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已过去四年。由于战争尚未终结，因此现在还不是盖棺论定的时候，但“伏一脉而见千里”，美国四年来在伊拉克的种种遭遇，足以让世人对一些问题进行全面回顾与反思。
　　
　　如今的美国与越战时的美国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冷战后发动的持续时间最长、后遗症最为严重的一场地区战争。四年下来，美国非但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陷入了类似越战的全面困境。
　　
　　强的变弱 弱的变强
　　由于这场“深度反恐战争”彻底摧毁了支撑伊拉克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使伊拉克陷入前所未有的无政府状态。对驻伊美军来说，“伊拉克没有前线，但到处都是战场；伊拉克没有军队，但到处都是武装分子”。伊拉克反美武装虽非正规军，也没有类似当年越共那样得到外部大国的强力支援，但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伊拉克反美武装作为弱者自有其独特优势：他们敢于无所顾忌地使用任何手段、不计较任何伤亡及由此引发的后果。反观美军在军事行动中却患得患失，顾及来自组织、法律以及道德上的种种限制，很大程度上被绑住了手脚，无法完全施展其强大军力。
　　美国最大的优势是军事优势，但依靠军事手段对付恐怖主义这一非对称敌人，却很容易因滥杀无辜导致“越反越恐”的两难处境。事实证明，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非但没能将其打造成根除中东恐怖的基地，反而使其境内恐怖活动从无到有，愈演愈烈。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007年2月2日公布的一份根据美国16家情报机构信息编写的评估报告称，目前伊拉克人之间的暴力活动已取代“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
　　
　　出现政权弱化趋势
　　美国将中东“民主改造”视为新中东战略的支轴，伊拉克是这一新战略的“重点工程”。布什政府曾认为，只要引入西方民主，再辅以经济援助和社会改革，伊拉克就能由落后、独裁转变为民主、繁荣的新国家。但事实上，这种改造思路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
　　许多人拿伊拉克民主改造与二战后美国对日本、对德国的改造相提并论，但德国和日本都是单一民族国家，且早在20年代就拥有一批推崇民主的强大中产阶级。而伊拉克原本就是不成熟的“人造”国家，其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三派始终没有完整地整合到一起，高压统治一直是保持伊拉克统一的惟一方法。
　　几年来，美国一直将伊拉克政治重建视为稳定政局的制胜法宝，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推进。从2003年7月13日伊拉克临管会成立，到2005年12月举行正式议会选举，直至2006年5月马利基政府走马上任，伊拉克民主重建进程一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政治重建的完成并未使伊拉克政局从此走上正轨。特定的教派分治结构，决定了伊拉克民选政府一开始就建立在教派分立基础之上，而各教派间的矛盾，注定它们相互之间内讧不断，难有作为。身处危机关头的伊拉克，本来亟需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力挽狂澜，但结果却催生了一个个与动荡局势极不相称的“弱势政府”。
　　
　　缺乏明确的政策目标
　　美国当初在越南倾力投入的理论根据，就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后来表明，美国撤军并未在东南亚引发连锁效应。说到底，越战是“大国傲慢自欺、滥用和挥霍财富与权力的范例。”而伊拉克战争同样是美国在实力处于巅峰时滥用武力的必然结果。9．11后，美国将反恐视为压倒一切的战略议题。但由于恐怖组织是一种非国家行为体，因此美国的“反恐战争”落实到操作层面，就是将伊拉克这样的反美国家列为打击目标，由此造成战争目标与手段之间的逻辑错位。人们会发现，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所犯的错误与当初在越南时的如此相似，只不过这次美国的假想敌由“共产主义扩张”换成了“恐怖主义威胁”和“专制统治”。
　　而且，美国发动伊战的理由和目标也似是而非，一变再变，布什声称一旦“取得胜利”，美军在伊拉克“一天也不多留”，但他始终对什么才算“胜利”缺乏明确定义，因此面对伊拉克的严峻局势始终无法脱身。可以说，正是伊战本身的不确定性，才使美军深陷伊拉克泥潭。
　　
　　美国难以摆脱困境
　　
　　美军在伊拉克的艰难处境，使得反思和调整伊拉克政策成为美国决策者的首要议题。2007年1月10日布什公布了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新方案，决定在伊拉克继续增兵，同时遏制伊朗和叙利亚，从而明确否决了“伊拉克研究小组”此前提出的撤军和与伊、叙合作的建议。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政策调整的有限性，而这种有限性缘于美国当前中东整体战略存在的诸多结构性难题。
　　
　　美国不愿放弃“风水宝地”
