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军队和军人政治由来已久的不信任
　　
　　不少人都看过美国电影《国家公敌》，讲一个无辜的黑人律师稀里糊涂地被卷进美国情报机构的阴谋，遭到追捕，在一张高科技监控的大网中疲命奔逃。和不少好莱坞电影一样，这部片子情节有点玄虚离奇，特别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一个比中情局更隐秘的情报机构)的高科技手段的描写过于科幻。不过我们或许还可以把它当成一部政治电影来看，因为它折射出美国社会中潜藏着的一种情绪，就是对情报、国防领域的国家机器或者所谓“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的神秘感、恐惧和戒备，担心这些经常处在公共监督之外的机构威胁个人自由和美国的基本民主制度。而这种情绪和心态，又经常和美国人对军人权力过度膨胀或者说所谓“军国主义”的戒惧和批判结合在一起。类似的题旨，几十年来在美国电影中可以时不时地看到。
　　其实诸如此类的情绪和心态不只在电影中反映出出来，这在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美国政治传统有不少成分来源于英国，其中就包括对军队和军人政治的不信任；而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这种思想因素在美国起作用的程度似乎还超过了英国。甚至可以说，在美国人传统的民主信念和维护民主政治的方法原则中，防止军队规模和军人权力过大是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美国国父们着力加以申述的一个主题，尤其是华盛顿和杰斐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大部分时候，美国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思想模式：旨在限制中央政府规模和权力的美国式“反国家主义”，戒惧军队规模和势力过大的“反军国主义”(以及相应的“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外交方面力求避免在海外惹麻烦、卷入战争的“孤立主义”。这里面有一个把民主与和平联系起来的逻辑，就是说平民的、和平的国家最有利于维护国内的民主制度，反过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所谓“民主和平论”。
　　
　　从抗衡力量到根本性转折：“保障民主”和“国家安全”
　　
　　当然，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图景不是单色的，上面所说的那种思想模式也有一个“抗衡力量”(由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所创，指对主导性力量构成制约和平衡的力量)。这就是立国以来就形成的所谓汉密尔顿主义传统，主张强大、积极的政府，也主张美国要建立强大的军队(虽然它也尊奉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美国在整个19世纪也出现过间歇性的扩张主义热潮。而扩张主义往往和加强联邦政府职权的主张结合在一起。到了19世纪末，一方面进步主义运动中出现了明确响亮的大政府主张；另一方面，向来以“反殖民主义”自命的美国雄赳赳气昂昂地打了一场抢夺殖民地的美西战争，一时之间变得尚武起来。老罗斯福和他的“莽骑兵”就是这种前所未有的美国尚武精神的形象代表。到了威尔逊时期，孤立主义有了正式的对立物，“国际主义”登台亮相，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一战结束后，美国迅速退回到孤立主义。当时不少人觉得加入一战是个大错误，而且关于美国加入一战的原因还出现了一个阴谋论式的解释，大意是说军火商和银行家为了私利而用欺诈手段把美国拖入了一战。1934年，参议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奈委员会)调查军火丁业和一战的牵连，其次年做出的结论就持这种看法，暗合后来所谓的“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含意。
　　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决定性地压倒了美国式“反国家主义”，而珍珠港事件则终结了孤立主义和“反军国主义”。到冷战开启之时，“孤立主义一反军国主义一反国家主义”的三位一体模式已然无力继续主宰美国人的政治理念。取而代之的一是“自由国际主义”或者“全球主义”，简单地说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保障民主”；另外一个就是“国家安全”观念，认为美国的“核心价值”和“生活方式”受到国际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全面的、持久的威胁，为此美国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广度实施动员，进行永久性战争准备。这两样东西相互结合相互支撑，成为新的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制度理念。这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态，具有根本性的转折意义。
　　
　　拉斯维尔提出的两个尖锐问题
　　
　　但是，“孤立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反国家主义”毕竟是深深根植于美国历史传统的思想要素(有时候也是情感要素)，哪里会顿时消失得干干净净?它们还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有时直截了当，有时曲折隐晦。只是在新的时代里，它们不再能占居主导地位而只能退居到“抗衡力量”的位置上。
