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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是自然的生态，是随着时代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动向而不经意留下的凭证，也是我们今人研究云南曲靖爨文化的最好依据。从二爨碑文化着手，研究与之相关的民俗毫无疑问也是研究爨文化的一个突破口。
关键词：爨文化 二爨碑 民俗
爨文化起源于东汉，实质性是指从东晋经南北朝至唐天宝七年爨氏统治南中地区长达四百余年的历史文明，这些文明包含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等诸多方面，而民俗又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当时的饮食、起居、穿戴、住房、出行、耕作、祭祀等等在民间形成共性的行为都是民俗的范畴，研究起来，范围广，而资料少，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将影响后世对爨文化的价值利用及新的评价体系。换句话说，它的发展，在旅游业大开发的今天来说，将会促进曲靖的旅游业发展和经济的腾飞，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爨乡大地整个文化的发展。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要说的爨乡并非仅仅是陆良，而是当时爨氏统治的整个南中和南中文化影响的周边地区。由此，这个爨文化的作用就显而易见，研究爨文化里的民俗更是重中之重，民俗代表着当时的文化发展，因为民俗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全面综合地体现和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文化发展的形态，往往一个浅显的形态背后却蕴涵着丰富的信息，崇拜信仰、经济实力、政治动向、军事状况都会被看似可有可无的民俗反映出来。在此，笔者谈谈自己对“二爨”碑文化及爨文化的一点看法。
“二爨”碑文化与爨文化的区别
“二爨”碑指《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的全称是《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爨龙颜碑》的全称则是《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由于这两块碑的威名形成了特定的爨碑文化，但 “二爨”碑文化不等同于爨文化，爨文化却一定包含“二爨”碑文化。“二爨”碑文化是爨文化的显著亮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二爨”碑毕竟是两块碑，其所涵盖的信息比起四百多年的爨氏统治历史，就是九牛一毛，不过是其中的分子而已。那怎么又能够反映整个爨文化？我们要研究爨文化，就得研究爨氏统治南中的整个历史，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习俗，包括饮食起居、种植养殖情况、服饰变化都在研究之列。总之，把那一段时间的民间和政府存在的东西都进行研究，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爨文化。研究民俗是因为民间是考证爨氏治政能力和功绩效果展现的地方，也只有民俗才最能体现发展形态的普及程度和进展的效力。由此，除两块碑外，研究还得朝更宽更广更深的角度切入。
“二爨”碑提供的最直观的文化就是书法艺术文化和里面记录的政治人物所反映出的时代信息，另外就是一切与“二爨”碑相关的传闻或记录。在传闻和记录里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譬如两块碑如何被发现、保存，世人如何评价相关信息。包世臣评价《爨龙颜碑》“神品第一”说法极大提高爨碑知名度，使其为世人所知，而“包世臣”三字包含的信息就是包在评价时的知名度和为人处世态度得到众所公认，其艺术上的地位是居高不下的。这些信息都是由两块碑单面切入，虽然直接具体，与两块碑绑在一起，但是毕竟要反映爨氏统治四百多年的南中文化和该文化带来的影响延伸，就显得单薄和弱小。因为，无论如何毕竟两块碑只是那四百多年时间里偶然的两小个点，并不足以全面反映爨文化，更何况两块碑所能记录的信息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就像我们写一篇文章无论如何都不能涵盖整个社会的信息，面面俱到是永远做不到的。我们要了解爨文化，就必须去深入四百多年的爨氏统治历史探究，方能了解当时曾发生过什么，其中的隐含对于今天来说都是文化，是传统文化在时间里的传承和积淀。换句话说，“二爨”碑文化代表的是点，是那个时段里凸出来的两个贡献，而爨文化代表的却是涵盖量更大、信息更为丰富的爨氏统治南中地区和影响南中地区的文化，内涵不是简单单一的，而是广阔的方方面面的信息，两者的区别是点与面、平面与立体、单面纵向与横广扩化挖掘的区别。
