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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寿平经管祠田札》的基本情况
《恽寿平经管祠田札》是常州博物馆藏的一件手卷，该卷无落款与时间，卷尾有“恽寿平真迹”题跋，而字迹确为典型恽寿平小行书风格.故为恽寿平所书无疑。其主要内容是恽寿平经营恽氏祠田不善（祠田又称义田，为旧时中国宗族所共有的土地，专供宗族祭祀、鳏寡孤独资助等费用），而受到族人误解，欲将祠田交与族弟管理之事。该手卷共九页纸接裱而成，接缝痕迹清晰可见，其中最前纸为画心前空白纸，纸色较新，应是后来重裱时所加（见附图，为方便排版，只显示手札墨迹部分）。接下来的五页纸为恽寿平所书的信札部分，纸色稍黄显旧，上部有剥落，少许字经后人添补。信札每纸宽度基本一致，都在9至10厘米之间，书字六行，但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裁剪痕迹：第一纸第一行“吾为”两字距边甚近；第二纸右边“诛”“议”“今”等字中的笔画残缺，其中“诛”字捺笔系补写完整，已侵入第一纸内；第四纸首行“岁”“明”“入”“帐”等字右边紧贴边缘；第五纸末残留有几个字的笔画末端，难辨为何字。最后三纸为题跋部分，较恽寿平信札部分纸色稍白，但尺寸与前面信札部分基本一样，上下有剥落，亦显旧，其中最后一纸为空白纸。现拟录释文如下：
吾为田受困非一日矣。知者以为管祠赔累，不知者以为侵剥祠田。虽吾每岁出游，幸账目甚明，公算甚易，可以上对祖宗，下对通族，决不至侵欺公物，贻玷先灵，为天地间之罪人，受神明之诛罚也。今年夏集众公议，原约今冬祠田公收公算。近归，知口口（十四）叔遗言（此处有剥落，但根据下文所说的“十四叔整理祠堂之宿志”，则空缺字应为“十四”），欲再收祠租，顷将开仓起限，未知弟意何如？若决定收管祠租，愚意当告之通族子姓，将祠堂交与老弟经管，吾弟谨慎细密必能料理。且吾常奔走四方，顾仁老而顽蠢，实不胜任。且公田经十七、十八、十九之积荒，尤死守而无散失，此后虽间有凶荒，料无前此之难支矣。但历年所欠钱粮漕米，除本房拮据完纳外，尚多逋欠未清。老弟经管时，收本年租，完本年钱粮祭祀外，所有赢余收贮公所，以为料理旧逋并预防后来俭岁之用，每岁公同算明出入账目。祠堂得如此整理，可谓得人，行之数年定能有成，兴复之功，拭目可俟！十四叔整理祠堂之宿志，吾弟遵守遗命之孝思，诚两得之矣。吾弟勉之勉之，不容以推诿也，且免十四叔悬目南门，以待宗祠之坏。弟所全实多矣。吾宗至今日而衰微已极，吾等尚不思敦重，源本以孝弟为先，家庭间反以客气相加，视同陌路，不顾祠颓敝，岌岌有蒿目之忧，而犹腼然争祭田之粒粟愚兄虽不肖，定不至溃防滔天若此极也订于冬至日，约同诸子姓谒先祠，焚香设誓，以明此心 从前账目若有私敝，亦当对。
跋文及钤印：
恽寿平真迹
此卷系南田经管祠田书札，先曾祖仪仪（注：第二个“仪”字点去）宾公从政成桥白尚书家购得，爱玩不释，视若拱璧。暇日与生儿展玩旧帖，阅此如琼花瑶草，不染尘氛，洵文房之宝玩也。后之人什袭珍藏，庶几不坠先业欤！
光绪二十年正月上浣，厚文白竹春谨识（白厚文生平难以查考）。
经管南阳公祠田云故
竹香居（朱文）
恽复之印（白文）
从文意看，这件信札内容应属完整。虽然纸张有裁剪，但前四纸均书六行字，只有第五纸写了七行而末行被割掉，可能是写在纸边上的收信人与款识等内容。
《经管祠田札》的书写时间
