以《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为始端，一直延伸到《昨夜》、《夜坐》、《美人》等，都围绕科举的成败而发，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策略。简单的比兴也远不能适应抒写讽刺的需要，“句意深曲或有喻意”［1］（P1）的廋词是蕴涵着社会批判内质的作品。龚自珍戒诗前诗作的廋词隐喻之法集中体现在反讽和说史两个方面，分别以《行路易》和《鸣鸣铿铿》为代表。
《行路易》是对汉代歌行体《行路难》的有意沿用，起四句格调仿效杜甫《杜鹃》诗，叙写进程中贯穿着神奇意态的自我写照和自我咏叹，使通篇纳入了一种寓言式的调侃气氛，却落实在揭露抨击现实的意图上。此诗如一篇刺世的檄文，将社会景况与自我状态交织对照地写出，字里行间充溢着郁怒与激愤，还夹杂着诸多反讽，处处可见“行路难”对“行路易”的反衬。《鸣鸣铿铿》写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此四字为题，似乎在文字上要展示一种谜样的深曲，但通篇都是对理学的揭露与批判，集中展示了龚自珍藐视传统伦理的叛逆情感，既是龚自珍启蒙思想与批判之识的诗意演示，也是一篇诗体的读史心得和论史檄文。全诗从元羊改恶从孝说起，引出的却是“古之子弄父兵者，喋血市上宁非哀”的悲剧和“孝子忠臣一传成，千秋君父名先裂”的诸多史实；紧接着以耿直不私、仗义执言的西汉杨恽惨遭杀身之祸的悲剧，将“鸣鸣”与“铿铿”的本义昭揭出来，在悲愤之中引出“智亦未足重，愚亦未可轻”，“仁者不訹愚痴之万死，勇者不贪智慧之一生”的感叹，而结语“寄言后世艰难子，白日青天奋臂行”，在貌似励志的表层下，隐藏着无奈！《鸣鸣铿铿》是龚诗以史喻今的第一首力作。
三、破戒后诗作批判之识的提升和语言策略的成熟
龚自珍经过痛苦的反思和初期的尝试，决定以诗继续践行尊情理念，自道光元年（1821）起，写出了成熟期的主要代表作，批判的深度、诗情的浓度、语言的巧度，都达到了巅峰状态，而廋词隐喻语言策略的运用也有了更多的开拓与丰富。
（一）以隐逸闲适的想象，写对未来理想的憧憬——神仙世界与现实的交融以掩饰“两蹉跎”的郁苦之心。
《能令公少年行》是龚自珍编年诗中破戒后的一首力作。学者称“此诗虽不过是向往山林隐逸的内容，而文字奇瑰，想象丰富，声情遒上”（刘逸生语）［1］（P6），“诚可谓封建时代隐逸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严迪昌语）［4］（P1023）。隐逸，向来是封建时代文人退避现实与自我放逐的合理路向，是他们寻找精神自娱的途径。这首诗中以“隐”为主调，将“千百年来一切逃世出俗，远避嚣尘的理想境界的积淀”，“整合组构成另一个精神世界”［4］（P1024），却总显露出作者内心深处的苍凉、郁苦和蹉跎的心境。诗有序曰：“龚子自祷祈之所言也。虽弗能遂，酒酣歌之，可以怡魂而泽颜焉。”已经表明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想象虚构的“狂欢”，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言说。与序相连的诗首几句：“蹉跎乎公！公今言愁愁无终，公毋哀吟娅姹声沉空。酌我五石云母钟，我能令公颜丹鬓绿而与少年争光风。”即是自说自话，公即我，我即是公也。而结语“噫戏！少年万恨填心胸，消灾解难畴之功”又透露出他真实的心境。因而这首诗“愈是写得适意愜情，愈是苍凉；愈是显出飞扬飘逸之势，愈是幽凄”［4］（P1029），形成了隐逸之显和寥落之隐的强烈反差而成为龚自珍廋词隐喻式的语言策略的一种方式。
（二）延伸和生发“游仙”诗的传统，揭露和讽刺官场内幕。
受权贵排斥的愤懑，使龚自珍毅然破戒作诗。写于道光元年（1821）的《小游仙词十五首》也是破戒后的一首力作，“借用游仙诗体裁，隐约发露此事，既谈掌故，也抒感慨”［1］（P112），以巧妙的仙界踪迹来包蕴多方面的影射，又以艳情的隐约来提供转移的空间。在这篇奇特的组诗中，龚自珍采取了多重策略，将游仙诗体裁加以改造和深化。一是以密集的掌故构建一个神仙世界，从诗题到诗意本身，都笼罩在显与隐的扑朔迷离的氛围中；二是以神仙群体的一一出场，遮掩起一个现实空间的确指，形成了多义的猜测与品味；三是以评述仙家的瑰丽语言，将隐喻与影射发挥到极致，越是天马行空的游仙之事，则越寓所言有指的揭露之实。