“二爨”里的民俗
1.从“二爨”碑形式看立碑習俗
“二爨”的存在，首先说明云南立墓碑习俗在东汉时期已经从中原传入，并且以汉文墓碑的形式直接存在于滇东北，只是首先存在于上层社会家族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舒跃红在《“立碑”习俗在云南的历史源流浅探》中说：“从现在的文献记载和墓碑遗迹来看，云南境内‘立碑’习俗的源起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1]又说：“东汉时期，‘立碑’习俗蔚然成风，成为其时贵族炫耀显赫地位的重要手段，世家豪族延请名流硕儒撰写碑文铭文，一时成为‘时尚’。墓碑、铭文多为歌功颂德之辞，往往言过其实。”[2]甚至当时，不只达官贵人的墓前立碑竖石，普通百姓也有很多立碑的，更为甚者连夭折幼儿也有立碑情况出现[3]，可见立碑习俗在中原的盛行程度，传入滇东北后首先在昭通出现了《孟孝琚碑》，而后就是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与南朝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这两块碑都很好地继承了中原碑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一记录显赫地位，二继承歌功颂德之意，三以著名书法勒石。但是，不能否认这些文化是由诸葛亮南征时带入曲靖的。有资料记载诸葛亮南征收服南中后与孟获曾在钟灵山立有会盟碑，只是碑已无存，而中原大地在曹魏时期和两晋时期都明文规定不能立碑。由此，处于西南边疆曲靖出现的《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就独树一帜，更显得贵重了。
再者，《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在曲靖被发现，说明南中地区在当时已经有了崇拜立碑的习俗，豪族立碑应该不是在当时向北方学习，而是已经有了相对的传承性。因为处于北方的中央王朝地区自从曹魏政权时被魏武帝曹操以战乱频繁、经济衰败为由明令禁止立碑后，晋朝仍然施行立碑禁令，于是南中豪族也就不怎么容易向内地学习，反而更容易向接近中原之地的艺人或是文化大腕学习，再或者就是东汉及诸葛亮南征时带来的石工艺人及民间雕刻师在民间缓慢传承产生了一定的习俗影响性。因为昭通发现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156年）年的《孟孝琚碑》，也就说明立碑习俗在东汉年间就已经在滇东北有了影响。透过此立碑习俗，说明当时的爨氏政权对于中央王朝来说，只是一种遥控，实质上是一个独立的边疆小政权，鞭长莫及，中央王朝并不能以管理中原地区的方式统治南中地区，“以夷制夷”的“羁麽政策”是当时最重要的治理方式，也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采用的上上之策。 再从两块碑的外形上看，无论是《爨宝子碑》，还是《爨龙颜碑》，都是单块长方形碑，形式上较为单一，而到了明朝以后才产生更为复杂的形式，譬如“一层桥”“城门洞式”“八字碑”等，“从文献和墓碑遗迹来看，自明代始，‘立碑’习俗才在云南各民族地区普遍流传开来……一般人家为‘一层桥’或‘两道花门’，达官显贵则竖‘三碑四柱’或建有‘城门洞式’的墓道，并在墓前后立石人、石马、石狮、石像等守墓”。[4]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爨龙颜碑》的碑额上却雕有四方神兽的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下部有穿，左右分刻日月，代表阴阳，日中刻了“爨乌”，月中刻了“蟾蜍”，这些都是民间文化民俗的代表象征，也是坟地风水学说的明证，进一步说明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的风水学说在爨时期已经由中原传入滇东北运用，只是这仅仅于局部，没有普遍传开。
