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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1933年生于河北，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北国草》《走向混沌》等。从维熙一生坚持“以真为魂，以史为镜”的创作风格，注重描写当代中国的历史曲折，呈现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悲情中蕴藏着多彩的人生，被誉为“共和国历史的活化石”。近日，这位享誉文坛的老作家因病去世，享年86岁。
● 热爱文学的偏科生
从维熙从小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在老家河北玉田上中学时，从维熙偏科十分严重，他热爱语文，不但对课本上的知识了如指掌，还对各类文学名著情有独钟，课余时间经常写写画画;而对于数学，则完全提不起兴趣来。从维熙清楚地记得，一次上数学课时偷看小说《青青河边草》，老师悄悄走过来给了他一拳。因为数学成绩差，从维熙还成了“留级生”。
后来，他的父母将从维熙转学到了通州，希望更好的读书环境能让从维熙变得“有出息”。但他们显然打错了算盘，离开了父母，从维熙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他一头扎进了文学的世界里。
1950年，从维熙考取了北京师范学校。当时，班里有两个男同学，一入学就关系不和睦，经常吵架，恰逢抗美援朝，学校里宣传征兵，两个人居然握手言和，一起奔赴朝鲜前线去了。这件事给了从维熙很大的启发，他将其写成了一部名为《战场去》的小说，投给了《光明日报》，很快，墨痕变成了铅字，在这份全国性的大报上，从维熙崭露头角。不仅如此，《光明日报》还给从维熙寄来了“稿费”——九斤小米。之后每每回忆至此，从维熙总会不无得意地说：“那时候还没有人民币的稿费呢！”
● 说真话的作家
从1955年到1957年，从维熙相继推出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南河春晓》三部小说集，声名鹊起。此后不久，从维熙因直言写下文章被划为“右派”，从此命运轨迹发生转折。他在大墙下被关押了二十年，在延庆挖过铁矿，在津北种过水稻，在山西砖窑烧过砖……从维熙在劳改中度过了人生最黄金的时光。
平反后他继续创作，却依旧不改正直的作风，将过去二十年历史秉笔直书，写下第一部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真实反映了监狱大墙内知识分子的悲情生活，折射出他們在艰苦环境和不公待遇下的真实心灵。
他凭借一股勇气在一个偏远的邮局将手稿郑重地寄往上海，寄给他信任的老前辈巴金。那是一个非常时期，他甚至都不能确定手稿能否顺利到达《收获》编辑部。所幸它安全抵达，并在众多投稿中被巴金一眼看中，作为《收获》最近一期的头条发表。当时写这样的作品，发表这样的作品，都需要勇气。因这部作品，从维熙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大墙文学”的开先河者。
从维熙说，他文学生涯最敬重的是八个字：以真为魂，以史为镜。他对苦难的书写都是真实的，没有放大，也没有刻意隐瞒。“我一无金银可挥，二无才情可以浪掷;我的生活体察和感情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字’。”
● 以善良，写善良
除了讲真话，从维熙作品的重要特质还有，在严酷的主题中，展示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他不仅在平常的接触中能看到善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在被迫害的时候，他记得的也都是善良。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亲切地称呼从维熙为“老从”。他谈到自己与老从在青海的故事：“我们曾一起去青海参加活动。当时，我五岁的儿子最喜欢往老从身上爬。我儿子是很内向的。一个孩子对一个成人的选择，是最精确的。用孩子的眼光、心，去选择的人，一定是值得尊敬的。”在毕飞宇看来，善良是他的性格特征，也是他作品的美学特征。从维熙有发自骨子里的善，无论处境怎样，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人性的善。
他曾经历多年最艰难困苦的生活，曾体会最深刻的绝望和人性的扭曲，但内心始终保有着温暖的阳光。“何须惆怅惜春迟，二度梅开花满枝，昔日霜尘化诗雨，朝花何妨到夕拾。”——这28个字或许是他善良和乐观精神最好的诠释。
