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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曾写《大人先生传》，虚拟抽象人物来表达其思想，本论文的研究重点是以阮籍《大人先生传》为代表的虚拟传记。通过对唐宋历史时期类似文章的梳理，进行纵向的比较研究，理清这一思想人格化表达方式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背后的原因，了解这一文学写作方式的发展以及对后世文学家产生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拟传记体；虚拟传记；思想人格化
作者简介：张澍树（1997-），女，汉族，河南新乡人，武汉大学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人文科学试验班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汉代文学的关注点在外部世界，内容上多为状物、讽喻朝政，常通过叙事的形式反映现实问题，而魏晋时期的文人们开始注重自己的内心表达，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在文章中，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是如此。当时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他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徒有高远和美好的理想，碍于现实的打压却无法实现，后又被迫入世为官，就在这进进退退之间，阮籍终于看透了时局的昏暗，“越名教而任自然”，于是写下这篇《大人先生传》来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态度。文中的“大人先生”是阮籍虚构的一个隐士，他超脱于自然，对于现世的礼教束缚多加斥责，追求绝对的自由和逍遥。这一形象实际上表现了阮籍不愿向司马政权妥协，只能通過消极避世的方法来寻求一方心灵的净土。我们可以把这种通过虚拟一个人物形象来作为理想化身的散文叫作“拟传记体”，它们往往记叙了某虚拟人物的生平事迹，或者通过对话的形式来表达这一人物的思想特点，《大人先生传》是其中的典范，而在各个时期都有这样的虚拟传记存在，通过研究这类文章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写作手法的继承和演变，在比较其中的同异时也可以了解不同时期文人的思想变化，看到它的发展趋势。
一、唐宋时期拟传体发展的时代脉络
（一）唐代：以文为谏，讽喻出现
从汉朝开始，虚拟传记开始有了完整的结构，魏晋以后逐渐走向成熟，唐宋时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变化。进入唐朝以后，随着国家再次迎来大一统的格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族融合的潮流也为散文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更是推动拟传记体走上了新的发展高峰。古文运动推崇“文以载道”的理念，因此更加看重散文的政治性和现实意义。此外，唐朝推行的教育改革形成了“轻阀阅，重科举；轻经术，重文章”的社会风气，开明自由的氛围有利于文学的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讽喻文应运而生，并与虚拟传记相辅相成。韩愈的《毛颖传》开讽喻文之先河，以独特的以物拟人的手法针砭时弊，谐而不谑，是政治散文的一大创新。不过，这种亦真亦幻的写作手法起初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裴度曾批评说此文“不以文立制， 而以文为戏”。但是，拟传记体在政论方面的独特作用依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另一方面，唐代文人致力于在虚拟传记中塑造理想的名士形象，寄托人生追求。如王棨的《贫赋》中就塑造了“宏节先生”这一形象：
