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文“university”一词在晚清被译为《大学》之“大学”，产生了双重的错位：其一，欧洲古昔的“university”并非“官办”，这一特点延续到现代西方多数“university”，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正如《大学》之“大学”，几乎无一例外为“官办”；其二，中国古昔之“大学”重在培养教化之士（仕），以辅佐王政，而现代西方“university”则重实利教育，并越来越“体制化”（国家整合），渐失其“自由”性质，以致自19世纪上半叶之英国教育家纽曼始，就不断有回归古昔“university”精神的呼吁。
　　中国古有“大学”（太学），其一脉相承者为“国子监”。若“university”可译为“大学”，则循此亦可译为“国子监”。但“大学”“太学”或 “国子监”之外，中国尚有源远流长之“书院”，其非官办性质及“自由研究”之精神与西方古昔之“university”契合。胡适在1919年之前曾将仿西方现代大学体制而起的中国现代“大学”视为一项“革新”之举，但后来渐觉这些现代“大学”结合了中国古昔“大学”之“政治参与”和西方现代“university”之实利教育的双重弊端。他反倒在被“晚清新政”废除的中国传统书院中找到了与欧洲古昔“university”精神一致的地方。
　　1923年12月10日，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认为清末取消书院是中国教育的一大损失：“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如果当初将西语之“university”译为“书院”，则是否能延“自动的研究精神”于一线？1919年之后，中国的大学改革家开始于“大学”中设立“研究院”，冀以勉力保存“university”或“书院”之精神。然整合之势下，又岂能全其形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