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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对李渔《笠翁传奇十种》化名为笔名的评点者尚缺乏全面、整体的考察，经过对《笠翁传奇十种》评点者的考证可知，这些评点者都是与李渔交往密切的友人，评语相比于前代戏曲评点更加细致丰富，并富含生活趣味。探索李渔与其作品評点者的交游不仅可以推进李渔生平与作品的研究，还可以为清初文学与学术生态提供一个历史分析的文学标本。
关键词：李渔;《笠翁传奇十种》;评点者
中图分类号：I206.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3-0160-006
李渔是清初杰出的剧作家，他一生创作繁多，其中最为知名的传奇总集为《笠翁传奇十种》。（1）学界对《笠翁传奇十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题、结构、传播、叙事研究、比较研究等多方面。（2）这些论著不仅推进了李渔传奇的进一步研究，而且将李渔视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拓宽了李渔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论者早已注意到《笠翁传奇十种》化名评点者的身份问题（3），但对《笠翁传奇十种》评点者的考察整体着墨不多，对评点者评语的关注重视不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厘清《笠翁传奇十种》的化名评点者，以期对李渔的评点群体及交游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怜香伴》传奇评点者“玄州逸叟”
《怜香伴》传奇为玄州逸叟批评，序言后署勾吴社弟虞巍玄州氏题，单锦珩《李渔交游考》云：“此剧序作者虞巍，号玄州，或系一人？”[1]214研究者怀疑“玄州逸叟”即虞巍，理由是虞巍在《怜香伴》序言中自号“玄州氏”。实际上，虞氏祖孙三代都与李渔交游。顺治四年，李渔《虞君哉待诏数数招饮，不容稍却，赋此言谢，并志豆觞之盛》一诗序言称：“君哉为来初大参之子，兴间使君之父，毫纵不羁……他客或有间时，惟予夜夜在座。”[1]188虞巍之父名虞来初，李渔携家班游幕于虞氏家族，与虞氏祖孙三人为友。虞氏祖孙三人皆诗书治家，祖父虞来初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虞来初官居少参书，明代何乔远有《复虞来初少参书》[2]一文可为证，虞来初与钱谦益、冯梦龙、彭天锡等著名曲家为友。虞巍承其父荫，官居待诏，《霞外攟屑》“字用哉字”云：“有虞君哉待诏，云来初大参子，兴间使君父，则金坛人。”[3]虞宁为虞巍之子，“兴间使君”指的即为虞宁，虞宁为顺治四年丁亥科第三甲赐同进士，[4]授福建侯官知县，后补掖县知县。清代蒋光煦的《玉枕兰亭》记载：“康熙壬子秋，七月既望，蛰庵居士题侍御子静君赘于金坛虞氏，虞名兴简，故侯宫令。”[5]115虞氏家族中当数虞巍与曲坛文人相交游最广，“玄州逸叟”得名由来不仅是虞巍在《怜香伴》传奇序言中自称“玄州氏”，而且由于虞巍加入勾吴社时间较晚，当时已经是垂暮之年，因此自称为“逸叟”。
顺治四年（1647），李渔因经济拮据携家避祸投奔金坛虞氏家族，李渔游幕于虞氏家族门下，《怜香伴》虞巍之序交代云：“笠翁携家避地，穷途欲哭，余勉主官粲，因得从伯通庑下。”[6]3《怜香伴》以李渔妻妾的事迹为故事原型。顺治二年（1645），金华府同知许檄彩为李渔纳妾曹氏，李渔原配与曹氏相处无间，李渔以此为契机作剧。《怜香伴》传奇评点可以更准确地推测评点者的身份。如第二出“婚始”，评点者眉批：“婚外更有他好，便不是真正情种。”[6]8这与虞巍在《怜香伴》序言中说李渔家庭“妻妾和谐”的感情状况相合。第三出“僦居”演述曹有容乘船赶考到达扬州，看到水陆通衢，商贾纷纭，评点者评点道：“‘六桥无地种桑麻’，同一感慨。”[6]12此句出自明末汪珂玉《西子湖拾翠余谈·香皮小札》胡来朝创作的湖心亭柱铭：“赞皇胡公联云：‘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夜月;六桥花柳，浑无隙地种桑麻。’甚得先忧后乐意。”[7]评点者引用“六桥无地种桑麻”的典故描述经济繁盛、商贾众多的扬州城景象。可见，评点者玄州逸叟不仅对杭州、扬州非常熟悉，还随手拈来杭州史地纪闻典故评点《怜香伴》。虞巍对李渔自称为“勾吴社弟”，“勾吴”泛指古吴国疆域，在今天江苏南京、扬州与苏州一带，玄州逸叟的评语与虞巍生活、游历的地域相符合。
《怜香伴》评点者在第四出眉批：“此出为苜蓿先生小像。”[6]13评点者用苜蓿先生比喻教官或学馆生活。金坛虞氏为书香世家，虞氏祖孙三代均出身医学世家，金坛虞氏还有自己的刻书坊，刊刻医学类书籍《伤寒准绳》《伤寒金匮》《幼科证治准绳》《类方准绳》等，还刊刻有《六朝文絜》《兰亭》《玉版》等。李渔赠虞巍的诗中有“只愁贫口腹，消尽百年因”[8]102。兰溪李氏家族与金坛虞氏家族都为医学世家，三代以前可能就有世交并结下因缘，李渔因经济潦倒投奔虞巍时才会说“消尽百年因”。《怜香伴》的评点者多使用医学术语批评李渔戏曲，说明评点者玄州逸叟有很深的医学知识背景。如评点者在第二十一出评点曹语花小姐的“相思病”说：“相思原与他症不同，有症而无候，有脉而无方，渐消瘦而不知所以然者，相思也。”[1]56评点者在第二十四出还引用《后汉书》“投笔从戎”与《华阳国志》“题桥柱”的典故说明致身通显的道理，这与虞巍的家庭与知识背景相符合。李渔在出版前有向名人索评营销的传统，金坛虞氏家族不仅为医学世家，还是祖孙三代为官的名门望族，李渔出版前向虞氏家族索评，评点者玄州逸叟的评语可能为此时所加。