子不闻蜀郡长卿，汉朝东郭。器虽涤以无愧，履任穿而自乐。盖以顺理居常，冥心处约。当年虽则羁旅，终岁曾无陨获。又不闻前惟曾子，後有袁安。或蒸梨而取饱，或卧雪以忘寒。斯亦性善居易，情无怨难。不汲汲以苟进，岂孜孜而妄干。尽能一荣枯，齐得失。顾终窭以非病，纵屡空而何恤。是以原宪匡坐而不忧，启期行歌而自逸。况乎否穷则泰，屈久则伸。负薪者荣於汉，鬻畚者相於秦。更闻杨素之言，未能图富；苟有陈平之美，安得长贫。
我们能够看出，作者于古典诗歌式的优美意境中，塑造了一个富有田园风光和诗歌气息的理想环境，刻画了一个性情恬淡、品质高洁、不肯媚俗而又自得其乐的雅士形象，从而寄托作者自己在生活不如意时的惆怅之情。总之，唐朝的拟传记体散文在数量和内容上都有所突破，不仅注重针砭时弊、曲婉进言，讽喻谐谑文的出现也使虚拟传记的文风更加丰富多彩。
（二）宋代：内涵与文体的转型期
相比于唐朝雍容大度的文坛气象，宋朝的国力和疆域都大幅度收缩，因此文化格局也转向含蓄内敛。理学的推行也使得文人的创作逐渐由讽喻劝谏转变为寄托个人理想，抒发高雅的审美情趣。
宋代文人将拟传记体的范围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人文物品，同时文人的高雅生活情趣、高尚品格和事物之优点充分结合起来，故其文风更为典雅优美，但是披露现实的锋芒较为减弱。他们更多将关注的重心由仕途政治的得失转而为个人的自我修养和品格的理性反思，由张扬变为内敛，由唐人的不平则鸣变为自我内省。同时，宋人塑造的虚拟传记主人公更多地体现了人生哲理的思辨，如周紫芝的《滑稽小传序》：
乌有先生平生有三拗： 不交俗人而与人和，不善饮酒而喜人醉，对客寡言而乐闻滑稽。一闻其言为之绝倒，客去静坐，往往思之，辄发一笑。
以及朱敦儒的《东方智士说》：
东方有人自号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圣贤与当世公卿长者，皆摘其短缺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终岁不免饥冻。
里有富人，连第宅，甲其国中。车马奴婢，钟鼓帷帐物物惟备。一旦，富人召智士语之曰：“吾将远游，今以居第贷子。凡室中金玉资生之具无乏，皆听子用，不计。期年还，则归我。”
此后，智士在富人家参观，却对其东圊不甚满意，于是花了一年的时间用于重造东圊，一刻也没有享受那些美景和歌舞，等到富人回来，才恍然发觉自己浪费了一年的光阴，怅然若失，郁郁而终。
可以看出，“东方智士”这样的形象其实具有寓言的性质，也体现了关注自我的取向。相对于前朝，两宋文人在虚拟传记中更多体现出对人生本质和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君权专制体制之间的强烈冲突使传统人生价值观遭受到严峻的挑战。可以说，宋人对人生本质的不倦探求，是建立在对传统人生价值体系的质疑和部分否定之上的。在抒发高雅的文人情趣的同时，宋代的拟传记体也呈现出向小说的方向转变的趋势。这一时期虚拟传记的主人公形象往往更为生动丰满，且情节曲折，虚实相生，阅读的趣味性明显增强。因此，宋代的拟传记体既整合了前代政治性和文人性散文的优点，也孕育着小说前身的萌芽。钱易的《乌衣传》则为拟传记体分化的产物，属于比较纯正的志怪传奇小说，标志着拟传记体由依违于散文和小说之间向小说的成功靠拢。总体来说，宋代的虚拟传记呈现出政治性削弱、娱乐性增强的特点，相较于唐朝质朴沉稳的文风，宋代的文风更为清雅洗练，作者的个人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宋代的拟传记体散文数量大大增加，而且乐于创作这种文体的名家显著增多。总之，唐宋之间拟传记体的发展体现了由政治化到文人化、世俗化的转变，为文的目的从讽刺时政，行发郁积之情转到对个人情致的追求，比较注重的是对美好品质的褒扬，因此文章讽喻规谏的效果有所减弱。但是拟传记体讽刺效果并没有完全消失，这类作品仍然是宋代散文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拟传体发展的变化趋势
纵观拟传记体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可以发现它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而改变，根据以上的发展脉络，总结出它的变化趋势，对了解拟传记体也有很大的意义。
