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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张慕飞 整理·图／汤礼春
张幕飞，1922年出生于湖北老河口市，1941年考上黄埔军校第18期，1950年元月去西班牙留学，1952年就读于西班牙陆军大学。毕业后回台湾，曾任台装甲骑兵团团长、台“新闻局”驻拉美国家代表，退休后定居于西班牙，1995年回上海定居。
我出生于1922年，今年已是八十有几了。回首这一生，我也曾邂逅过不少名人，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西班牙接待台湾名人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西班牙陆军大学就读期间，台湾到西班牙来访问的名人大都由我接待。
首先接待的是陈立夫夫妇。陈立夫到台湾后，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便跑到美国纽约搞实业，办了个养鸡场。不料养的几万只鸡都因鸡瘟死光了，他十分沮丧。台湾天主教于斌主教便推介他到西班牙来观光散心，并要我接待他。
有一天，我陪他玩到深夜，当我把他送回饭店时，他留我住下。我一觉醒来，见他仍坐在对面的床上，便问：“陈先生怎么还不休息?”他答道：“人老了总会这样。”我见他一时睡不着，便跟他聊起天来，问：“请问你原来读书的时候，读的是政治还是法律?”他告诉我，他在大学是读冶金的。我们一直聊到快天亮他才睡去。
第二天傍晚，我在马德里太阳门附近一家小店的门口，请陈立夫先生吃烤麻雀，他很赞赏我这样的安排，并说这是他小学时代吃过的零食。
李士珍将军是黄埔第2期的，由于他是台湾的警察负责人，所以在他访问西班牙时，得到了西班牙官方的关照。我陪李士珍将军访问了西班牙国家安全总署，署长为显示其工作效率，说所有进出国境的外国人均有记录卡片，并以我为例，结果检视我的资料却空空如也。因我进入西班牙后未申报户口，而直接进入陆军大学官舍。由此我这个偷居西班牙三年的居民始被发现，这成了李士珍将军西班牙之行的一个插曲。
1951年，我还接待过旅居法国的林语堂夫妻。林先生临告别时，再三叮嘱我如回台湾经过马赛时，一定要到滨海的甘城去看他。我后来真的到他府上作了几天客，林先生亲自驾车带我去游览，还带我去了赌场。我才了解到他平时的消遣就是赌博，而且一进赌场就跟写作那样认真。
撞上了海明威
每年的7月7日，是西班牙的斗牛节，这个节日是为纪念天主教一位名叫圣菲明的圣人而设立的。节日的开始，是上午9点许由当地市长或行政长官一声号令，开启牛群栅栏，放出一群事先挑好的牛来，参加节日的群众在前面跑，群牛在后面追，沿着狭窄的街道一直跑到斗牛场。每年的斗牛节总有惊险的场面，总有伤亡事故，但西班牙人仍乐此不疲，他们喜爱这种充满刺激感的冒险性集体狂欢。
1952年，我在西班牙北海岸的旁瀑罗拉市参加了这一节日。那时我正年轻，血气方刚，在狂追的牛群前面，我冲在西班牙人中间，心想：“我大概是第一位参加此项活动的中国人吧!”蓦地，我被一群躲避不及的西班牙人挟裹着倒进了街边的一个酒吧，我还来不及爬起来，后面又冲进一个人来，绊在我的腿上，一个庞大的身躯向我压来，我扭过头看看，只见他着本地斗牛人的装束，但他那特别的大胡子使我一眼就认出来——他是频频出现在报刊中的海明威。
我和海明威相视一笑，都赶紧爬起来，继续沿着大街跑，我一边跑一边对海明威说：“你是作家。”他则大声对我叫道：“那你就是读者喽!”
我和海明成一起跑到斗牛场时，我被一头擦肩而过的牛撞翻在地，等我爬起来时，牛不见了，作家也不见了。这一面之缘，促使我回去后读了他的《战地钟声》，由此对西班牙的内战有了一定的了解。
谋面张学良
1970年的一天，于斌主教因病住进了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我这个曾受恩于主教大人的教子，自然在病房里陪护着他。那天下午，于斌主教躺在床上休息，我则坐在帷幔外面守护着他。这时，一个老人走了进来，也没跟我搭话，径直来到帷幔后，在主教大人的床前跪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主教大人醒了，大概发现有人跪在床前，便问：“是谁来看我呀?”老人这才开口说道：“主教大人，张汉卿为你祈祷求福!”
