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山清水秀，地灵人杰，是中国的绘画大省，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就诞生了刻有猪纹图案的方钵和刻有稻穗纹的陶盒，它们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原始绘画的风采。宋元明清以来，浙江更是画家辈出，流风不绝。如南宋的刘、李、马、夏，元初的赵孟，元末的吴镇、王蒙，明初戴进、吴伟，明中期的徐渭，明末的陈洪绶，清代的董邦达、金农，晚清的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都是彪炳中国绘画史册的人物。
　　与此同时，浙江又地处东海，与日本一衣带水，尤其因为具有深水良港宁波，因此自隋唐至宋元明清，宁波一直是来华日本人登陆的口岸，也是中土人士东渡出洋的门户。曾有不少日本画家通过宁波港入华，在浙江的山水中寻找创作灵感，并从浙派画家的作品中汲取新的艺术养分。
　　随着交通工具的改进和文化的发展，清初浙江画家赴日活动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而且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亦渐渐地引起人们的重视，如日本多摩美术大学与中国南京艺术学院的学者，曾对清代雍正年间赴日画家沈铨作了调查，出版了合作的成果《沈铨研究》。然而清初浙江赴日画家尚有逸然、心越等，他们在日本的绘画活动也十分活跃。神户市立博物馆、东京松涛美术馆、京都博物馆等藏有他们的不少作品。受渡日画家的直接影响，当时日本画坛还形成了“南画画派”“逸然画派”“南苹画派”等。但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有待后人进行考察，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客观的分析、研究，寻求文化发展的轨迹与规律。这既对人们认识那段历史十分有益，也对人们认识源远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与美术往来颇有帮助，同时还可以加深人们对跨地域文化活动的了解。
　　江户时期的日本绘画明显受到了这些浙江画家的影响。清代初年，不少怀着明亡之恨的人士，为了保持气节，避免被迫害，或图谋东山再起，或希冀乞师他邦，乃不顾危险，出没波涛，驾舟东渡，最终到日本定居。这段时期正值日本江户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这些画家的到来为当时的日本江户(今东京)绘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很大程度和很长时间内影响了日本的绘画艺术。
　　以下将简述对日本江户时代影响较深的几位浙籍画家的绘画风格及其影响。
　　
　　逸 然
　　
　　逸然，俗姓李，浙江杭州人。少年时爱好绘画，后从事药业，以卖药为生。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他见天下将乱，乃东渡日本避祸。待崇祯帝自杀后，他便滞留日本不归，并削发为僧，法号性融。逸然归隐后，佛事之余绘画才能得到发挥，他擅长绘佛教故事人物，如释迦、观音、罗汉、达摩祖师等，又善于绘僧人写真像。当时的日本僧俗仰慕其绘艺，拜其为师，虚心学艺。逸然的弟子有河村若芝(1638—1707)、渡边秀石(1639——1707)等。后来这两个徒弟还成为长崎“唐绘”流派的创始人，形成了日本画坛的“逸然画派”。
　　逸然的佛教传说故事人物图，以工笔与写意相兼为特色，尤其重视人物的神态。他能根据人物的不同地位、性格来展现佛教传说中佛、菩萨、罗汉的各种形象，个性分明，在传统的程式图像中寻求个性的强化，较为活泼、夸张。他所绘的布袋和尚(民间又称弥勒佛、哈拉菩萨)图，以轻松、简率的笔墨将其乐观、开朗的性格表现出来。布袋和尚袒腹露胸，心宽体胖、眉目舒展，笑口大开。尤其是他那弯弯的细眉，半月形的大眼和生动风趣的身姿，宽松飘逸的衣袍，构成了肚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和乐天无忧的画面。布袋和尚那活泼、豁达、乐天的形象，在逸然笔下都得到生动而自然的再现。
　　而从他的两位日本弟子的作品中，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看出他们受到逸然画风的影响，其一是绘画的题材相似，其二是绘画的艺术风格相近。
