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工作是一项特殊的事业。曾经，保守国家秘密就是保生命、保胜利。如今，保密工作更是保安全、保发展。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使命，却有着同一个初心。杭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市国家保密局副局长顾江对此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位保密工作者，曾在浙江省国家保密局任职。与各行各业一样，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两代保密人见证了70年的沧桑，亲历了保密工作走过的不寻常之路。
　　从机要密码到民族“秘方”
　　我的父亲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朝鲜战场上的情景。1953年3月，作为陆军第21军63师188团前指译电员，他随军入朝。
　　那是一段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的日子。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白天派飞机侦查，一旦发现目标，就对志愿军和运输车队进行狂轰滥炸。为了躲避袭击，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白天在高山密林中零下40摄氏度的猫耳洞内工作，把部队的情况上报志愿军司令部和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的作战部署再通过志愿军司令部传达到部队。一直到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回中国，他们在朝鲜圆满地完成了上令下达、下情上传的密码通信任务。
　　由于父亲在部队干的是机要，学的是密码技术，1982年2月，他转业时直接被组织安排到了浙江省委保密委办公室工作。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交流日益频繁，保密工作形势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象、内容和环境都变了，由以往的闭关锁国状态，逐渐向对外开放转变。
　　那时候，邓小平同志对保密工作的指示精神是，既要注意保密，又要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使涉外保密工作从“保卫”和“促进”两个方面为“四化”建设服务。这在当时对保密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的父亲就遇到了这么一件事情，和黄酒有关。
　　父亲刚刚上任不久，省委办公厅主要领导就找他谈话，强调工作要深入实际，要通过调查研究来推动保密工作。此后，省保密局赴紹兴调研期间，发现当地很多企业将制作黄酒的工艺技术，随意对外交流。他立马将具体情况写成《内部参考》，送省委领导参阅。这份材料很快得到省委领导的批示：“绍兴黄酒企业要制定规章，确保制作黄酒的工艺技术秘密不外泄。”
　　类似的情形，我也碰到过。2004年，杭州市饮食服务公司向杭州市国家保密局询问，日本一家电视台美食频道要来杭州酒家拍摄东坡肉制作过程，能不能让他们拍？我们当时给出的答复是，要拍可以，但只能拍鲜肉和烧好的东坡肉，烧制过程不能拍。日方一听这种情况，就不来拍了。
　　黄酒配方和东坡肉的制作工艺，都是中华美食的“秘方”，是国粹，是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做好民族文化的传承，就是要保护好这类民族文化精髓不外流、不外泄。
　　针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我带领的杭州保密团队专门策划拍摄了一系列微电影，其中一个故事讲的就是保护“秘方”。
　　故事的主人翁海兴拥有一家元书纸作坊，生产的纸张深受书法家钟爱。元书纸是竹纸的一种，古时候被称为赤亭纸，在北宋真宗时期被选作“御用”纸。因为纸张落水不易溶、着墨不渗、久藏不蛀、不变色，能够传承百年，甚至上千年。海兴女朋友思思的“叔叔”对元书纸的秘方很感兴趣，愿意出100万元向海兴购买。没想到所谓的“叔叔”实际上是思思的父亲，他想要将秘方转卖给外商。幸好，海兴守住了底线，既保住了商业秘密，也保住了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试想一下，假设元书纸秘方被外商获取，那将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
　　从父子“不知情”到全民“识保密”
　　我和我的父亲都是机要人员，后因工作需要调入国家保密部门工作，因保密工作的特殊性，两代人甚至一度都不清楚“对方是干什么的”。父亲在部队的工作从来不和我讲，我的职业也是工作以后父亲才知道的。
　　1985年，也就是父亲转业后的第三年。那年4月，我即将面临高中毕业。高考还没考，因为政治可靠、文化成绩好，我被老师推荐参加市委办公厅的招录考试。当时，全市各个高中共推荐了近200名学生，最终录取了前14名，分别去浙江省委机要局或杭州市委办机要科工作。我，是其中之一。
　　那场考试，我是自己悄悄去的，我的父亲并不知情。考试内容主要考的是记忆力。我拿到两张纸。一张纸，上面都是毫无关系的阿拉伯数字，看5分钟，然后写下来。另一张纸，上面贴满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字，密密麻麻，前后的文字也没有任何联系，也是5分钟，然后写下来。这是一场毫无准备的考试，幸运的是我接到了入围通知。
