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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卫彬 青年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中青年作家班学员，泰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曾荣获江苏省首届紫金文艺评论奖、江苏省副刊文学奖等。
才情与性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散文随笔的写作热持续升温，在这“众声喧哗”的时代，似乎有越来越热的迹象。然而，散文写作似乎又变得越来越难，仿佛要突破很多瓶颈，才能有新的建树。个中原因，我以为主要关涉作者如何真诚地面对以及发现自己，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此地”与“彼处”的境遇，由此聆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以及触摸灵魂深处的感动。唯有写作者与选择对象之间，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和切肤之“痛”，才能将那种外部世界的存在和内在的生活秩序，以及潜伏在岁月和身体深处种种骚动不安的思绪，艺术地展示出来，就像从遥远的宇宙中发出一束光亮。
其实，无论在什么年代，每个作家（艺术家）都在寻找和创造那个独特的自己。卡夫卡的阴郁与乖僻，纳博科夫的细腻和诗意，普宁的优美与哀伤，这些鲜明的元素构成了文学史上的烙印。与其说作家创造了作品，毋宁说最后是作品塑造了作家。正如徐可在他的散文中发明了他自己一样，他的散文洋溢着一种浓郁的书卷气质，灵动、优雅、深邃，让我们看到一位既风度翩翩又有些忧郁孤独的学者模样。每次读徐可的散文，总感觉自己又长了许多见识，他的那些可以称为书话又可称为杂论的散文小品，充满了智性与灵性的光芒，浮动于字里行间。但是，这种光芒又因为深刻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而对所读所感玩味再三，使得他的文字具有生动可感的维度与温度。德·昆西在论及文学时说：“一曰知之文学，一曰力之文学。前者用以教，后者用以化。前者为航柄，后者似桨帆。前者漫述浅谈，后者则追本溯源，然亦常需藉欢愉之情与共鸣之心引人入胜。”徐可的散文，可以称作“知力合一”的典范，或许说，他的文字兼具才子气与学者气。说到才子文章，徐可所推崇的董桥即是一例。我觉得才子文章大多文质兼美，既沛然神旺，又意蕴高远，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非常喜欢徐可谈“文人”的那些文字，才子谈文人，既有点惺惺相惜，又有些戏谑，还有些同病相怜。《“他读得书多”》《一说便俗》《夜读偶录》《朱湘的洒脱与不洒脱》诸篇，让人想到明清小品那一路才子的遗风，精妙无遗。
徐可的散文还有学者之风，这种学者之风，首先在于那一股书生气，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我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我还是比较喜欢纸质书籍那淡淡的墨香，喜欢纸张在手中翻动的感觉；但我也不拒绝接受新鲜事物，微信等新媒体已经成为我阅读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有益补充。当然遇见特别喜欢的书，我是一定要买来放在家里的。看着实实在在的书静静地卧在我的书柜里，我的心感觉特别踏实而充实。”这种书生气还表现在爱钻故纸堆，只是故纸堆里的微光，被他的理性评析所点亮。徐可大概爱读生动有趣的野史笔记，也许那不是真实的历史，但给徐可提供了从历史的隧道中发现那一抹幽光的空间，他善于从普通人的角度来体察人物内心，以智性之光来梳理文献史料，展现历史情景，从中窥见时代与人物的另一面。比如《古人的洁与不洁》一文，从周作人的《虱子》谈起，说到倪云林“性好洁”，文末发出诘问，“在‘不洁’盛行的社会里，又怎么能容忍‘好洁’的存在呢？”，不仅为倪云林种种“不洁”行为辩解，又申述了其社会意义，仿佛感同身受、灵犀相通。再者如《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略论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一说便俗”的背后——读<知堂回想录>随想》这两篇文章，既肯定周作人对妇女儿童研究方面的价值，也指出其投日附逆的历史局限性，如此谈文品人，论古道今，堪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情理相生，文理并茂。
說到学者之风，还在于徐可的文章有“刺”，只是不那么剑拔弩张，有种“静观的固执”的意味，虽然才情毕露，但丝毫不减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批判意识，以此保有读书人的风骨，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作为根扎传统书生和现代知识分子，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当下的文化肌理，以个人自觉与坚守的心态，冷眼热心，为文化“招魂”。我在他的文字中，看到了文质彬彬的一面，也看到了豪放激昂的一面，这其中更有一位媒体人的良知，毕竟这是他的“本行”。《呼唤典雅精致的文学语言》《网络文学当自强》《方言应为作品添彩而不添堵》《盼望健康的批评空气早日出现》《现实主义传统不能丢》《小小说要有三度》等篇，所表现出的真诚与关怀，完全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生，而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操守、良知与信念。
乡愁的两面