综合以上考证，大致判定《怜香伴》的序言者与评点者为同一人。“玄州逸叟”即为江苏金坛虞巍。
二、《风筝误》传奇评点者“朴斋主人”
《风筝误》评点者署名为“朴斋主人”，似是“且朴斋主人”的简称。江苏宜兴文人徐懋曙的馆阁号为“且朴斋主人”，“且朴”一名源于明代杨慎《丹铅余录》：“将噬者爪缩，将文者且朴。”[9]意为事物的发展经历了正反相倚的阶段。徐懋曙（1600—1649后），字复生，宜兴人，自号且朴斋主人，明崇祯三年（1630）顺天中式进士[10]，曾任江西吉安知府。著有《且朴斋诗稿》流传于世，明弘光王朝覆灭后，徐懋曙赋居在家“杜门甘隐”并蓄养家班女伎，徐懋曙的家班脚色齐备，他精通曲韵，擅于自制传奇。 徐懋曙不仅在地域上与寓居金坛的李渔相近，而且与李渔的好友陈维崧、尤侗、吴伟业相交游。在《风筝误》评点中，朴斋主人评点第十八出丑女爱娟梳了时兴发型说：“笠老欲返靡丽之风，故借传奇为木铎，非仅使观者解颐，有心人自当解此。”[6]164樸斋主人称呼李渔为“笠老”，这说明其年纪似较小于李渔。《风筝误》朴斋主人在第二十九出有眉批：“从来杂剧未有如此好看者，无怪乎甫经脱稿，即传遍域中。”[6]191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与陈蕊仙》也说：“此曲浪播人间几二十载，其刻本无地无之。”[8]176朴斋主人的评语与李渔的说法相似，李渔《笠翁一家言》大致写于康熙九年（1670），向上溯推二十余年即顺治年间为《怜香伴》传奇草成之时。顺治四年（1647），李渔寓居在金坛虞氏家族，江苏金坛距离宜兴不过百里，李渔寓居虞巍家族期间很可能前往宜兴拜会徐懋曙，参观其家班并请他为《风筝误》作评。《风筝误》的评语多通晓音律之语，如：“韵绝”“自合声韵”“随口叶韵”“天然自成”“非酣于此道者不能”[6]145，除此之外，朴斋主人评语还涉及剧作结构、关目、叙事，这说明评点者不仅精通曲律，也酣于词曲之学。在第二出“贺岁”，韩世勋为世交伯父戚辅臣贺岁，戚辅臣说：“承交子，受托妻。”朴斋主人眉批：“不闻此语者，数十年矣。”[6]119朴斋主人评点《风筝误》时妻子逝世已过数十年之久。徐懋曙《且朴斋全稿》序言第三云：“恐儿子雏稚，虑或散亡。”[11]这与徐懋曙的家庭情况相一致，徐懋曙早年妻子去世，晚年得子后一人抚养其长大，在读到《风筝误》中韩父将幼子托孤于戚辅臣的情况，感发其辞而写下此语。《风筝误》第八出“和鹞”朴斋主人评点戚友先的诗：“近日臭诗满天下，将来必有始皇复生，代天行罚，使诗人无复噍类。老戚大人有自见，不得以痴人目之。”[6]133可见，朴斋主人对顺治诗坛颂圣诗风极为不满，甚至说出必然有秦始皇复生代天处罚诗人，这种批评与明遗民徐懋曙的诗学观念相一致。吴伟业评价他的诗云：“映薇之诗，可以史矣，可以谓史外传心之史矣。”[12]徐懋曙曾仕于明弘光朝廷，入清后不仕新朝，他认为诗歌应当记录时事与史实，徐懋曙以“诗为心史”的诗学观批评顺治年间诗坛追求雅正平和的颂圣诗风。因此，大致判定署名为朴斋主人的评点者似为江苏宜兴徐懋曙。
三、《蜃中楼》传奇评点者“垒庵居士”
《蜃中楼》序言署西泠社弟孙治宇台氏拜题，孙治为李渔在杭州其间相识并交往密切的好友，李渔在《与孙宇台》提到请孙评己诗：“兹作一诗奉寄，兼以新刻附览，择其可评者评之。”[8]217孙治还给李渔《李刻五种》作序，《笠翁一家言》作评，《四六初征》作序。李渔在给孙治信中提到的新刻传奇可能就是《蜃中楼》，《蜃中楼》故事发生在杭州地域，孙治长期处于杭州地区，熟稔杭州地区的风土典故，李渔为《蜃中楼》传奇向孙治索评也属于合乎常理的请求。
“垒庵”之名，得名于《庄子·亢桑子》的典故，又借用了朱熹“畏垒庵”馆阁的别号。庚桑楚是老聃的亲传弟子，居住在北边的畏垒山，庚桑楚与垒庵之民常被后世用来形容深幽高远的学说，朱熹借用《庄子》的典故将借宿福建同安县医陈良杰的馆舍命名为“畏垒庵”，朱熹《畏垒庵记》云：“客或谓予所以处此，庶乎亢桑子之居畏垒也，因名予居曰畏垒之庵。”[13]垒庵之名意为人迹罕至冷僻的僻巷之斋，这说明评点者不仅推崇庄周道学，而且可能崇慕朱熹的道学思想，结合《庄子》“畏垒之民”的典故与朱熹为“畏垒之庵”，进而起名为“垒庵居士”。
《孙宇台集》署名仁和孙宇台著。[14]172孙治（1619—1683），字宇台，号鉴庵，浙江仁和人。孙治为清代佛教居士，晚年居于灵隐寺，著有《鉴庵集》《孙宇台集》四十卷，辑有《灵隐寺志》八卷。孙治在《灵隐寺志》序说：“樵者于樵之外无所事焉，然武林为佳山水而樵者又生长其间，则安得默然而已耶。”[15]序后孙治署名为西山樵者。垒庵居士可能也是孙治的别号，孙治长子孙孝祯在《先考文学鉴庵府君行实》（《孙宇台集》附录）中说孙治厄于陋巷却兼具庄周与孟轲的气节，所谓“偃蹇踬而砥名节”，这与“垒庵”背后寓意相符。《孙宇台集序》描述孙宇台的文风时说：“盖以简约为宗，以冲淡醇洁为体，虽间作六朝语，亦皆天骨自秀，不假雕镂，绝去茅靡、矞宇、姚佚之态，一以归之大雅。”[14]681孙治“归于大雅”的文学教化观与垒庵居士在《蜃中楼》总评中所提文学“砥淫柔暴”之说相合。垒庵居士在《蜃中楼·抗姻》提到舜华不愿和泾河小龙成亲时的眉批：“此等传奇，不必当场看演始觉其妙，只快读一遍，亦令人色飞气扬。思及作者，惟恐又生不同时之恨矣。”[6]253这说明垒庵居士与李渔有一定的年龄差距，所以才感叹“生不同时之恨”。据《明遗民孙治史事考异二则》所考，“孙治生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六日”[16]，孙治小李渔七岁。《蜃中楼·献寿》讲到两常大旱，东海龙王与风神、雷母广施甘霖，险些引发洪水使九州湮没。垒庵居士眉批道：“作者至此，亦喜得尽所长，几使大千世界，尽沉砚中水矣。”[6]220再如《蜃中楼·怒遣》讲到东海龙王夫妇因为舜华婚约而反目成仇。