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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新英雄形象，通过表征民族意识，满足了民族自我认知的超越性要求；通过民间伦理对民族意识的转译，又同时满足了民族自我认知的普及性要求。然而民间伦理在转译民族意识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窄化了民族意识，使形象本身出现了模式化、平面化的倾向。作为新文学建构民族形象的一次尝试，解放区新英雄形象的生成机制充分展示了民族形象建构过程中超越性与普及性的互促与互限。
【关键词】民族形象；新英雄形象；超越；普及
自19世纪中后期中华民族以弱者身份进入世界语境之后，民族自我形象的塑造中就一直存在着改变弱势地位的超越性要求，并蕴涵着将之向全民族普及的冲动。《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新英雄形象既满足了民族自我认知的超越与普及的双重要求，也因此呈现出模式化、平面化的偏颇，其生成机制充分体现了民族自我形象在超越性与普及性之间的两难抉择。
新英雄的超越：受政治理念指引的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是自我与他者竞争中，尤其是在民族深陷于战争时最可贵也最令人振奋的精神品质。《新儿女英雄传》中牛大水、杨小梅等新英雄形象之所以激动人心，就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以民族为重、为民族奉献的理想民族意识的具体表征。文中的英雄人物之一黑老蔡曾对“英雄”做出这样的定义：“有能耐的人很多，就看走明路还是走暗路了。有的给鬼子办事，落一个汉奸的臭名，还不得好下场。有的人为咱们中国人争光露脸，闹个民族英雄，走到哪儿老百姓都是欢迎的。”[1]65民族意识成为新英雄形象的核心价值，他们不再因本领或能力焕发光彩，而是借表征民族意识呈现神圣性。正确的民族意识会赋予人某种神奇的能力，而错误的民族意识则会令具备特殊才能的人丧失能力。因此，甘愿为民族流血牺牲的牛大水，可以由一名普通农民成长为拥有非凡枪法、胆识过人的英雄。而原本枪法奇绝的张金龙却因为投降了日本人，丧失了原来的能力，在与游击队员的射击比赛中狼狈落败。
通过牛大水与张金龙的对比，《新儿女英雄传》强烈地凸显了民族意识之于英雄的重要意义。在艰难的民族抗战之中，民族意识的神圣光辉的确能令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然而系之于精神品格的民族意识若缺乏有效的启发与规范，是会产生波动甚至走向反面的。张金龙也曾一度加入抗日队伍中，却最终因无法克服懒惰、散漫等性格弱点，堕落为汉奸。文本通过张金龙的变化轨迹表达了对于单一民族意识标准的隐忧，新英雄形象为了满足超越性的民族自我认知要求，还需要明确正确民族意识的获得途径和保持方式。正如孙犁在谈论应该怎么对待战时的英雄文学时言及的那样：“今天，我们的战争，我们的英雄，跟旧时代的战争和英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不很了解这一点，以致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的战争和英雄常被作歪曲的描写。只说勇敢、英雄……这种字眼，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重要的还要区别怎样的勇敢和怎样的英雄。”[2]针对这一问题，牛大水等人的共产党员身份做出了详尽的解答。
《新儿女英雄传》中那些拥有正确民族意识，立场坚定的新英雄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牛大水原本只是一个只知有家不知有民族的农民，经过共产党员刘双喜的现身说法，大水才踏上了舍小家顾大家的英雄之路。启发牛大水的并不是刘双喜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所象征着的共产主义政治理念。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不仅启发普通人获得了民族意识，更杜绝了他们在通向英雄的漫长历程中的动摇与堕落，保证他们成长为新英雄，最终实现民族自我对他者的超越。当牛大水被何世雄严刑拷打时，身体的痛楚使他试图以死解脱，但一想到“‘我是个共产党员……’，他气一壮，心一横，觉得痛也不那么厉害了”[1]141，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使牛大水刚强坚定。文本借助类似情节的多次重复申明正是共产主义政治理念使民族意识的获得与正确实施成为可能。
鲜明的民族意识使新英雄形象既昭示了民族发展的理想方向，而政治理念又保障了民族意识的获得与保持，因此新英雄形象是稳定而自足的，其迸发出的光明、未来、理想等审美特质与精神元素，与民族自我认知的超越性要求产生了共鸣与交流。
新英雄的普及：民间伦理对民族意识的解说与窄化