主教大人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张学良摸摸主教的手，然后站了起来，又一言不发地出去了。
这是我在台湾唯一一次见到张学良，但却没机会跟他扯上几句，也许那个时候张学良尚不便与人多言吧!
和李范奭结下友谊
1942年，在西安读军校期间，我和李范奭成了好朋友。
李范奭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他是韩国李氏皇族的后裔，1901年出生于汉城龙洞宫。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李范奭便流亡到了中国。为了复国，他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和叶剑英是同班同学。毕业后，李范奭来到东北从事复国的革命活动。韩国抗日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战争，也是亚洲抗日战史的第一页——青山里之战，李范奭就是前线指挥官。
李范奭还在苏联红军任过远东某步骑混合大队队长，并率众攻入重镇双城子，为苏联红军抗击日寇立下卓越的战功。
“九一八”事变后，李范奭又来到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下，任上校高级参谋，继续抗日。有一次，部队被日军包围，他在突围中杀死几个日本鬼子，身上多处负伤。
“七七”事变后，李范爽来到重庆，任中央训练团中队长(少将)，后应韩国临时政府的邀请，在重庆筹备成立韩国光复军，并任光复军参谋长。1942年秋，李范奭来到西安组建光复军西安第二支队，并兼任队长。
我到西安时，最初借住在三姐夫盛健家里，在这里认识了李范奭，并且一见如故。李范爽教我卷烟和在马背上射击，还常常给我讲在东北抗日和在漠北草原跟老毛子(俄国人)周旋的故事。这也培养了我抗日的勇敢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范奭回到韩国任大韩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
同卜乃夫的浪漫往事
在李范奭的司令部里，我认识了卜乃夫，他就是当时在文坛上以长篇小说《北极风情画》一炮打响的“无名氏”(笔名)。卜乃夫当时正在苦苦追求我所在军校的俄语教师刘雅歌。刘雅歌是个中俄混血儿，长得美丽而丰满，无名氏为她神魂颠倒，常拜托我给她送书、送情书。
有一次，在王曲的街上，我和刘雅歌及其弟正在一饭店里吃饭，刘雅歌注意到我在不断看表，大约11点55分，我突然站起来，走到饭店对面那片广场，高举着手臂，不断挥舞一条白色大手帕，舞过一会儿，我又用吊裤带把白手帕缚在藤手杖上，高举起来，继续舞，一边舞，一边向终南山方向望去。 “你在干什么?”刘雅歌好奇地问。
“我和一位朋友约定，正午12点，他在终南山顶挥舞一块白色手帕，我在这里挥舞一块白色手帕，看我们彼此能不能发现。”我如实地答道，又说：“这里离山顶八九里，即使挥舞最大的手帕也不容易发现，除非用望远镜。”
刘雅歌好奇地问：“这个人真怪，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他是一个作家，他就这样怪。他是在作一种试验：一个人站在高峰巅，能不能发现遥远处平原上一只友谊的手在挥舞白手帕。”
刘雅歌似乎想起什么，问：“他是不是那位卜先生，常在报上写文章的。”
我点点头。
当时的无名氏和我都是浪漫的青年，自然才会有这种浪漫的事。这段往事也被无名氏写入了后来的自传体小说《绿色的回声》中。
帮沈鸿烈一把
1957年的一天，我到台北陆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来到X光拍片室门口，见到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正坐在一个轮椅上。大概他也是等着拍片的，可他身边却没有一个护理人员。我正奇怪他是怎么独自一人来到拍片室门口的，这时拍片室门开了，工作人员对我招了招手说：“把他抱进来。”
大概那工作人员把我当作了老人的亲属。老人也不解释，我自然也不会辩解，便上前把老人抱了起来。就在我把老人抱到拍片台的时候，我从他的衣领上看到“沈鸿烈”这个名字。
“你就是海军元帅沈鸿烈?”我诧异地问。
老人笑笑而已。
我走出拍片室时，全身冷冷的，感受到了人生晚年的凄凉。
