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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刘光典，1922年出生，中共在台隐蔽战线三杰之一。曾在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中担任交通员，负责从前线运回机密情报。自1949年以来，两次秘密潜入台湾。1959年2月4日牺牲于台湾。
王素莲，1923年生，刘光典之妻，河北唐山人。育有刘玉芳、刘玉胜、刘玉平三子，曾全力支持刘光典的情报工作，1955年因心脏病去世。
刘玉平，刘光典之子，1948年出生。曾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工作。1988年得知父亲在台湾被蒋介石集团杀害后，开始收集资料，寻找其革命足迹。
刘光典曾是中共情报工作人员，半辈子在隐蔽战线与敌特作斗争。革命成功后，刘光典“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生死不明，党史里的身份记录也随之含糊不清。直到1988年，家人找到刘光典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台北六张犁墓地的骨灰盒里。
20年后，刘光典的故事大白于天下。他被追授革命烈士称号，但直到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似乎并不多。2014年11月，环球人物记者赴约与刘光典次子刘玉平见面，来到北京天坛附近的胡同，询问街坊邻里，大家听到刘光典的名字都直摇头。最后有位老大爷想起来，“哦，应该是那位烈士”，才带着记者找到了胡同里刘玉平的办公室。
隐蔽战线中的真实生活
刘玉平办公室墙上的老照片清楚地记录了父亲的半生岁月。在一张结婚照里，刘光典的相貌清晰可见。他身着长衫，脚穿布鞋，梳着新式短发，瘦瘦高高的很精神，身旁站着穿白旗袍的新婚妻子。这是1942年的夏天，刘光典在北平通州的一个四合院内与王素莲结婚。这一年，出生于辽宁旅顺的刘光典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北平，此后，他与中共北平情报机构结下不解之缘。
办公室里有一个落地书柜，横跨整面墙。柜子里各种资料也讲述着刘光典的故事。刘玉平与记者聊起父亲，他说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能在这些旧纸堆中找到出处。
环球人物杂志：刘光典在隐蔽战线中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刘玉平：革命时期的情报工作大致有三部分，最前线负责情报收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卧底。交通员负责运输情报，因为当时电话、电报不发达，只能依靠人力。后勤则负责整理情报、管理其他工作人员。父亲担任交通员，大江南北地送情报。有时候情报只是一张小纸片，父亲会把纸片卷起来放进烟盒子里。情报多的时候又能装满大箱子，父亲需要乘坐交通工具才能运回来。
环球人物杂志：和《潜伏》中一样吗？
刘玉平：我曾与《潜伏》小说作者龙一聊过几次，这原本是龙一的毕业论文，改编成小说后，又被拍成电视剧。据我所知，剧中余则成与王翠平夫妇形象很有可能来自天津的一对革命夫妻，他们都从事情报收集工作。但父亲是交通员，不用潜入敌人内部，没有电视剧里演得那么惊心动魄。不过送情报经常穿越敌占区，枪林弹雨中也是生里来死里去。伯父曾告诉我，父亲腿上总绑着金条，遇到敌人找麻烦就卸下来送给对方，借此保护自己与情报。
不过有一点与影视作品中的情节一样，情报中很多关键词有特定的代号。我收集到这样一份资料，记载着一些有意思的代号，比如用花茶一词表示海军，绿茶代表军舰，烧碱是陆军，水碱是军火，维他命A是电台，维他命B是电报，维他命C是情报，大舅指“蒋”，营养不振是破坏的意思，亏本是被捕等。还有一些情报用化学药水写成，经处理后才能显现。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的。
环球人物杂志：做地下工作，刘光典怎样保护自己？