关于此件信札的书写时间，文中并未明确写明，但书札中说：“近归，知口口（十四）叔遗言”“则可知信札的书写时间必在十四叔去世之后。按《恽氏家乘》（下文简称《家乘>）所载，恽寿平的十四叔为恽于迈。恽于迈原名含初，字涵万，号建湖，顺天府贡生万历癸卯（1603）九月初二生，康熙丙寅（1686）八月十九卒，寿八十四（参见《恽氏家乘》卷四十四，2007年续修，清砚谱社印制，第25页）。信中前文又有“今年夏集众公议，原约今冬祠田公收公算”，后文又云：“订于冬至日（农历十一月七日），约同诸子姓谒先祠，焚香设誓，以明此心。”可知书写时间的必在1686年冬至日（农历十一月七日）之前。据《恽寿平年谱新编》记载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中秋，恽寿平同王翚于北园看桂，并怀徐章仲先生。重阳前六日（农历九月三日），又同王翠、吴修翁过访映千朱子山园，九月十四日夜，与王翚对月玉峰园池（吴企明辑校：《恽寿平全集》下卷《恽寿平年谱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987页至第994页。按：徐章仲（徐炯）的北园与朱映千的山园皆是昆山境内的园林）。可知恽于迈去世前后，恽寿平与王翠正客居昆山，由于他常年出游在外，居所不定，所以应该没有得到十四叔的去世的消息而回家。据年谱记载在十月，恽寿平于云溪书屋画《花卉》册八开参见《恽寿平全集》下卷《恽寿平年谱新编》，第997页。按：恽寿平晚年迁居常州城南白云溪旁，故有白云外史、白云溪外史、云溪外史等号，故云溪书屋是其常州武进的家中），则应在这个时候回到家得知十四叔遗言的。蔡星仪《恽寿平研究》也说恽寿平约于九月末返常州（蔡星仪：《恽寿平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所以此信的书写时间约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九月下旬至十月底。
《经管祠田札》的收信人及流传情况
关于收信人“吾弟”为何人，《家乘》中有好几位符合。而此件信札后纸钤有“恽复之印”，在《家乘》中恽复正是恽寿平的族弟，为恽于迈的独子。《家乘））恽复小传云：“恽复，字泰来，顺治癸巳（1653）十一月初四生，雍正壬子（1732）正月初八卒，寿八十。”（参见《恽氏家乘》卷四十四，2007年续修，清砚谱社印制，第25页）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恽复年三十四岁。从信中可知恽于迈一直十分关心祠堂的问题，临终前还交代祠田之事。由恽复的印章及身份可以了解到，恽于迈交代的对象正是儿子恽复，所以恽寿平将祠田交给族弟恽复管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综上几点，可确切证明此《经管祠田札》的收信人为恽复。
知道收信人为恽复，并且附纸钤印，那么也可断定在恽复收到信后将此信装裱，以更好地保存。值得注意的是，白厚文跋语页上的朱文“竹香居”印与其跋文字大小与位置很不相称，而且其题跋第二行下部明显向右倾斜，字与字距越来越小，有意与“竹香居”印章保持距离，则可证明此印必先于白跋，而“竹香居”印的大小、印色、印泥凝滞处和钤印力度却与“恽复之印”基本一致，则“竹香居”印极有可能是恽复的斋号印。但此印位置紧靠本页纸边，一般在一页纸上钤印不会如此做，只有在钤印前已经先裱为手卷才不会顾忌到这些。而且恽寿平信札部分墨色厚实，剥落处露出的命纸亦旧，说明不曾被揭裱重托，那么信札部分被裁剪也应是恽复装裱时所为了。至于为何裁剪，推测可能是恽复装裱时为追求行距的美观而为，但信札末尾款字部分无碍行距却也被割去，其原因或是有污损，现被割款字上仍可见有明显污迹。 跋文中的“恽寿平真迹”与白厚文小字跋笔迹、墨色一致，且位置亦算合适，当为白厚文所书，而“经管南阳公祠田云故”笔迹、墨色与白跋不同，当为另一人所书，但非恽复。据《家乘》中恽彦彬（1838-1920）所作《<上店村南祠堂记>注》云：