《新儿女英雄传》在满足民族自我认知的超越性要求的基础上，还试图对这种超越性进行普及，使英雄成为民族自我认知的普遍特性。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新儿女英雄传》始终强调英雄与普通人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界限。文本试图通过塑造伟岸高大而又平凡普通的新英雄形象，使读者在产生崇敬感的同时获得认同感：“英雄”就在自己的身边，而自己也有可能成为“英雄”。郭沫若为《新儿女英雄传》所作的序言，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了新英雄的普及功能，“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男的难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都不能做到杨小梅那样吗？”[3]那么该如何成为“英雄”呢？《新儿女英雄传》所提供的方法就是要复制英雄所表征的核心价值。郭沫若形象地将此表述为：“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无知，只要你有自觉，求进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忠实地实践毛主席的思想，谁也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柱石。”[3]
新英雄形象的普及性固然令人激动，然而对于文本预设读者——中国最普通的农民而言，复制其核心价值却绝非易事，无论是民族意识还是政治理念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畴。为了弥合核心价值与预设读者认知范畴之间的天堑，使新英雄形象完成普及的使命，《新儿女英雄传》引入了民间伦理，通过预设读者们所熟悉的民间伦理对核心价值进行了日常化的解说。比如文本利用预设读者对“家”的理解对超出他们认知水平的“国”进行了类比和解释。主要英雄牛大水与杨小梅是夫妻，英雄少年牛小水是牛大水的亲弟弟，精神导师黑老蔡既是牛大水的表哥，又是杨小梅的表姐夫，革命同志刘双喜、高屯儿则是他们的同乡。人物的亲缘、地缘关系与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组织关系重叠交织在一起，亲缘与地缘中的长幼亲疏秩序形象地解释了社会与组织关系中的上下协作联系。除了利用“家”的结构阐明“国”的网络外，文本还进一步地预设读者们对“家”的珍爱，也因此被引导向了对“国”的忠诚与奉献，就像新英雄那样由对家的爱上升到对于国的保卫。此外，通过“家”所生发出的亲密、和睦等情感也同时表征了“国”的凝聚能力。新英雄之间基于共同目标而产生的互助关系，被表述为“亲如一家”。在以“家”来解析“国”的同时，文本还以道德水准对政治理念进行了提示。文本中不惜以生命来实践共产主义理想的新英雄们同时还是道德上的完人。无论是黑老蔡、刘双喜，还是牛大水、杨小梅，他们政治上的逐渐成熟始终都伴随着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的展现，这使得预设读者能够较为轻松地通过自己所熟悉的道德标准对他们进行识别。与此相反，那些非英雄则全部是声名狼藉、道德败坏的。作为汉奸、叛徒的张金龙登场时就已经是个二流子，在家打骂妻子、虐待孩子，在外拈花惹草，惹是生非。预设读者对于道德败坏者的鄙夷与仇视，也很自然地就加诸在了他的身上。
民间伦理的引入使得新英雄身上超越性与普及性交相辉映。然而民间伦理在对核心价值进行普及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窄化了核心价值。因为民间伦理自身具备稳定的逻辑，当文本借用民间伦理的通俗特点对核心价值进行解说时，民间伦理自身逻辑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对核心价值进行干扰。面对着既是游击队领导，又是自己兄长的牛大水，牛小水陷入了称呼的尴尬之中。当他称呼牛大水为“哥”时，牛大水严厉地训斥了他并一定要让他叫“队长”。“哥”与“队长”的称呼显然来自“家”与“国”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而“队长”对“哥”的排斥，又表明了两种价值标准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可是文本的叙事逻辑，却是借助“哥”所隐含的长幼秩序来确立“队长”的权威地位，两者又无法真正地截然分离。因此牛小水虽几经教育，却还是会称呼牛大水“哥”，甚至有些时候连牛大水对此也浑然不觉了。《新儿女英雄传》本可以此为突破口，辨析其中的错综复杂，但呈现复杂显然并非文本叙事的重心，文本急于通过民间伦理所拥有的广泛的接受基础，来使核心价值获得推广，因此对此只是一带而过。
对于民间伦理与核心价值之间复杂关系的有意无意的忽略，不仅造成了民间伦理对核心价值的干扰，有些时候还会造成民间伦理对核心价值的反叙述。《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新英雄形象往往完美无瑕，而反面形象则一无是处，甚至在外貌上也呈现明显的分野。这最终导致新英雄形象在整体上出现了脸谱化、平面化的趋势，使得新英雄的超越意义显得有些牵强。