2.从书法的角度看“二爨”碑与民俗的关系
《爨宝子碑》碑文计13行，每行30字，碑尾有题名13行，每行4字，额15字，均为正书，处于隶楷之间，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爨龙颜碑》碑阳正文24行，行45字，共927字，爨道庆撰文，碑阴刻职官题名3列，上列15行，中列17行，下列16行，书体为楷书，保留有隶书风格，碑阳左边刻清阮元、邱均恩、杨爨三跋及“道光七年知州张浩建亭”字一行。
一般来说，墓碑志铭文在民风习俗中的书写是篆、隶、楷、行，实际上行书也多半偏向行楷，因为比较方便人们辨认，草书则只有专业的书法家才可通读，普通人难以辨识，篆书多部分属于古代楷隶未发展起来的时候书写于碑上，楷隶成熟的时候已经很少书写在碑上了，更多用于治印。由此，从两块碑的书写方式可以看出楷书才产生就被南中地区的人们接受并应用于墓碑铭文，可以说曲靖“二爨”开了楷书写碑文的先河，后世的人们延续并普及了楷书书写碑文的方式，由此形成习俗。
再说隶书起源于秦朝，相对于为统一文字使用的公文小篆，隶书就显得毫不起眼，因只为监狱中隶役使用而得名隶书，秦叫秦隶。但到了汉朝，由于书写的方便，越来越多的人使用隶书书写，形成隶书风气，为此汉代隶书得到了空前绝后发展，形成鼎鼎有名的汉隶。
说到这里，再折回来说说爨氏统管的南中地区，当时南中地区族群被称之为爨族或爨人（彝族和苗族的祖先），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但是自诸葛亮征南后，更多的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通过“二爨”碑文字形式来看，爨时期至少是局部地区或是豪族士族子弟及统治阶层已形成了汉学之风，由此才使碑文单单留下汉文，否则，就是为了辨认，也得留下双向文字（汉文与彝文）。徐新建在《西南研究论》中说：“从秦汉在西南设置郡县开始直到元灭大理、扶持‘萨迦’（西藏地区政权）、平定云南为止，大约经历15个世纪，1500年左右时间，称得上是局部征服、局部同化时期。”[5]进入的汉人被更多的南中本土居民同化，即 “夷化”或“涵化”为土著民族。
但是当时的爨人更多的承接了东汉时的中原文化，隶书在东汉时已发展到鼎盛，楷书刚兴起，百度百科说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今，长盛不衰。楷书的产生，紧扣汉隶的规矩法度，而追求形体美的进一步发展，汉末、三国时期，汉字的书写逐渐变波、磔而为撇、捺，且有了‘侧’（点）、‘掠’（长撇）、‘啄’（短撇）、‘提’（直 鉤）等笔画，使结构上更趋严整。如《武威医简》《居延汉简》等。”[6]“二爨”碑书写模式正好承接了东汉方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爨龙颜》与《灵庙碑阴》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钟繇），实承中郎之正统。”《灵庙碑》即《中岳嵩高灵庙碑》，乃北魏寇谦之书写的碑文，中郎就是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曾官拜中郎将，人称蔡中郎，特别善写隶书，董卓死后被王允所捕死于狱中，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是立于太学门外的《熹平石经》。当时观看摹写《熹平石经》的人都横塞了街道，由此，“二爨”宗法《熹平石经》的可能性很大，加之时风向楷，“二爨”便承继东汉书风，形成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确切证据。立于东晋乙巳年（405年）的《爨宝子碑》比《爨龙颜碑》早50年，隶意较重，用笔和结体更多隶法，但已经是方正的楷书了，后到南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立的《爨龙颜碑》用笔则以方整为主，兼有圆转笔法，结体雄强气大，茂美磅礴，书风更接近于楷书，由此说明南宋孝武帝时期的爨人书风以越接近于楷体越美的书写风气为尚。实际上，在任何时代，任何事物要形成民俗都是因当地多数人的认可和追随才能形成一种风气和约定俗成的规矩，南朝南中地区由隶追楷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从落款上看，《爨宝子碑》落款有些特别，很值得研究。《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落款为“太亨四年岁在乙巳”，“太亨四年”实际是“大亨四年”，“大亨”晋安帝壬寅年（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改称元兴，至乙巳年（405年）又改号义熙，几经更迭，但是云南远在边陲却不知道内地年号的变更，仍然沿用壬寅年改的年号，由此可见当时的建宁只受朝廷遥控，几乎达到闭关锁国之境，数年不跟朝廷来往一次，民风上形成几近独立的爨人风格。也因为这样，曹魏和晋明令禁止立碑，而建宁却可以无所顾忌，立碑纪念本家豪族将军太守，颂赞其能力和功德。
