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我的长辈、领导，2006年7月25日是他逝世60周年，这自然勾起了我对他的无限怀念之情。抗战胜利后，我曾在他任总编辑的大孚出版公司工作，参与编辑《行知诗歌集》，了解其中的一些内情故事。诗歌集中提及陶行知1936年的巴黎万花楼活动曾引起陶行知研究者的注意。因该事涉及隐蔽斗争战线，故不为人所知。年初，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领导来看望我，嘱我撰写回忆录。我虽年逾八五又疾病缠身，但觉得在有生之年有责任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史料写出来，以飨读者。
　　《行知诗歌集》中“巴黎万花楼中法友人共庆双十节”诗，抄录如下：“自从盘古开天地，只有中国可算老前辈。说到法兰西呀，她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姐。但用自由神的眼光来看啊！越看越想越有味。小姑娘变成大姐姐，老太婆变成小妹妹，现在是欢欢喜喜的一双一对，在妹妹做寿的时候来相会，他们手拉着手要打倒和平的公敌。这联合是比宴会还宝贵……”此诗陶行知写于1936年10月10日，但巴黎万花楼是什么地方，中法友人又为何许人，一直都不为人所知。这一切须先从陶行知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大孚出版公司说起。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山城重庆亦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重要部署，在文化界又领导了建立第二、三线机构的工作。这时，陶行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邀集了沙千里、翦伯赞、周竹安、任宗德、周宗琼等，在重庆创办了一个党的第三线出版社——大孚出版公司，一旦生活书店等被国民党封闭，它可以立即出来接替工作。创办资金由任宗德出资，抗战时期任在重庆等地办酒精厂等企业，对《新华日报》在经济上担负起长期支持的任务。当时周竹安刚从法国巴黎中共旅欧支部奉调回国。时在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馆的吴克坚（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总编辑，并兼管南方局社会部）约周竹安谈话，吴认为周竹安长期在海外，身份没有暴露，如果进《新华日报》工作就不能公开活动了，现安排在南方局社会部，领导一批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人员，但周应有一个公开职业为掩护。为此，熊瑾玎（《新华日报》总经理）与任宗德商量后，请周竹安担任酒精厂总管理处的秘书。周竹安，湖南长沙人，教育家徐特立的学生，曾在徐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对陶行知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理论深为钦佩。1936年陶行知出访欧洲，在巴黎周竹安与陶行知相识，之后他们便成了志同道合的挚友。1946年春天大孚出版公司自重庆迁到上海，在爱棠路（今徐汇区余庆路）爱棠新邨13号任宗德的寓所办公。7月间时局恶化，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害。陶行知因积极投入反独裁、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被特务列为暗杀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他临危不惧，说：“我等着第三枪！”陶行知虽然已下了牺牲的决心，但又感到倾注了毕生心血写就的诗稿亟待编定以交付出版。为此，他同好友任宗德商量后临时转移到爱棠新邨13号暂住，每晚都伏案整理诗稿到深夜。7月25日清晨，陶行知突患脑溢血昏厥。8时余，任宗德见陶行知未到客厅用早餐，便到楼上陶行知卧室叫他，发觉他已昏厥倒地。任宗德立即打电话向沈钧儒求救，沈钧儒立即带了医生赶来，沈老同时又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接到报告后匆匆赶到爱棠新。不料，陶行知已濒临绝境，片刻之间就溘然逝世了。陶行知的逝世，对新创办的大孚出版公司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工作陷入停顿。周恩来了解这一情况后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紧急约见了翦伯赞、任宗德、周宗琼。周恩来在听完汇报后说：“陶行知先生的事业党要支持，大孚出版公司要继续办下去。”他当即指定翦伯赞接替陶行知出任大孚总编辑，并对相关工作作了妥善安排。
　　
　　为了实现陶行知的遗愿，翦伯赞与周竹安决定赶排出版《行知诗歌集》，编辑工作由周竹安与我负责，我还负责校对。约请郭沫若对诗歌集作一次校读并撰写《校后记》，直到《行知诗歌集》付印前夕我才从郭老处取到《校后记》手稿，赶紧排版发稿。我知道周竹安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在大革命时期曾同毛泽东、柳直荀等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后又在法国巴黎工作多年。我在看诗歌集校样时读到“巴黎万花楼”，就问他巴黎万花楼有关情况，周竹安只说了一句：“当时我在巴黎万花楼管账，在那儿结识了陶行知。”1947年4月《行知诗歌集》问世，甚受读者的欢迎，发行后很快销售一空，短短时间先后印行了三次，这在当时是很为罕见的。