我给蒋纬国写的第一封信
我和蒋纬国交往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可以说已经数不清了，但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给他写信的来由。
那是在1941年，胡宗南将军设在西安东仓门的办公大院里，聚集了一批青年才俊作为他的特别幕僚。经人约邀，我和成家复同学也来到了这里。胡宗南的侍从副官熊向晖是这里的半个主人，在这里我们还认识了马蒙、马大恢、金古铭与蒋纬国。
蒋纬国没有一点显贵弟子的架子，随和而风趣。他对我投考黄埔军校报效祖国的志向十分赞同，特别是当他得知我为报国的决心，将名字“富民”改作“慕飞”(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更为赞赏。后来在台湾，有一次，我看见他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才知道我们都向往岳飞那样的志节。
1942年，我考上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18期。1944年毕业后分到陆军第27军当上了担架排排长。毕竟我是黄埔军校科班出身，我渴望能拿起枪杆上前线，去和日本鬼子厮杀。正在我苦恼之际，全国掀起了一场青年知识分子从军抗日的运动，蒋介石为支持这一运动，特地把蒋纬国也派到了青年军。当我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刻给蒋纬国去了一封信，表述了也想参加青年军的愿望。
信发出后，我并没有作多大的指望，我想：我和蒋纬国只是一面之交，又已过去了三年，说不定他早已把我忘了!谁知半个月后，即1944年冬，我所在的27军突然收到蒋介石侍从室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贵部张慕飞少尉即向青年军206师蒋纬国营报到。”
我如愿以偿，兴奋地即刻整理行装来到汉中，向蒋纬国营报了到。蒋纬国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好!我们从此在一起了!”
就这样，我成了蒋纬国手下的一名排长，并且开始了和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编辑／任 娟
张幕飞，1922年出生于湖北老河口市，1941年考上黄埔军校第18期，1950年元月去西班牙留学，1952年就读于西班牙陆军大学。毕业后回台湾，曾任台装甲骑兵团团长、台“新闻局”驻拉美国家代表，退休后定居于西班牙，1995年回上海定居。
我出生于1922年，今年已是八十有几了。回首这一生，我也曾邂逅过不少名人，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西班牙接待台湾名人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西班牙陆军大学就读期间，台湾到西班牙来访问的名人大都由我接待。
首先接待的是陈立夫夫妇。陈立夫到台湾后，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便跑到美国纽约搞实业，办了个养鸡场。不料养的几万只鸡都因鸡瘟死光了，他十分沮丧。台湾天主教于斌主教便推介他到西班牙来观光散心，并要我接待他。
有一天，我陪他玩到深夜，当我把他送回饭店时，他留我住下。我一觉醒来，见他仍坐在对面的床上，便问：“陈先生怎么还不休息?”他答道：“人老了总会这样。”我见他一时睡不着，便跟他聊起天来，问：“请问你原来读书的时候，读的是政治还是法律?”他告诉我，他在大学是读冶金的。我们一直聊到快天亮他才睡去。
第二天傍晚，我在马德里太阳门附近一家小店的门口，请陈立夫先生吃烤麻雀，他很赞赏我这样的安排，并说这是他小学时代吃过的零食。
李士珍将军是黄埔第2期的，由于他是台湾的警察负责人，所以在他访问西班牙时，得到了西班牙官方的关照。我陪李士珍将军访问了西班牙国家安全总署，署长为显示其工作效率，说所有进出国境的外国人均有记录卡片，并以我为例，结果检视我的资料却空空如也。因我进入西班牙后未申报户口，而直接进入陆军大学官舍。由此我这个偷居西班牙三年的居民始被发现，这成了李士珍将军西班牙之行的一个插曲。
