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3 年底，澳门博彩业年收入已经是美国拉斯维加斯的7 倍，其一个月的收入，就比对方一年收入的一半还要多，这里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大赌城。但随着其最重要的贵宾厅业务急剧收缩，2014 年6 月，形势急转直下，澳门幸运博彩同比收入下降3.7%，出现了负增长。
　　内地反腐的影响 在澳门银河娱乐集团下属星际酒店的一间贵宾赌厅，荷官阿黎有时会和同事回忆起那个体格粗壮的内地赌客，她们不知道他的名字，给他取了个外号“大只佬”。“大只佬”是贵宾赌厅的常客，赌风与他的体格一样豪迈，每一局的下注，往往都要达到赌桌上的最高限额：三百万港币。但“大只佬”好久没来了，同样消失的，还有许多贵宾厅的客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点：都来自内地。
　　澳门幸运博彩业由贵宾厅、中场和角子机组成，前者是专供富豪之人博金的战场，每注投注额必须高于1万澳门币，后两者则是普通人的游戏。有报道说，历年统计数据显示，贵宾厅贡献了澳门博彩业毛收入的65%。从数据上，这正是澳门幸运博彩业从2014年6月起，连续8个月下滑的原因：贵宾厅业务急剧收缩。
　　“因为内地打贪嘛。”阿黎毫不迟疑地说。这一年来，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投资机构，都将内地如火如荼的反腐运动列为影响澳门博彩业的一大因素。
　　2015年1月19日，当传出公安部门将实时监控所有通过中国银联卡发生在澳门的资金往来后，六只澳门博彩股在一天之内蒸发了265亿港币市值。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冯家超教授坦承，对于导致博彩业下滑的原因，包括反腐在内的各种因素肯定起了作用，但到底影响几何，则难以量化。
　　贵宾厅里的“叠码仔” 2003年，内地人熊杰第一次来到澳门，是开放自由行后到来的首批内地游客。第一次进赌场，就赢了几万块，赚钱如此容易，让他爱上了这项活动。但这当然没有美好的结局，2010年，赌徒熊杰在累计输掉四五百万身家后，终于大彻大悟：十赌九输，他是赢不回本了。他依然想靠赌博挣钱，但得换一种方式：为贵宾厅拉客，当了一名“叠码仔”。
　　不同于世界其它地区，在澳门，赌场和赌客之间，还有一个共生阶层：赌场中介人。中介人包括向赌场承包贵宾厅的厅主，这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个人，也包括厅主招揽的“叠码仔”，后者为贵宾厅拉来优质客源，他们才是澳门博彩业得以运转的真正核心。如今，官方登记的贵宾厅厅主有两百余个，而“叠码仔”，即使保守估计，也超过一万人。如今，大部分的“叠码仔”都来自内地。
　　“我们尽可能服务得让客人满意。”熊杰说，他们为客人提供往返的头等舱机票，接送的豪车，在五星级酒店订好房间，不赌博的时候，还要陪吃陪玩。甚至有一次，在陪伴赌客的五天内，熊杰花了47万，其中20来万用来给客人买高档皮包。
　　高成本，当然意味着更高的收益。那5天，熊杰赚了一百万。“叠码仔”赚取的是回佣，“叠码仔”以约99%的面额价格从赌厅取得筹码，借贷或销售给赌客，“叠码仔”赚的就是这个价差，通常是下注额的1%。
　　随之变化的，是赌厅给予熊杰可供放贷的信用额度，从一百万增长到三千万。内地客人往往不便携带巨额赌资，这就需要“叠码仔”为其提供无息借贷。为了多赚码佣，“叠码仔”们开始超额借贷。“如果我评估一个客人有一百万的实力，这是他的信用额度，那我会借他三百万。”
　　另一种推波助澜的方式是赌“台底”。台面上每一局有三百万的下注上限，台底则没有。这是更疯狂的对赌，一托二，还可以一托三直到一托几十。如果赢了，就可以赢取几倍、几十倍的收益，当然若是输了，失去的也会翻倍增加。对于赌客，如此的豪赌当然刺激心跳；对于赌厅，赌“台底”的收益可以避交高额的博彩税；对于“叠码仔”，则意味着远高于台面的返佣。“一个晚上一两亿的赌局，平常得很。”熊杰的语气里有着豪气。
　　按照亚洲责任博彩联盟主席苏国京的计算，虽然澳门博彩业的毛收入保持在三千多亿澳门币，但流入澳门赌场的资金，在2012年已经超过1万亿，若将台面、台底的赌金都算上，则更加难以估算。
　　“美好世界”已不再美好 年轻时，蔡其仁也曾在赌场的江湖里闯荡。现在，他参与创办了一个网站，将输了钱不还的内地赌客列成黑名单，公布他们的照片、籍贯、欠款金额，并就他们的危险等级评级。网站取名“美好世界”，名单中，包括身陷囹圄的原沁和能源集团董事长吕中楼、内地火锅连锁店“谭鱼头”的老板谭长安。
　　2014年，原本财富汩汩不断的内地赌客，还不起赌账的越来越多。这时，人们才惊觉，原来之前顺畅流转的资金链如此脆弱：内地赌客，也可能突然出现大面积的资金紧张。
　　赌客还不起钱，放款借钱的“叠码仔”就必须承担损失。2014年4月，一位昔日的“明星叠码仔”贵州凯里人黄山选择跑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传言，黄山案涉及金额高达80亿澳门币，波及数百投资者。“这些投资的人，大多是内地人。”蔡其仁说。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