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刚满16岁的我和同学们，带着浑身的幼稚与青涩，走进了工厂的大门。我们从1969年9月进入中学校门到离开学校，还不到一年。在那一年里，我们参加了昆明市轰轰烈烈的“围海造田”劳动，参加了“三秋”劳动。一年中，读书学习的时间还没有劳动的时间多。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追求学习。当时正长身体的我们，对知识的渴望远远大于对食物的渴望。而在那个经济衰退、知识贬值、书籍匮乏的年代，在新华书店和图书馆里，可看的书少得可怜，翻来覆去就那么几本。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鲁迅的《呐喊》《彷徨》，被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所在的炼钢车间生产大班，有几个与我一起招工进厂家在省城昆明的知青。与他们认识以后，我就经常到他们宿舍里找他们玩。在他们那里，我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故事，看到了很多难得看到的书，有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有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
　　 在知青的宿舍里，我还看到了一种更让人激动的小说——手抄本。
　　 当时要想看到手抄本小说，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为人可靠，因为传看手抄本小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不可靠的人别人是不会把书借给他的;第二、看书的速度要快，你看书的速度太慢，一本书拿去，十天半月看不完，别人也就不再愿意把书借给你了;第三、看手抄本小说需要排队，有时一个知青借来一本手抄本，知道消息的人就跑来排队借看，一排就是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排在后面的人要等半个多月甚至一个月才能轮到。
　　 尽管想看到一本手抄本很艰难，但那时我还是看到了好几本手抄本小说，比如：《曼娜回忆录》《第二次握手》《塔里的女人》《一张旧报纸》《一双绣花鞋》。
　　 那时，有人借到一本手抄本小说时，由于太喜欢，或是人家答应借看的时间太短，又想把小说留下来，就邀约四五个好友，分开抄写，抄好后重新装订，把原件还给人家，再慢慢看抄写件。我没有参与过手抄本小说的抄写。我觉得这一类小说，尽管很好看，但看看就行了，没有必要花许多精力去把它抄下来。直到有一天，我终于遇到了一本让我心动，让我一定要抄写下来的书。
　　 这本书，就是作家秦牧的《艺海拾贝》。
　　 有一天，我的邻居对我说：“我知道你喜欢看书，我在同事家看到一本书，不知你喜不喜欢，我带来了，你看一下。”
　　 我接过书，书名是《艺海拾贝》，翻开目录，那一行行既新颖又吸引人的文章标题，就像一串串珍珠跳入眼帘，我高兴地喊道：“太好了，我非常喜欢。”
　　 我当即决定要把这本十几万字的书抄下来。我买来几本硬抄练习本，每天除了上班、吃饭、睡觉，就是抄书，最后用了4本练习本才把书抄完。我又把练习本装订起来，标上页码，配上目录，做成了一本有253个页码的手抄书。有了这本书，我反复阅读里面的许多篇章，并把一些重要的段落和句子用红笔勾划出来，认真学习，仔细体会。这本书，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写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7年12月，国家恢复高考，我凭着一股勇气和想上大学的梦想报名参加了第一次高考。由于基础太差，没有考取。1978年7月，我第二次参加全国高考，终于被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录取，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能夠从一个小学都没读完、中学只读了半年的工人，成为了一个走进大学校园的大学生，我由衷地感谢那个年代，感谢我的邻居，感谢秦牧和他的《艺海拾贝》。我的手抄本《艺海拾贝》，到现在还好好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