1951年，我还接待过旅居法国的林语堂夫妻。林先生临告别时，再三叮嘱我如回台湾经过马赛时，一定要到滨海的甘城去看他。我后来真的到他府上作了几天客，林先生亲自驾车带我去游览，还带我去了赌场。我才了解到他平时的消遣就是赌博，而且一进赌场就跟写作那样认真。
撞上了海明威
每年的7月7日，是西班牙的斗牛节，这个节日是为纪念天主教一位名叫圣菲明的圣人而设立的。节日的开始，是上午9点许由当地市长或行政长官一声号令，开启牛群栅栏，放出一群事先挑好的牛来，参加节日的群众在前面跑，群牛在后面追，沿着狭窄的街道一直跑到斗牛场。每年的斗牛节总有惊险的场面，总有伤亡事故，但西班牙人仍乐此不疲，他们喜爱这种充满刺激感的冒险性集体狂欢。
1952年，我在西班牙北海岸的旁瀑罗拉市参加了这一节日。那时我正年轻，血气方刚，在狂追的牛群前面，我冲在西班牙人中间，心想：“我大概是第一位参加此项活动的中国人吧!”蓦地，我被一群躲避不及的西班牙人挟裹着倒进了街边的一个酒吧，我还来不及爬起来，后面又冲进一个人来，绊在我的腿上，一个庞大的身躯向我压来，我扭过头看看，只见他着本地斗牛人的装束，但他那特别的大胡子使我一眼就认出来——他是频频出现在报刊中的海明威。
我和海明威相视一笑，都赶紧爬起来，继续沿着大街跑，我一边跑一边对海明威说：“你是作家。”他则大声对我叫道：“那你就是读者喽!”
我和海明成一起跑到斗牛场时，我被一头擦肩而过的牛撞翻在地，等我爬起来时，牛不见了，作家也不见了。这一面之缘，促使我回去后读了他的《战地钟声》，由此对西班牙的内战有了一定的了解。
谋面张学良
1970年的一天，于斌主教因病住进了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我这个曾受恩于主教大人的教子，自然在病房里陪护着他。那天下午，于斌主教躺在床上休息，我则坐在帷幔外面守护着他。这时，一个老人走了进来，也没跟我搭话，径直来到帷幔后，在主教大人的床前跪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主教大人醒了，大概发现有人跪在床前，便问：“是谁来看我呀?”老人这才开口说道：“主教大人，张汉卿为你祈祷求福!”
主教大人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张学良摸摸主教的手，然后站了起来，又一言不发地出去了。
这是我在台湾唯一一次见到张学良，但却没机会跟他扯上几句，也许那个时候张学良尚不便与人多言吧!
和李范奭结下友谊
1942年，在西安读军校期间，我和李范奭成了好朋友。
李范奭是个传奇性的人物，他是韩国李氏皇族的后裔，1901年出生于汉城龙洞宫。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李范奭便流亡到了中国。为了复国，他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和叶剑英是同班同学。毕业后，李范奭来到东北从事复国的革命活动。韩国抗日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战争，也是亚洲抗日战史的第一页——青山里之战，李范奭就是前线指挥官。
李范奭还在苏联红军任过远东某步骑混合大队队长，并率众攻入重镇双城子，为苏联红军抗击日寇立下卓越的战功。
“九一八”事变后，李范奭又来到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下，任上校高级参谋，继续抗日。有一次，部队被日军包围，他在突围中杀死几个日本鬼子，身上多处负伤。
“七七”事变后，李范爽来到重庆，任中央训练团中队长(少将)，后应韩国临时政府的邀请，在重庆筹备成立韩国光复军，并任光复军参谋长。1942年秋，李范奭来到西安组建光复军西安第二支队，并兼任队长。
我到西安时，最初借住在三姐夫盛健家里，在这里认识了李范奭，并且一见如故。李范爽教我卷烟和在马背上射击，还常常给我讲在东北抗日和在漠北草原跟老毛子(俄国人)周旋的故事。这也培养了我抗日的勇敢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范奭回到韩国任大韩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
同卜乃夫的浪漫往事
在李范奭的司令部里，我认识了卜乃夫，他就是当时在文坛上以长篇小说《北极风情画》一炮打响的“无名氏”(笔名)。卜乃夫当时正在苦苦追求我所在军校的俄语教师刘雅歌。刘雅歌是个中俄混血儿，长得美丽而丰满，无名氏为她神魂颠倒，常拜托我给她送书、送情书。