另外，由于“二爨”碑的发现和其独具一格的书法品位价值，不断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学习和模仿“二爨”碑体，以致在云南乃至全国形成一大批书法家和爱好者的学爨跟习之风，从而形成书法上的“爨体”风俗。这种“爨体”风俗把爨文化进行了更深更远的延伸，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研究爨文化。
结语
《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是我国的书法瑰宝，由之而引起研究的爨文化博大精深，包涵了爨时期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研究它更能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何况，爨文化实实在在地延伸在南方文化的各个角落，稍一触摸，总能够发现许多斑斓的色彩和靓丽的精华。爨文化是多元的复合体，更为重要的是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书法只是其文化的关键表象之一，并不是全部。换句话说，民俗也不是爨文化的全部，也只是其文化的关键表象之一。我们研究爨文化与民俗的关系，为的是深入地挖掘发扬爨文化，使爨乡得到强劲发展，并成为西部靓丽的文化圣地。
参考文献和注释
[1][2] [4] 舒跃红，《“立碑”习俗在云南的历史源流浅探》，《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5期。
[3] 周苏平，《中国古代丧葬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5]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6] 百度百科，《楷书》，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Eu4AXRXuYo4FznYI_mXsH3hjJsGiG8CmDGUT-ZMJ5XlI0e8DAhjhPVAMs6KEsIQaQZImtQ9LnIzQmHwI65EFq，2016年5月20日。
关键词：爨文化 二爨碑 民俗
爨文化起源于东汉，实质性是指从东晋经南北朝至唐天宝七年爨氏统治南中地区长达四百余年的历史文明，这些文明包含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等诸多方面，而民俗又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当时的饮食、起居、穿戴、住房、出行、耕作、祭祀等等在民间形成共性的行为都是民俗的范畴，研究起来，范围广，而资料少，可以说每前进一步，都将影响后世对爨文化的价值利用及新的评价体系。换句话说，它的发展，在旅游业大开发的今天来说，将会促进曲靖的旅游业发展和经济的腾飞，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爨乡大地整个文化的发展。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要说的爨乡并非仅仅是陆良，而是当时爨氏统治的整个南中和南中文化影响的周边地区。由此，这个爨文化的作用就显而易见，研究爨文化里的民俗更是重中之重，民俗代表着当时的文化发展，因为民俗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全面综合地体现和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文化发展的形态，往往一个浅显的形态背后却蕴涵着丰富的信息，崇拜信仰、经济实力、政治动向、军事状况都会被看似可有可无的民俗反映出来。在此，笔者谈谈自己对“二爨”碑文化及爨文化的一点看法。
“二爨”碑文化与爨文化的区别