评点者此处眉批：“相报何速，宛然脱稿诟声。”[6]245垒庵居士用“大千世界”“报应”等佛教术语评点戏曲，这显示了评点者熟稔佛经，这与孙治为佛学居士的身份相合。《蜃中楼》所叙柳毅传书与张生煮海故事发生地在杭州，垒庵居士在《蜃中楼》总评说：“传书、煮海，本二事也。惟龙女同，龙宫亦同，故笠翁先生合其奇而传之。”[6]313孙治的序言称“柳生之离奇变化……合张生煮海事附焉。”[6]207孙治序言称此剧社会功用为“轨于正”“不背驰于正义”，垒庵居士总评称该剧可以“砥淫柔暴”，二者都是从戏曲教化的角度出发说明传奇的社会功用。垒庵居士总评说《蜃中楼》的创作目的为“颉颃于班马”。孙治序言中又明确提出此剧“不止为交甫赠佩，作一段奇缘观矣！”[6]207孙治提示读者此剧的创作宗旨在于以曲为心史，反映国家“日用财匮”“黄河之变”的现状，而不能将此剧单纯当作男女婚恋故事观看。从传奇主题、创作主旨、戏曲功用来看，孙治《蜃中楼》的序言与垒庵居士总评的内容大体一致。综合以上考述，大致推定《蜃中楼》评点者“垒庵居士”为浙江仁和孙治。 四、《凰求凤》传奇评点者“西泠梅客”
《凰求凤》序言署楚弟杜濬于皇氏题，结尾有张绣虎的总评。张绣虎名贲孙（约1662年前后在世），字祖明，号绣虎、绣武，浙江钱塘人。张贲孙字号大概出自宋代曾懆《类说》引《玉箱杂记》曹植号“绣虎”的典故，张贲孙以此字号比喻自己善于为文。张贲孙兄长为“西泠十子”之一的张纲孙，二人并称“西泠二子”。评点者号称“西泠梅客”的“西泠”与此有关，《凰求凤》总评：“在树为花，今日之花，或即是旧年之花，却不竟是旧年之花。”[6]521这显示了张绣虎对花、书等草本植物的熟悉，在第二十四出“假病”，小生将“心头草”作为药引。评点者眉批道：“心头草即萱草之别名，从来萱草都出在心头窝。《毛诗》：‘焉得萱草，言树之背。’谓由内之外也。世人不恭，谬称萱草忘忧，无怪乎其不验。”[6]494这显示张贲孙对植物乃至药物的熟稔。张贲孙是杭州钱塘县人，钱塘县作为“三吴都会”，西湖地区的古迹胜景良多，“西溪探梅”是清代的“钱塘十八景”之一，因此杭州钱塘人张贲孙化名为“梅客”符合常理，由此可推测署名“西泠梅客”的评点者是张贲孙。
周亮工《尺牍新抄》收录张绣虎《与周减斋论诗》之二：“俗优歌曲，檀板频敲，宫商绝响，岂其然乎？倘外具体貌，内含情质，秉经酌雅，世有作者，吾其庶几遇之。”[17]张贲孙高度评价了李渔传奇内质外文、翻新出奇，在《凰求凤》中认可秉承着“美男子又具才情”（《总评》）的情节设置。《凰求凤·入场》西泠梅客评点主考官为“好廉官”，在小生进入科场考试时，评点者眉批道：“四语勘作取士箴。”[6]460张绣虎为明末贡生，他著有《辨文体》《广人才》等科场应试文章，因此他在评点中多援引科场术语批评传奇，如《凰求凤·姻诧》眉批：“以韵语取士，那得不入彀中。”[6]468《凰求凤·避色》一出，评点者批评小生让园丁闭门谢客时说：“风流人讲道学自与俗儒不同，愈板愈腐，愈觉其妙。”[6]427这与张贲孙熟稔于程朱理学的知识背景相符合，而且李渔往往以风流道人自喻，评点者的批语在这里十分贴切。再如《凰求凤·情饵》写到许仙俦与吕哉生情投意合，欲从良委身于吕哉生，西泠梅客眉批：“硬做主张，不容推托，是女子钟情之极致，才见仙俦之痴，才见哉生之美，‘凰求凤’三字，才有根脚。”[6]432—433这和张贲孙在总评中所提到《凰求凤》“三女奔焉”的女性追男性的剧作主旨相符，而与杜濬在序言中称《凰求凤》为“止淫”“止妒”“止诈”的剧作主旨不合，可见总评与眉批在内容上有前后一致之处，二者应为同一人所批评，由此推测西泠梅客为浙江钱塘张贲孙。
五、《奈何天》传奇评点者“紫珍道人”
《奈何天》评点者为紫珍道人。李渔好友徐士俊（约1636年前后在世）原名翙，字三有，号野君，浙江仁和人。《国朝杭郡诗辑》称其工杂剧，《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称：“今杂剧作品，仅见二种传于世。”[18]二者为《小青娘情死春波影》与《奇女子风里络冰丝》。“紫珍”一名出自刘鋉《隋唐嘉话》记载张龙驹被镜精托梦自称为紫珍之事。前辈研究者发现徐士俊《尺牍新语》收有其交往尺牍，李渔《四六初征》又收有徐文。[19]据此认为署名紫珍道人的评点者是徐士俊。实际上，李渔与徐士俊不仅有尺牍往来，还评点过对方的传奇作品，李渔评鉴了徐士俊的传奇《香草吟》。徐士俊自己的别集称呼为《紫珍集》（已佚），徐士俊曾研究过道教文学，通晓道教养生引导秘诀，曾著《太上感应篇注》，因此徐士俊评点名为“紫珍道人”也属应有之义。最为直接的证据是朝鲜阙名编纂的《皇明遗民传》卷六直接记载徐士俊别号为“紫珍道人”：“徐士俊，字野君，号紫珍道人，浙江仁和人。少奇敏，于书无所不读，为文跌宕自喜，好为乐府诗歌，人有长可录，必奖成，以故所至逢迎恐后，争礼为上宾。”[20]《徐野君先生传》载徐士俊：“鼓吹士林而四方翕然宗之，风雅一道，若霞飞云蒸。”[21]徐士俊家境宽裕并且善于奖掖文人使他成为李渔交游的对象，因而李渔《奈何天》传奇完成后向其索评也属于常理之中。《奈何天》总评韩解元“屈作人奴”的经历使评点者“胸前瑞雪忽纷飞，眼底桃花终堕落。”[22]103韩解元的经历也与徐士俊在明亡后不仕新朝的经历相合，进而使他感动潸然。因此，“紫珍道人”为浙江仁和徐士俊。
六、《巧团圆》传奇评点者“莫愁钓客”“睡乡祭酒”“新亭牧子”“华岳居民”