《小游仙词》的写作动因，是龚自珍试图“躐跻枢要”，接近决策层推行变革措施、实现宏图大志的行动受挫以后，激发起对军机章京这一特殊机构“要员”内质的反思。《小游仙词》的“小”宗即透露出对游仙诗体裁讽喻之质的衍生与深化之意，神仙——艳情的演绎，使掌故与字语下的现实所指更显出一种迷蒙的清晰，而神仙、艳情也并非一番平和的叙写，恰恰难以阻遏讽喻之意的犀利。倘若这真是一组艳情之诗，那就根本不用廋词，直用寱词即可，而且读来无多蕴藉与趣味。
从某个角度看，写于道光三年（1823）的《辨仙行》是《小游仙词十五首》的延伸，它已不局限于以游仙世界隐匿影射之实，而是以神仙之迹讥讽儒家，是一篇批儒讥儒的诗体檄文。贯穿此诗的是对儒家观念与史论的系列批驳与公然否定，虽不直接涉及时政，但却是一次文化的叛逆。与《小游仙词》相比，《辨仙行》之要旨在“辨”，即辨析匡正诗人主体“我”的形象直接出现在诗中：“我梦游仙辨厥因，斋应精白听我云”、“荒唐心苦余所亲”、“我才难馈仙官贫”，则是一次百感交集的亮相，是“大我”形象的一次展现，而“人间儒派方狺狺，饥龙啐凤气不伸”又是一次受攻击和压抑的愤懑抗争之态，读来有一种仰天长叹的悲愤郁怒之感。
（三）以现实景况和自我内心写照为依托，实现诗意的升华。
《秋心三首》（1823）是龚自珍人生转折期个人情怀的真切抒写，其价值却再度超越了个人小我的局限，而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对腐朽朝廷与科举制度的抗议，也对未来表示了悲凉中的希冀。《秋心三首》郁伊惝恍，曲折深微，而这正是廋词策略的一次高水平展示，也是打开龚自珍诗心的一把钥匙，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信息：一是以亮色说忧愤。以悲秋心绪悼亡友灵魂，用“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珮当腰”句比喻品德的坚贞明亮；以秋空说悒郁心情，用“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句抨击不合理的科举制度。词句都呈亮色，同胸中郁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是以廋词说景况。“忽筮一官来阙下，众中俯仰不材身”说自己在京师任职的感受；“《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则叹息自己有疑难解，有才无用的无奈。这一通牢骚发得痛快，却又以隐匿的姿态来遮掩一二。三是以悲凉说憧憬。“我所思兮在何处？胸中灵气欲成云”意在宣示才华抱负，却只能寄托于未来；“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则是龚自珍浪漫的虚拟情怀的叙写，对未来的归宿实话了一种构想，也透露了寱词的先声。
（四）深化以史说今、借物喻今的写作方式，在显与隐的变化中开掘新的叙写空间。
钱仲联先生在《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中说：“著名的奇作《汉朝儒生行》，就是隐文谲谕，指斥清政府的。”［5］（P258）在这首长诗中，龚自珍通篇以实在的汉朝之事、之典和“将军”忽隐忽现的形象，揭露清代统治者“强分满汉”的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政策，呼吁“况乃一家中国犹弟兄”的共御外敌的爱国立场。抨击汉朝之事如此显彰，告诫本朝之语则可少顾忌而抒真情。那位“将军”的原型叙写愈是具体，则愈不可确指，在这里，“诗人狡狯”的明宣隐指则入木三分，“拙哉某将军”五字充分显示了作者以机智鸣不平的情感立场。这是一首典型的以史喻今的刺世诗，借古讽今的告诫诗，也是一篇现实的策论、警世的檄文、情感的大赋。同戒诗前的《鸣鸣铿铿》等咏史之作相比，《汉朝儒生行》以说汉朝典事指当下实况的错位运作，说史的厚实同批判的犀利在语言的迷蒙与绚丽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比戒诗前《读公孙弘传》、《马》等寓言式的讽刺诗更为深刻的是《馎饦谣》、《人草藳》和《伪鼎行》所展示的犀利和辛辣。