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四清”运动主要是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文主要讨论“四清”中农民的阶级意识是如何巩固并强化的，并分别从新中国政权建立对乡村渗透方式的转变和“四清”中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农民自觉自发的反抗两个大的方面来对此进行说明，试图进一步了解农民阶级心态的转变问题。
【关键词】：“四清”运动；农民阶级心态；渗透方式；上下结合
在阅读关于“四清”运动的著作时，总会看到很多亲历者尤其是农民对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真情告白，其真诚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个时候我都会思考良久，并不是否认农民告白的真实性，相反，我相信这种告白是非常真诚的。我只是在想究竟是何种因素影响这时期的农民心态？以及这种影响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四清”运动时期农民的阶级意识是如何巩固并强化的？这样就开始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以下我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讨论。
一、政府对民间渗透方式的转变
中国的封建统治时期无疑是非常漫长的，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外儒内法”的统治理念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统治始末。之前我对这种提法是非常坚信的，但在读了一些相关著作后，我的体会是与其说“外儒内法”，不如说“外法内儒”更为合适。因为封建时代虽有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百姓，能用“情”解决的事情，就不会用“法”去代替。这样，儒学在整个统治运行的过程中就起了一个很大的衔接作用。绅士阶层正是通过控制儒学阐述的制高点达成对上有一定的抵抗性，对下有一定的控制力。因此，封建时期政府对民间的控制事实上是很有限度的，更多依赖于绅士阶层，而且这个阶层有时反而会起反抗政府的作用。
但是中共诞生直至新中国成立成为执政党的这段时期对民间的统治已经与封建时期的统治传统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在农村的体现更为显著。这与土地改革有很大的关系。土地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革了地主阶级的命。在这之前，农村的绅士阶层应该主要以地主和有一定学历的知识分子为主。而地主由于在经济上更占优势，对农村事务的管理方面会起更大的作用（而且地主中有很多也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地主起着沟通上下层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但是，土地改革后，事实上是用革命手段抽掉了这个中间阶层，上下层开始了直接对话，贫下中农成为整个农村的核心。这样就造成两个结果：一、政府开始在政治上直接控制和管理农村；二、贫下中农开始在思想上直接相信和依赖政府。
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上层对下层的管控变化。当然，并不是说儒学传统已经不复存在，人情世故已经不再显现。而是说，在社会主义还没有站稳脚跟，在新中国还成立不久，在这样一种上下层直接对话的结构下，政治的稳固是压倒性的，儒学人伦只能在被挤压下变为一种隐性的存在。所以，政府对农村的渗透是以阶级对立为主的，而且这种渗透远比封建时代要彻底的多。
农民的阶级意识和对中共、政府、毛主席的信赖在这时期已经建立并很难动摇。这一点非常重要，随后的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之所以能以远超计划的速度实现，与这种阶级对立的强调和政府的直接渗透有很大的关系。
二、“四清”运动中的上下互动
在“四清”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政府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强化阶级斗争，进一步巩固农民对阶级对立的意识认同。这两种方式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农民自觉自发的抵抗。
（一）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
“四清”运动的开展分两个阶段，试点阶段和正式运行阶段。大致说来，在试点阶段主要有这么几个步骤：“第一阶段，摸清阶级斗争的基本情况，宣讲中央政策，在此基础上组织阶级队伍。第二阶段，大放包袱，开展‘四清’。第三阶段，群众洗手洗澡，加强自我教育。第四阶段，集中火力，对敌斗争。第五阶段，整顿组织，巩固发展，大搞生产。”[1]随后正式运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加深。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步骤，便会发现它是有一个完整连接的运作过程的，从组织阶级队伍到对敌斗争是一步步深入进行的。而这与政府的引导有很大的关系。政府派工作组对农村进行一定的考察，然后会表明政府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在此基础组织阶级队伍。“在大放包袱、干群洗澡的过程中，会采取“小组查账和群众鸣放相结合；内查外调相结合；发动干部、群众找漏账；查账与调查研究相结合”。[2]这样，查账的力度和广度都有保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加深干群的“四清”意识和阶级对立意识。在对敌斗争中，“首先是教育分化、瓦解敌人；其次，组织力量斗倒最顽固的敌人。第三步，落实监督改造，巩固斗争结果。”[3]通过这样前后相接，毫无遗漏的三个步骤，从思想到组织到监督，逐步打败“牛鬼蛇神”，巩固阶级斗争的成果。
（二）农民自觉自发的抵抗
