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世界风云变幻，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第11届奥运会这年在纳粹德国首都柏林举行。当时的中国南京政府一改在上届洛杉矶奥运会时无所作为，仅有刘长春一人代表中国参赛的尴尬局面。这次特委托民间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选拔组建了一支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中国奥林匹克代表团前往参赛，共参加田径、篮球、足球、举重、拳击、竞走、游泳、自行车八个项目的比赛和一个武术表演项目。其中，最被国人看好并被寄予厚望的是足球队，因为那时中国的足球运动在亚洲居领先地位，不但连夺远东运动会的“九连冠”，而且在东南亚、南亚也所向披靡，未遇敌手，是当年中国体育界的天之骄子。此次首征奥运的中国足球队是由精心选拔的22人组成，由享有“亚洲球王”之誉的李惠堂领军，足球队领队为容启兆(上海光华大学校长)，教练是颜成坤(香港华人体育协进会委员长)，管理是黄家骏(香港足球总会主席)。由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奥运事业并不热心，拨款用于出国参赛的经费非常有限，虽有像张学良这样的各界爱国人士的捐款相济，但奥运代表团的经费仍捉襟见肘，窘迫不堪。为凑经费，中国奥运足球队受命先期出国，在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亚、缅甸和印度作巡回集资比赛，在两个月内共比赛27场，取得23胜4平未负一场的骄人战绩，并获得20万港币的收入，球队将其中10万港币及时捐给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以资助整个奥运团队的经费。1936年6月26日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国人欢送下乘船从上海启程，于7月9日抵印度孟买与先期出国的中国奥运足球队汇合，又经过半个月的水陆颠簸，于7月23日到达柏林。8月1日，第11届柏林奥运会正式举行。国衰人微，在此届奥运会期间，中国运动员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中国足球队甚至没有赛前练习的场地。8月6日，在采取淘汰制的奥运会足球赛中，中国队首战便遭遇到足坛老牌劲旅英国队。虽然双方实力强弱分明，但毕竟代表了当时欧亚两大洲足球最高水平的较量。比赛一开始，老辣的英国队就用两名队员将中国队的箭头人物李惠堂死死看住，使中国队的进攻受到阻碍。但中国队全体上下斗志高昂，面对强敌毫无惧色，攻防有序，几度射出极具威胁力的好球，特别是有“孙铁腿”之称的前锋孙锦顺，在距对方球门15码处得队友传中拔脚怒射，球紧贴门框飞过，对方门将惊出一身冷汗，也引得四周一片惋惜声。正当双方苦苦相持，互无建树之际，中国队队长李惠堂被对方突然踢来的一记狠球击中腹部而倒下，虽然两分钟后勉强站起，但已使中国队元气大伤，场面上开始陷于被动，上半场以零比零结束。易地再战，英国队显示出强队本色，力图拔得头筹确立优势，但中国队沉着应对，防守到位，将对方攻势一一化解，战至十多分钟仍力保城池不失。此后，中国队反而显得求胜心切，也采取倾师压上进攻的战术以求尽快破门得分，以致后防空虚，被英国队乘机偷袭得手攻入一球，这个意外的打击使得中国队的心态开始变得浮躁，章法自乱。十分钟后，英国队乘胜卷土重来，再下一城，至此，局势开始明朗。中国队大势已去，虽在最后时刻仍顽强地组织进攻，力图挽回败局，无奈体力已明显不及对方，最终以零比二负于英国队，抱憾出局。中国在第11届柏林奥运会上的表现是与当时中国的国情，体育运动的状况这些现实客观条件分不开的，虽然无奈，却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应坦然面对。同时，它毕竟为今后新中国向奥运强国的攀登擂响了进军的鼓点。
　　今天我们有幸躬逢盛世，国强民康，奥运精神正日益深入人心。在举世瞩目的第29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即将在祖国首都举行之际，我愿把自己珍藏的一枚早期奥运遗珍披露于世，与诸位共同感悟历史的沧桑。
　　
　　这是一枚银质证章，岁月的流逝在它上面留下一层薄而润泽的包浆，保存完好无损。它于去年出现在英国的一次小型拍卖会上，毫不起眼，被国人捡漏拍下并带回国内，最终有幸被我收入箧中。该章上部的矩形佩环说明它应是穿系绶带挂于胸前的章牌。其正面（图1）表现的是足球绿茵场上鏖战正酣的场景：币面正中，一名球员飞身跃起，身体呈后仰状，左腿蹬曲，出右脚将球挑起，与此同时对方一名贴身紧逼的球员也高抬右脚争抢此球；而在他俩身后，另一名赶来助战的球员犹如满弓之箭，正欲拔脚抢断空中之球；左下方，一名球员在拼抢冲撞中已仰翻在地，仍心有不甘地瞪视着球的去向：在他们的后面，双方队员积极跑动策应，对方门前已险象环生，而守门员则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跃跃欲试地镇守着自家城池……此章设计者将足球大赛中那精彩火爆的场面定格于银章的方寸之中，生动逼真，令人叫绝。