第一，拟传记体在文风上由早期的重视藻饰与铺排到后来的清新流畅，另外体现个人风格，在叙述上也化繁为简。拟传记体刚出现的时期在叙述上仿照的是辞赋的风格，因此在描绘人物形象上文笔华丽繁复，之后一步步地转变了文风，文章中不再充斥着大篇幅的铺排，而是以一种流畅的散文形式出现，它们大多是按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来记叙，类似于讲述故事的方法。另外拟传记体的文笔也更加洗练，更能体现出作者个人的风格。因为不需要再像写赋或者骈文那样有格式的限制，作者们可以随性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使他们往往运用最直接的写作方式，达到文笔简练的效果。同时，文章的风格因人而异，重点放在抒情上的虚拟传记文风优美，带有古典气息，节奏比较舒缓；重點放在针砭时弊，批评社会现象的虚拟传记哲理性比较强。
第二，拟传记体发展过程中不乏抒情的作品，但后来出现了重说理的文章，它们往往具有思辨性。由于许多文人往往在政治上失意，又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现实不满失望却又无法通过自身力量改变现状，只好将愤懑之情、怀才不遇的伤感写进作品里，所以虚拟传记中有许多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的官场政治不屑，而宁愿隐居来追求身体和心灵的绝对自由，也有表达自己渴望被君主重用，发挥自己才能的情感。到了唐宋时期，很多文人创造虚拟传记的意图是阐明一些人生哲理，特别是后期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文章常常有哲学的思辨性意味。比如韩愈的《毛颖传》就将毛笔这一物虚拟成人借以讽喻，朱敦儒的《东方智士说》也是类似寓言的故事，试图警醒人们珍惜人生，不要因为没有价值的事物虚度了光阴。
第三，拟传记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人物形象愈加立体，由仅仅用于抒发理想的虚幻缥缈的抽象形象逐渐转变为生活化，写实化的形象，甚至出现把生活中的物品抽象化，从而虚构一个形象出来。起初，虚拟传记中的主人公完全是作者的主观意志的实体化表现，几乎是集儒家和道家的至高追求为一身的理想象征。随着拟传体的政治功效逐渐被人发现，文人开始在写作中更加注重用多样化的手法和描写来刻画人物。在宋代之后，拟传体更是出现了小说化的趋势，具有独立的情节和生动鲜活的人物，增加了这一文体的娱乐性和可读性。可以说，拟传记体塑造的主人公，经历了由高高在上、超凡脱俗的“圣人”而走下神坛，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
第四，拟传记体由最初的借人明志，寄托理想，逐渐发展出讽喻规谏、乃至娱乐读者等社会功效。在产生初期，虚拟传记主要被文人用于寄托对理想的世外桃源和隐逸避世的隐士生活的向往，因此文笔往往清新流畅，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作者高洁的情怀。随着拟传记体的政治性渐渐增强，文人又为它增添了针砭时弊的功能。以虚拟之人物暗合现实之弊病，正符合我国古代“曲谏”的传统。此后，拟传体除了虚构性，又增添了寄寓性的特征。拟传记体常常被当作具有寓言性质的杂文，以史为戏，托古讽今，充分体现了其灵活多变的写作寓意。后来它的创作渐渐向小说分化，在虚构性、寓言性的特点之外，又增添了娱乐性。随着文学创作日渐商品化和市民化，拟传记体也出现了讽刺金钱至上、人情浇薄等世态炎凉的内容，以及出现了完整曲折，引人入胜的情节。总体来说，拟传记体由初期人生失意的寄托，到对政治弊端的家国之思，再到对人生意义的内省和对社会现实的揭露，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拟传记体散文由于其独特的内容表现出别具魅力的审美风格与特色。
总结：
历代虚拟传记作品数量众多，记载对象范围广泛，作品形式呈现系列化的倾向。拟传记体散文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史传、杂传、寓言等文体形式，并且演变成为小说的滥觞之一。
当然，客观而言，中国古代的拟传记体散文只是中国古代散文创作中的一个细小的支流，呈现出来的作品数量与质量比不上古代说理散文、政论散文、写实性的抒情散文与叙事散文。但是，拟传记体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做出的贡献和地位是不能抹杀的。
参考文献：
[1]孙昌武.盛唐散文及其历史地位[J].社会科学战线.1982（4）.