《馎饦谣》以“父老一青钱，馎饦如月圆；儿童两青钱，馎饦大如钱”起兴，写物价飞涨的社会情势，似诙谐，实辛辣。《人草藳》是一幅夸张的漫画，以小泥人的戏谑刻画，暗讽学问空疏而又虚伪矫饰的官场人物：“或则头帖帖，或则头郡郡。丹黄粉墨之，衣裳百千身”，“兹大伪未具，娲也知艰辛。磅礴匠心半，斓斑土花春”，几乎字字含讽。《伪鼎行》是一则小赋，却满篇都是对道貌岸然实则腐朽衰败的大官僚的嘲讽，似乎也参与了揭伪的全过程，读来痛快淋漓。这三首诗标志着龚自珍寓言嘲讽之作内质的深度开掘与升华。
（五）以纪梦为由，构建梦境，抒写现实感慨。
龚自珍诗成熟期多有“纪梦”、“梦中作”为题的作品，即便真是梦境纪实，也不过是以梦说醒，以幻叙实的语言策略的落实，也是廋词隐喻的一种延伸。如果《梦中述愿作》是一首写艳遇的“寱词”，那么《梦中作》则是对破戒后整理出的诗作的辩解，为自己诗作隐指的批判锋芒作一番解释，是为自己廋词申辩的廋词。“夕阳忽下中原去，笑咏风花殿六朝”则又暗示清王朝的日暮景象，并反说自己诗作的平庸无内涵。细细品味，便可清晰地感悟到龚诗廋词策略的自觉姿态与涵盖广度。
《九月二十七夜梦中作》以梦境作掩护，抒写发泄身处京师时宦情冷落的感慨，“官梅只作野梅看”不是梦中偶得之句，却以“似是宋句”纳入梦中，营造了一种思绪的神秘与现实的愤懑之间的对照。《梦中作四截句》仍借“梦中作”为题，抒发郁勃不平的人生感慨，似乎是《夜直》的再度叙写，却有了深度的体味。第二首是“四截句”的核心：“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仍暗指嘉、道之际清朝已入衰世的判断，紧接着的“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的沉烈瑰丽的名句则是自己郁怒清深的情感意绪的形象写照，也是拯救社会积极姿态的诗意的诠释。《纪梦七首》则再以纪梦为名，写清代北方地区的逸闻掌故，同样以迷离惝怳的手法曲折表达，致使所述之事更难以指实，可谓廋隐到极致了。但细加品读，又是廋隐策略掩盖下的边防谋划与思考的诗化结果，在梦中的神游实为现实思绪的表述，“虽非沮颉体，而有老庄心”、“我有灵均泪，将毋各样红”、“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则是怀着郁怒之情的“大我”的悄然介入。
在诗歌传统范畴内抒发以叛逆精神为特征的启蒙之识，必然对腐朽王朝与危机四伏的社会持批判态度。龚自珍诗采取的廋词隐喻策略表面看似乎是为了避祸，但实质上却使警世、醒世之意具有了一种深邃的感染力与震慑力。在廋词的谜样氛围遮掩下，龚自珍故意给阅读的领悟带来了别样的狂欢，构建了一道独特的诗坛风景。其意义在于：第一，现实批判立场的自觉坚守。龚诗中凡似廋词面目出现的诗作，虽有大小深浅之分，但都是为了现实批判的实施。遮掩的语言策略与遮掩下的批判内质，形成了隐与显的强烈对比，传统文化资源的恣肆运用，神仙世界、历史掌故的巧妙引入，都使“牵强附会”成为承载诗歌内涵的独特精神舞姿，使批判与嘲讽的锋芒具有了中国式的智慧与技巧，闪烁着独特的诗味。第二，语言文字功能的深度激活。龚诗廋词隐喻策略的前提是对中国诗歌语言文字功能的深度把握。以屈原－陶渊明为主体的廋词写作传统，在龚自珍的廋词之作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对语言文字功能的掂量使龚自珍坚定了破戒作诗的选择，又使他在言与意的对接中通过意象的创新和典型的活用，对语言文字的功能作了新一轮的激活。第三，审美价值的独特构建。龚诗语言策略中言与意的区分与对应，隐喻式的语言朦胧与思想情感的清晰交织成就了悲怆愤懑的审美效果，可以归结为他的代表作《秋心三首》所展示的郁悒惝怳、曲折深微的特点，显示了龚诗特殊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廋词所展示的猜度美、晦涩美、绚丽美、著议美以及多样的诗体运用，极大地支撑了龚诗审美价值体系的构建。
参 考 文 献
［1］龚自珍编年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龚自珍研究论文集［M］.上海：上海书店，1992.