政府的引导固然重要，但若农民自身阶级意识增强，对“四清”的开展更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政府也非常注重农民的自发意识。这主要通过两个方式实现：一是学习毛著；二是忆苦思甜。
张乐天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说到：“重提阶级斗争必然要求村落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因此，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造成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泛政治化的文化氛围，从一开始就是这场革命的题中之义。”[4]可见，学习毛著对农民心态转变起到的作用。学毛著最重要的一点是使公私争斗、阶级斗争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此，农民的阶级斗争就从外在督促演化为内在自发，农民的阶级对立心态也就自然强固起来。
其次，就是通过忆苦思甜，增加阶级仇恨，强化阶级对立。其实，这种类似的忆苦思甜并不是“四清”时产生的，早在土地改革时，中共已经开始运用这种方法来斗地主了。“中共发明了‘访贫问苦’‘倒苦水’‘算账’‘挖穷根’等办法，以引发农民的痛苦回忆，发现痛苦根源。”[5]这个方法在土地改革时有效，在“四清”运动中仍然有效，甚至有更好的效果，因为此时的农民早已树立起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意识，只需进一步巩固便可。
政府正是通过这两种上下结合的方式，在组织上予以引导，在思想上予以渗透，从而实现农民阶级意识的的加强与稳固。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初步看出农民阶级意识的巩固和强化是有一个过程的。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传统的政府对民间的控制模式，加强了农民对社会主义、共产党、毛主席的依赖；“四清”运动中政府通过一定的上下引导更进一步加强了农民的阶级斗争意识。至此，农民更加坚定不移的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社会主义道路。
注释：
①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9-67页。
②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63页。
③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66页。
④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47页。
⑤ 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① 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吴家虎：《学“毛著”运动中的乡村基层政治精英——以山西省阳城县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
③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关键词】：“四清”运动；农民阶级心态；渗透方式；上下结合
在阅读关于“四清”运动的著作时，总会看到很多亲历者尤其是农民对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真情告白，其真诚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个时候我都会思考良久，并不是否认农民告白的真实性，相反，我相信这种告白是非常真诚的。我只是在想究竟是何种因素影响这时期的农民心态？以及这种影响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四清”运动时期农民的阶级意识是如何巩固并强化的？这样就开始了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以下我主要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讨论。
一、政府对民间渗透方式的转变
中国的封建统治时期无疑是非常漫长的，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外儒内法”的统治理念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统治始末。之前我对这种提法是非常坚信的，但在读了一些相关著作后，我的体会是与其说“外儒内法”，不如说“外法内儒”更为合适。因为封建时代虽有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但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百姓，能用“情”解决的事情，就不会用“法”去代替。这样，儒学在整个统治运行的过程中就起了一个很大的衔接作用。绅士阶层正是通过控制儒学阐述的制高点达成对上有一定的抵抗性，对下有一定的控制力。因此，封建时期政府对民间的控制事实上是很有限度的，更多依赖于绅士阶层，而且这个阶层有时反而会起反抗政府的作用。
但是中共诞生直至新中国成立成为执政党的这段时期对民间的统治已经与封建时期的统治传统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在农村的体现更为显著。这与土地改革有很大的关系。土地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革了地主阶级的命。在这之前，农村的绅士阶层应该主要以地主和有一定学历的知识分子为主。而地主由于在经济上更占优势，对农村事务的管理方面会起更大的作用（而且地主中有很多也是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地主起着沟通上下层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但是，土地改革后，事实上是用革命手段抽掉了这个中间阶层，上下层开始了直接对话，贫下中农成为整个农村的核心。这样就造成两个结果：一、政府开始在政治上直接控制和管理农村；二、贫下中农开始在思想上直接相信和依赖政府。