刘玉平：父亲有个打掩护的身份——走南闯北的“买卖人”，这样递送情报不容易被怀疑。其实在从事革命前，他就在做生意，当过学徒，做过煤矿财会工作，还曾往返于东北、上海和北平做医药、皮毛生意。父亲具备生意人的精明，再加上会说日语、英语，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工学院，又在北平辅仁大学经济系学习过，是那个时代的高材生。他懂变通，聪明能干，这是交通员需要具备的素质。
环球人物杂志：刘光典是怎样开始从事地下工作的？
刘玉平：父亲做生意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位是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也是他的老乡洪国式。1947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大量工作转入地下，急需能胜任地下工作的人才。这时经洪国式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共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
现在回头看，父亲与母亲感情很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我姐姐玉芳和哥哥玉胜，家庭美满，在生意场上也是轻车熟路。但他选择了革命，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执行任务“失踪”了
中共情报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8年，第一家颇有实力的地下工作机构出现，仅以两根金条为初始资金的华润公司成立。“大家都未想到，仅此两根金条，不但为革命提供了大批物资和情报，后来还发展成新中国最大外贸企业华润集团。”
刘光典的“特工生涯”同样以情报站为起始点。加入大连情报处后，他的首要任务便是筹建中共上海情报站——华石公司。按老套路，情报站以设公司为掩护，为党建立秘密交通站，筹集和保护经费，暗中提供无线电、药品这些在当时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战略物资。
上海情报站建成后，刘光典开始往返于东北、上海、北平，为新中国成立前的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递送情报。记者问到情报的具体内容，刘玉平摇头，说这是中共机密，而且由于当时战火纷飞的大环境，留下来的记录已经很少了。
不过在为数不多的资料中，刘玉平找到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了1949年武汉解放与刘光典的故事。当时，大连方面掌握着潜伏在武汉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卧底名单。5月，刘光典离开北平，前往大连取得这份名单，后将其送至武汉，以传达上级指示。国民党内部的卧底接到指示后，与大部队里应外合举行起义。16日武汉解放。
这一年，整个中华大地酝酿着巨变，唯独台湾、金门等岛屿仍被戒严，台湾当局实行“白色恐怖”，岛内人心惶惶。中共情报工作的重点随之向西南、华南、华东方面转移，其重中之重便是针对台湾及周边岛屿的。新中国成立后，刘光典两次被派往台湾获取情报，第一次顺利归来，运回了满满一箱，包括国民党在台湾陆、海、空军情况，台湾气象密码，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等。这是中共取得的关于台湾岛的第一批情报资料。 记者询问路途中的艰辛，尤其想听听刘光典穿越台湾海峡遇到的大风大浪。刘玉平却坦承，文字少有记载，可能遇到的困难无数，但因为工作性质，他不能向家人朋友一一述说。“不过到底有多难，母亲心里是明白的。平津战役时候，父亲为掩护身份几次带着大女儿刘玉芳到北京灯市口红星电影院与战友接头。母亲也跟着担惊受怕，有一天，几名国民党军人手持枪械到家中搜查。他们凶神恶煞地在小楼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翻腾个遍，没找到任何证据，只好灰溜溜地离去。一家子人都吓傻了，瘫坐在沙发上”。刘玉平回忆着，说母亲很开明，也全力支持。她依稀知道刘光典忙着革命，所以尽管丈夫每天不着家，也很少抱怨。