“二爨”碑指《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的全称是《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爨龙颜碑》的全称则是《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由于这两块碑的威名形成了特定的爨碑文化，但 “二爨”碑文化不等同于爨文化，爨文化却一定包含“二爨”碑文化。“二爨”碑文化是爨文化的显著亮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二爨”碑毕竟是两块碑，其所涵盖的信息比起四百多年的爨氏统治历史，就是九牛一毛，不过是其中的分子而已。那怎么又能够反映整个爨文化？我们要研究爨文化，就得研究爨氏统治南中的整个历史，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习俗，包括饮食起居、种植养殖情况、服饰变化都在研究之列。总之，把那一段时间的民间和政府存在的东西都进行研究，才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爨文化。研究民俗是因为民间是考证爨氏治政能力和功绩效果展现的地方，也只有民俗才最能体现发展形态的普及程度和进展的效力。由此，除两块碑外，研究还得朝更宽更广更深的角度切入。
“二爨”碑提供的最直观的文化就是书法艺术文化和里面记录的政治人物所反映出的时代信息，另外就是一切与“二爨”碑相关的传闻或记录。在传闻和记录里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譬如两块碑如何被发现、保存，世人如何评价相关信息。包世臣评价《爨龙颜碑》“神品第一”说法极大提高爨碑知名度，使其为世人所知，而“包世臣”三字包含的信息就是包在评价时的知名度和为人处世态度得到众所公认，其艺术上的地位是居高不下的。这些信息都是由两块碑单面切入，虽然直接具体，与两块碑绑在一起，但是毕竟要反映爨氏统治四百多年的南中文化和该文化带来的影响延伸，就显得单薄和弱小。因为，无论如何毕竟两块碑只是那四百多年时间里偶然的两小个点，并不足以全面反映爨文化，更何况两块碑所能记录的信息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就像我们写一篇文章无论如何都不能涵盖整个社会的信息，面面俱到是永远做不到的。我们要了解爨文化，就必须去深入四百多年的爨氏统治历史探究，方能了解当时曾发生过什么，其中的隐含对于今天来说都是文化，是传统文化在时间里的传承和积淀。换句话说，“二爨”碑文化代表的是点，是那个时段里凸出来的两个贡献，而爨文化代表的却是涵盖量更大、信息更为丰富的爨氏统治南中地区和影响南中地区的文化，内涵不是简单单一的，而是广阔的方方面面的信息，两者的区别是点与面、平面与立体、单面纵向与横广扩化挖掘的区别。
“二爨”里的民俗
1.从“二爨”碑形式看立碑習俗
“二爨”的存在，首先说明云南立墓碑习俗在东汉时期已经从中原传入，并且以汉文墓碑的形式直接存在于滇东北，只是首先存在于上层社会家族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普及。舒跃红在《“立碑”习俗在云南的历史源流浅探》中说：“从现在的文献记载和墓碑遗迹来看，云南境内‘立碑’习俗的源起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1]又说：“东汉时期，‘立碑’习俗蔚然成风，成为其时贵族炫耀显赫地位的重要手段，世家豪族延请名流硕儒撰写碑文铭文，一时成为‘时尚’。墓碑、铭文多为歌功颂德之辞，往往言过其实。”[2]甚至当时，不只达官贵人的墓前立碑竖石，普通百姓也有很多立碑的，更为甚者连夭折幼儿也有立碑情况出现[3]，可见立碑习俗在中原的盛行程度，传入滇东北后首先在昭通出现了《孟孝琚碑》，而后就是东晋时期的《爨宝子碑》与南朝刘宋时期的《爨龙颜碑》。这两块碑都很好地继承了中原碑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一记录显赫地位，二继承歌功颂德之意，三以著名书法勒石。但是，不能否认这些文化是由诸葛亮南征时带入曲靖的。有资料记载诸葛亮南征收服南中后与孟获曾在钟灵山立有会盟碑，只是碑已无存，而中原大地在曹魏时期和两晋时期都明文规定不能立碑。由此，处于西南边疆曲靖出现的《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就独树一帜，更显得贵重了。