[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3]王晓骊.宋代寓言《东方智士说》和宋人的人生观[J].古典文学知识.2009（1）.
关键词：拟传记体；虚拟传记；思想人格化
作者简介：张澍树（1997-），女，汉族，河南新乡人，武汉大学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人文科学试验班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汉代文学的关注点在外部世界，内容上多为状物、讽喻朝政，常通过叙事的形式反映现实问题，而魏晋时期的文人们开始注重自己的内心表达，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在文章中，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是如此。当时的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他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徒有高远和美好的理想，碍于现实的打压却无法实现，后又被迫入世为官，就在这进进退退之间，阮籍终于看透了时局的昏暗，“越名教而任自然”，于是写下这篇《大人先生传》来表达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态度。文中的“大人先生”是阮籍虚构的一个隐士，他超脱于自然，对于现世的礼教束缚多加斥责，追求绝对的自由和逍遥。这一形象实际上表现了阮籍不愿向司马政权妥协，只能通過消极避世的方法来寻求一方心灵的净土。我们可以把这种通过虚拟一个人物形象来作为理想化身的散文叫作“拟传记体”，它们往往记叙了某虚拟人物的生平事迹，或者通过对话的形式来表达这一人物的思想特点，《大人先生传》是其中的典范，而在各个时期都有这样的虚拟传记存在，通过研究这类文章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写作手法的继承和演变，在比较其中的同异时也可以了解不同时期文人的思想变化，看到它的发展趋势。
一、唐宋时期拟传体发展的时代脉络
（一）唐代：以文为谏，讽喻出现
从汉朝开始，虚拟传记开始有了完整的结构，魏晋以后逐渐走向成熟，唐宋时期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变化。进入唐朝以后，随着国家再次迎来大一统的格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族融合的潮流也为散文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更是推动拟传记体走上了新的发展高峰。古文运动推崇“文以载道”的理念，因此更加看重散文的政治性和现实意义。此外，唐朝推行的教育改革形成了“轻阀阅，重科举；轻经术，重文章”的社会风气，开明自由的氛围有利于文学的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讽喻文应运而生，并与虚拟传记相辅相成。韩愈的《毛颖传》开讽喻文之先河，以独特的以物拟人的手法针砭时弊，谐而不谑，是政治散文的一大创新。不过，这种亦真亦幻的写作手法起初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裴度曾批评说此文“不以文立制， 而以文为戏”。但是，拟传记体在政论方面的独特作用依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另一方面，唐代文人致力于在虚拟传记中塑造理想的名士形象，寄托人生追求。如王棨的《贫赋》中就塑造了“宏节先生”这一形象：
子不闻蜀郡长卿，汉朝东郭。器虽涤以无愧，履任穿而自乐。盖以顺理居常，冥心处约。当年虽则羁旅，终岁曾无陨获。又不闻前惟曾子，後有袁安。或蒸梨而取饱，或卧雪以忘寒。斯亦性善居易，情无怨难。不汲汲以苟进，岂孜孜而妄干。尽能一荣枯，齐得失。顾终窭以非病，纵屡空而何恤。是以原宪匡坐而不忧，启期行歌而自逸。况乎否穷则泰，屈久则伸。负薪者荣於汉，鬻畚者相於秦。更闻杨素之言，未能图富；苟有陈平之美，安得长贫。
