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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史》是由蔡巴？贡噶多吉于14世纪书写而成。此书所引材料之丰富、以及独特的史观，成为藏学文献中较为独特的一面旗帜，而且还影响了后来藏族史学家文献的编纂。但是书中不乏一些相互矛盾的史料，例如有关松赞干布的若干问题。作者具有一定的能力与条件对部分史料进行考证，但为何不曾进行，并且在书中也没有表现出对于某种说法的支持。本文就此出发点对红史进行讨论。
关键词 红史 史料考证 不能与不为
一、《红史》中相互矛盾的史料
《红史》内容矛盾出现以下两种情形：其一，关于部分史实的书写采用了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二，内容前后相互矛盾。而蔡巴？贡噶多吉并未对此进行考证或者表达其观点看法。
在论述薄伽梵（释迦牟尼）的相关时间上写到：“按照阿底峡尊者的算法，薄伽梵是阳木鼠年（甲子）投胎，阴木牛年（乙丑）诞生，阴土猪年（已亥）成佛，木阳猴年（甲申）灭寂。若按法王萨迦巴的算法，薄伽梵是阴火兔年（丁卯）投胎，阳土龙年（戊辰）出生，水阳虎年（壬寅）成佛，阴火猪年（丁亥）灭寂。”随后蔡巴？贡噶多吉分析如果按照某些史料中说的释迦牟尼教法住世五千年来算，那么法王萨迦巴的算法的算法是正确的。但是还指出“汉地文书中说，周朝第四个王登位后的二十年，木阳虎年的四月八日释迦牟尼在印度出生。”可见作者在有前提的情况下虽然进行考证，但是仍未对此具体说明其观点。
有关吐蕃最早的王的来源也有以下说法“喜饶郭恰大师所著的《殊胜天神礼赞》的注释和拉萨大昭寺发现的《柱间史》中说，释迦种族的释迦钦波、释迦黎扎比，黎迦日扎巴三支传到最后有名叫杰桑的国王，他的小儿子领着军队穿女人服装逃往雪山之中，后来世代为西藏的国王。《霞鲁教法史》中说，印度国王白沙拉恰切的儿子为聂赤赞普。本波教徒们则认为天神之王是由十三层天的上面沿着天神的绳梯下降的，从雅隆的若波神山顶上沿天梯下降到赞塘郭细地方，看见的人说：从天上降下一位赞普，应请他当我们众人之主。于是在脖颈上设置座位将其抬回，奉为国王，称为聂赤赞普，这是吐蕃最早的国王”。可见作者还对史料进行了整理分类，得出三种不同说法的来源也必将伴随着考证，此处作者仍未表达其观点。
另一种则是汉藏史料记述不同，“在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开创了佛教…圣观音菩萨化身的松赞干布在阴土鼠年八十二岁时与两位王后一起没入大悲菩萨像的胸中”，与“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唐高宗即位。唐高宗即位后两次给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封官职，第一次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第二次为賨王，第二次加封时，松赞干布去世。…文成公主在吐蕃住了四十年，于阳铁龙年去世”。有关松赞干布的去世时间以及文成公主去世的时间汉藏史料相差甚远，这种矛盾几种在汉藏史料之间。例如“吐蕃国王松赞干布阳铁虎年去世，其子贡松贡赞先前已死”与“松赞干布与孟氏妃赤尊的儿子贡松贡赞执政五年，十八岁时先于其父去世”关于贡松贡赞是否执政也有不同。以及“阴木猴年女皇的儿子唐中宗即位，吐蕃向唐朝皇帝求娶公主，皇帝将自己的弟弟雍王的女儿金城公主（153）嫁给吐蕃，…并派左卫大将军领兵护送”。汉文史籍中的唐中宗与藏文史料“赤德祖赞之子江擦拉本，聘定唐朝皇帝唐睿宗的女儿金城公主…”也有明显的年号不同的出现。这种情况较为集中，作者没有进行考证，也没有向前文放在一起指出矛盾。
二、问题出现的原因
对此问题的出现我们从作者不能与不为两个角度进行讨论。第一，作者是否具备考证的能力。在有关蔡巴？贡噶多吉的介绍中，可以得出他是一个学术巨擘， 本书中一些有出入的地方，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是完全可以发现的，并且在一些细节上，也足可以体现作者的考证能力。除了上述所说释迦牟尼出生日期，以及西藏最早的王的来源之外，关于印度王统世系中，作者也引用了萨迦班智达的《杰尊巴传记》来说明印度纪年的混乱，造成汉地与印度所记述的不同；在关于蒙古后期混乱的政治描述中，作者写作更是简洁条理，其中又穿插着藏文史料介绍，来为妥懽帖睦尔回蒙古的时间来考证。作者的写作上也可见于对史料整理，其中不乏“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按认为”、“据说”等词语来进行描述，足以证明作者写作时的小心谨慎。