刘玉平是家中最小的孩子，1948年出生。不到两年后，父亲被第二次派往台湾，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刘玉平与父亲相处仅一年多，他说父亲的音容笑貌都模糊了，“我那会儿太小，根本不记事”。长大一些后，刘玉平开始每天缠着母亲问：“爸爸在哪里？怎么总不见他回来？”母亲总说：“要等全国解放后，爸爸才会回来。”刘玉平说：“现在回想当初，其实并不明白全国解放的含义，懂事了才知道，那个全国之中尚未解放的地方，是指祖国宝岛台湾。再大一些的时候，我才渐渐明白父亲是为了台湾解放才去了那里。”
真相浮出水面
1955年，母亲王素莲因心脏病去世，家里面只剩下三个孩子。刘玉平说，小时候条件不好，因为有组织和一些亲友照顾，姐弟三人才顺利长大。但比起饥饿，更让孩子们困扰的是父亲的身份。
刘光典“失踪”后，邻居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早已投降国民党，在台湾有了新家。回忆这段日子，刘玉平恨得咬牙切齿，“父亲不清不白成了叛徒，我们几个孩子背上骂名，几十年来低头做人。”
直到1988年，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份中共派台湾隐蔽战线牺牲者名单，刘玉平姐弟在里面找到了父亲的名字。这时他们才确定，刘光典早已离世。“父亲没有完成革命任务，我们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但我还是长吁一口气，父亲的身份终于清楚了。”
此后20多年，刘玉平潜心研究隐蔽战线，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他几次前往沈阳、上海、台湾等父亲生前的工作地点，就为搞清楚父亲一生的轨迹与其牺牲细节。2008年，刘光典的故事第一次被媒体披露，“在其赴台不久后，台湾当局破获中共驻台情报组，刘光典四处逃亡，于4年后被捕。1959年，在台北新店安坑刑场，刘光典被执行死刑，时年37岁”。
刘光典的事刚公布，有赞赏肯定、有怀疑不解、也有恶意抵毁。但在很多隐蔽战线工作者后代眼中，这是福音。刘玉平感慨：“我们姐弟算很幸运的。不过还有很多情报工作者的后人，他们至今还因父辈下落不明受着异样眼光。希望时间能让所有真相浮出水面。”
这两年，刘玉平姐弟三人的生活平静许多，但他仍然坚持每年去父亲工作的地方走走，包括沈阳太原街31号的福生药店，北京牛街、宽街，宣武门内大街124号的小独院，这些当年卖药卖皮草的店铺都是刘光典的小型情报站。“虽然早已不再是父亲当年的生意铺，但我总能瞧见父亲的影子，借以缅怀这段历史，向隐蔽战线的革命先辈致敬。”
刘光典，1922年出生，中共在台隐蔽战线三杰之一。曾在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中担任交通员，负责从前线运回机密情报。自1949年以来，两次秘密潜入台湾。1959年2月4日牺牲于台湾。
王素莲，1923年生，刘光典之妻，河北唐山人。育有刘玉芳、刘玉胜、刘玉平三子，曾全力支持刘光典的情报工作，1955年因心脏病去世。
刘玉平，刘光典之子，1948年出生。曾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工作。1988年得知父亲在台湾被蒋介石集团杀害后，开始收集资料，寻找其革命足迹。
刘光典曾是中共情报工作人员，半辈子在隐蔽战线与敌特作斗争。革命成功后，刘光典“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生死不明，党史里的身份记录也随之含糊不清。直到1988年，家人找到刘光典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台北六张犁墓地的骨灰盒里。
20年后，刘光典的故事大白于天下。他被追授革命烈士称号，但直到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似乎并不多。2014年11月，环球人物记者赴约与刘光典次子刘玉平见面，来到北京天坛附近的胡同，询问街坊邻里，大家听到刘光典的名字都直摇头。最后有位老大爷想起来，“哦，应该是那位烈士”，才带着记者找到了胡同里刘玉平的办公室。
隐蔽战线中的真实生活