村南祠即南阳公祠。是记向载谱中，而作记者未著其名，盖康熙间恕行公修谱时所作也。记言旧祠废于兵燹，但存锾所四楹、门塾三楹、世科坊两柱。是膴原公（笔者注：恽厥初，恽寿平之伯父）助逊庵公（笔者注：恽日初，恽寿平之父）等，即村南之屋葺而新之为是祠，以奉敬斋公、南阳公、少南公之主，故是祠相传称‘南阳公祠堂’焉。迨后旧祠之所谓三楹四楹者又已荡然，而是祠亦毁于‘庚申之乱’（1860），无复存矣。（《恽氏家乘》卷四十四，2007年续修，清砚谱社印制，第72页）
也就是说“南阳公祠”是后来相传习惯上所称呼的，康熙间恕行公修谱时尚写作“上店村南祠堂”，《家乘》中（（上店恽氏宗祠之变迁》-文中也说人们习惯称为“南阳公祠”，此应为清雍正年间之事（《恽氏家乘》卷四十四，2007年续修，清砚谱社印制，第94页）。虽然恽复卒于雍正十年（1732）正月初八，但这行字的位置在白厚文跋之后，所以题跋写为“南阳公祠”可能是光绪二十年（1894）之后的鉴赏者所为。
此件信札亦印证了恽寿平从孙恽鹤生所纂《南田翁家传》中的记载：“翁生性拓落，不事生产，不知握算称教铢两。有薄田数亩，干仆管之，俟翁游而归，知其赠贻盈笥，辄持账簿夥夥，言某年逋赋若干，某年贴役若干，家食用若干，故聒聒不已。翁才展帐，攒眉推案起日：‘吾不耐此俗事，任汝取所欲去。…恽寿平生性洒脱，不事生产，常年云游在外，其经管的祠田亦应是让家仆代管，所以有了“账目甚明，公算甚易”的说法。但管理出现亏损遭同族误解，也并不只是人为管理不善的原因。恽寿平在信中所说的“十七、十八、十九之积荒”，应指康熙十七年（1678）、十八年（1679），十九年（1680）常州地区发生的的自然灾害，据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常州府志>记载：
（康熙）十七年秋江阴大旱。
十八年旱疫大饥。宜兴无锡官塘水尽竭，岁大饥，江阴江潮枯槁。
十九年夏六月，武进、无锡大水。（大雨二十余日，城市可以行舟，乡村稍低者悉荡没无遗，水浃月不退。）（清·于琨修、陈玉璂纂：《康熙常州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第66页）
所以祠田之坏，还有天灾导致的积荒，在这样的情况下遭同族误解，让恽寿平心里很不好受。他本着继承十四叔的遗志、凝聚振兴恽氏宗族的愿望，而将祠田交给谨慎细密的族弟恽复管理，从而也从侧面印证了此件恽寿平信札为康熙十九年（1680）之后所书，为其晚年作品。
综上所述，结合白厚文题跋我们可以看出此件信札的流传过程：恽复于收到信后，装裱成卷，钤印收藏。后又流传到“政成桥白尚书家”【据《晋陵白氏宗谱》裁：“‘政成桥’又名‘白家桥’，位于采菱巷（在今常州天宁区）西首，是一座横跨京杭大运河的著名单拱石拱桥……因桥靠近明代刑部尚书白昂（ 1436-1505年）的白家祠堂，又改称‘白家桥’。”（《晋陵白氏宗谱》之《增补篇》，2006年重修，第217页。）】，再由白厚文曾祖购藏，又归白厚文，惜白厚文其人难以查考。一件小小的家书流传至今已300余年，弥足珍贵。
《经管祠田札》的书法
亲友之间的书札不像刻意创作的书法作品那样严谨，妙处在自然无拘束，尤其书信格式的要求，使得章法布局参差错落，更为丰富（明代中晚期书信格式出现了遇到人名和祖先为表示尊敬而另起一行抬头或在本行空一格的做法，恽寿平此札亦如是，但遇到“祠”“神明”“祭祀”“祭田”等这样的字眼也要抬头或者空格的例子却不常见，为我们认识那时的书信习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恽寿平的这件家书娟秀妍雅、骨力内含，其用笔轻重缓急一任自然却又无松懈不到之处，结字疏密正欹有致，章法因空格和抬头而饶有变化，正所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作品笔法线条之细腻道逸则可能与其用硬毫笔所书有关，所以转折出锋，丝毫毕现，神采奕奕。