再者，《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在曲靖被发现，说明南中地区在当时已经有了崇拜立碑的习俗，豪族立碑应该不是在当时向北方学习，而是已经有了相对的传承性。因为处于北方的中央王朝地区自从曹魏政权时被魏武帝曹操以战乱频繁、经济衰败为由明令禁止立碑后，晋朝仍然施行立碑禁令，于是南中豪族也就不怎么容易向内地学习，反而更容易向接近中原之地的艺人或是文化大腕学习，再或者就是东汉及诸葛亮南征时带来的石工艺人及民间雕刻师在民间缓慢传承产生了一定的习俗影响性。因为昭通发现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156年）年的《孟孝琚碑》，也就说明立碑习俗在东汉年间就已经在滇东北有了影响。透过此立碑习俗，说明当时的爨氏政权对于中央王朝来说，只是一种遥控，实质上是一个独立的边疆小政权，鞭长莫及，中央王朝并不能以管理中原地区的方式统治南中地区，“以夷制夷”的“羁麽政策”是当时最重要的治理方式，也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采用的上上之策。 再从两块碑的外形上看，无论是《爨宝子碑》，还是《爨龙颜碑》，都是单块长方形碑，形式上较为单一，而到了明朝以后才产生更为复杂的形式，譬如“一层桥”“城门洞式”“八字碑”等，“从文献和墓碑遗迹来看，自明代始，‘立碑’习俗才在云南各民族地区普遍流传开来……一般人家为‘一层桥’或‘两道花门’，达官显贵则竖‘三碑四柱’或建有‘城门洞式’的墓道，并在墓前后立石人、石马、石狮、石像等守墓”。[4]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爨龙颜碑》的碑额上却雕有四方神兽的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下部有穿，左右分刻日月，代表阴阳，日中刻了“爨乌”，月中刻了“蟾蜍”，这些都是民间文化民俗的代表象征，也是坟地风水学说的明证，进一步说明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的风水学说在爨时期已经由中原传入滇东北运用，只是这仅仅于局部，没有普遍传开。
2.从书法的角度看“二爨”碑与民俗的关系
《爨宝子碑》碑文计13行，每行30字，碑尾有题名13行，每行4字，额15字，均为正书，处于隶楷之间，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爨龙颜碑》碑阳正文24行，行45字，共927字，爨道庆撰文，碑阴刻职官题名3列，上列15行，中列17行，下列16行，书体为楷书，保留有隶书风格，碑阳左边刻清阮元、邱均恩、杨爨三跋及“道光七年知州张浩建亭”字一行。
一般来说，墓碑志铭文在民风习俗中的书写是篆、隶、楷、行，实际上行书也多半偏向行楷，因为比较方便人们辨认，草书则只有专业的书法家才可通读，普通人难以辨识，篆书多部分属于古代楷隶未发展起来的时候书写于碑上，楷隶成熟的时候已经很少书写在碑上了，更多用于治印。由此，从两块碑的书写方式可以看出楷书才产生就被南中地区的人们接受并应用于墓碑铭文，可以说曲靖“二爨”开了楷书写碑文的先河，后世的人们延续并普及了楷书书写碑文的方式，由此形成习俗。
再说隶书起源于秦朝，相对于为统一文字使用的公文小篆，隶书就显得毫不起眼，因只为监狱中隶役使用而得名隶书，秦叫秦隶。但到了汉朝，由于书写的方便，越来越多的人使用隶书书写，形成隶书风气，为此汉代隶书得到了空前绝后发展，形成鼎鼎有名的汉隶。
说到这里，再折回来说说爨氏统管的南中地区，当时南中地区族群被称之为爨族或爨人（彝族和苗族的祖先），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但是自诸葛亮征南后，更多的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通过“二爨”碑文字形式来看，爨时期至少是局部地区或是豪族士族子弟及统治阶层已形成了汉学之风，由此才使碑文单单留下汉文，否则，就是为了辨认，也得留下双向文字（汉文与彝文）。徐新建在《西南研究论》中说：“从秦汉在西南设置郡县开始直到元灭大理、扶持‘萨迦’（西藏地区政权）、平定云南为止，大约经历15个世纪，1500年左右时间，称得上是局部征服、局部同化时期。”[5]进入的汉人被更多的南中本土居民同化，即 “夷化”或“涵化”为土著民族。