　　5月就要去报到上班了，这时候我才和我母亲讲。母亲听了挺不高兴，说高中毕业应该先考大学，上完大学再工作。父亲当时在外地开会，他还不知道。回来后非常惊讶，他说，啊，你已经工作了？然后就说，你自己选的路你自己去走吧！
　　入职后，我们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业务训练，学习密码，三个月后密码本就都印刻在我脑子里了。密码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一种用来混淆的技术，使用者希望将可识别的信息转变为无法识别的信息，但这种无法识别的信息部分是可以再加工并恢复和破解的。比如1234是“我”，这是明码，我们给它加密，加上5678，译电的时候，去掉5678，就是要传递的信息了。就这样，我的保密生涯算是由机要岗位工作正式开启了。
　　2008年，我和同事在杭州市旧货市场有了一次“重大发现”。我们发现了一卷108张覆盖杭州和绍兴地区的测绘图纸。因为涉及地理坐标，对国家安全是一个重大威胁。摆摊的人说，有个外国人已经预定了这批图纸，1000元一张，而且对方不要普通的旅游地图，专门要买有标尺的这种。当时，我们把摆摊的人带到公安局做笔录，追问图纸是哪里来的？那人都吓傻了，他完全不知道会产生如此可怕的后果。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我们民众的保密意识淡化，保密知识缺乏，群众性保密宣传的工作亟待加强。
　　于是，我们在宣传工作上猛下功夫。2011年，我们在杭州举办了全国窃密泄密案例警示教育展。当时，全市有636位市管干部以及5454位涉密人员观看了展览。2012年，我们面向杭州市领导干部发放了3000余册宣传册。2014年和2018年，我们先后邀请国家保密局原局长孟祥锋、国家保密局副局长周晖国来杭州作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专题讲座。 　　面向社会大众，我们的宣传手段更接地气。在公共自行车站点显示屏投放保密宣传海报，通过华数传媒电视点播平台，把保密进社区的专题讲座放进“市民大讲堂”。
　　2016年启动拍摄的系列微电影更是保密宣传手段的“创举”。这一系列微电影，除了刚刚提到的“富阳元书纸”，还有14部。还记得开机仪式是在5月，拍摄在酷暑中完成，我们把钱塘江、湘湖、新安江、千岛湖踏了个遍。
　　2017年，去中央党校培训的时候，我向当时国家保密局分管宣传的副局长杜永胜汇报工作，并把这一系列微电影展示给他看。他很惊喜，对杭州的保密宣传工作非常肯定。而当我把这些拿给父亲看时，他的反应就更惊讶了。作为保密战线的老兵，他完全想象不到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有这么多创新。
　　从“手无寸铁”到“金盾护身”
　　我的父亲刚刚转业那会儿，工作条件也十分艰苦，连支像样的笔都没有，用的是毛竹笔，中间插一支圆珠笔芯写字。到我进入保密工作岗位的时候，人员得以增多，设备条件得以大大改善。
　　1994年，父亲从岗位上退下来，由于受工作條件等方面的限制，他心中的保密蓝图其实还远远没有画完。他对我讲，希望我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好地在保密战线为国家服务。
　　这些年我和同事们一起不断摸索，在保密组织体系、制度、宣传、管理、技术等方面“折腾”，力求实现保密工作的全方位、全覆盖。就说保密组织体系吧！我的设想是“三驾马车两扇翅膀”。三驾马车分别是：测评中心、检查中心、服务中心;两扇翅膀分别是：保密协会和保密科技产业联盟。
　　为什么要建立保密科技产业联盟？我认为保密不只是做减法的管理，保密也需要创新。杭州是数字经济建设的强者，我们保密工作也不能甘于其后，更需要利用科技的力量为保密人增添动力，为基层保密增添活力，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回头看2003年，那时候计算机已经非常普遍，而我是揣着裤兜去检查的。到了基层，我发现自己什么工具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发现泄密情况呢？仅仅利用WINDOWS和OFFICE里面的一些搜索工具和DOS里面的命令，既不专业，也不规范。
　　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了面向全市的保密工作调研，逐步树立起了“科技强密”的理念，要把自己武装起来。2010年，我们第一次自行研发了一款保密产品，叫非涉密计算机防泄密辅助软件。2014年开始，我们又先后投入550万元经费，研发了数据库保密检查系统，这套系统填补了国内数据库保密检查的空白，目前已经销售到全国近20个省，2018年实现销售额近3000万元。
　　2015年到2018年，我们又研发了涉密人员动态管理系统、自查自评工作系统、涉密网络实时监管平台系统、会议活动场所信息管控系统。其中，会议活动场所信息管控系统，打破了原来通过发射干扰波屏蔽信息的方法，现在是通过白名单、黑名单的方式，将带入涉密现场的手机号码实时显示提醒。这套系统，已在近期的涉密活动中成功应用。
　　时代不断进步，我们也“步履不停”。今年，国家测评中心杭州实验室已经批准设立，实训平台也在加紧建立。这些研发基地的陆续落地，就是我们保密人“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具体实践。
　　我一直认为，保密局不是保密工作局，应该是保密行政管理局，就跟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个道理。秘密并不产生在局里，秘密产生在各行各业，而我们是指导保密管理工作的部门。
　　特别是现在，杭州正致力于展韵味、筑名城，致力于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我会接好父亲手中的接力棒，用创新的理念和革新的技术进一步推动保密工作，在保密的前提下共享共赢，助力杭州与世界“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