　　伊拉克政策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环节，美国全面调整伊拉克政策（指逐渐收缩），实际就意味着美国对整个中东战略的全面调整。而从目前情势看，这种“根本调整”实际就意味着承认美国在伊拉克乃至中东的失败，这显然是布什政府所不愿接受的。
　　对美国决策者来说，伊拉克是个不能轻易放弃的“风水宝地”。一方面，伊拉克具有非同寻常的丰富石油资源。据美国经济学家估计，依照目前的石油消耗和开采水平，世界各国石油储备能维持的年数分别是：美国10年，伊朗53年，沙特55年，阿联酋75年、科威特116年，而伊拉克至少能维持526年。另一方面，伊拉克地处阿拉伯世界中心，踞守海湾能源通道，是美国向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渗透的理想前进基地。伊拉克的地缘战略价值是当年的越南所不具备的。因此美国不会轻言放弃。最近，伊拉克议会正在审议一部美国授意起草的《石油天然气法》，根据这部新法案，西方石油巨头将获得30年开采伊拉克石油的合同。在初始阶段，西方石油公司可分得该国石油收入的60～70％，直至收回成本；此后还可分得伊拉克20％的石油收入。如该法案获得通过，美国将控制中东石油的一半以上。
　　
　　伊拉克已成“烫手山芋”
　　一方面，伊拉克战争虽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也“捅了马蜂窝”，使伊拉克成为恐怖主义的活动天堂。由于美国在中东长期面临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挑战，因此美国在伊拉克最终境遇如何，将直接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冲击波。美国如果从伊撤出，无疑将助长极端伊斯兰分子和“基地”等恐怖组织的嚣张气焰，而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海湾国家）则会质疑美国保护伞的可靠性。因此，为避免出现这种灾难性后果，美国也不得不常驻伊拉克。另一方面，民主改造进程唤醒了伊拉克长期处于抑制状态的教派意识和教派矛盾，进而成为影响伊拉克稳定的头号祸端，因此简单的“退出”和“伊拉克化”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年美国在越南面对的是一场人民战争，而如今在伊拉克面临的是一场族群内战，就连伊安全部队也在日益教派化。在这种情况下，伊拉克化（即“伊人治伊”）非但不能缓解原有矛盾，反而可能使这种矛盾因失去外部约束而刺激局势冲突升级、失控，最终引发全面内战乃至国家分裂。因此，美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美国的中东困境确实源于错误的中东政策，但美国现已深陷伊拉克，不可能马上撤出，否则将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
　　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尤其是被迫朝着承认失败的方向调整，是个非常艰难的漫长过程。它要受到决策者政治理念，以及既定政策惯性效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初美国从越南撤军就是典型例证。早在约翰逊总统时期，美国决策者就意识到应该从越南撤军，但约翰逊最终还是选择了“逐步升级”这种“再赌一把”的做法。即便是尼克松，虽然在竞选时一再表示他有一个结束越战的计划，但一旦当选仍不愿“成为第一位战败的总统”，因此不断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直到胜利无望，“体面和平”才成为政府的口号。鉴往知今，目前，伊拉克问题已然成为布什总统的最大外交遗产，其成败与否直接决定对布什的历史评价。因此布什至今不肯接受“美国在伊拉克已经失败”的判断，甚至认为美国仍有可能在伊拉克获胜。布什2007年1月做出的增兵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胜利幻想”支配下的产物，这与越战后期美国不断加大军事投入如出一辙。
　　从更长时段看，美国在伊拉克（乃至中东）的困境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布什始终抱定“大乱达到大治”的牛仔信念，一直在冒险。在谈到与伊战类似的越南战争时，布什也认为，如果当年美国坚持到底，其结果一定大不相同。也许正是由于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尚未使其伤筋动骨，因此美国目前仍对通过继续坚持既定政策缓解伊拉克困境抱有幻想。
　　
　　伊拉克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包袱之一
　　
　　越南战争作为美国在20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战争，不仅使美国国力衰落，而且也给美国人留下了严重的“精神上的沉疴”。这使美国在此后近20年内一直将武力干预视若畏途，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胜利后，美国才走出越战阴影。冷战结束后的10多年中，美国几乎每隔几年就发动一场地区战争，直至提出了“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美国本以为，伊拉克之战可以表明美国有能力迅速、轻松地摧毁任何“拒绝按美国规则”行事的国家，而万没料到却患上了难以治愈的“伊拉克综合症”，使伊拉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海外包袱之一”，并由此直接冲击美国的霸权体系。