这件手札属于恽寿平晚年的作品，整体风格上同其他作品一样明显受褚遂良的影响，而结字上又有些黄庭坚小行书的姿态，后世评论亦大抵如此。但恽寿平的书法早年与晚年也是有变化的，吴湖帆说：“（南田）早年题字学钟太傅，方阔沉着，晚岁参学褚河南、《兰亭》，飞舞流利，人人以为恽书佳处在此，余以反不若早岁为妙。”（吴湖帆：《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关于恽书早期与晚期的艺术风格是吴湖帆个人的看法，却也点明了恽寿平的主要学书历程。当然，恽寿平的一生的书法学习并不止于此几家，从其书跋中看，他涉猎尤多，除了以上几家之外，还有索靖、二王父子、米芾、赵孟頫、倪瓒等（参看《恽寿平全集》第686页至第693页），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有“恽体”之称。其书法作品曾被收入金棻摹刻《清啸阁藏帖》 .冯宜瑜摹刻<瓯香馆法帖））、陈增摹刻《味古斋恽帖》、赵起摹刻《约园藏墨））等刻帖中，可见在清代的影响力。
恽寿平首先是一位画家，以画名世，他的这种潇洒娟秀的书法风貌与其清幽的山水、工秀典雅的没骨写生花卉不无关系，其书与画相搭正可谓珠联璧合。恽寿平生活的清初书坛有三股潮流：一是崇董书风的流行，尤其以江浙一带尤为突出；二是以王铎、傅山为代表的延续的晚明变革书风；三是金石学复兴及访碑风气下出现了隶书复兴，出现了郑簠、朱彝尊等隶书名家，为后世碑学之滥觞。虽然恽寿平生活在江南的常州，其交游圈也主要在江浙一带，但把他的书法归人崇董书风显然也不合适，他曾对董其昌书法颇有微词：“承公孙子（恽寿平表兄，名复始）尝与余论董文敏书云：‘思翁笔力本弱，资质未高，究以学胜。孙与亲近多年，知之深，好之深矣。’其论与余合，非过谬。文敏秀绝故弱，秀不掩弱，限于资地，故上石不得佳，孙子渭其不足在是，其高超亦在是。”正是对董其昌书法客观的认识，他才不被董书所囿，虽然他与王时敏、工鉴、笪重光等学董书的书画家交往甚密，但也不为之所染，这就如他的没骨写生花卉一样，是很有创造力的。恽寿平书法的那种秀逸清润、萧然出尘，正如他这件信札中言辞问折射出的高尚的品格，更是其内心的一种写照。
《恽寿平经管祠田札》是常州博物馆藏的一件手卷，该卷无落款与时间，卷尾有“恽寿平真迹”题跋，而字迹确为典型恽寿平小行书风格.故为恽寿平所书无疑。其主要内容是恽寿平经营恽氏祠田不善（祠田又称义田，为旧时中国宗族所共有的土地，专供宗族祭祀、鳏寡孤独资助等费用），而受到族人误解，欲将祠田交与族弟管理之事。该手卷共九页纸接裱而成，接缝痕迹清晰可见，其中最前纸为画心前空白纸，纸色较新，应是后来重裱时所加（见附图，为方便排版，只显示手札墨迹部分）。接下来的五页纸为恽寿平所书的信札部分，纸色稍黄显旧，上部有剥落，少许字经后人添补。信札每纸宽度基本一致，都在9至10厘米之间，书字六行，但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裁剪痕迹：第一纸第一行“吾为”两字距边甚近；第二纸右边“诛”“议”“今”等字中的笔画残缺，其中“诛”字捺笔系补写完整，已侵入第一纸内；第四纸首行“岁”“明”“入”“帐”等字右边紧贴边缘；第五纸末残留有几个字的笔画末端，难辨为何字。最后三纸为题跋部分，较恽寿平信札部分纸色稍白，但尺寸与前面信札部分基本一样，上下有剥落，亦显旧，其中最后一纸为空白纸。现拟录释文如下：
吾为田受困非一日矣。知者以为管祠赔累，不知者以为侵剥祠田。虽吾每岁出游，幸账目甚明，公算甚易，可以上对祖宗，下对通族，决不至侵欺公物，贻玷先灵，为天地间之罪人，受神明之诛罚也。今年夏集众公议，原约今冬祠田公收公算。近归，知口口（十四）叔遗言（此处有剥落，但根据下文所说的“十四叔整理祠堂之宿志”，则空缺字应为“十四”），欲再收祠租，顷将开仓起限，未知弟意何如？若决定收管祠租，愚意当告之通族子姓，将祠堂交与老弟经管，吾弟谨慎细密必能料理。且吾常奔走四方，顾仁老而顽蠢，实不胜任。且公田经十七、十八、十九之积荒，尤死守而无散失，此后虽间有凶荒，料无前此之难支矣。