我们能够看出，作者于古典诗歌式的优美意境中，塑造了一个富有田园风光和诗歌气息的理想环境，刻画了一个性情恬淡、品质高洁、不肯媚俗而又自得其乐的雅士形象，从而寄托作者自己在生活不如意时的惆怅之情。总之，唐朝的拟传记体散文在数量和内容上都有所突破，不仅注重针砭时弊、曲婉进言，讽喻谐谑文的出现也使虚拟传记的文风更加丰富多彩。
（二）宋代：内涵与文体的转型期
相比于唐朝雍容大度的文坛气象，宋朝的国力和疆域都大幅度收缩，因此文化格局也转向含蓄内敛。理学的推行也使得文人的创作逐渐由讽喻劝谏转变为寄托个人理想，抒发高雅的审美情趣。
宋代文人将拟传记体的范围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人文物品，同时文人的高雅生活情趣、高尚品格和事物之优点充分结合起来，故其文风更为典雅优美，但是披露现实的锋芒较为减弱。他们更多将关注的重心由仕途政治的得失转而为个人的自我修养和品格的理性反思，由张扬变为内敛，由唐人的不平则鸣变为自我内省。同时，宋人塑造的虚拟传记主人公更多地体现了人生哲理的思辨，如周紫芝的《滑稽小传序》：
乌有先生平生有三拗： 不交俗人而与人和，不善饮酒而喜人醉，对客寡言而乐闻滑稽。一闻其言为之绝倒，客去静坐，往往思之，辄发一笑。
以及朱敦儒的《东方智士说》：
东方有人自号智士，才多而心狂。凡古昔圣贤与当世公卿长者，皆摘其短缺而非笑之。然地寒力薄，终岁不免饥冻。
里有富人，连第宅，甲其国中。车马奴婢，钟鼓帷帐物物惟备。一旦，富人召智士语之曰：“吾将远游，今以居第贷子。凡室中金玉资生之具无乏，皆听子用，不计。期年还，则归我。”
此后，智士在富人家参观，却对其东圊不甚满意，于是花了一年的时间用于重造东圊，一刻也没有享受那些美景和歌舞，等到富人回来，才恍然发觉自己浪费了一年的光阴，怅然若失，郁郁而终。
可以看出，“东方智士”这样的形象其实具有寓言的性质，也体现了关注自我的取向。相对于前朝，两宋文人在虚拟传记中更多体现出对人生本质和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君权专制体制之间的强烈冲突使传统人生价值观遭受到严峻的挑战。可以说，宋人对人生本质的不倦探求，是建立在对传统人生价值体系的质疑和部分否定之上的。在抒发高雅的文人情趣的同时，宋代的拟传记体也呈现出向小说的方向转变的趋势。这一时期虚拟传记的主人公形象往往更为生动丰满，且情节曲折，虚实相生，阅读的趣味性明显增强。因此，宋代的拟传记体既整合了前代政治性和文人性散文的优点，也孕育着小说前身的萌芽。钱易的《乌衣传》则为拟传记体分化的产物，属于比较纯正的志怪传奇小说，标志着拟传记体由依违于散文和小说之间向小说的成功靠拢。总体来说，宋代的虚拟传记呈现出政治性削弱、娱乐性增强的特点，相较于唐朝质朴沉稳的文风，宋代的文风更为清雅洗练，作者的个人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宋代的拟传记体散文数量大大增加，而且乐于创作这种文体的名家显著增多。总之，唐宋之间拟传记体的发展体现了由政治化到文人化、世俗化的转变，为文的目的从讽刺时政，行发郁积之情转到对个人情致的追求，比较注重的是对美好品质的褒扬，因此文章讽喻规谏的效果有所减弱。但是拟传记体讽刺效果并没有完全消失，这类作品仍然是宋代散文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拟传体发展的变化趋势
纵观拟传记体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可以发现它随着时代背景的改变而改变，根据以上的发展脉络，总结出它的变化趋势，对了解拟传记体也有很大的意义。
第一，拟传记体在文风上由早期的重视藻饰与铺排到后来的清新流畅，另外体现个人风格，在叙述上也化繁为简。拟传记体刚出现的时期在叙述上仿照的是辞赋的风格，因此在描绘人物形象上文笔华丽繁复，之后一步步地转变了文风，文章中不再充斥着大篇幅的铺排，而是以一种流畅的散文形式出现，它们大多是按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来记叙，类似于讲述故事的方法。另外拟传记体的文笔也更加洗练，更能体现出作者个人的风格。因为不需要再像写赋或者骈文那样有格式的限制，作者们可以随性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使他们往往运用最直接的写作方式，达到文笔简练的效果。同时，文章的风格因人而异，重点放在抒情上的虚拟传记文风优美，带有古典气息，节奏比较舒缓；重點放在针砭时弊，批评社会现象的虚拟传记哲理性比较强。