第二，作者为何“不考证”。其一，作者写作的目的。王璞在《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中就本书的开头与结尾进行分析，得出了作者写史的原因是要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得到他人的赞扬，其次希望有志之人可以从书中吸取精华，扬人生之荣，同时也谦虚的指出本书有不足。《红史》不仅仅是简单的王统史与佛教史的结合，作者在书中极力表现出“通史”这一概念。从世界产生到现在，这包含了他所知的各个地区的“通史”，以及佛教产生到现在的“通史”，这两条线索使我们看到作者时与空的描述，他所展现出来的“境域观”也可见其知识素养，多种不同的史料运用也体现了这一点。其二，作者作为佛教僧人，根本目的是通过自己的知识来教化众人。例如关于史料选择运用上，与佛教相关的王统史详加叙述，其他一笔带过；内容上作者运用故事来表达史实，以及各教派人物的罗列等都可以表现对于佛教敬仰之意。故受佛教影响，对于时间问题并未给予高度重视。其三，作者对于这本书高度认可，希望其他有为之士可以从中吸取知识，所以大量保留了他所收集史料的原貌，并指出出处。例如书中一节结束之后会出现“以上这些记载由各种经典和各个贤哲所著的教法史中收集而来”。从中也可看出作者校勘学的发达以及对于史料的尊重，并试图不改变其原意来进行整理，使本书更为客观可信。如书中与汉文史料不同之处，也揭示了事实，如宋代幼主的去向。
三、结语
《红史》中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这或是版本的客观因素，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现出西藏文献编纂的发展，在收集整理史料的全面，考证校勘的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其表达思想。在作者所处的时期与文化背景下，有如此广阔的视野和编纂水平，是西藏文献中不可多得的。
参考文献：
[1]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2]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4]周润年.藏族古籍<红史>评介[M].西藏研究，1987（3）.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关键词 红史 史料考证 不能与不为
一、《红史》中相互矛盾的史料
《红史》内容矛盾出现以下两种情形：其一，关于部分史实的书写采用了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二，内容前后相互矛盾。而蔡巴？贡噶多吉并未对此进行考证或者表达其观点看法。
在论述薄伽梵（释迦牟尼）的相关时间上写到：“按照阿底峡尊者的算法，薄伽梵是阳木鼠年（甲子）投胎，阴木牛年（乙丑）诞生，阴土猪年（已亥）成佛，木阳猴年（甲申）灭寂。若按法王萨迦巴的算法，薄伽梵是阴火兔年（丁卯）投胎，阳土龙年（戊辰）出生，水阳虎年（壬寅）成佛，阴火猪年（丁亥）灭寂。”随后蔡巴？贡噶多吉分析如果按照某些史料中说的释迦牟尼教法住世五千年来算，那么法王萨迦巴的算法的算法是正确的。但是还指出“汉地文书中说，周朝第四个王登位后的二十年，木阳虎年的四月八日释迦牟尼在印度出生。”可见作者在有前提的情况下虽然进行考证，但是仍未对此具体说明其观点。
有关吐蕃最早的王的来源也有以下说法“喜饶郭恰大师所著的《殊胜天神礼赞》的注释和拉萨大昭寺发现的《柱间史》中说，释迦种族的释迦钦波、释迦黎扎比，黎迦日扎巴三支传到最后有名叫杰桑的国王，他的小儿子领着军队穿女人服装逃往雪山之中，后来世代为西藏的国王。《霞鲁教法史》中说，印度国王白沙拉恰切的儿子为聂赤赞普。本波教徒们则认为天神之王是由十三层天的上面沿着天神的绳梯下降的，从雅隆的若波神山顶上沿天梯下降到赞塘郭细地方，看见的人说：从天上降下一位赞普，应请他当我们众人之主。于是在脖颈上设置座位将其抬回，奉为国王，称为聂赤赞普，这是吐蕃最早的国王”。可见作者还对史料进行了整理分类，得出三种不同说法的来源也必将伴随着考证，此处作者仍未表达其观点。