民族形象的两难：超越性与普及性的难题
以牛大水、杨小梅为代表的新英雄形象，既令人神往又不免刻板肤浅，虽试图满足超越性与普及性的共同要求，却又总是难以兼顾甚至谬以千里。这批新英雄形象，在超越与普及之间的辗转徘徊，也是困扰着新文学民族形象建构的重要命题。
自进入世界语境中，原本稳定自足的民族自我，就面临着来自“他者”的不断挑战，要应对这一挑战，民族自我必须对自身进行重塑，以此来确认自身、凝聚力量。作为历史现实折射且有着极强社会参与意识的中国新文学，也始终贯穿着对自我形象进行叙述、归纳的价值追求，留下了大量关于民族形象的鲜活叙述与深刻剖析。从民族自我认知的文学表达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阿Q式的否定性的自我认知，还是牛大水、杨小梅式的理想性的自我认知，都传达着同样的信息：民族自我具有哪些特征，又将向何处去。由于担负着民族自我认知的功能，所以他们虽属于作家因时代、民族交相激荡，触机而发的想象产物，却还要突破想象层面，在现实层面渗透到民族整体，发挥启发、激励民族自我意识生长、深入的作用。因此，无论阿Q，还是牛大水、杨小梅都在获得了具有超越性的核心价值后，面临着如何普及核心价值，进而对民族在现实层面超越他者产生影响的问题。民族形象的成功与否是由超越性与普及性共同左右的，超越性的追求内含着普及性的实现，而普及性的解决方法又制约着超越的真正实现。从阿Q到牛大水、杨小梅，新文学所进行的种种民族形象的尝试都是在不断地寻找两者之间最佳的平衡点，甚至包括从文言到白话，从欧化到大众化、民族化的形式演进也都受此驱动。然而正如新英雄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与尴尬一样，两者总是难以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新文学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艰难跋涉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下了民族自我艰难的生发与凝聚，也为今天民族形象的建构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参考文献：
[1]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2]孙犁.论战时的英雄文学——在冀中《前线报》文艺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M]//胡采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1283.
[3]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M]//.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校：赵 亮
【关键词】民族形象；新英雄形象；超越；普及
自19世纪中后期中华民族以弱者身份进入世界语境之后，民族自我形象的塑造中就一直存在着改变弱势地位的超越性要求，并蕴涵着将之向全民族普及的冲动。《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新英雄形象既满足了民族自我认知的超越与普及的双重要求，也因此呈现出模式化、平面化的偏颇，其生成机制充分体现了民族自我形象在超越性与普及性之间的两难抉择。
新英雄的超越：受政治理念指引的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是自我与他者竞争中，尤其是在民族深陷于战争时最可贵也最令人振奋的精神品质。《新儿女英雄传》中牛大水、杨小梅等新英雄形象之所以激动人心，就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以民族为重、为民族奉献的理想民族意识的具体表征。文中的英雄人物之一黑老蔡曾对“英雄”做出这样的定义：“有能耐的人很多，就看走明路还是走暗路了。有的给鬼子办事，落一个汉奸的臭名，还不得好下场。有的人为咱们中国人争光露脸，闹个民族英雄，走到哪儿老百姓都是欢迎的。”[1]65民族意识成为新英雄形象的核心价值，他们不再因本领或能力焕发光彩，而是借表征民族意识呈现神圣性。正确的民族意识会赋予人某种神奇的能力，而错误的民族意识则会令具备特殊才能的人丧失能力。因此，甘愿为民族流血牺牲的牛大水，可以由一名普通农民成长为拥有非凡枪法、胆识过人的英雄。而原本枪法奇绝的张金龙却因为投降了日本人，丧失了原来的能力，在与游击队员的射击比赛中狼狈落败。