［4］严迪昌.清诗史［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5］钱仲联：梦苕盦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责任编辑杜桂萍］
关键词：龚自珍；廋词；编年诗;《己亥杂诗》
作者简介：沈检江（1949—），男，上海人，现就职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驻京办，从事中国古代诗歌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0113-05 收稿日期：2008-01-22
运用廋词隐喻是龚自珍诗歌写作的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语言策略，也是在当时政治高压和思想钳制之下，继续践行其尊情观的必然选择。仔细品味和审视龚自珍诗歌写作历程中“戒诗”与“接着说”的矛盾痛苦的内蕴，分析“破戒”前后诗作的细微差别，鉴赏以廋词隐语写成的诗作的丰富多彩的语言特色，对于诠释龚自珍诗歌的独创性与审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戒诗和破戒的思想徬徨历程展示了关于语言、文字写作策略的思想路向
从龚自珍的编年诗到《己亥杂诗》，可以梳理出在政治压力下尊情与锄情的矛盾对立的印迹，触摸到他戒诗和破戒的情感经历。
“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这是《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1］（P16）的最后一首（第二首“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可做政治压力的旁证），清晰地透露出锄情之迫与尊情之难的对立。这首诗的愤激之意在于：只要下笔就不能控制自己以清峭深刻之言写郁勃不平之意，倘若逼迫我写平庸之诗，那么我只有一字不写、放弃文字的书写权了。这里，文字传达言语的权力面临着被剥夺的威胁，而正是这种威胁，使龚自珍盘桓于写真情还是写矫情的抉择之中。他的基本立场是：宁可不写诗，也不写伪诗。其后的“观心”和“忏心”正是这种痛苦徬徨的实录，“幽绪不可食，新诗如乱云”、“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1］（P39，41）的宣泄，折射出一种无奈的愤慨，这种愤慨在“才尽不吟诗，非关象喙危”［1］（P76）的自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凸现。
同一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龚自珍在戒诗的决定上又迈出了一步。“不须文字传言语，玉想琼思过一生”［1］（P77）是他初入仕途之际对友人善意规劝的答复，似乎是想把变革之识与刺世之诗隐藏心底，只默默地保持自己的纯洁理想，但字里行间又分明透露一种静思之后的无奈，既有对“玉想琼思”的珍重自持，又有对文字言语权力放弃的隐痛惋惜，依旧残留着对前几首诗的延续之意。与之相联的是《戒诗五章》。这是一组表述写诗乃至人生重要阶段的总结性的反思之作。以诗宣示戒诗，谓之“戒诗当有诗”，本身便是一种反讽姿态。全诗以参悟佛教为支撑，抒写了戒诗宣言的内涵。一是回顾写诗历程中郁勃的思想情感的不可遏制，二是以佛法的参悟来遏制内心的情感，三是在放弃以语言和文字抒写思想情感的抉择中透露出犹疑。在《戒诗五章》中，隐藏着放弃语言权力的痛苦反而在思考与抉择的过程中更加强烈的倾向，而“不留迹”的承诺背后，正是被遏制的思想情感与文字叙写之间的遥望，这两者在诗中不断地被提及，被权衡。