但历年所欠钱粮漕米，除本房拮据完纳外，尚多逋欠未清。老弟经管时，收本年租，完本年钱粮祭祀外，所有赢余收贮公所，以为料理旧逋并预防后来俭岁之用，每岁公同算明出入账目。祠堂得如此整理，可谓得人，行之数年定能有成，兴复之功，拭目可俟！十四叔整理祠堂之宿志，吾弟遵守遗命之孝思，诚两得之矣。吾弟勉之勉之，不容以推诿也，且免十四叔悬目南门，以待宗祠之坏。弟所全实多矣。吾宗至今日而衰微已极，吾等尚不思敦重，源本以孝弟为先，家庭间反以客气相加，视同陌路，不顾祠颓敝，岌岌有蒿目之忧，而犹腼然争祭田之粒粟愚兄虽不肖，定不至溃防滔天若此极也订于冬至日，约同诸子姓谒先祠，焚香设誓，以明此心 从前账目若有私敝，亦当对。
跋文及钤印：
恽寿平真迹
此卷系南田经管祠田书札，先曾祖仪仪（注：第二个“仪”字点去）宾公从政成桥白尚书家购得，爱玩不释，视若拱璧。暇日与生儿展玩旧帖，阅此如琼花瑶草，不染尘氛，洵文房之宝玩也。后之人什袭珍藏，庶几不坠先业欤！
光绪二十年正月上浣，厚文白竹春谨识（白厚文生平难以查考）。
经管南阳公祠田云故
竹香居（朱文）
恽复之印（白文）
从文意看，这件信札内容应属完整。虽然纸张有裁剪，但前四纸均书六行字，只有第五纸写了七行而末行被割掉，可能是写在纸边上的收信人与款识等内容。
《经管祠田札》的书写时间
关于此件信札的书写时间，文中并未明确写明，但书札中说：“近归，知口口（十四）叔遗言”“则可知信札的书写时间必在十四叔去世之后。按《恽氏家乘》（下文简称《家乘>）所载，恽寿平的十四叔为恽于迈。恽于迈原名含初，字涵万，号建湖，顺天府贡生万历癸卯（1603）九月初二生，康熙丙寅（1686）八月十九卒，寿八十四（参见《恽氏家乘》卷四十四，2007年续修，清砚谱社印制，第25页）。信中前文又有“今年夏集众公议，原约今冬祠田公收公算”，后文又云：“订于冬至日（农历十一月七日），约同诸子姓谒先祠，焚香设誓，以明此心。”可知书写时间的必在1686年冬至日（农历十一月七日）之前。据《恽寿平年谱新编》记载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中秋，恽寿平同王翚于北园看桂，并怀徐章仲先生。重阳前六日（农历九月三日），又同王翠、吴修翁过访映千朱子山园，九月十四日夜，与王翚对月玉峰园池（吴企明辑校：《恽寿平全集》下卷《恽寿平年谱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987页至第994页。按：徐章仲（徐炯）的北园与朱映千的山园皆是昆山境内的园林）。可知恽于迈去世前后，恽寿平与王翠正客居昆山，由于他常年出游在外，居所不定，所以应该没有得到十四叔的去世的消息而回家。据年谱记载在十月，恽寿平于云溪书屋画《花卉》册八开参见《恽寿平全集》下卷《恽寿平年谱新编》，第997页。按：恽寿平晚年迁居常州城南白云溪旁，故有白云外史、白云溪外史、云溪外史等号，故云溪书屋是其常州武进的家中），则应在这个时候回到家得知十四叔遗言的。蔡星仪《恽寿平研究》也说恽寿平约于九月末返常州（蔡星仪：《恽寿平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所以此信的书写时间约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九月下旬至十月底。
《经管祠田札》的收信人及流传情况
关于收信人“吾弟”为何人，《家乘》中有好几位符合。而此件信札后纸钤有“恽复之印”，在《家乘》中恽复正是恽寿平的族弟，为恽于迈的独子。《家乘））恽复小传云：“恽复，字泰来，顺治癸巳（1653）十一月初四生，雍正壬子（1732）正月初八卒，寿八十。”（参见《恽氏家乘》卷四十四，2007年续修，清砚谱社印制，第25页）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恽复年三十四岁。从信中可知恽于迈一直十分关心祠堂的问题，临终前还交代祠田之事。由恽复的印章及身份可以了解到，恽于迈交代的对象正是儿子恽复，所以恽寿平将祠田交给族弟恽复管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综上几点，可确切证明此《经管祠田札》的收信人为恽复。