通过牛大水与张金龙的对比，《新儿女英雄传》强烈地凸显了民族意识之于英雄的重要意义。在艰难的民族抗战之中，民族意识的神圣光辉的确能令每一个中国人热血沸腾。然而系之于精神品格的民族意识若缺乏有效的启发与规范，是会产生波动甚至走向反面的。张金龙也曾一度加入抗日队伍中，却最终因无法克服懒惰、散漫等性格弱点，堕落为汉奸。文本通过张金龙的变化轨迹表达了对于单一民族意识标准的隐忧，新英雄形象为了满足超越性的民族自我认知要求，还需要明确正确民族意识的获得途径和保持方式。正如孙犁在谈论应该怎么对待战时的英雄文学时言及的那样：“今天，我们的战争，我们的英雄，跟旧时代的战争和英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今天仍有一些人不很了解这一点，以致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的战争和英雄常被作歪曲的描写。只说勇敢、英雄……这种字眼，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重要的还要区别怎样的勇敢和怎样的英雄。”[2]针对这一问题，牛大水等人的共产党员身份做出了详尽的解答。
《新儿女英雄传》中那些拥有正确民族意识，立场坚定的新英雄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牛大水原本只是一个只知有家不知有民族的农民，经过共产党员刘双喜的现身说法，大水才踏上了舍小家顾大家的英雄之路。启发牛大水的并不是刘双喜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所象征着的共产主义政治理念。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不仅启发普通人获得了民族意识，更杜绝了他们在通向英雄的漫长历程中的动摇与堕落，保证他们成长为新英雄，最终实现民族自我对他者的超越。当牛大水被何世雄严刑拷打时，身体的痛楚使他试图以死解脱，但一想到“‘我是个共产党员……’，他气一壮，心一横，觉得痛也不那么厉害了”[1]141，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使牛大水刚强坚定。文本借助类似情节的多次重复申明正是共产主义政治理念使民族意识的获得与正确实施成为可能。
鲜明的民族意识使新英雄形象既昭示了民族发展的理想方向，而政治理念又保障了民族意识的获得与保持，因此新英雄形象是稳定而自足的，其迸发出的光明、未来、理想等审美特质与精神元素，与民族自我认知的超越性要求产生了共鸣与交流。
新英雄的普及：民间伦理对民族意识的解说与窄化
《新儿女英雄传》在满足民族自我认知的超越性要求的基础上，还试图对这种超越性进行普及，使英雄成为民族自我认知的普遍特性。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新儿女英雄传》始终强调英雄与普通人之间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界限。文本试图通过塑造伟岸高大而又平凡普通的新英雄形象，使读者在产生崇敬感的同时获得认同感：“英雄”就在自己的身边，而自己也有可能成为“英雄”。郭沫若为《新儿女英雄传》所作的序言，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了新英雄的普及功能，“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男的难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都不能做到杨小梅那样吗？”[3]那么该如何成为“英雄”呢？《新儿女英雄传》所提供的方法就是要复制英雄所表征的核心价值。郭沫若形象地将此表述为：“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无知，只要你有自觉，求进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忠实地实践毛主席的思想，谁也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柱石。”[3]
新英雄形象的普及性固然令人激动，然而对于文本预设读者——中国最普通的农民而言，复制其核心价值却绝非易事，无论是民族意识还是政治理念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畴。为了弥合核心价值与预设读者认知范畴之间的天堑，使新英雄形象完成普及的使命，《新儿女英雄传》引入了民间伦理，通过预设读者们所熟悉的民间伦理对核心价值进行了日常化的解说。比如文本利用预设读者对“家”的理解对超出他们认知水平的“国”进行了类比和解释。主要英雄牛大水与杨小梅是夫妻，英雄少年牛小水是牛大水的亲弟弟，精神导师黑老蔡既是牛大水的表哥，又是杨小梅的表姐夫，革命同志刘双喜、高屯儿则是他们的同乡。人物的亲缘、地缘关系与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组织关系重叠交织在一起，亲缘与地缘中的长幼亲疏秩序形象地解释了社会与组织关系中的上下协作联系。除了利用“家”的结构阐明“国”的网络外，文本还进一步地预设读者们对“家”的珍爱，也因此被引导向了对“国”的忠诚与奉献，就像新英雄那样由对家的爱上升到对于国的保卫。此外，通过“家”所生发出的亲密、和睦等情感也同时表征了“国”的凝聚能力。新英雄之间基于共同目标而产生的互助关系，被表述为“亲如一家”。在以“家”来解析“国”的同时，文本还以道德水准对政治理念进行了提示。文本中不惜以生命来实践共产主义理想的新英雄们同时还是道德上的完人。无论是黑老蔡、刘双喜，还是牛大水、杨小梅，他们政治上的逐渐成熟始终都伴随着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的展现，这使得预设读者能够较为轻松地通过自己所熟悉的道德标准对他们进行识别。与此相反，那些非英雄则全部是声名狼藉、道德败坏的。作为汉奸、叛徒的张金龙登场时就已经是个二流子，在家打骂妻子、虐待孩子，在外拈花惹草，惹是生非。预设读者对于道德败坏者的鄙夷与仇视，也很自然地就加诸在了他的身上。