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上层对下层的管控变化。当然，并不是说儒学传统已经不复存在，人情世故已经不再显现。而是说，在社会主义还没有站稳脚跟，在新中国还成立不久，在这样一种上下层直接对话的结构下，政治的稳固是压倒性的，儒学人伦只能在被挤压下变为一种隐性的存在。所以，政府对农村的渗透是以阶级对立为主的，而且这种渗透远比封建时代要彻底的多。
农民的阶级意识和对中共、政府、毛主席的信赖在这时期已经建立并很难动摇。这一点非常重要，随后的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之所以能以远超计划的速度实现，与这种阶级对立的强调和政府的直接渗透有很大的关系。
二、“四清”运动中的上下互动
在“四清”运动的整个过程中，政府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强化阶级斗争，进一步巩固农民对阶级对立的意识认同。这两种方式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农民自觉自发的抵抗。
（一）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导
“四清”运动的开展分两个阶段，试点阶段和正式运行阶段。大致说来，在试点阶段主要有这么几个步骤：“第一阶段，摸清阶级斗争的基本情况，宣讲中央政策，在此基础上组织阶级队伍。第二阶段，大放包袱，开展‘四清’。第三阶段，群众洗手洗澡，加强自我教育。第四阶段，集中火力，对敌斗争。第五阶段，整顿组织，巩固发展，大搞生产。”[1]随后正式运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加深。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步骤，便会发现它是有一个完整连接的运作过程的，从组织阶级队伍到对敌斗争是一步步深入进行的。而这与政府的引导有很大的关系。政府派工作组对农村进行一定的考察，然后会表明政府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在此基础组织阶级队伍。“在大放包袱、干群洗澡的过程中，会采取“小组查账和群众鸣放相结合；内查外调相结合；发动干部、群众找漏账；查账与调查研究相结合”。[2]这样，查账的力度和广度都有保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加深干群的“四清”意识和阶级对立意识。在对敌斗争中，“首先是教育分化、瓦解敌人；其次，组织力量斗倒最顽固的敌人。第三步，落实监督改造，巩固斗争结果。”[3]通过这样前后相接，毫无遗漏的三个步骤，从思想到组织到监督，逐步打败“牛鬼蛇神”，巩固阶级斗争的成果。
（二）农民自觉自发的抵抗
政府的引导固然重要，但若农民自身阶级意识增强，对“四清”的开展更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政府也非常注重农民的自发意识。这主要通过两个方式实现：一是学习毛著；二是忆苦思甜。
张乐天在《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中说到：“重提阶级斗争必然要求村落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因此，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造成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泛政治化的文化氛围，从一开始就是这场革命的题中之义。”[4]可见，学习毛著对农民心态转变起到的作用。学毛著最重要的一点是使公私争斗、阶级斗争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此，农民的阶级斗争就从外在督促演化为内在自发，农民的阶级对立心态也就自然强固起来。
其次，就是通过忆苦思甜，增加阶级仇恨，强化阶级对立。其实，这种类似的忆苦思甜并不是“四清”时产生的，早在土地改革时，中共已经开始运用这种方法来斗地主了。“中共发明了‘访贫问苦’‘倒苦水’‘算账’‘挖穷根’等办法，以引发农民的痛苦回忆，发现痛苦根源。”[5]这个方法在土地改革时有效，在“四清”运动中仍然有效，甚至有更好的效果，因为此时的农民早已树立起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意识，只需进一步巩固便可。
政府正是通过这两种上下结合的方式，在组织上予以引导，在思想上予以渗透，从而实现农民阶级意识的的加强与稳固。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初步看出农民阶级意识的巩固和强化是有一个过程的。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传统的政府对民间的控制模式，加强了农民对社会主义、共产党、毛主席的依赖；“四清”运动中政府通过一定的上下引导更进一步加强了农民的阶级斗争意识。至此，农民更加坚定不移的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社会主义道路。
注释：
①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9-67页。
②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2-63页。
③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5-66页。
④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47页。
⑤ 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① 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吴家虎：《学“毛著”运动中的乡村基层政治精英——以山西省阳城县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1期。
③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