写于道光六年（1862）的《释言四首之一》既是一首以廋词写成的抗争与刺世之作，又是一篇廋词写作的体会之言。诗中的氛围与意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游仙词》。“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以老庄语录喻自己议论政治的风险和坚韧、执著。钱钟书先生指出这两句诗取于赵翼的“木有文章原是病，不能言语果为灾”，认为“定庵乐此说之利己也，改‘文章’为‘彣彰’，欲文盖而弥彰著矣”，“白香山《闲卧有所思》第二首云：‘虫全性命缘无毒，木尽天年为不才’，定庵兼反用其意”［2］（P134-135）。可见这两句诗是反复权衡掂量的结果：“避席畏闻文字狱”［1］（P204），明知刺世只能引来灾祸，但却不甘像虫鸟般恪守“本分”。这是龚自珍立场的隐秘宣示，也是他廋词写作的一次总结，其关键词则仍归结为“言语”二字。“言语”的运作，始终占据着龚自珍戒诗与破戒的痛苦犹豫与明确抉择的全过程。“戒”与“破”都同“言语”相关，对“言语”的思考在龚自珍诗文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戒诗不能，即破戒。但他不得不考虑采取语言策略，越是针砭时弊、揭露黑暗的内容，就越需采取廋词隐喻的语言方式，尔后的诗作都印证了这一点。在这一写作实践中，他更感悟到“语言即文字，文字真韬匿”的必要。这是对“不须文字传言语”的反叛后的策略，也是他以廋词隐喻写作的秘密的自道，若同其前的“若辈忌语言，明目恣恐吓”和其后的“我喜攻人短，君当宥狂直”相联系，则更可见出龚自珍以“韬匿”语写“攻人”诗的内质。而这些策略自道，又恰恰寓于《题王子梅盗诗图》这首讽喻诗中，显出其运用语言策略的深入思考和自觉掂量。
龚自珍“我喜攻人短”的宗旨，实际上是在语言文字上通过两条路向实施的：一是以语言上“韬匿”隐藏之法；二是文字“嵂崒”即峭削奇崛的“有棱”锋芒显露的风格（如“诗格摹唐字有棱，梅花官阁夜锼冰”句）。正是这种“韬匿”与“嵂崒”的调和，在一定程度上减低了“言多奇僻”（姚莹语）和“不择言之病”（魏源语）［3］（P55）带来的非议，也折射出清代“文字狱”压力面前的无奈举措。看似退守，却是进击。龚自珍正是在认真思考与掂量语言功能的前提下，“采取了寓言的形式，尽量自藏锋芒，故作隐语”，在“文词俶诡连犿”［3］（P61）的指责中，构建了一篇篇特殊语言方式承载下的更为犀利辛辣的讽刺与揭露作品。
二、廋词隐喻语言策略的传统寻迹与戒诗前诗作批判之识的语言锋芒
廋词古来即有，廋，隐也，谜也，纳入诗歌写作，多为隐喻之法。龚自珍诗作廋词隐喻的策略，有其清晰的传统印迹可寻。
首先，庄子和屈原曾对龚自珍的毕生写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1］（P286）的真挚表露，“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荒唐心苦余所亲”［1］（P190）的深沉回眸，乃至“灵均出高阳，万古两苗裔；郁郁文词宗，芳馨闻上帝”［1］（P96）的推崇，都显示出对庄子“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恣纵而不傥”的精神舞姿和屈原《离骚》的爱国热情及浪漫精神的服膺与效仿。在戒诗与破戒的犹疑中，庄骚的声音在龚自珍内心深处发出了雄肆而坚定的震响：这三首诗都作于破戒之后，也可视为他精神矛盾与危机之中的一种精神支撑与鼓舞。变革之识、批判之意，正需要庄骚传统的汪洋恣肆和瑰丽多姿的浪漫精神与语言舞姿，而屈原的忠愤之志正是通过神话世界的叙写而得到了诗意的表述，这层取法与承继在龚自珍的语言风格中得到了证实。
其次，陶渊明隐逸的田园生活诗题内隐的现实批判精神，引发了龚自珍会心的推崇。《己亥杂诗》（舟中读陶诗三首）云：“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而“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侧重表述了对陶渊明诗表面平淡下的经世精神与情感世界的深度品察。陶诗以古说今、以神仙说现实的廋词之诗，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用自己的人生景况和诗歌写作历程构成了同命相怜的对照。值得关注的是，《己亥杂诗》写于1839年，处于龚自珍诗歌写作史的总结性回瞻期，将自己的写作体验同陶诗相比照，应当是这三首读陶诗的立足点，陶诗话语中的廋词隐语策略所含蕴的愤懑郁怒与龚自珍情感话语世界的内质是完全相通的。
再次，郭璞游仙诗所创造的神仙世界及人、神相通的情感意绪，为龚自珍郁怒批判精神的宣泄提供了一个语言平台。将现实的情感与情势放置在神话中加以演绎，以语言色彩的瑰丽加重神仙世界的诡谲，使真实的抗争与郁闷得到深层的凸现，超然物外与现实追求、神仙之乐与现实苦闷交织在一起的精心编织，为沿浪漫主义道路大步行进的龚自珍诗提供了一个真实可触的楷模，也使他的廋词隐喻策略更多地在“新游仙诗”中得到施展。