有一次，在王曲的街上，我和刘雅歌及其弟正在一饭店里吃饭，刘雅歌注意到我在不断看表，大约11点55分，我突然站起来，走到饭店对面那片广场，高举着手臂，不断挥舞一条白色大手帕，舞过一会儿，我又用吊裤带把白手帕缚在藤手杖上，高举起来，继续舞，一边舞，一边向终南山方向望去。 “你在干什么?”刘雅歌好奇地问。
“我和一位朋友约定，正午12点，他在终南山顶挥舞一块白色手帕，我在这里挥舞一块白色手帕，看我们彼此能不能发现。”我如实地答道，又说：“这里离山顶八九里，即使挥舞最大的手帕也不容易发现，除非用望远镜。”
刘雅歌好奇地问：“这个人真怪，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他是一个作家，他就这样怪。他是在作一种试验：一个人站在高峰巅，能不能发现遥远处平原上一只友谊的手在挥舞白手帕。”
刘雅歌似乎想起什么，问：“他是不是那位卜先生，常在报上写文章的。”
我点点头。
当时的无名氏和我都是浪漫的青年，自然才会有这种浪漫的事。这段往事也被无名氏写入了后来的自传体小说《绿色的回声》中。
帮沈鸿烈一把
1957年的一天，我到台北陆军总医院检查身体，来到X光拍片室门口，见到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正坐在一个轮椅上。大概他也是等着拍片的，可他身边却没有一个护理人员。我正奇怪他是怎么独自一人来到拍片室门口的，这时拍片室门开了，工作人员对我招了招手说：“把他抱进来。”
大概那工作人员把我当作了老人的亲属。老人也不解释，我自然也不会辩解，便上前把老人抱了起来。就在我把老人抱到拍片台的时候，我从他的衣领上看到“沈鸿烈”这个名字。
“你就是海军元帅沈鸿烈?”我诧异地问。
老人笑笑而已。
我走出拍片室时，全身冷冷的，感受到了人生晚年的凄凉。
我给蒋纬国写的第一封信
我和蒋纬国交往有半个多世纪了，我们之间往来的信件可以说已经数不清了，但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给他写信的来由。
那是在1941年，胡宗南将军设在西安东仓门的办公大院里，聚集了一批青年才俊作为他的特别幕僚。经人约邀，我和成家复同学也来到了这里。胡宗南的侍从副官熊向晖是这里的半个主人，在这里我们还认识了马蒙、马大恢、金古铭与蒋纬国。
蒋纬国没有一点显贵弟子的架子，随和而风趣。他对我投考黄埔军校报效祖国的志向十分赞同，特别是当他得知我为报国的决心，将名字“富民”改作“慕飞”(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更为赞赏。后来在台湾，有一次，我看见他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才知道我们都向往岳飞那样的志节。
1942年，我考上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18期。1944年毕业后分到陆军第27军当上了担架排排长。毕竟我是黄埔军校科班出身，我渴望能拿起枪杆上前线，去和日本鬼子厮杀。正在我苦恼之际，全国掀起了一场青年知识分子从军抗日的运动，蒋介石为支持这一运动，特地把蒋纬国也派到了青年军。当我从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刻给蒋纬国去了一封信，表述了也想参加青年军的愿望。
信发出后，我并没有作多大的指望，我想：我和蒋纬国只是一面之交，又已过去了三年，说不定他早已把我忘了!谁知半个月后，即1944年冬，我所在的27军突然收到蒋介石侍从室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贵部张慕飞少尉即向青年军206师蒋纬国营报到。”
我如愿以偿，兴奋地即刻整理行装来到汉中，向蒋纬国营报了到。蒋纬国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好!我们从此在一起了!”
就这样，我成了蒋纬国手下的一名排长，并且开始了和他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
编辑／任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