　　由哈罗德·拉斯维尔提出的一套关于“堡垒国家”(Garrison State)的论说就是这样的“抗衡力量”。拉斯维尔是著名政治学家，曾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并于1955年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他长期关注现代战争对社会体制和民主制度的影响问题。早在1937年，他就在一篇关于中日冲突的文章中提出“堡垒国家”的概念。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941年初，拉斯维尔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使“堡垒国家”的概念广为流行。其基本观点是，现代战争的总体战特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永久性战争准备的压力，将导致民主国家的权力结构和精英构成发生重大深刻的变化，“暴力的专家”即军人将取代“谈判的专家”即商业阶级而占居社会权威的中心；安全的紧迫性将挤压自由的空间，政治生活的形态朝向“专制、政府主导、集中化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军事和非军事领域的界限将被彻底打破，政府和军队对人力和经济资源分配的权威将大幅度增长；国家结构中那些不适应战争动员的部分将消亡或者至少处于屈从和边缘地位，公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观念将趋于崩溃。总之，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将向非民主化方向发展。
　　通过描绘这一幅由“堡垒国家”构成的未来世界的暗淡图景，拉斯维尔实际上向美国人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民主国家能赢得一场总体战吗?在为适应总体战需要而对自身予以改造之后，民主国家还能成其为民主国家吗?1947年，《纽约时报》著名记者汉森·鲍德温就著文发问：美国能否“为下一场真正的总体战做好准备，而不变成一个‘堡垒国家’?”1951年，拉斯维尔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调子似乎稍微乐观了一些，认为堡垒国家有三种：“军队型堡垒国家”、“警察型堡垒国家”、“公民型堡垒国家”，美国应该争取成为能较多保留公民自由的“公民型堡垒国家”。
　　“堡垒国家”的概念一经出现，便成为“热词”广为流通。新政已然缔造了美式福利国家，冷战又制造出一个所谓的“战争国家”或者“制造战争的国家”，进一步促使美国联邦政府向着规模、权力和财政支出扩张更集中化、“计划化”和“军事化”的方向发展。新政以来，来自中西部和平原州、山地州的共和党人，与老共和党进步派、保守的南部民主党人结盟，杂糅洛克主义传统、杰斐逊共和主义传统和孤立主义传统，组成反对新政、大政府的右翼保守派阵营。在战后初期美国的政治讨论中，“堡垒国家”成了一个词语标签，被保守阵营广泛援引，用以制约和矫正当时已不可阻挡的大政府趋势。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其“集体主义”和福利国家导致“极权主义”和“奴役”制度的论说也成为美国右派的思想和话语资源。在战后美国的政治进程中，保守派的抗衡、制约和矫正的确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
　　
　　9.11后，安全问题再次挤压自由和权利空间
　　
　　冷战初年，美国政界和思想界围绕“国家建设”的路线而展开争论，其激烈尖锐的程度，远远超过今天许多人的了解和想象。拉斯维尔“堡垒国家”论说所映照出的，正是美国历史上持续存在的对国家的军事化和集权化威胁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恐惧心理。对不少人来说，“堡垒国家”成为笼罩在冷战中的美国头上的阴影。艾森豪威尔关于“军事一工业复合体”的说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堡垒国家”论说。1961年1月，曾经是职业军人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离任告别演说中郑重告诫美国人，“庞大的军事权势集团和巨型的军工产业”在美国历史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乃至于精神上的”影响力，“其不正当权力灾难性扩大的潜在可能性”已经并将持续存在，对此必须予以警惕和防范。
　　其实，对于战争和国家安全给民主造成的压力和损害，不仅右翼方面有深切焦虑，左派的“激进民主”思想阵营中也不乏评断和批判。其中最有影响的论说也许是激进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1956年出版的名著《权力精英》，将冷战中军人和所谓“国家安全精英”的势力膨胀判定为一种有害于民主生活的趋势。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对“美国军国主义”和“新美国军国主义”的批判也都不绝如缕，比如乔姆斯基就是其中最响亮的一个声音。
　　9.11事件后，美国在“国家安全”之外引入针对恐怖主义的“国土安全”的理念、制度和政策，安全的紧迫性挤压公民自由和权利的空间的情形再度出现，又引发担忧和争议。结合冷战时期的经验看，这是美国的历史传统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冲突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