1951年我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在筹备期间的一次社务会议上我就大孚版的《行知诗歌集》提出重版建议，因当时批判电影《武训传》涉及到陶行知，《行知诗歌集》遭到停印、停售的厄运，这是后话。之后，大孚出版公司又推出了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刘启戈翻译的《世界通史》（美国海恩著）、郭沫若的《沸羹集》与《天地玄黄》等著作，为传播进步文化作出了贡献。我曾听郭老说，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杂乱混沌，他的随笔杂文集便取名为《天地玄黄》。这时内战已爆发，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同志已陆续撤回延安。到了1948年秋天，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这时，吴克坚派周竹安赶赴长沙领导和平解放湖南的情报工作。^①临行时，周竹安嘱我留下守住大孚出版公司这个摊子，维持到上海解放。
　　建国之初，我调北京三联书店工作，获悉周竹安被毛主席任命为驻保加利亚大使，便去外交部看望他，交谈中又提及《行知诗歌集》与巴黎万花楼之事。这时他告诉我说：巴黎万花楼即巴黎万花酒楼，是一家颇具规模的中式酒家。万花酒楼经理为湖南长沙人氏，见周为湖南长沙同乡，出于乡谊要他做酒楼管账。当时中共旅欧支部由吴克坚领导。吴克坚是一位在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屡建奇功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领导人。吴克坚为湖南平江人，曾参加秋收起义，后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1932年吴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1936年又赴巴黎，任《救国时报》总经理，同时领导旅欧华侨的统战工作。巴黎支部由何以端、周竹安负责。何为四川营山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长期从事统战、情报工作。中共旅欧支部将万花酒楼作为一个革命活动的据点，于是，吴克坚、何以端、周竹安经常在此会面商谈工作。1936年7月，陶行知受救国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出访欧洲，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8月到达巴黎，即同吴克坚取得了联系，何以端、周竹安亦在座。当时他们会见的地点即巴黎万花酒楼，友人即吴、何、周等人。
　　周竹安又说：在巴黎万花酒楼，陶行知同吴克坚、何以端及我，遵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多次就如何在欧洲推动抗日救国运动进行商讨。期间，陶行知因多次出入万花酒楼与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会面，引起了当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当时国民党特务非常猖狂，他们为了压制海外的抗日力量，曾在巴黎的公开集会上枪杀过我们的同志。但由于中共旅欧支部细致的工作，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因此广大华侨未被特务的枪声吓退，仍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经常以聚餐宴请为由，来到万花酒楼递送情报和获取抗日救国的信息。一时，万花酒楼成为了巴黎华侨革命运动的中心。当时在法国的华侨有2000余人，他们中有工人、学生、商人等。如果巴黎的华侨工作做得好，不但可以领导全法国，而且可以推动全欧洲的抗日救亡工作。当时旅欧华侨还纷纷自发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为了进一步集中欧洲的抗日力量，吴克坚、陶行知、何以端、周竹安等共同发起倡议，同时还联络了正在巴黎的陈铭枢、王礼锡等人，组建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有力推动了欧洲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召开了抗联成立大会，欧洲各国的中国留学生云集巴黎参加会议，一时盛况空前。陶行知在大会上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之再度说明》的演说，还即席创作《中华民族大团结》诗（后收入《行知诗歌集》），并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朗诵，抗日救国声势盛极一时。
　　周恩来在陶行知逝世当日曾致电党中央：“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今天，当我们了解了陶行知在巴黎万花楼同中共旅欧支部并肩战斗的这段史料，我们会更深层次地理解周恩来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含义。一转眼60年的时间过去了，吴老（克坚）、周老（竹安）均已谢世。我已届耄耋之年，且疾病缠身，不知巴黎还有万花楼吗？我真想远涉重洋，去寻访前辈当年的足迹。
　　
　　（2006年10月，王大象整理）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注释：①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杭州建立一个情报组织，受中情部直接领导。该情报系统由吴克坚领导，他的助手是何以端和周竹安等。于是，吴、何、周先后来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