● 反思与升华
从50年代步入文坛，从维熙一直笔耕不辍，1984年以后将创作重心转向长篇小说，先后发表了《北国草》《裸雪》《走向混沌》等经典力作，83岁时，还出版了散文集《历史，从未这样》。该书是对他一生创作的历史性的总结，有的篇章写史，不可避免地涉及那个被流放的年代;有的篇章怀人，包括前辈名人、著名作家，也包括一起经历苦难的普通人;有的篇章写景，写域外名胜的壮美;还有的篇章写哲思，对战争和人性进行思考。这些文字，一如既往，真诚、深挚，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没有改变，只是对人的认知比过去更深入、更开阔了。
文学评论家白烨说，“他在老一辈作家中，是很有思想深度、反思力度的作家。”很多写作者会把过去经历变成历程回忆，但很少有人进行真正的反思，并且很多反思文学缺乏理想主义色彩，而从维熙恰恰强调的是理想主义，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学财富。
如今，从维熙先生走完了他的生命之路，但他的文字将在中国长久地被阅读被流传，他的故事，已成为一个时代不会被湮灭的心声。他从苦难中采摘来的那朵红玉兰，将永远绽放着，向世人展现灵魂的高贵，展现生命的顽强和美丽。
（一航整理）
从维熙访谈录
问：从年少成名，到经历7000多天的劳改生活，再到新时期重返文坛，苦难对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从维熙：苦难是大学，磨砺出真知，它给我的文学营养无可估量。当然，我不希望年轻人都去受苦，尽管它对我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苦难的生活，对有些人是财富，对大多数人是灾难，是生命的损耗。
问：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对您影响最大的国内外作家有哪些？
从维熙：中国的首推孙犁，外国的我喜欢屠格涅夫和梅里美。在50年代刚开始学习写作时，我喜欢这些略带感伤的唯美主义浪漫派作家的作品，而且深受其影响。在劳改农场我喜欢读雨果的作品，像《九三年》《悲惨世界》，他作品中的严酷与宏大给了我力量。
问：从文学与作家的关系出发，您如何看待当前的文学现状？
从维熙：文学是有情物，亦是无情物。它钟情于心地真诚的作家，而疏离心猿意马的作家。我们当前面对的是一个喧嚣的商业时代和动感无穷的电子时代，文学在这样的潮汐吞吐中，如果想保存独立的生存品格，是非常艰难的。唯其艰难，才激励文学弄潮儿浪里行舟之乐。
● 热爱文学的偏科生
从维熙从小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在老家河北玉田上中学时，从维熙偏科十分严重，他热爱语文，不但对课本上的知识了如指掌，还对各类文学名著情有独钟，课余时间经常写写画画;而对于数学，则完全提不起兴趣来。从维熙清楚地记得，一次上数学课时偷看小说《青青河边草》，老师悄悄走过来给了他一拳。因为数学成绩差，从维熙还成了“留级生”。
后来，他的父母将从维熙转学到了通州，希望更好的读书环境能让从维熙变得“有出息”。但他们显然打错了算盘，离开了父母，从维熙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他一头扎进了文学的世界里。
1950年，从维熙考取了北京师范学校。当时，班里有两个男同学，一入学就关系不和睦，经常吵架，恰逢抗美援朝，学校里宣传征兵，两个人居然握手言和，一起奔赴朝鲜前线去了。这件事给了从维熙很大的启发，他将其写成了一部名为《战场去》的小说，投给了《光明日报》，很快，墨痕变成了铅字，在这份全国性的大报上，从维熙崭露头角。不仅如此，《光明日报》还给从维熙寄来了“稿费”——九斤小米。之后每每回忆至此，从维熙总会不无得意地说：“那时候还没有人民币的稿费呢！”
● 说真话的作家
从1955年到1957年，从维熙相继推出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南河春晓》三部小说集，声名鹊起。此后不久，从维熙因直言写下文章被划为“右派”，从此命运轨迹发生转折。他在大墙下被关押了二十年，在延庆挖过铁矿，在津北种过水稻，在山西砖窑烧过砖……从维熙在劳改中度过了人生最黄金的时光。
平反后他继续创作，却依旧不改正直的作风，将过去二十年历史秉笔直书，写下第一部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真实反映了监狱大墙内知识分子的悲情生活，折射出他們在艰苦环境和不公待遇下的真实心灵。
