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江简历

　　于文江，1963年出生于烟台。198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2001年4月调入中国国家画院。现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宁夏画院名誉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现代工笔画院副院长、中国水墨画院副院长、中国画学会理事、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于文江工作室导师。作品连续入选第六至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其中获第六、八届全国美术作品展优秀奖，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铜奖。作品获首届工笔山水画展一等奖，第三届全国当代工笔画大展金奖，首届中国画展铜奖等。
　　20世纪以来，运用传统绘画的造型技法和笔墨语言表现具有家国情怀和历史深意的历史题材人物画创作，成为近现代水墨人物画家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更加需要艺术创作加以直面和回应。当我们回首近现代中国画史，历史题材创作走过了一条筚路蓝缕、艰辛坎坷的路途，诸多艺术大家通过不同的媒介语言进行着风格多样的探索与尝试，创作出了一系列彪炳史册、名垂千古的经典力作，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周思聪的《矿工图》等经典画作，充盈着苦涩深沉的悲剧意识以及画家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洞察与反思，并且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课题。
　　整体而言，现代学院教学中以“徐蒋体系”介入传统水墨绘画语言的路径，以及新浙派人物画借用文人花鸟画语言进行现代性转化的路径，构成了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两大发展脉络。而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的大力推进，以及如何呈现中国文化的历史深度和国族立场的形势下，当代画坛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准的艺术创作。作为当代主题性人物画的代表艺术家，于文江立足于对宏观历史的观瞻和表现，以独特的笔墨技法和图式语言，在当代美术史上留下了诸多影响深广的佳作。
　　相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主义油画，运用传统绘画的笔墨语言表现现实题材，曾一度被认为是水墨绘画的弱项，无论是主流的宫廷绘画体系，还是传统文人画和民间绘画体系，几乎都很少表现现实苦难的主题。但在西方国家的经典油画作品中，表现苦难、灾难和战争的经典作品比比皆是，如籍里柯的《梅杜萨之筏》、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等，在时代精神的厚度与反思中再现了历史性的现场。因此，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力度和挖掘深度究竟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成为中国美术界的理论家和艺术家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话题。
　　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深造于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于中国国家画院的于文江，将学院派的绘画语言体系与自身的艺术创作、教学研究进行转化与结合，为中国当代人物画坛提供了一整套现实主义历史题材创作的方法论和世界观。2009年，于文江历时三年创作的巨幅水墨人物画作品《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问世，并入选全国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展，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这幅作品展现了于文江对于主题性历史题材创作的深刻理解，呈现了水墨艺术语言表现历史深度与精神厚度的特质。事实上，解读和再现历史，对于艺术家而言是一项艰难而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充分驾驭整幅画面中的每个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而且要反复思考和揣摩图像性与叙事性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于文江找到的切入口正是他最擅长表现的女性人物形象，并且以抗战时期慰安妇这一具有民族苦难标志性的人物群体与特定的历史事件贯穿起来，通过女性人物群像的聚焦视点，再现了一幕触目惊心的历史悲剧。

　　从笔墨语言上看，于文江既借鉴了“徐蒋体系”的笔墨结构和明暗表现，也吸纳了周思聪《矿工图》中的抽象视觉和团块感受。虽然在空间布局上采用了平铺式的构图结构，但与蒋兆和的《流民图》亦有不同之处，《流民图》是以写实性的笔墨技法表达了蒋兆和亲身经历的悲悯和苦难，画中许多人物形象取自身边的邻居和朋友，形成了一幅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艺术作品。而于文江的《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是回望几十年前的苦难历史，因此如何在历史性的想象空间中通过艺术语言来呈现这种苦难，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创作难度。当于文江以笔墨语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来呈现悲剧性的历史事件时，必须在人物造型、场景安排和节奏调度等方面下足功夫，精心思考和演绎。
　　我们在仔细品读于文江的《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時，可以看到其独具匠心的构成方式和图式经营。例如位于画面中心直视观众的女性主角、旁侧祈祷的老妇形象、其他各式姿态饱受苦难的妇女，以及左侧锋利的刺刀和环绕的凶恶狼狗等，说明作者没有选择回避正面表现，而是运用“以轻写重”的艺术手法，既发挥了水墨艺术的象征性寓意，也借鉴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群像绘画的主次安排和张弛有度，形成一种具有节奏感和叙事性的画面结构。与此同时，作品远处的背景以氤氲的水墨呈现了“黑云压城”的压抑感，暗示着苦难时期的社会环境。这幅作品之所以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因为于文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女性群体被扭曲压迫、被糟蹋欺辱的历史惨状，激发出当美好遭遇摧毁时的强烈悲剧意识，加之生动写实的人物造型和笔墨塑造，使得整幅画面具有直击灵魂的穿透性和力量感。
　　总而言之，无论是《血痛——抗日战争中受难的中国女性》等一系列主题性历史题材创作，还是其他都市题材的人物画创作，于文江都将自己的表现视角锁定于女性形象，融入了他对于性别、民族、人性和历史的深沉关怀与个人思考。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创作“既要有高原，更要有高峰”的时代要求之下，中国当代水墨人物画亟需这种具有雄浑力度和终极关怀的精品力作，让中西方观众都能看懂并感同身受。因此，主题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更应放置在宏阔的国际化语境和本土化的时代精神中进行审视和评判，而于文江则无疑是一位从中国水墨人物画的本体语言出发，致力于表现历史性叙事的先行者。他不仅在历史的转化中呈现出艺术家的人文关怀和反思意识，并且以个体之视角阐释了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在历史题材绘画的创作过程中，大批中青年画家仍在努力探索，而于文江已有多幅力作陆续问世，相信他会以独特的语言风格、经验方法和才华智慧，不断促进主题性人物绘画的发展，推动中国水墨人物画更稳、更快、更多地走进世界艺术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