民间伦理的引入使得新英雄身上超越性与普及性交相辉映。然而民间伦理在对核心价值进行普及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窄化了核心价值。因为民间伦理自身具备稳定的逻辑，当文本借用民间伦理的通俗特点对核心价值进行解说时，民间伦理自身逻辑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其中，对核心价值进行干扰。面对着既是游击队领导，又是自己兄长的牛大水，牛小水陷入了称呼的尴尬之中。当他称呼牛大水为“哥”时，牛大水严厉地训斥了他并一定要让他叫“队长”。“哥”与“队长”的称呼显然来自“家”与“国”两种不同的价值标准，而“队长”对“哥”的排斥，又表明了两种价值标准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可是文本的叙事逻辑，却是借助“哥”所隐含的长幼秩序来确立“队长”的权威地位，两者又无法真正地截然分离。因此牛小水虽几经教育，却还是会称呼牛大水“哥”，甚至有些时候连牛大水对此也浑然不觉了。《新儿女英雄传》本可以此为突破口，辨析其中的错综复杂，但呈现复杂显然并非文本叙事的重心，文本急于通过民间伦理所拥有的广泛的接受基础，来使核心价值获得推广，因此对此只是一带而过。
对于民间伦理与核心价值之间复杂关系的有意无意的忽略，不仅造成了民间伦理对核心价值的干扰，有些时候还会造成民间伦理对核心价值的反叙述。《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新英雄形象往往完美无瑕，而反面形象则一无是处，甚至在外貌上也呈现明显的分野。这最终导致新英雄形象在整体上出现了脸谱化、平面化的趋势，使得新英雄的超越意义显得有些牵强。
民族形象的两难：超越性与普及性的难题
以牛大水、杨小梅为代表的新英雄形象，既令人神往又不免刻板肤浅，虽试图满足超越性与普及性的共同要求，却又总是难以兼顾甚至谬以千里。这批新英雄形象，在超越与普及之间的辗转徘徊，也是困扰着新文学民族形象建构的重要命题。
自进入世界语境中，原本稳定自足的民族自我，就面临着来自“他者”的不断挑战，要应对这一挑战，民族自我必须对自身进行重塑，以此来确认自身、凝聚力量。作为历史现实折射且有着极强社会参与意识的中国新文学，也始终贯穿着对自我形象进行叙述、归纳的价值追求，留下了大量关于民族形象的鲜活叙述与深刻剖析。从民族自我认知的文学表达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阿Q式的否定性的自我认知，还是牛大水、杨小梅式的理想性的自我认知，都传达着同样的信息：民族自我具有哪些特征，又将向何处去。由于担负着民族自我认知的功能，所以他们虽属于作家因时代、民族交相激荡，触机而发的想象产物，却还要突破想象层面，在现实层面渗透到民族整体，发挥启发、激励民族自我意识生长、深入的作用。因此，无论阿Q，还是牛大水、杨小梅都在获得了具有超越性的核心价值后，面临着如何普及核心价值，进而对民族在现实层面超越他者产生影响的问题。民族形象的成功与否是由超越性与普及性共同左右的，超越性的追求内含着普及性的实现，而普及性的解决方法又制约着超越的真正实现。从阿Q到牛大水、杨小梅，新文学所进行的种种民族形象的尝试都是在不断地寻找两者之间最佳的平衡点，甚至包括从文言到白话，从欧化到大众化、民族化的形式演进也都受此驱动。然而正如新英雄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与尴尬一样，两者总是难以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新文学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艰难跋涉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下了民族自我艰难的生发与凝聚，也为今天民族形象的建构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参考文献：
[1]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2]孙犁.论战时的英雄文学——在冀中《前线报》文艺小组座谈会上的发言[M]//胡采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二.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1283.
[3]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M]//.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