　　如现存大阪明乐寺的河村若芝《罗汉渡水图》就是仿逸然之作，只是罗汉少了两位，细部略有变化而已。设色也仿逸然，不过更加浓厚。现存长崎县立美术博物馆的渡边秀石《琴棋书画屏风》，为四连屏，绘文人弹琴、下棋、读书、赏画的情景。画家巧妙的构图、精致的造型和传神的旨趣，都与逸然的《涅槃图》《罗汉渡水图》的艺风相近。即使山水背景的描绘，也有逸然注重块面，不计皴法的特点。
　　从上述实例中不难看出，逸然对日本江户时代特别是当时的长崎画坛有着较大的影响，而且逸然和其弟子的画风延绵几近200年。
　　
　　心 越
　　
　　心越是清初浙江渡日画家之一。他在日本的20余年生涯中，积极发展中日友谊，在绘画、书法、篆刻、建筑、佛学、音乐、医学等方面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怀着亡明之痛背井离乡来到日本。他的多才多艺和对中日友好文化交流贡献，获得日本朝野各界的欢迎。心越也把日本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积极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心越在日本传授绘画，许多日本人士向他学画，这对当时的江户画坛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他为德川光国所画的《涅槃图》，被日本学者安觉积评为：“真容凄楚，布置精妙。春云暗淡，草木如秋。至于七十二类匍匐号哭之态，咸穷其微。吴道子、张僧繇，恐不过如此。”
　　
　　
　　沈 铨
　　
　　沈铨，字衡之，号南苹，浙江德清县新市镇（一作吴兴［今湖州］人），工写花卉翎毛，设色妍丽，画人物得不传之秘，尝写花蕊夫人宫词为图，殊极巧妙。日本国王见其百马图大悦，雍正七年(1729)聘往三年，归得金帛散给友朋，橐仍萧然。黄行健有诗纪其事。卒年八十余。传世作品有《苍松白鹤图》《梅花绶带图》《秋花双兔图》《松鹿图》等。
　　沈铨在日本的弟子只有一位，但受其影响者却不可胜数。著名日本画家柳泽淇园十分崇尚中国文人画家绘画技法，画面背景多以淡墨或者淡彩渲染，显示画家博采中日艺术传统，也代表了江户时期的文化交流。
　　以上的这三位浙籍画家所绘作品多属于文人画的范畴，而这种文人绘画在日本江户时期已经蔚然成风，日本画家在创作态度上基本已经接受了中国文人画的思想，并力求在生活和艺术活动的实践中体现出来。他们在作画的同时，也写诗歌和练习书法，认为诗人不画，画人不诗，乃风雅中憾事。受到中国画家的影响，日本也出现了如柳泽淇园、彭城百川等著名的文人书画家。由于这些画家自觉日本画坛发展停滞，于是都力求从中国文人画中吸收养分以寻求发展。不过由于中国画家的真迹始终难求，画谱便成为日本画家最方便接触的导师。随着舶来画家进入日本，日本当时的文人画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画风也逐渐清晰起来，多是以当时的中国画家为师，此外也融入了自己的一些绘画风格，在日本绘画史上可谓是风格鲜明且独树一帜。
　　清初浙江赴日画家多以业余为主，这些画家往往背井离乡，因此作品的题材多以佛教为主。当时的渡日画家以带有文人画趣味的山水画、花鸟画为题材、以表现主义为主的山水画风传入了日本的长崎画坛，进而影响到江户一代。在学习“唐绘”的基础上,江户时期日本画坛产生了“逸然画派”“南画画派”，流风几近200年而不衰。
　　清代海禁结束之后，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正常时期，以沈铨为代表的浙江职业画家应邀来到日本，应日本赞助人的要求，进行绘画创作活动。这些作品带有装饰风格，题材寓意吉祥，呈现出中国明清宫廷绘画与民间绘画相结合的画风，设色华丽，落笔细腻，令日本画坛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而学者云从，形成了“南苹画派”。至此，中国明清以来的多元画风都在日本得到了交流。这对日本那一时期的绘画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赴日画家的活动，在日本各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的作品，至今仍被日本友人珍藏，不仅成为日本的文化财富，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