《笠翁传奇十种》金陵翼圣堂原刊本《巧团圆》传奇上卷评点者署名“莫愁钓客”，下卷署名“睡乡祭酒”批评，后翻刻本世德堂刊本上下卷有的与翼圣堂本相同，有的署名分上下卷，上卷评点者署名为“莫愁钓客、睡乡祭酒合评”，下卷评点者署名为“新亭牧子、华岳居民合评”。《巧团圆》传奇由二人评点，“新亭牧子”“华岳居民”可能只是二人的别号。《巧团圆》传奇改编自李渔小说《十二楼》之《生我楼》。对比小说与传奇的评语，可以发现二者评语内容大部分相似，李渔以“稗官为传奇蓝本”的观念增删小说为传奇，其小说的评点随之保留了下来。杜濬（1611—1687），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冈人，为李渔的挚友，他评点了李渔小说《十二楼》，从《巧团圆》评语中可推测出署名“华岳居民”的评点者可能为杜濬的另一别号，如《巧团圆·闻诏》姚克承遇到闯王之乱，本想束手旁观，未曾料到“他乡的祸患”，随着兵戈“速似家中”，评点者眉批：“此折笔墨淋漓，尽慷慨悲歌之极，致是一篇大文字，勿作院本睹。”[22]373《巧团圆·试艰》眉批：“笠翁之曲，工部之诗，俱得力于兵火丧乱，可见文人遭遇。”[22]329—330从这些眉批中可窥见杜濬“诗学杜甫”的诗学观与明遗民的心绪，《巧团圆》传奇署名“睡乡祭酒”“华岳居民”的评点者为杜濬。
另一位评点者“莫愁钓客”似是李渔的好友王概。王概（1654—1710），字安节，号“鹿柴氏”，又号“新亭客樵”。其父王左车与李渔相交游并为《闲情偶寄》作评。王概与李渔及李婿沈心友合编《芥子园画传》，“莫愁钓客”可能为王概的原因在于王概不仅长期侨居于金陵莫愁湖附近，而且與李渔相交游甚久，《芥子园画传·山水谱》中还收录了署有“莫愁钓客”[23]的印鉴，在《巧团圆·解纷》中，评点者“莫愁钓客”在儒生被贬为商人的唱词处眉批道：“青衫湿矣！无思不曲，又无曲不在人思虑之中。”[22]345评点者的经历可能与曲中人相似，这和王概不入仕途的履历相符。署名“新亭牧子”评点者亦似为王概，王概有别号“新亭客樵”与之类似。“新亭”为金陵形胜之地，三国吴国所建，晋代王导等人曾登亭送客，故址位于金陵城南门附近，与北面的“白门”同为金陵的门户，可见评点者所处地域为南京。在《巧团圆》传奇评语中，“新亭牧子”常用“摹画”“层峰”“波澜”等绘画技法评点传奇，这与王概在莫愁湖边善画山水的画家的身份相符合。因此，《巧团圆》传奇中署名“新亭牧子”的评点者似为浙江嘉兴王概。 七、小 结
考察《笠翁传奇十种》的评点者，可发现他们多为李渔生活交往密切的友人，所处地域南京、杭州等地多和李渔寓居地域相合，其中不少序、评都属一人所作，评点者可能视词曲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文体，多化名评点李渔的传奇。评点者的眉批对传奇的曲白、关目、排场、科介、曲论等方面都有所涉及，总评宏观概述全剧的内容及宗旨，为读者揭示传奇的关键处。评点者的评语多从自身与作者相关的经历出发，评语采取批评与鉴赏结合、解读与评介结合的方式，使得清初的戏曲评点更加细致并富有生活趣味，并在明代戏曲评点“溯源”的评点方式上有所推进（4），这些评语彰显了清代戏曲评点观念与评点文学的繁盛，对探究清初曲家的思想、心态以及文学交游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李渔《笠翁传奇十种》的成书有单刻本发行到汇总结集的过程。最初填词成书后单行本发行，顺治十八年，李渔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蜃中楼》五种结集并命名为《李氏五种》。李渔晚年将《奈何天》《比目鱼》《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与前五种合刻为《笠翁传奇十种》，这个本子最初由金陵翼圣堂印行，《笠翁十种曲》的名称则源于金陵翼圣堂刻本的翻刻与重刊，如金相堂刊本、大文堂刊本、聚秀堂刊本等，本文统一使用翼圣堂原刊本《笠翁传奇十种》的名称。
（2）黄天骥认为李渔有着“疑君”“疑古”“崇尚物性”“反抗礼教”等进步思想，他晚年思想较为封建，但其思想的进步倾向是主要的，李渔思想的矛盾性是时代矛盾的反映。見黄天骥《论李渔的思想和剧作》，《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骆兵从书籍刊印销售、戏曲目录著录、家庭戏班脚本、朋友间相互交流、民间广为流布、宫廷戏曲的演出六个角度阐述了李渔戏曲在国内传播现状，并对李渔戏曲的改编情况做了简要的论述。见骆兵《李渔戏曲在国内的传播》，《中华戏曲》2004年第2期。魏琳、袁楚林从喜剧研究、社会历史研究、性别研究、舞台研究等方面对英语世界中的《笠翁十种曲》研究做了评述。见魏琳、袁楚林《从陌生到会通：<笠翁十种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戏曲艺术》2019年第4期。胡元翎对李渔《蜃中楼》改编“柳毅”故事的变化因素做了考察，李渔改编“柳毅”故事体现出他传奇创作“求俗求实”“求新求奇”的创作心态。见胡元翎《李渔<蜃中楼>对“柳毅”故事的重写》，《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
（3）李渔与部分评点者的交游考证，参看俞为民《李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单锦珩《李渔交游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215页。关于“莫愁钓客”的考证，参看沈新林《“莫愁钓客”考》，《文献》1988年第3期;黄强《李渔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何莘茹《<笠翁传奇十种>评点研究》扬州大学2018届硕士学位论文，第24-28页。