刘玉平办公室墙上的老照片清楚地记录了父亲的半生岁月。在一张结婚照里，刘光典的相貌清晰可见。他身着长衫，脚穿布鞋，梳着新式短发，瘦瘦高高的很精神，身旁站着穿白旗袍的新婚妻子。这是1942年的夏天，刘光典在北平通州的一个四合院内与王素莲结婚。这一年，出生于辽宁旅顺的刘光典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北平，此后，他与中共北平情报机构结下不解之缘。
办公室里有一个落地书柜，横跨整面墙。柜子里各种资料也讲述着刘光典的故事。刘玉平与记者聊起父亲，他说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能在这些旧纸堆中找到出处。
环球人物杂志：刘光典在隐蔽战线中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刘玉平：革命时期的情报工作大致有三部分，最前线负责情报收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卧底。交通员负责运输情报，因为当时电话、电报不发达，只能依靠人力。后勤则负责整理情报、管理其他工作人员。父亲担任交通员，大江南北地送情报。有时候情报只是一张小纸片，父亲会把纸片卷起来放进烟盒子里。情报多的时候又能装满大箱子，父亲需要乘坐交通工具才能运回来。
环球人物杂志：和《潜伏》中一样吗？
刘玉平：我曾与《潜伏》小说作者龙一聊过几次，这原本是龙一的毕业论文，改编成小说后，又被拍成电视剧。据我所知，剧中余则成与王翠平夫妇形象很有可能来自天津的一对革命夫妻，他们都从事情报收集工作。但父亲是交通员，不用潜入敌人内部，没有电视剧里演得那么惊心动魄。不过送情报经常穿越敌占区，枪林弹雨中也是生里来死里去。伯父曾告诉我，父亲腿上总绑着金条，遇到敌人找麻烦就卸下来送给对方，借此保护自己与情报。
不过有一点与影视作品中的情节一样，情报中很多关键词有特定的代号。我收集到这样一份资料，记载着一些有意思的代号，比如用花茶一词表示海军，绿茶代表军舰，烧碱是陆军，水碱是军火，维他命A是电台，维他命B是电报，维他命C是情报，大舅指“蒋”，营养不振是破坏的意思，亏本是被捕等。还有一些情报用化学药水写成，经处理后才能显现。这些细节都是真实的。
环球人物杂志：做地下工作，刘光典怎样保护自己？
刘玉平：父亲有个打掩护的身份——走南闯北的“买卖人”，这样递送情报不容易被怀疑。其实在从事革命前，他就在做生意，当过学徒，做过煤矿财会工作，还曾往返于东北、上海和北平做医药、皮毛生意。父亲具备生意人的精明，再加上会说日语、英语，曾就读于哈尔滨铁道工学院，又在北平辅仁大学经济系学习过，是那个时代的高材生。他懂变通，聪明能干，这是交通员需要具备的素质。
环球人物杂志：刘光典是怎样开始从事地下工作的？
刘玉平：父亲做生意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一位是老资格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也是他的老乡洪国式。1947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大量工作转入地下，急需能胜任地下工作的人才。这时经洪国式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共东北社会部大连情报处。
现在回头看，父亲与母亲感情很好，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我姐姐玉芳和哥哥玉胜，家庭美满，在生意场上也是轻车熟路。但他选择了革命，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执行任务“失踪”了
中共情报工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28年，第一家颇有实力的地下工作机构出现，仅以两根金条为初始资金的华润公司成立。“大家都未想到，仅此两根金条，不但为革命提供了大批物资和情报，后来还发展成新中国最大外贸企业华润集团。”
刘光典的“特工生涯”同样以情报站为起始点。加入大连情报处后，他的首要任务便是筹建中共上海情报站——华石公司。按老套路，情报站以设公司为掩护，为党建立秘密交通站，筹集和保护经费，暗中提供无线电、药品这些在当时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战略物资。
上海情报站建成后，刘光典开始往返于东北、上海、北平，为新中国成立前的辽沈战役与平津战役递送情报。记者问到情报的具体内容，刘玉平摇头，说这是中共机密，而且由于当时战火纷飞的大环境，留下来的记录已经很少了。