龚自珍最初以隐喻之法写人生经历中的自我感受，以《梦得“东海潮来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诗》为始端，一直延伸到《昨夜》、《夜坐》、《美人》等，都围绕科举的成败而发，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策略。简单的比兴也远不能适应抒写讽刺的需要，“句意深曲或有喻意”［1］（P1）的廋词是蕴涵着社会批判内质的作品。龚自珍戒诗前诗作的廋词隐喻之法集中体现在反讽和说史两个方面，分别以《行路易》和《鸣鸣铿铿》为代表。
《行路易》是对汉代歌行体《行路难》的有意沿用，起四句格调仿效杜甫《杜鹃》诗，叙写进程中贯穿着神奇意态的自我写照和自我咏叹，使通篇纳入了一种寓言式的调侃气氛，却落实在揭露抨击现实的意图上。此诗如一篇刺世的檄文，将社会景况与自我状态交织对照地写出，字里行间充溢着郁怒与激愤，还夹杂着诸多反讽，处处可见“行路难”对“行路易”的反衬。《鸣鸣铿铿》写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以此四字为题，似乎在文字上要展示一种谜样的深曲，但通篇都是对理学的揭露与批判，集中展示了龚自珍藐视传统伦理的叛逆情感，既是龚自珍启蒙思想与批判之识的诗意演示，也是一篇诗体的读史心得和论史檄文。全诗从元羊改恶从孝说起，引出的却是“古之子弄父兵者，喋血市上宁非哀”的悲剧和“孝子忠臣一传成，千秋君父名先裂”的诸多史实；紧接着以耿直不私、仗义执言的西汉杨恽惨遭杀身之祸的悲剧，将“鸣鸣”与“铿铿”的本义昭揭出来，在悲愤之中引出“智亦未足重，愚亦未可轻”，“仁者不訹愚痴之万死，勇者不贪智慧之一生”的感叹，而结语“寄言后世艰难子，白日青天奋臂行”，在貌似励志的表层下，隐藏着无奈！《鸣鸣铿铿》是龚诗以史喻今的第一首力作。
三、破戒后诗作批判之识的提升和语言策略的成熟
龚自珍经过痛苦的反思和初期的尝试，决定以诗继续践行尊情理念，自道光元年（1821）起，写出了成熟期的主要代表作，批判的深度、诗情的浓度、语言的巧度，都达到了巅峰状态，而廋词隐喻语言策略的运用也有了更多的开拓与丰富。
（一）以隐逸闲适的想象，写对未来理想的憧憬——神仙世界与现实的交融以掩饰“两蹉跎”的郁苦之心。
《能令公少年行》是龚自珍编年诗中破戒后的一首力作。学者称“此诗虽不过是向往山林隐逸的内容，而文字奇瑰，想象丰富，声情遒上”（刘逸生语）［1］（P6），“诚可谓封建时代隐逸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严迪昌语）［4］（P1023）。隐逸，向来是封建时代文人退避现实与自我放逐的合理路向，是他们寻找精神自娱的途径。这首诗中以“隐”为主调，将“千百年来一切逃世出俗，远避嚣尘的理想境界的积淀”，“整合组构成另一个精神世界”［4］（P1024），却总显露出作者内心深处的苍凉、郁苦和蹉跎的心境。诗有序曰：“龚子自祷祈之所言也。虽弗能遂，酒酣歌之，可以怡魂而泽颜焉。”已经表明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想象虚构的“狂欢”，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言说。与序相连的诗首几句：“蹉跎乎公！公今言愁愁无终，公毋哀吟娅姹声沉空。酌我五石云母钟，我能令公颜丹鬓绿而与少年争光风。”即是自说自话，公即我，我即是公也。而结语“噫戏！少年万恨填心胸，消灾解难畴之功”又透露出他真实的心境。因而这首诗“愈是写得适意愜情，愈是苍凉；愈是显出飞扬飘逸之势，愈是幽凄”［4］（P1029），形成了隐逸之显和寥落之隐的强烈反差而成为龚自珍廋词隐喻式的语言策略的一种方式。
（二）延伸和生发“游仙”诗的传统，揭露和讽刺官场内幕。
受权贵排斥的愤懑，使龚自珍毅然破戒作诗。写于道光元年（1821）的《小游仙词十五首》也是破戒后的一首力作，“借用游仙诗体裁，隐约发露此事，既谈掌故，也抒感慨”［1］（P112），以巧妙的仙界踪迹来包蕴多方面的影射，又以艳情的隐约来提供转移的空间。在这篇奇特的组诗中，龚自珍采取了多重策略，将游仙诗体裁加以改造和深化。一是以密集的掌故构建一个神仙世界，从诗题到诗意本身，都笼罩在显与隐的扑朔迷离的氛围中；二是以神仙群体的一一出场，遮掩起一个现实空间的确指，形成了多义的猜测与品味；三是以评述仙家的瑰丽语言，将隐喻与影射发挥到极致，越是天马行空的游仙之事，则越寓所言有指的揭露之实。