（4）清代戏曲评点接续明代戏曲评点而有所发展，明代戏曲评点“无一字一句不追溯其源”的评点方式导致割裂文义，甚至多出现“好”“妙”等简单的评语。《笠翁传奇十种》的评语更多从评点者自身经历出发，感同身受地体会剧中人物经历，“无话找话说”的批评方式大为减少。参见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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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胜江）
关键词：李渔;《笠翁传奇十种》;评点者
中图分类号：I206.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1）03-0160-006
李渔是清初杰出的剧作家，他一生创作繁多，其中最为知名的传奇总集为《笠翁传奇十种》。（1）学界对《笠翁传奇十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主题、结构、传播、叙事研究、比较研究等多方面。（2）这些论著不仅推进了李渔传奇的进一步研究，而且将李渔视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拓宽了李渔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论者早已注意到《笠翁传奇十种》化名评点者的身份问题（3），但对《笠翁传奇十种》评点者的考察整体着墨不多，对评点者评语的关注重视不够。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厘清《笠翁传奇十种》的化名评点者，以期对李渔的评点群体及交游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怜香伴》传奇评点者“玄州逸叟”
《怜香伴》传奇为玄州逸叟批评，序言后署勾吴社弟虞巍玄州氏题，单锦珩《李渔交游考》云：“此剧序作者虞巍，号玄州，或系一人？”[1]214研究者怀疑“玄州逸叟”即虞巍，理由是虞巍在《怜香伴》序言中自号“玄州氏”。实际上，虞氏祖孙三代都与李渔交游。顺治四年，李渔《虞君哉待诏数数招饮，不容稍却，赋此言谢，并志豆觞之盛》一诗序言称：“君哉为来初大参之子，兴间使君之父，毫纵不羁……他客或有间时，惟予夜夜在座。”[1]188虞巍之父名虞来初，李渔携家班游幕于虞氏家族，与虞氏祖孙三人为友。虞氏祖孙三人皆诗书治家，祖父虞来初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虞来初官居少参书，明代何乔远有《复虞来初少参书》[2]一文可为证，虞来初与钱谦益、冯梦龙、彭天锡等著名曲家为友。虞巍承其父荫，官居待诏，《霞外攟屑》“字用哉字”云：“有虞君哉待诏，云来初大参子，兴间使君父，则金坛人。”[3]虞宁为虞巍之子，“兴间使君”指的即为虞宁，虞宁为顺治四年丁亥科第三甲赐同进士，[4]授福建侯官知县，后补掖县知县。清代蒋光煦的《玉枕兰亭》记载：“康熙壬子秋，七月既望，蛰庵居士题侍御子静君赘于金坛虞氏，虞名兴简，故侯宫令。”[5]115虞氏家族中当数虞巍与曲坛文人相交游最广，“玄州逸叟”得名由来不仅是虞巍在《怜香伴》传奇序言中自称“玄州氏”，而且由于虞巍加入勾吴社时间较晚，当时已经是垂暮之年，因此自称为“逸叟”。
顺治四年（1647），李渔因经济拮据携家避祸投奔金坛虞氏家族，李渔游幕于虞氏家族门下，《怜香伴》虞巍之序交代云：“笠翁携家避地，穷途欲哭，余勉主官粲，因得从伯通庑下。”[6]3《怜香伴》以李渔妻妾的事迹为故事原型。顺治二年（1645），金华府同知许檄彩为李渔纳妾曹氏，李渔原配与曹氏相处无间，李渔以此为契机作剧。《怜香伴》传奇评点可以更准确地推测评点者的身份。如第二出“婚始”，评点者眉批：“婚外更有他好，便不是真正情种。”[6]8这与虞巍在《怜香伴》序言中说李渔家庭“妻妾和谐”的感情状况相合。第三出“僦居”演述曹有容乘船赶考到达扬州，看到水陆通衢，商贾纷纭，评点者评点道：“‘六桥无地种桑麻’，同一感慨。”[6]12此句出自明末汪珂玉《西子湖拾翠余谈·香皮小札》胡来朝创作的湖心亭柱铭：“赞皇胡公联云：‘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夜月;六桥花柳，浑无隙地种桑麻。’甚得先忧后乐意。”[7]评点者引用“六桥无地种桑麻”的典故描述经济繁盛、商贾众多的扬州城景象。可见，评点者玄州逸叟不仅对杭州、扬州非常熟悉，还随手拈来杭州史地纪闻典故评点《怜香伴》。虞巍对李渔自称为“勾吴社弟”，“勾吴”泛指古吴国疆域，在今天江苏南京、扬州与苏州一带，玄州逸叟的评语与虞巍生活、游历的地域相符合。
《怜香伴》评点者在第四出眉批：“此出为苜蓿先生小像。”[6]13评点者用苜蓿先生比喻教官或学馆生活。金坛虞氏为书香世家，虞氏祖孙三代均出身医学世家，金坛虞氏还有自己的刻书坊，刊刻医学类书籍《伤寒准绳》《伤寒金匮》《幼科证治准绳》《类方准绳》等，还刊刻有《六朝文絜》《兰亭》《玉版》等。李渔赠虞巍的诗中有“只愁贫口腹，消尽百年因”[8]102。兰溪李氏家族与金坛虞氏家族都为医学世家，三代以前可能就有世交并结下因缘，李渔因经济潦倒投奔虞巍时才会说“消尽百年因”。《怜香伴》的评点者多使用医学术语批评李渔戏曲，说明评点者玄州逸叟有很深的医学知识背景。如评点者在第二十一出评点曹语花小姐的“相思病”说：“相思原与他症不同，有症而无候，有脉而无方，渐消瘦而不知所以然者，相思也。”[1]56评点者在第二十四出还引用《后汉书》“投笔从戎”与《华阳国志》“题桥柱”的典故说明致身通显的道理，这与虞巍的家庭与知识背景相符合。李渔在出版前有向名人索评营销的传统，金坛虞氏家族不仅为医学世家，还是祖孙三代为官的名门望族，李渔出版前向虞氏家族索评，评点者玄州逸叟的评语可能为此时所加。
综合以上考证，大致判定《怜香伴》的序言者与评点者为同一人。“玄州逸叟”即为江苏金坛虞巍。