不过在为数不多的资料中，刘玉平找到这样一段文字，记录了1949年武汉解放与刘光典的故事。当时，大连方面掌握着潜伏在武汉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卧底名单。5月，刘光典离开北平，前往大连取得这份名单，后将其送至武汉，以传达上级指示。国民党内部的卧底接到指示后，与大部队里应外合举行起义。16日武汉解放。
这一年，整个中华大地酝酿着巨变，唯独台湾、金门等岛屿仍被戒严，台湾当局实行“白色恐怖”，岛内人心惶惶。中共情报工作的重点随之向西南、华南、华东方面转移，其重中之重便是针对台湾及周边岛屿的。新中国成立后，刘光典两次被派往台湾获取情报，第一次顺利归来，运回了满满一箱，包括国民党在台湾陆、海、空军情况，台湾气象密码，台湾海潮涨退时间表，台湾西海岸国民党驻军及港口守军情况等。这是中共取得的关于台湾岛的第一批情报资料。 记者询问路途中的艰辛，尤其想听听刘光典穿越台湾海峡遇到的大风大浪。刘玉平却坦承，文字少有记载，可能遇到的困难无数，但因为工作性质，他不能向家人朋友一一述说。“不过到底有多难，母亲心里是明白的。平津战役时候，父亲为掩护身份几次带着大女儿刘玉芳到北京灯市口红星电影院与战友接头。母亲也跟着担惊受怕，有一天，几名国民党军人手持枪械到家中搜查。他们凶神恶煞地在小楼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翻腾个遍，没找到任何证据，只好灰溜溜地离去。一家子人都吓傻了，瘫坐在沙发上”。刘玉平回忆着，说母亲很开明，也全力支持。她依稀知道刘光典忙着革命，所以尽管丈夫每天不着家，也很少抱怨。
刘玉平是家中最小的孩子，1948年出生。不到两年后，父亲被第二次派往台湾，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刘玉平与父亲相处仅一年多，他说父亲的音容笑貌都模糊了，“我那会儿太小，根本不记事”。长大一些后，刘玉平开始每天缠着母亲问：“爸爸在哪里？怎么总不见他回来？”母亲总说：“要等全国解放后，爸爸才会回来。”刘玉平说：“现在回想当初，其实并不明白全国解放的含义，懂事了才知道，那个全国之中尚未解放的地方，是指祖国宝岛台湾。再大一些的时候，我才渐渐明白父亲是为了台湾解放才去了那里。”
真相浮出水面
1955年，母亲王素莲因心脏病去世，家里面只剩下三个孩子。刘玉平说，小时候条件不好，因为有组织和一些亲友照顾，姐弟三人才顺利长大。但比起饥饿，更让孩子们困扰的是父亲的身份。
刘光典“失踪”后，邻居们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早已投降国民党，在台湾有了新家。回忆这段日子，刘玉平恨得咬牙切齿，“父亲不清不白成了叛徒，我们几个孩子背上骂名，几十年来低头做人。”
直到1988年，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份中共派台湾隐蔽战线牺牲者名单，刘玉平姐弟在里面找到了父亲的名字。这时他们才确定，刘光典早已离世。“父亲没有完成革命任务，我们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但我还是长吁一口气，父亲的身份终于清楚了。”
此后20多年，刘玉平潜心研究隐蔽战线，收集有关父亲的资料。他几次前往沈阳、上海、台湾等父亲生前的工作地点，就为搞清楚父亲一生的轨迹与其牺牲细节。2008年，刘光典的故事第一次被媒体披露，“在其赴台不久后，台湾当局破获中共驻台情报组，刘光典四处逃亡，于4年后被捕。1959年，在台北新店安坑刑场，刘光典被执行死刑，时年37岁”。
刘光典的事刚公布，有赞赏肯定、有怀疑不解、也有恶意抵毁。但在很多隐蔽战线工作者后代眼中，这是福音。刘玉平感慨：“我们姐弟算很幸运的。不过还有很多情报工作者的后人，他们至今还因父辈下落不明受着异样眼光。希望时间能让所有真相浮出水面。”
这两年，刘玉平姐弟三人的生活平静许多，但他仍然坚持每年去父亲工作的地方走走，包括沈阳太原街31号的福生药店，北京牛街、宽街，宣武门内大街124号的小独院，这些当年卖药卖皮草的店铺都是刘光典的小型情报站。“虽然早已不再是父亲当年的生意铺，但我总能瞧见父亲的影子，借以缅怀这段历史，向隐蔽战线的革命先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