　　
　　美国在中东称霸的成本和阻力增大
　　伊拉克战争是9．11事件后美国“深度反恐”的结果。但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政策打击面过宽、过度使用暴力、藐视伊斯兰传统和国际道义，特别是在既无证据又无联合国授权下发动伊战，实际上是用“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伊斯兰世界日渐认清美国的霸权本质：美国并非真心反恐，而是以损害和牺牲伊斯兰国家的主权、尊严、资源和战略利益为代价，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据皮尤公司所做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美国在世界的形象持续恶化，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后。一些伊斯兰国家表示，美不是希望的灯塔，而是必须加以反对的危险力量。美国称霸中东的野心与伊斯兰世界独立自强、反对外来控制的意愿强烈相撞，导致两者矛盾迅速尖锐化。
　　伊朗曾积极配合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使伊朗生存危机感陡增，并认为萨达姆恰恰是因为“自废武功”，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使美国打击起来无所顾忌。因此伊朗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不断加快核研发步伐。同时，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潭，使伊朗乘机进行地区扩张，纵容真主党挑衅以色列，并在伊拉克什叶派地区建立“国中国”。伊朗还联络叙利亚、伊拉克召开三国峰会，试图构建有利于己的中东新秩序。
　　
　　“美元本位”体系出现波动
　　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之所以长盛不衰，与美元在世界金融领域中的霸主地位密切相关。二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金融体系，这一体系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终解体，使美元被迫与黄金脱钩，但美国却以接受“欧佩克”存在为交换条件，使石油输出国最终答应“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从而使美元挂上了更具战略价值的“黑金”——石油，用中东石油来支撑美元的价值。结果，美元作为国际流通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反而上升了。但近年来，欧元区的形成和壮大，使美元霸主地位日益面临严峻挑战。因此，确保对中东石油的“政治控制”一直是维系美国霸权体系的根本考虑。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初萨达姆的真正“罪过”，就是他把石油销售的结算货币换成了欧元；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是为了核武器、保卫人权、扩展民主，甚至占领油田，而是为了保卫美元。事实上，美国在占领伊拉克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伊拉克石油贸易的交易货币再次换成美元。
　　当前，美国由于在伊拉克陷入泥潭，军事开支不断增加，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并已出现了经济增长放慢、美元贬值等一系列问题。据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12月报道，流通中的欧元价值量可能已超过流通中的美元价值量，成为全球使用率最高的货币。欧元转强和美元走弱，使石油市场的“美元本位”体系出现动摇。而伊朗就在这一时刻向美国发起同样的挑战：2006年2月宣布成立以欧元为定价和交易货币单位的伊朗石油交易所，12月5日宣布对外贸易也将用欧元代替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在美国亟需向海外转嫁战争费用的背景下，维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显得尤为关键。伊朗凭借一己之力很难撼动美元霸权的基础，但作为主要产油国，其政策转变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这个“坏苹果”会影响到同一个篮子里的其他“苹果”。目前，叙利亚、委内瑞拉都表示要用欧元进行交易。欧元对美元价格上升，使一直使用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的海湾国家决定启用欧元替代美元，俄罗斯、印尼、瑞士、意大利等国的中央银行都有意将巨额外汇储备的货币多元化。因此，对布什来说，“伊拉克综合症”真正的恐怖结果是美元作为石油交易货币的霸权地位被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