第二，拟传记体发展过程中不乏抒情的作品，但后来出现了重说理的文章，它们往往具有思辨性。由于许多文人往往在政治上失意，又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现实不满失望却又无法通过自身力量改变现状，只好将愤懑之情、怀才不遇的伤感写进作品里，所以虚拟传记中有许多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的官场政治不屑，而宁愿隐居来追求身体和心灵的绝对自由，也有表达自己渴望被君主重用，发挥自己才能的情感。到了唐宋时期，很多文人创造虚拟传记的意图是阐明一些人生哲理，特别是后期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文章常常有哲学的思辨性意味。比如韩愈的《毛颖传》就将毛笔这一物虚拟成人借以讽喻，朱敦儒的《东方智士说》也是类似寓言的故事，试图警醒人们珍惜人生，不要因为没有价值的事物虚度了光阴。
第三，拟传记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人物形象愈加立体，由仅仅用于抒发理想的虚幻缥缈的抽象形象逐渐转变为生活化，写实化的形象，甚至出现把生活中的物品抽象化，从而虚构一个形象出来。起初，虚拟传记中的主人公完全是作者的主观意志的实体化表现，几乎是集儒家和道家的至高追求为一身的理想象征。随着拟传体的政治功效逐渐被人发现，文人开始在写作中更加注重用多样化的手法和描写来刻画人物。在宋代之后，拟传体更是出现了小说化的趋势，具有独立的情节和生动鲜活的人物，增加了这一文体的娱乐性和可读性。可以说，拟传记体塑造的主人公，经历了由高高在上、超凡脱俗的“圣人”而走下神坛，融入日常生活的过程。
第四，拟传记体由最初的借人明志，寄托理想，逐渐发展出讽喻规谏、乃至娱乐读者等社会功效。在产生初期，虚拟传记主要被文人用于寄托对理想的世外桃源和隐逸避世的隐士生活的向往，因此文笔往往清新流畅，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作者高洁的情怀。随着拟传记体的政治性渐渐增强，文人又为它增添了针砭时弊的功能。以虚拟之人物暗合现实之弊病，正符合我国古代“曲谏”的传统。此后，拟传体除了虚构性，又增添了寄寓性的特征。拟传记体常常被当作具有寓言性质的杂文，以史为戏，托古讽今，充分体现了其灵活多变的写作寓意。后来它的创作渐渐向小说分化，在虚构性、寓言性的特点之外，又增添了娱乐性。随着文学创作日渐商品化和市民化，拟传记体也出现了讽刺金钱至上、人情浇薄等世态炎凉的内容，以及出现了完整曲折，引人入胜的情节。总体来说，拟传记体由初期人生失意的寄托，到对政治弊端的家国之思，再到对人生意义的内省和对社会现实的揭露，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拟传记体散文由于其独特的内容表现出别具魅力的审美风格与特色。
总结：
历代虚拟传记作品数量众多，记载对象范围广泛，作品形式呈现系列化的倾向。拟传记体散文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史传、杂传、寓言等文体形式，并且演变成为小说的滥觞之一。
当然，客观而言，中国古代的拟传记体散文只是中国古代散文创作中的一个细小的支流，呈现出来的作品数量与质量比不上古代说理散文、政论散文、写实性的抒情散文与叙事散文。但是，拟传记体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文学史上做出的贡献和地位是不能抹杀的。
参考文献：
[1]孙昌武.盛唐散文及其历史地位[J].社会科学战线.1982（4）.
[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3]王晓骊.宋代寓言《东方智士说》和宋人的人生观[J].古典文学知识.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