《小游仙词》的写作动因，是龚自珍试图“躐跻枢要”，接近决策层推行变革措施、实现宏图大志的行动受挫以后，激发起对军机章京这一特殊机构“要员”内质的反思。《小游仙词》的“小”宗即透露出对游仙诗体裁讽喻之质的衍生与深化之意，神仙——艳情的演绎，使掌故与字语下的现实所指更显出一种迷蒙的清晰，而神仙、艳情也并非一番平和的叙写，恰恰难以阻遏讽喻之意的犀利。倘若这真是一组艳情之诗，那就根本不用廋词，直用寱词即可，而且读来无多蕴藉与趣味。
从某个角度看，写于道光三年（1823）的《辨仙行》是《小游仙词十五首》的延伸，它已不局限于以游仙世界隐匿影射之实，而是以神仙之迹讥讽儒家，是一篇批儒讥儒的诗体檄文。贯穿此诗的是对儒家观念与史论的系列批驳与公然否定，虽不直接涉及时政，但却是一次文化的叛逆。与《小游仙词》相比，《辨仙行》之要旨在“辨”，即辨析匡正诗人主体“我”的形象直接出现在诗中：“我梦游仙辨厥因，斋应精白听我云”、“荒唐心苦余所亲”、“我才难馈仙官贫”，则是一次百感交集的亮相，是“大我”形象的一次展现，而“人间儒派方狺狺，饥龙啐凤气不伸”又是一次受攻击和压抑的愤懑抗争之态，读来有一种仰天长叹的悲愤郁怒之感。
（三）以现实景况和自我内心写照为依托，实现诗意的升华。
《秋心三首》（1823）是龚自珍人生转折期个人情怀的真切抒写，其价值却再度超越了个人小我的局限，而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对腐朽朝廷与科举制度的抗议，也对未来表示了悲凉中的希冀。《秋心三首》郁伊惝恍，曲折深微，而这正是廋词策略的一次高水平展示，也是打开龚自珍诗心的一把钥匙，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信息：一是以亮色说忧愤。以悲秋心绪悼亡友灵魂，用“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珮当腰”句比喻品德的坚贞明亮；以秋空说悒郁心情，用“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句抨击不合理的科举制度。词句都呈亮色，同胸中郁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二是以廋词说景况。“忽筮一官来阙下，众中俯仰不材身”说自己在京师任职的感受；“《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则叹息自己有疑难解，有才无用的无奈。这一通牢骚发得痛快，却又以隐匿的姿态来遮掩一二。三是以悲凉说憧憬。“我所思兮在何处？胸中灵气欲成云”意在宣示才华抱负，却只能寄托于未来；“起看历历楼台外，窈窕秋星或是君”则是龚自珍浪漫的虚拟情怀的叙写，对未来的归宿实话了一种构想，也透露了寱词的先声。
（四）深化以史说今、借物喻今的写作方式，在显与隐的变化中开掘新的叙写空间。
钱仲联先生在《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中说：“著名的奇作《汉朝儒生行》，就是隐文谲谕，指斥清政府的。”［5］（P258）在这首长诗中，龚自珍通篇以实在的汉朝之事、之典和“将军”忽隐忽现的形象，揭露清代统治者“强分满汉”的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政策，呼吁“况乃一家中国犹弟兄”的共御外敌的爱国立场。抨击汉朝之事如此显彰，告诫本朝之语则可少顾忌而抒真情。那位“将军”的原型叙写愈是具体，则愈不可确指，在这里，“诗人狡狯”的明宣隐指则入木三分，“拙哉某将军”五字充分显示了作者以机智鸣不平的情感立场。这是一首典型的以史喻今的刺世诗，借古讽今的告诫诗，也是一篇现实的策论、警世的檄文、情感的大赋。同戒诗前的《鸣鸣铿铿》等咏史之作相比，《汉朝儒生行》以说汉朝典事指当下实况的错位运作，说史的厚实同批判的犀利在语言的迷蒙与绚丽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比戒诗前《读公孙弘传》、《马》等寓言式的讽刺诗更为深刻的是《馎饦谣》、《人草藳》和《伪鼎行》所展示的犀利和辛辣。《馎饦谣》以“父老一青钱，馎饦如月圆；儿童两青钱，馎饦大如钱”起兴，写物价飞涨的社会情势，似诙谐，实辛辣。《人草藳》是一幅夸张的漫画，以小泥人的戏谑刻画，暗讽学问空疏而又虚伪矫饰的官场人物：“或则头帖帖，或则头郡郡。丹黄粉墨之，衣裳百千身”，“兹大伪未具，娲也知艰辛。磅礴匠心半，斓斑土花春”，几乎字字含讽。《伪鼎行》是一则小赋，却满篇都是对道貌岸然实则腐朽衰败的大官僚的嘲讽，似乎也参与了揭伪的全过程，读来痛快淋漓。这三首诗标志着龚自珍寓言嘲讽之作内质的深度开掘与升华。