二、《风筝误》传奇评点者“朴斋主人”
《风筝误》评点者署名为“朴斋主人”，似是“且朴斋主人”的简称。江苏宜兴文人徐懋曙的馆阁号为“且朴斋主人”，“且朴”一名源于明代杨慎《丹铅余录》：“将噬者爪缩，将文者且朴。”[9]意为事物的发展经历了正反相倚的阶段。徐懋曙（1600—1649后），字复生，宜兴人，自号且朴斋主人，明崇祯三年（1630）顺天中式进士[10]，曾任江西吉安知府。著有《且朴斋诗稿》流传于世，明弘光王朝覆灭后，徐懋曙赋居在家“杜门甘隐”并蓄养家班女伎，徐懋曙的家班脚色齐备，他精通曲韵，擅于自制传奇。 徐懋曙不仅在地域上与寓居金坛的李渔相近，而且与李渔的好友陈维崧、尤侗、吴伟业相交游。在《风筝误》评点中，朴斋主人评点第十八出丑女爱娟梳了时兴发型说：“笠老欲返靡丽之风，故借传奇为木铎，非仅使观者解颐，有心人自当解此。”[6]164樸斋主人称呼李渔为“笠老”，这说明其年纪似较小于李渔。《风筝误》朴斋主人在第二十九出有眉批：“从来杂剧未有如此好看者，无怪乎甫经脱稿，即传遍域中。”[6]191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与陈蕊仙》也说：“此曲浪播人间几二十载，其刻本无地无之。”[8]176朴斋主人的评语与李渔的说法相似，李渔《笠翁一家言》大致写于康熙九年（1670），向上溯推二十余年即顺治年间为《怜香伴》传奇草成之时。顺治四年（1647），李渔寓居在金坛虞氏家族，江苏金坛距离宜兴不过百里，李渔寓居虞巍家族期间很可能前往宜兴拜会徐懋曙，参观其家班并请他为《风筝误》作评。《风筝误》的评语多通晓音律之语，如：“韵绝”“自合声韵”“随口叶韵”“天然自成”“非酣于此道者不能”[6]145，除此之外，朴斋主人评语还涉及剧作结构、关目、叙事，这说明评点者不仅精通曲律，也酣于词曲之学。在第二出“贺岁”，韩世勋为世交伯父戚辅臣贺岁，戚辅臣说：“承交子，受托妻。”朴斋主人眉批：“不闻此语者，数十年矣。”[6]119朴斋主人评点《风筝误》时妻子逝世已过数十年之久。徐懋曙《且朴斋全稿》序言第三云：“恐儿子雏稚，虑或散亡。”[11]这与徐懋曙的家庭情况相一致，徐懋曙早年妻子去世，晚年得子后一人抚养其长大，在读到《风筝误》中韩父将幼子托孤于戚辅臣的情况，感发其辞而写下此语。《风筝误》第八出“和鹞”朴斋主人评点戚友先的诗：“近日臭诗满天下，将来必有始皇复生，代天行罚，使诗人无复噍类。老戚大人有自见，不得以痴人目之。”[6]133可见，朴斋主人对顺治诗坛颂圣诗风极为不满，甚至说出必然有秦始皇复生代天处罚诗人，这种批评与明遗民徐懋曙的诗学观念相一致。吴伟业评价他的诗云：“映薇之诗，可以史矣，可以谓史外传心之史矣。”[12]徐懋曙曾仕于明弘光朝廷，入清后不仕新朝，他认为诗歌应当记录时事与史实，徐懋曙以“诗为心史”的诗学观批评顺治年间诗坛追求雅正平和的颂圣诗风。因此，大致判定署名为朴斋主人的评点者似为江苏宜兴徐懋曙。
三、《蜃中楼》传奇评点者“垒庵居士”
《蜃中楼》序言署西泠社弟孙治宇台氏拜题，孙治为李渔在杭州其间相识并交往密切的好友，李渔在《与孙宇台》提到请孙评己诗：“兹作一诗奉寄，兼以新刻附览，择其可评者评之。”[8]217孙治还给李渔《李刻五种》作序，《笠翁一家言》作评，《四六初征》作序。李渔在给孙治信中提到的新刻传奇可能就是《蜃中楼》，《蜃中楼》故事发生在杭州地域，孙治长期处于杭州地区，熟稔杭州地区的风土典故，李渔为《蜃中楼》传奇向孙治索评也属于合乎常理的请求。
“垒庵”之名，得名于《庄子·亢桑子》的典故，又借用了朱熹“畏垒庵”馆阁的别号。庚桑楚是老聃的亲传弟子，居住在北边的畏垒山，庚桑楚与垒庵之民常被后世用来形容深幽高远的学说，朱熹借用《庄子》的典故将借宿福建同安县医陈良杰的馆舍命名为“畏垒庵”，朱熹《畏垒庵记》云：“客或谓予所以处此，庶乎亢桑子之居畏垒也，因名予居曰畏垒之庵。”[13]垒庵之名意为人迹罕至冷僻的僻巷之斋，这说明评点者不仅推崇庄周道学，而且可能崇慕朱熹的道学思想，结合《庄子》“畏垒之民”的典故与朱熹为“畏垒之庵”，进而起名为“垒庵居士”。
《孙宇台集》署名仁和孙宇台著。[14]172孙治（1619—1683），字宇台，号鉴庵，浙江仁和人。孙治为清代佛教居士，晚年居于灵隐寺，著有《鉴庵集》《孙宇台集》四十卷，辑有《灵隐寺志》八卷。孙治在《灵隐寺志》序说：“樵者于樵之外无所事焉，然武林为佳山水而樵者又生长其间，则安得默然而已耶。”[15]序后孙治署名为西山樵者。垒庵居士可能也是孙治的别号，孙治长子孙孝祯在《先考文学鉴庵府君行实》（《孙宇台集》附录）中说孙治厄于陋巷却兼具庄周与孟轲的气节，所谓“偃蹇踬而砥名节”，这与“垒庵”背后寓意相符。《孙宇台集序》描述孙宇台的文风时说：“盖以简约为宗，以冲淡醇洁为体，虽间作六朝语，亦皆天骨自秀，不假雕镂，绝去茅靡、矞宇、姚佚之态，一以归之大雅。”[14]681孙治“归于大雅”的文学教化观与垒庵居士在《蜃中楼》总评中所提文学“砥淫柔暴”之说相合。垒庵居士在《蜃中楼·抗姻》提到舜华不愿和泾河小龙成亲时的眉批：“此等传奇，不必当场看演始觉其妙，只快读一遍，亦令人色飞气扬。思及作者，惟恐又生不同时之恨矣。”[6]253这说明垒庵居士与李渔有一定的年龄差距，所以才感叹“生不同时之恨”。据《明遗民孙治史事考异二则》所考，“孙治生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月六日”[16]，孙治小李渔七岁。《蜃中楼·献寿》讲到两常大旱，东海龙王与风神、雷母广施甘霖，险些引发洪水使九州湮没。垒庵居士眉批道：“作者至此，亦喜得尽所长，几使大千世界，尽沉砚中水矣。”[6]220再如《蜃中楼·怒遣》讲到东海龙王夫妇因为舜华婚约而反目成仇。评点者此处眉批：“相报何速，宛然脱稿诟声。”[6]245垒庵居士用“大千世界”“报应”等佛教术语评点戏曲，这显示了评点者熟稔佛经，这与孙治为佛学居士的身份相合。