银章背面的文字显示了该章的价值所在（图2）：上方环列英文CHINA OLYMPIC FOOTBALL——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中间的阿拉伯数字“1936”则是指第11届柏林奥运会举办的年份;下方的小字戳记“标准公司”是制造此章的厂商标识。需要指出的是，在《收藏》杂志2006年第12期上登载的北京赵晓凯的民国体育藏品专题一文中，有1935年在上海举办的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单项比赛“第一名”的铜质奖牌照片，其奖牌背面下方也盖有“标准公司”的戳记，经比对，与我这枚证章上的戳记在字体、形制上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认定这两枚章牌均为标准公司所制造，该公司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应是具有权威性的专业制章公司，具备承担官方特定的奖牌证章的生产制造资格。总之，此枚银证章无论是从它的收集来源还是传世包浆，乃至“标准公司”的戳记在1935年民国第六届全运会奖牌上和1936年“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证章上的互为印证，均明白无误地显示出这枚证章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显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1936年中国首次组团参加柏林奥运会时佩挂于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成员胸前的球队证章。由于自第11届柏林奥运会以来的七十年里从未见有同样实物面世，也未有相关信息见诸报刊媒体，因此，它应该是当年中国奥林匹克足球队所佩证章的存世真品，是中国奥运史早期极为罕见的实物遗存，堪称奥运中华第一章！同时，它更是中国近代史上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代表性物证。在第10届和第11届奥运会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极力活动，妄图把他们在中国东北扶植的伪满傀儡政权拉进奥运会，以在国际社会中造成“满洲国”的既成事实。日本的险恶用心不但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也遭到东北籍运动员的坚决抵制。田径运动员刘长春摆脱伪满控制，发表爱国声明，并代表中国连续参加了这两届奥运会，邪不压正，日本的企图终未得逞。具体表现在这枚证章上，它不是以“中华民国奥林匹克足球队”为名称，而是以“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国人认同并珍视的大一统国家概念来冠名，充分说明了为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中华民族所展示出的强大民族凝聚力。
　　在此谈两点自己的见解：
　　一、为什么此章七十年来从未在国内面世，而首次发现却在英国？我认为这批证章在1936年跟随它们的主人征战柏林奥运会后，即全部流失当地，再未回到自己的国家。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在奥运赛场的赛前双方队员互赠纪念品时即已全部交换出去，这在以前重要的赛事是常见的礼仪形式；其二是已知当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在赛事结束后因回国经费短缺而再次陷入窘境。尽管足球队可以通过以后的比赛集资回国，但当时为了解决整个奥运团队滞留难归的燃眉之急，极可能全体团队人员均要捐出自己身上所有的值钱物品统一上交变卖，以凑足盘缠。足球队的银证章自然在上交之列。以上两种情况后一种可能性为大。此章铸量稀少，以全队人员来算，仅25枚而已，加之流落欧陆后又遭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吞噬，尚幸存于今的能有几枚？
　　二、为什么事后再无人提及此章，也未见有关信息的披露?我认为首仗即遭淘汰和无奈变卖队章这种辛酸的经历是奥林匹克足球队每个成员心中永远的痛楚，他们宁愿随着岁月的流逝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深埋心头也不愿提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今，在异国他乡飘零七十载，见证过昔日奥运风云的奥运中华第一章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回归祖国故土，正应兆着国运隆昌，天遂人愿的盛世祥瑞景象，欣慰之余，对于历史的沧桑巨变，感悟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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