知道收信人为恽复，并且附纸钤印，那么也可断定在恽复收到信后将此信装裱，以更好地保存。值得注意的是，白厚文跋语页上的朱文“竹香居”印与其跋文字大小与位置很不相称，而且其题跋第二行下部明显向右倾斜，字与字距越来越小，有意与“竹香居”印章保持距离，则可证明此印必先于白跋，而“竹香居”印的大小、印色、印泥凝滞处和钤印力度却与“恽复之印”基本一致，则“竹香居”印极有可能是恽复的斋号印。但此印位置紧靠本页纸边，一般在一页纸上钤印不会如此做，只有在钤印前已经先裱为手卷才不会顾忌到这些。而且恽寿平信札部分墨色厚实，剥落处露出的命纸亦旧，说明不曾被揭裱重托，那么信札部分被裁剪也应是恽复装裱时所为了。至于为何裁剪，推测可能是恽复装裱时为追求行距的美观而为，但信札末尾款字部分无碍行距却也被割去，其原因或是有污损，现被割款字上仍可见有明显污迹。 跋文中的“恽寿平真迹”与白厚文小字跋笔迹、墨色一致，且位置亦算合适，当为白厚文所书，而“经管南阳公祠田云故”笔迹、墨色与白跋不同，当为另一人所书，但非恽复。据《家乘》中恽彦彬（1838-1920）所作《<上店村南祠堂记>注》云：
村南祠即南阳公祠。是记向载谱中，而作记者未著其名，盖康熙间恕行公修谱时所作也。记言旧祠废于兵燹，但存锾所四楹、门塾三楹、世科坊两柱。是膴原公（笔者注：恽厥初，恽寿平之伯父）助逊庵公（笔者注：恽日初，恽寿平之父）等，即村南之屋葺而新之为是祠，以奉敬斋公、南阳公、少南公之主，故是祠相传称‘南阳公祠堂’焉。迨后旧祠之所谓三楹四楹者又已荡然，而是祠亦毁于‘庚申之乱’（1860），无复存矣。（《恽氏家乘》卷四十四，2007年续修，清砚谱社印制，第72页）
也就是说“南阳公祠”是后来相传习惯上所称呼的，康熙间恕行公修谱时尚写作“上店村南祠堂”，《家乘》中（（上店恽氏宗祠之变迁》-文中也说人们习惯称为“南阳公祠”，此应为清雍正年间之事（《恽氏家乘》卷四十四，2007年续修，清砚谱社印制，第94页）。虽然恽复卒于雍正十年（1732）正月初八，但这行字的位置在白厚文跋之后，所以题跋写为“南阳公祠”可能是光绪二十年（1894）之后的鉴赏者所为。
此件信札亦印证了恽寿平从孙恽鹤生所纂《南田翁家传》中的记载：“翁生性拓落，不事生产，不知握算称教铢两。有薄田数亩，干仆管之，俟翁游而归，知其赠贻盈笥，辄持账簿夥夥，言某年逋赋若干，某年贴役若干，家食用若干，故聒聒不已。翁才展帐，攒眉推案起日：‘吾不耐此俗事，任汝取所欲去。…恽寿平生性洒脱，不事生产，常年云游在外，其经管的祠田亦应是让家仆代管，所以有了“账目甚明，公算甚易”的说法。但管理出现亏损遭同族误解，也并不只是人为管理不善的原因。恽寿平在信中所说的“十七、十八、十九之积荒”，应指康熙十七年（1678）、十八年（1679），十九年（1680）常州地区发生的的自然灾害，据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常州府志>记载：
（康熙）十七年秋江阴大旱。
十八年旱疫大饥。宜兴无锡官塘水尽竭，岁大饥，江阴江潮枯槁。
十九年夏六月，武进、无锡大水。（大雨二十余日，城市可以行舟，乡村稍低者悉荡没无遗，水浃月不退。）（清·于琨修、陈玉璂纂：《康熙常州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第66页）
所以祠田之坏，还有天灾导致的积荒，在这样的情况下遭同族误解，让恽寿平心里很不好受。他本着继承十四叔的遗志、凝聚振兴恽氏宗族的愿望，而将祠田交给谨慎细密的族弟恽复管理，从而也从侧面印证了此件恽寿平信札为康熙十九年（1680）之后所书，为其晚年作品。