但是当时的爨人更多的承接了东汉时的中原文化，隶书在东汉时已发展到鼎盛，楷书刚兴起，百度百科说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今，长盛不衰。楷书的产生，紧扣汉隶的规矩法度，而追求形体美的进一步发展，汉末、三国时期，汉字的书写逐渐变波、磔而为撇、捺，且有了‘侧’（点）、‘掠’（长撇）、‘啄’（短撇）、‘提’（直 鉤）等笔画，使结构上更趋严整。如《武威医简》《居延汉简》等。”[6]“二爨”碑书写模式正好承接了东汉方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爨龙颜》与《灵庙碑阴》同体，浑金璞玉，皆师元常（钟繇），实承中郎之正统。”《灵庙碑》即《中岳嵩高灵庙碑》，乃北魏寇谦之书写的碑文，中郎就是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曾官拜中郎将，人称蔡中郎，特别善写隶书，董卓死后被王允所捕死于狱中，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是立于太学门外的《熹平石经》。当时观看摹写《熹平石经》的人都横塞了街道，由此，“二爨”宗法《熹平石经》的可能性很大，加之时风向楷，“二爨”便承继东汉书风，形成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确切证据。立于东晋乙巳年（405年）的《爨宝子碑》比《爨龙颜碑》早50年，隶意较重，用笔和结体更多隶法，但已经是方正的楷书了，后到南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立的《爨龙颜碑》用笔则以方整为主，兼有圆转笔法，结体雄强气大，茂美磅礴，书风更接近于楷书，由此说明南宋孝武帝时期的爨人书风以越接近于楷体越美的书写风气为尚。实际上，在任何时代，任何事物要形成民俗都是因当地多数人的认可和追随才能形成一种风气和约定俗成的规矩，南朝南中地区由隶追楷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从落款上看，《爨宝子碑》落款有些特别，很值得研究。《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落款为“太亨四年岁在乙巳”，“太亨四年”实际是“大亨四年”，“大亨”晋安帝壬寅年（402年）改的年号，次年又改称元兴，至乙巳年（405年）又改号义熙，几经更迭，但是云南远在边陲却不知道内地年号的变更，仍然沿用壬寅年改的年号，由此可见当时的建宁只受朝廷遥控，几乎达到闭关锁国之境，数年不跟朝廷来往一次，民风上形成几近独立的爨人风格。也因为这样，曹魏和晋明令禁止立碑，而建宁却可以无所顾忌，立碑纪念本家豪族将军太守，颂赞其能力和功德。
另外，由于“二爨”碑的发现和其独具一格的书法品位价值，不断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学习和模仿“二爨”碑体，以致在云南乃至全国形成一大批书法家和爱好者的学爨跟习之风，从而形成书法上的“爨体”风俗。这种“爨体”风俗把爨文化进行了更深更远的延伸，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研究爨文化。
结语
《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是我国的书法瑰宝，由之而引起研究的爨文化博大精深，包涵了爨时期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研究它更能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何况，爨文化实实在在地延伸在南方文化的各个角落，稍一触摸，总能够发现许多斑斓的色彩和靓丽的精华。爨文化是多元的复合体，更为重要的是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书法只是其文化的关键表象之一，并不是全部。换句话说，民俗也不是爨文化的全部，也只是其文化的关键表象之一。我们研究爨文化与民俗的关系，为的是深入地挖掘发扬爨文化，使爨乡得到强劲发展，并成为西部靓丽的文化圣地。
参考文献和注释
[1][2] [4] 舒跃红，《“立碑”习俗在云南的历史源流浅探》，《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5期。
[3] 周苏平，《中国古代丧葬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5]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6] 百度百科，《楷书》，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Eu4AXRXuYo4FznYI_mXsH3hjJsGiG8CmDGUT-ZMJ5XlI0e8DAhjhPVAMs6KEsIQaQZImtQ9LnIzQmHwI65EFq，2016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