另一种则是汉藏史料记述不同，“在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开创了佛教…圣观音菩萨化身的松赞干布在阴土鼠年八十二岁时与两位王后一起没入大悲菩萨像的胸中”，与“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唐高宗即位。唐高宗即位后两次给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封官职，第一次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第二次为賨王，第二次加封时，松赞干布去世。…文成公主在吐蕃住了四十年，于阳铁龙年去世”。有关松赞干布的去世时间以及文成公主去世的时间汉藏史料相差甚远，这种矛盾几种在汉藏史料之间。例如“吐蕃国王松赞干布阳铁虎年去世，其子贡松贡赞先前已死”与“松赞干布与孟氏妃赤尊的儿子贡松贡赞执政五年，十八岁时先于其父去世”关于贡松贡赞是否执政也有不同。以及“阴木猴年女皇的儿子唐中宗即位，吐蕃向唐朝皇帝求娶公主，皇帝将自己的弟弟雍王的女儿金城公主（153）嫁给吐蕃，…并派左卫大将军领兵护送”。汉文史籍中的唐中宗与藏文史料“赤德祖赞之子江擦拉本，聘定唐朝皇帝唐睿宗的女儿金城公主…”也有明显的年号不同的出现。这种情况较为集中，作者没有进行考证，也没有向前文放在一起指出矛盾。
二、问题出现的原因
对此问题的出现我们从作者不能与不为两个角度进行讨论。第一，作者是否具备考证的能力。在有关蔡巴？贡噶多吉的介绍中，可以得出他是一个学术巨擘， 本书中一些有出入的地方，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是完全可以发现的，并且在一些细节上，也足可以体现作者的考证能力。除了上述所说释迦牟尼出生日期，以及西藏最早的王的来源之外，关于印度王统世系中，作者也引用了萨迦班智达的《杰尊巴传记》来说明印度纪年的混乱，造成汉地与印度所记述的不同；在关于蒙古后期混乱的政治描述中，作者写作更是简洁条理，其中又穿插着藏文史料介绍，来为妥懽帖睦尔回蒙古的时间来考证。作者的写作上也可见于对史料整理，其中不乏“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按认为”、“据说”等词语来进行描述，足以证明作者写作时的小心谨慎。第二，作者为何“不考证”。其一，作者写作的目的。王璞在《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中就本书的开头与结尾进行分析，得出了作者写史的原因是要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得到他人的赞扬，其次希望有志之人可以从书中吸取精华，扬人生之荣，同时也谦虚的指出本书有不足。《红史》不仅仅是简单的王统史与佛教史的结合，作者在书中极力表现出“通史”这一概念。从世界产生到现在，这包含了他所知的各个地区的“通史”，以及佛教产生到现在的“通史”，这两条线索使我们看到作者时与空的描述，他所展现出来的“境域观”也可见其知识素养，多种不同的史料运用也体现了这一点。其二，作者作为佛教僧人，根本目的是通过自己的知识来教化众人。例如关于史料选择运用上，与佛教相关的王统史详加叙述，其他一笔带过；内容上作者运用故事来表达史实，以及各教派人物的罗列等都可以表现对于佛教敬仰之意。故受佛教影响，对于时间问题并未给予高度重视。其三，作者对于这本书高度认可，希望其他有为之士可以从中吸取知识，所以大量保留了他所收集史料的原貌，并指出出处。例如书中一节结束之后会出现“以上这些记载由各种经典和各个贤哲所著的教法史中收集而来”。从中也可看出作者校勘学的发达以及对于史料的尊重，并试图不改变其原意来进行整理，使本书更为客观可信。如书中与汉文史料不同之处，也揭示了事实，如宋代幼主的去向。
三、结语
《红史》中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这或是版本的客观因素，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现出西藏文献编纂的发展，在收集整理史料的全面，考证校勘的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其表达思想。在作者所处的时期与文化背景下，有如此广阔的视野和编纂水平，是西藏文献中不可多得的。
参考文献：
[1]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2]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4]周润年.藏族古籍<红史>评介[M].西藏研究，1987（3）.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