综上所述，结合白厚文题跋我们可以看出此件信札的流传过程：恽复于收到信后，装裱成卷，钤印收藏。后又流传到“政成桥白尚书家”【据《晋陵白氏宗谱》裁：“‘政成桥’又名‘白家桥’，位于采菱巷（在今常州天宁区）西首，是一座横跨京杭大运河的著名单拱石拱桥……因桥靠近明代刑部尚书白昂（ 1436-1505年）的白家祠堂，又改称‘白家桥’。”（《晋陵白氏宗谱》之《增补篇》，2006年重修，第217页。）】，再由白厚文曾祖购藏，又归白厚文，惜白厚文其人难以查考。一件小小的家书流传至今已300余年，弥足珍贵。
《经管祠田札》的书法
亲友之间的书札不像刻意创作的书法作品那样严谨，妙处在自然无拘束，尤其书信格式的要求，使得章法布局参差错落，更为丰富（明代中晚期书信格式出现了遇到人名和祖先为表示尊敬而另起一行抬头或在本行空一格的做法，恽寿平此札亦如是，但遇到“祠”“神明”“祭祀”“祭田”等这样的字眼也要抬头或者空格的例子却不常见，为我们认识那时的书信习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恽寿平的这件家书娟秀妍雅、骨力内含，其用笔轻重缓急一任自然却又无松懈不到之处，结字疏密正欹有致，章法因空格和抬头而饶有变化，正所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作品笔法线条之细腻道逸则可能与其用硬毫笔所书有关，所以转折出锋，丝毫毕现，神采奕奕。
这件手札属于恽寿平晚年的作品，整体风格上同其他作品一样明显受褚遂良的影响，而结字上又有些黄庭坚小行书的姿态，后世评论亦大抵如此。但恽寿平的书法早年与晚年也是有变化的，吴湖帆说：“（南田）早年题字学钟太傅，方阔沉着，晚岁参学褚河南、《兰亭》，飞舞流利，人人以为恽书佳处在此，余以反不若早岁为妙。”（吴湖帆：《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关于恽书早期与晚期的艺术风格是吴湖帆个人的看法，却也点明了恽寿平的主要学书历程。当然，恽寿平的一生的书法学习并不止于此几家，从其书跋中看，他涉猎尤多，除了以上几家之外，还有索靖、二王父子、米芾、赵孟頫、倪瓒等（参看《恽寿平全集》第686页至第693页），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有“恽体”之称。其书法作品曾被收入金棻摹刻《清啸阁藏帖》 .冯宜瑜摹刻<瓯香馆法帖））、陈增摹刻《味古斋恽帖》、赵起摹刻《约园藏墨））等刻帖中，可见在清代的影响力。
恽寿平首先是一位画家，以画名世，他的这种潇洒娟秀的书法风貌与其清幽的山水、工秀典雅的没骨写生花卉不无关系，其书与画相搭正可谓珠联璧合。恽寿平生活的清初书坛有三股潮流：一是崇董书风的流行，尤其以江浙一带尤为突出；二是以王铎、傅山为代表的延续的晚明变革书风；三是金石学复兴及访碑风气下出现了隶书复兴，出现了郑簠、朱彝尊等隶书名家，为后世碑学之滥觞。虽然恽寿平生活在江南的常州，其交游圈也主要在江浙一带，但把他的书法归人崇董书风显然也不合适，他曾对董其昌书法颇有微词：“承公孙子（恽寿平表兄，名复始）尝与余论董文敏书云：‘思翁笔力本弱，资质未高，究以学胜。孙与亲近多年，知之深，好之深矣。’其论与余合，非过谬。文敏秀绝故弱，秀不掩弱，限于资地，故上石不得佳，孙子渭其不足在是，其高超亦在是。”正是对董其昌书法客观的认识，他才不被董书所囿，虽然他与王时敏、工鉴、笪重光等学董书的书画家交往甚密，但也不为之所染，这就如他的没骨写生花卉一样，是很有创造力的。恽寿平书法的那种秀逸清润、萧然出尘，正如他这件信札中言辞问折射出的高尚的品格，更是其内心的一种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