《蜃中楼》所叙柳毅传书与张生煮海故事发生地在杭州，垒庵居士在《蜃中楼》总评说：“传书、煮海，本二事也。惟龙女同，龙宫亦同，故笠翁先生合其奇而传之。”[6]313孙治的序言称“柳生之离奇变化……合张生煮海事附焉。”[6]207孙治序言称此剧社会功用为“轨于正”“不背驰于正义”，垒庵居士总评称该剧可以“砥淫柔暴”，二者都是从戏曲教化的角度出发说明传奇的社会功用。垒庵居士总评说《蜃中楼》的创作目的为“颉颃于班马”。孙治序言中又明确提出此剧“不止为交甫赠佩，作一段奇缘观矣！”[6]207孙治提示读者此剧的创作宗旨在于以曲为心史，反映国家“日用财匮”“黄河之变”的现状，而不能将此剧单纯当作男女婚恋故事观看。从传奇主题、创作主旨、戏曲功用来看，孙治《蜃中楼》的序言与垒庵居士总评的内容大体一致。综合以上考述，大致推定《蜃中楼》评点者“垒庵居士”为浙江仁和孙治。 四、《凰求凤》传奇评点者“西泠梅客”
《凰求凤》序言署楚弟杜濬于皇氏题，结尾有张绣虎的总评。张绣虎名贲孙（约1662年前后在世），字祖明，号绣虎、绣武，浙江钱塘人。张贲孙字号大概出自宋代曾懆《类说》引《玉箱杂记》曹植号“绣虎”的典故，张贲孙以此字号比喻自己善于为文。张贲孙兄长为“西泠十子”之一的张纲孙，二人并称“西泠二子”。评点者号称“西泠梅客”的“西泠”与此有关，《凰求凤》总评：“在树为花，今日之花，或即是旧年之花，却不竟是旧年之花。”[6]521这显示了张绣虎对花、书等草本植物的熟悉，在第二十四出“假病”，小生将“心头草”作为药引。评点者眉批道：“心头草即萱草之别名，从来萱草都出在心头窝。《毛诗》：‘焉得萱草，言树之背。’谓由内之外也。世人不恭，谬称萱草忘忧，无怪乎其不验。”[6]494这显示张贲孙对植物乃至药物的熟稔。张贲孙是杭州钱塘县人，钱塘县作为“三吴都会”，西湖地区的古迹胜景良多，“西溪探梅”是清代的“钱塘十八景”之一，因此杭州钱塘人张贲孙化名为“梅客”符合常理，由此可推测署名“西泠梅客”的评点者是张贲孙。
周亮工《尺牍新抄》收录张绣虎《与周减斋论诗》之二：“俗优歌曲，檀板频敲，宫商绝响，岂其然乎？倘外具体貌，内含情质，秉经酌雅，世有作者，吾其庶几遇之。”[17]张贲孙高度评价了李渔传奇内质外文、翻新出奇，在《凰求凤》中认可秉承着“美男子又具才情”（《总评》）的情节设置。《凰求凤·入场》西泠梅客评点主考官为“好廉官”，在小生进入科场考试时，评点者眉批道：“四语勘作取士箴。”[6]460张绣虎为明末贡生，他著有《辨文体》《广人才》等科场应试文章，因此他在评点中多援引科场术语批评传奇，如《凰求凤·姻诧》眉批：“以韵语取士，那得不入彀中。”[6]468《凰求凤·避色》一出，评点者批评小生让园丁闭门谢客时说：“风流人讲道学自与俗儒不同，愈板愈腐，愈觉其妙。”[6]427这与张贲孙熟稔于程朱理学的知识背景相符合，而且李渔往往以风流道人自喻，评点者的批语在这里十分贴切。再如《凰求凤·情饵》写到许仙俦与吕哉生情投意合，欲从良委身于吕哉生，西泠梅客眉批：“硬做主张，不容推托，是女子钟情之极致，才见仙俦之痴，才见哉生之美，‘凰求凤’三字，才有根脚。”[6]432—433这和张贲孙在总评中所提到《凰求凤》“三女奔焉”的女性追男性的剧作主旨相符，而与杜濬在序言中称《凰求凤》为“止淫”“止妒”“止诈”的剧作主旨不合，可见总评与眉批在内容上有前后一致之处，二者应为同一人所批评，由此推测西泠梅客为浙江钱塘张贲孙。
五、《奈何天》传奇评点者“紫珍道人”
《奈何天》评点者为紫珍道人。李渔好友徐士俊（约1636年前后在世）原名翙，字三有，号野君，浙江仁和人。《国朝杭郡诗辑》称其工杂剧，《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称：“今杂剧作品，仅见二种传于世。”[18]二者为《小青娘情死春波影》与《奇女子风里络冰丝》。“紫珍”一名出自刘鋉《隋唐嘉话》记载张龙驹被镜精托梦自称为紫珍之事。前辈研究者发现徐士俊《尺牍新语》收有其交往尺牍，李渔《四六初征》又收有徐文。[19]据此认为署名紫珍道人的评点者是徐士俊。实际上，李渔与徐士俊不仅有尺牍往来，还评点过对方的传奇作品，李渔评鉴了徐士俊的传奇《香草吟》。徐士俊自己的别集称呼为《紫珍集》（已佚），徐士俊曾研究过道教文学，通晓道教养生引导秘诀，曾著《太上感应篇注》，因此徐士俊评点名为“紫珍道人”也属应有之义。最为直接的证据是朝鲜阙名编纂的《皇明遗民传》卷六直接记载徐士俊别号为“紫珍道人”：“徐士俊，字野君，号紫珍道人，浙江仁和人。少奇敏，于书无所不读，为文跌宕自喜，好为乐府诗歌，人有长可录，必奖成，以故所至逢迎恐后，争礼为上宾。”[20]《徐野君先生传》载徐士俊：“鼓吹士林而四方翕然宗之，风雅一道，若霞飞云蒸。”[21]徐士俊家境宽裕并且善于奖掖文人使他成为李渔交游的对象，因而李渔《奈何天》传奇完成后向其索评也属于常理之中。《奈何天》总评韩解元“屈作人奴”的经历使评点者“胸前瑞雪忽纷飞，眼底桃花终堕落。”[22]103韩解元的经历也与徐士俊在明亡后不仕新朝的经历相合，进而使他感动潸然。因此，“紫珍道人”为浙江仁和徐士俊。
六、《巧团圆》传奇评点者“莫愁钓客”“睡乡祭酒”“新亭牧子”“华岳居民”
《笠翁传奇十种》金陵翼圣堂原刊本《巧团圆》传奇上卷评点者署名“莫愁钓客”，下卷署名“睡乡祭酒”批评，后翻刻本世德堂刊本上下卷有的与翼圣堂本相同，有的署名分上下卷，上卷评点者署名为“莫愁钓客、睡乡祭酒合评”，下卷评点者署名为“新亭牧子、华岳居民合评”。《巧团圆》传奇由二人评点，“新亭牧子”“华岳居民”可能只是二人的别号。《巧团圆》传奇改编自李渔小说《十二楼》之《生我楼》。对比小说与传奇的评语，可以发现二者评语内容大部分相似，李渔以“稗官为传奇蓝本”的观念增删小说为传奇，其小说的评点随之保留了下来。杜濬（1611—1687），字于皇，号茶村，湖北黄冈人，为李渔的挚友，他评点了李渔小说《十二楼》，从《巧团圆》评语中可推测出署名“华岳居民”的评点者可能为杜濬的另一别号，如《巧团圆·闻诏》姚克承遇到闯王之乱，本想束手旁观，未曾料到“他乡的祸患”，随着兵戈“速似家中”，评点者眉批：“此折笔墨淋漓，尽慷慨悲歌之极，致是一篇大文字，勿作院本睹。”[22]373《巧团圆·试艰》眉批：“笠翁之曲，工部之诗，俱得力于兵火丧乱，可见文人遭遇。”[22]329—330从这些眉批中可窥见杜濬“诗学杜甫”的诗学观与明遗民的心绪，《巧团圆》传奇署名“睡乡祭酒”“华岳居民”的评点者为杜濬。