他凭借一股勇气在一个偏远的邮局将手稿郑重地寄往上海，寄给他信任的老前辈巴金。那是一个非常时期，他甚至都不能确定手稿能否顺利到达《收获》编辑部。所幸它安全抵达，并在众多投稿中被巴金一眼看中，作为《收获》最近一期的头条发表。当时写这样的作品，发表这样的作品，都需要勇气。因这部作品，从维熙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大墙文学”的开先河者。
从维熙说，他文学生涯最敬重的是八个字：以真为魂，以史为镜。他对苦难的书写都是真实的，没有放大，也没有刻意隐瞒。“我一无金银可挥，二无才情可以浪掷;我的生活体察和感情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字’。”
● 以善良，写善良
除了讲真话，从维熙作品的重要特质还有，在严酷的主题中，展示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他不仅在平常的接触中能看到善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在被迫害的时候，他记得的也都是善良。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亲切地称呼从维熙为“老从”。他谈到自己与老从在青海的故事：“我们曾一起去青海参加活动。当时，我五岁的儿子最喜欢往老从身上爬。我儿子是很内向的。一个孩子对一个成人的选择，是最精确的。用孩子的眼光、心，去选择的人，一定是值得尊敬的。”在毕飞宇看来，善良是他的性格特征，也是他作品的美学特征。从维熙有发自骨子里的善，无论处境怎样，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人性的善。
他曾经历多年最艰难困苦的生活，曾体会最深刻的绝望和人性的扭曲，但内心始终保有着温暖的阳光。“何须惆怅惜春迟，二度梅开花满枝，昔日霜尘化诗雨，朝花何妨到夕拾。”——这28个字或许是他善良和乐观精神最好的诠释。
● 反思与升华
从50年代步入文坛，从维熙一直笔耕不辍，1984年以后将创作重心转向长篇小说，先后发表了《北国草》《裸雪》《走向混沌》等经典力作，83岁时，还出版了散文集《历史，从未这样》。该书是对他一生创作的历史性的总结，有的篇章写史，不可避免地涉及那个被流放的年代;有的篇章怀人，包括前辈名人、著名作家，也包括一起经历苦难的普通人;有的篇章写景，写域外名胜的壮美;还有的篇章写哲思，对战争和人性进行思考。这些文字，一如既往，真诚、深挚，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没有改变，只是对人的认知比过去更深入、更开阔了。
文学评论家白烨说，“他在老一辈作家中，是很有思想深度、反思力度的作家。”很多写作者会把过去经历变成历程回忆，但很少有人进行真正的反思，并且很多反思文学缺乏理想主义色彩，而从维熙恰恰强调的是理想主义，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学财富。
如今，从维熙先生走完了他的生命之路，但他的文字将在中国长久地被阅读被流传，他的故事，已成为一个时代不会被湮灭的心声。他从苦难中采摘来的那朵红玉兰，将永远绽放着，向世人展现灵魂的高贵，展现生命的顽强和美丽。
（一航整理）
从维熙访谈录
问：从年少成名，到经历7000多天的劳改生活，再到新时期重返文坛，苦难对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从维熙：苦难是大学，磨砺出真知，它给我的文学营养无可估量。当然，我不希望年轻人都去受苦，尽管它对我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苦难的生活，对有些人是财富，对大多数人是灾难，是生命的损耗。
问：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对您影响最大的国内外作家有哪些？
从维熙：中国的首推孙犁，外国的我喜欢屠格涅夫和梅里美。在50年代刚开始学习写作时，我喜欢这些略带感伤的唯美主义浪漫派作家的作品，而且深受其影响。在劳改农场我喜欢读雨果的作品，像《九三年》《悲惨世界》，他作品中的严酷与宏大给了我力量。
问：从文学与作家的关系出发，您如何看待当前的文学现状？
从维熙：文学是有情物，亦是无情物。它钟情于心地真诚的作家，而疏离心猿意马的作家。我们当前面对的是一个喧嚣的商业时代和动感无穷的电子时代，文学在这样的潮汐吞吐中，如果想保存独立的生存品格，是非常艰难的。唯其艰难，才激励文学弄潮儿浪里行舟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