（五）以纪梦为由，构建梦境，抒写现实感慨。
龚自珍诗成熟期多有“纪梦”、“梦中作”为题的作品，即便真是梦境纪实，也不过是以梦说醒，以幻叙实的语言策略的落实，也是廋词隐喻的一种延伸。如果《梦中述愿作》是一首写艳遇的“寱词”，那么《梦中作》则是对破戒后整理出的诗作的辩解，为自己诗作隐指的批判锋芒作一番解释，是为自己廋词申辩的廋词。“夕阳忽下中原去，笑咏风花殿六朝”则又暗示清王朝的日暮景象，并反说自己诗作的平庸无内涵。细细品味，便可清晰地感悟到龚诗廋词策略的自觉姿态与涵盖广度。
《九月二十七夜梦中作》以梦境作掩护，抒写发泄身处京师时宦情冷落的感慨，“官梅只作野梅看”不是梦中偶得之句，却以“似是宋句”纳入梦中，营造了一种思绪的神秘与现实的愤懑之间的对照。《梦中作四截句》仍借“梦中作”为题，抒发郁勃不平的人生感慨，似乎是《夜直》的再度叙写，却有了深度的体味。第二首是“四截句”的核心：“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仍暗指嘉、道之际清朝已入衰世的判断，紧接着的“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的沉烈瑰丽的名句则是自己郁怒清深的情感意绪的形象写照，也是拯救社会积极姿态的诗意的诠释。《纪梦七首》则再以纪梦为名，写清代北方地区的逸闻掌故，同样以迷离惝怳的手法曲折表达，致使所述之事更难以指实，可谓廋隐到极致了。但细加品读，又是廋隐策略掩盖下的边防谋划与思考的诗化结果，在梦中的神游实为现实思绪的表述，“虽非沮颉体，而有老庄心”、“我有灵均泪，将毋各样红”、“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则是怀着郁怒之情的“大我”的悄然介入。
在诗歌传统范畴内抒发以叛逆精神为特征的启蒙之识，必然对腐朽王朝与危机四伏的社会持批判态度。龚自珍诗采取的廋词隐喻策略表面看似乎是为了避祸，但实质上却使警世、醒世之意具有了一种深邃的感染力与震慑力。在廋词的谜样氛围遮掩下，龚自珍故意给阅读的领悟带来了别样的狂欢，构建了一道独特的诗坛风景。其意义在于：第一，现实批判立场的自觉坚守。龚诗中凡似廋词面目出现的诗作，虽有大小深浅之分，但都是为了现实批判的实施。遮掩的语言策略与遮掩下的批判内质，形成了隐与显的强烈对比，传统文化资源的恣肆运用，神仙世界、历史掌故的巧妙引入，都使“牵强附会”成为承载诗歌内涵的独特精神舞姿，使批判与嘲讽的锋芒具有了中国式的智慧与技巧，闪烁着独特的诗味。第二，语言文字功能的深度激活。龚诗廋词隐喻策略的前提是对中国诗歌语言文字功能的深度把握。以屈原－陶渊明为主体的廋词写作传统，在龚自珍的廋词之作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对语言文字功能的掂量使龚自珍坚定了破戒作诗的选择，又使他在言与意的对接中通过意象的创新和典型的活用，对语言文字的功能作了新一轮的激活。第三，审美价值的独特构建。龚诗语言策略中言与意的区分与对应，隐喻式的语言朦胧与思想情感的清晰交织成就了悲怆愤懑的审美效果，可以归结为他的代表作《秋心三首》所展示的郁悒惝怳、曲折深微的特点，显示了龚诗特殊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廋词所展示的猜度美、晦涩美、绚丽美、著议美以及多样的诗体运用，极大地支撑了龚诗审美价值体系的构建。
参 考 文 献
［1］龚自珍编年诗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龚自珍研究论文集［M］.上海：上海书店，1992.
［4］严迪昌.清诗史［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5］钱仲联：梦苕盦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
［责任编辑杜桂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