另一位评点者“莫愁钓客”似是李渔的好友王概。王概（1654—1710），字安节，号“鹿柴氏”，又号“新亭客樵”。其父王左车与李渔相交游并为《闲情偶寄》作评。王概与李渔及李婿沈心友合编《芥子园画传》，“莫愁钓客”可能为王概的原因在于王概不仅长期侨居于金陵莫愁湖附近，而且與李渔相交游甚久，《芥子园画传·山水谱》中还收录了署有“莫愁钓客”[23]的印鉴，在《巧团圆·解纷》中，评点者“莫愁钓客”在儒生被贬为商人的唱词处眉批道：“青衫湿矣！无思不曲，又无曲不在人思虑之中。”[22]345评点者的经历可能与曲中人相似，这和王概不入仕途的履历相符。署名“新亭牧子”评点者亦似为王概，王概有别号“新亭客樵”与之类似。“新亭”为金陵形胜之地，三国吴国所建，晋代王导等人曾登亭送客，故址位于金陵城南门附近，与北面的“白门”同为金陵的门户，可见评点者所处地域为南京。在《巧团圆》传奇评语中，“新亭牧子”常用“摹画”“层峰”“波澜”等绘画技法评点传奇，这与王概在莫愁湖边善画山水的画家的身份相符合。因此，《巧团圆》传奇中署名“新亭牧子”的评点者似为浙江嘉兴王概。 七、小 结
考察《笠翁传奇十种》的评点者，可发现他们多为李渔生活交往密切的友人，所处地域南京、杭州等地多和李渔寓居地域相合，其中不少序、评都属一人所作，评点者可能视词曲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文体，多化名评点李渔的传奇。评点者的眉批对传奇的曲白、关目、排场、科介、曲论等方面都有所涉及，总评宏观概述全剧的内容及宗旨，为读者揭示传奇的关键处。评点者的评语多从自身与作者相关的经历出发，评语采取批评与鉴赏结合、解读与评介结合的方式，使得清初的戏曲评点更加细致并富有生活趣味，并在明代戏曲评点“溯源”的评点方式上有所推进（4），这些评语彰显了清代戏曲评点观念与评点文学的繁盛，对探究清初曲家的思想、心态以及文学交游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李渔《笠翁传奇十种》的成书有单刻本发行到汇总结集的过程。最初填词成书后单行本发行，顺治十八年，李渔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蜃中楼》五种结集并命名为《李氏五种》。李渔晚年将《奈何天》《比目鱼》《慎鸾交》《凰求凤》《巧团圆》与前五种合刻为《笠翁传奇十种》，这个本子最初由金陵翼圣堂印行，《笠翁十种曲》的名称则源于金陵翼圣堂刻本的翻刻与重刊，如金相堂刊本、大文堂刊本、聚秀堂刊本等，本文统一使用翼圣堂原刊本《笠翁传奇十种》的名称。
（2）黄天骥认为李渔有着“疑君”“疑古”“崇尚物性”“反抗礼教”等进步思想，他晚年思想较为封建，但其思想的进步倾向是主要的，李渔思想的矛盾性是时代矛盾的反映。見黄天骥《论李渔的思想和剧作》，《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骆兵从书籍刊印销售、戏曲目录著录、家庭戏班脚本、朋友间相互交流、民间广为流布、宫廷戏曲的演出六个角度阐述了李渔戏曲在国内传播现状，并对李渔戏曲的改编情况做了简要的论述。见骆兵《李渔戏曲在国内的传播》，《中华戏曲》2004年第2期。魏琳、袁楚林从喜剧研究、社会历史研究、性别研究、舞台研究等方面对英语世界中的《笠翁十种曲》研究做了评述。见魏琳、袁楚林《从陌生到会通：<笠翁十种曲>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戏曲艺术》2019年第4期。胡元翎对李渔《蜃中楼》改编“柳毅”故事的变化因素做了考察，李渔改编“柳毅”故事体现出他传奇创作“求俗求实”“求新求奇”的创作心态。见胡元翎《李渔<蜃中楼>对“柳毅”故事的重写》，《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
（3）李渔与部分评点者的交游考证，参看俞为民《李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单锦珩《李渔交游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215页。关于“莫愁钓客”的考证，参看沈新林《“莫愁钓客”考》，《文献》1988年第3期;黄强《李渔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何莘茹《<笠翁传奇十种>评点研究》扬州大学2018届硕士学位论文，第24-28页。
（4）清代戏曲评点接续明代戏曲评点而有所发展，明代戏曲评点“无一字一句不追溯其源”的评点方式导致割裂文义，甚至多出现“好”“妙”等简单的评语。《笠翁传奇十种》的评语更多从评点者自身经历出发，感同身受地体会剧中人物经历，“无话找话说”的批评方式大为减少。参见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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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