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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30年代初叶，冯友兰先生与张荫麟先生展开了一场对“理”的探讨，争论的核心是“理在事先”还是“理在事中”。这场讨论吸引了一些学者。张岱年先生也参加了进去。张岱年先生对争论的双方均有所批评，又有所肯定，特别是对冯友兰先生的“个体”、“共相”的批评，就是在今日，也不无启发性。冯先生认为：“中国是个体，国是共相”；“君主个人是个体，君是共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