“乡愁”是指一种对于过去曾经的、业已逝去的乡村生活方式的迷惘和惆怅的心理情感。就写作者而言，乡愁要避免由怀旧逐渐演变为对乌托邦的幻想，会面临双重挑战：一则时空变换，写作必须要进行记忆的重构；二是人世倥偬的距离，在心理上要回避可能存在的“大异其趣”的隔膜。这种格局，对写作的伦理操守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因为这变迁本身，也在不断影响着作家的日常经验。作为一名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乡愁”犹如一枚胎记，烙印在徐可的散文中。只是徐可笔下的乡愁，不仅有故园旧梦的乡愁，还有文化记忆的乡愁，在对大师风范的追慕里，在对家园与亲人的怀念中，建立起一种文化自觉与自信，在他的文字里，我们看不到作为审美的怀旧，难以避免的美妙的惆怅与甜蜜的忧伤，而是呈现出一种现实感、历史感和真实感。
在“怀人篇”中，徐可以深情的笔墨追忆了诸多自己交往过的文化老人，启功、任继愈、许嘉璐、陈景润等，这些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大儒巨擘，曾经在暴风雨的年代，遭到悬置、迫害、冲击，然而八十年代以来，他们的重要性和无可替代性日趋清晰，并且日益显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与其说徐可在怀念那些逝去的老人，提供极为真切的、文献性的、洋溢着温情的素材，毋宁说他是在追慕一种先哲古风，一种愈来愈远的文化情怀。徐可对大书法家启功执弟子礼，其实也是心底对古老文化的敬重。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这些文化老人如同风雨中的雕像，无论在何种年代，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格操守，光耀千古。雅克·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在徐可描写启功的诸多篇什中，我们读到了不一样的启功，其至真、至善、至坚、至净的品格，恍若隔世。那是一种烛照时代的灵魂的气息，其高傲和纯澈似乎也衬托了人世的混浊和粗暴。先哲已去，谁来将他们的存在彰显于世，哪怕只是勾勒出他们依稀的背影，也是一件功莫大焉之事。徐可的笔触深入到这些大先生的内心深处，予其还原与确认，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这些文字，我们读到了高尚、真诚与厚重的风范，有种钻石般的华贵和温润。 而在故园旧梦的层面上，徐可必须要规避物质上依赖城市，而在精神世界里疏离甚至排斥城市的写作心态，他采取的方式是首先在生活方式的层面进行重构。比如《信》，写到父亲的家书，让人感到有种沉甸甸的岁月温情压在心上。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在纸上写一封信，寄给远方的亲人，你能够触摸到信纸的质地，闻到那似有若无的墨香。徐可在多篇文章中提及写信，这一我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情感交流方式，意在怀念那种过往的生活中，找寻心灵的依托。《清明》《腊八》《除夕》等，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功利的、个人化的传统世界，一个承载作家生命情感的内容和形式。应该说徐可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有意回避了众多作家刻意把过去诗化为精神家园，他对传统生活并没有过度地进行美化，而显示出理想主义的写作倾向。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作家那里，怀旧逐渐演变为对乌托邦的幻想，那些旧乡风物曾经让人视而不见或羞于言表，然而，随着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的逐渐到来，这些记忆又被重新拾回，在深居城市的写作者那里，它们成为一处虚幻的想象之地，甚至变为一种堪以玩味的小资情绪，这是对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媚俗。徐可的写作反其道而行之，是对浪漫主义将过去理想化的一种解构，书写和张扬了一种可靠与本真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狀态，一种没有遭到现代文明驯服的昔日情怀。
另一方面，徐可以深沉的、满蓄泪水的文字抒写亲情。虽然只有不多的几篇，却极为真切地打动了我。许是共同的里下河生活背景，当我只看到《父啊，我的父啊》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如被击中一般唤起心头的感动，因为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父啊”（“父”后加语气助词“啊”）这个称呼，也许只有在如皋的乡村才有。在我的外公没有去世的时候，我曾无数次听母亲使用这个称呼，而今，不听这个平凡而温暖的称呼业已多年了。在《别情》一文中，我仿佛看到了那一代里下河最为善良、真挚、淳朴的乡民形象（时至今日，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如皋成为长寿之乡，与其民风的温良、谦恭分不开的），虽然他们极其平凡，然其个体的生命价值，于徐可这样的作家、于每个家庭，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是人学，是个体的心灵史，这些平凡得近乎边缘的声音，却充满了生命温热的质感，谁来为他们的存在作证？徐可描写自己的亲人，当然不是为了给他们立传，而是在试图回到一种精神的原乡，因为我们无论走多久多远，都需要一个安心的归宿，无论路上的景致多么迷人，最终却要在精神上返乡。或许徐可早已看到，当我们的身体不可避免地踏入十里红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方栖居之地。
孤独的况味
我在徐可的散文中还读出了几许孤独，只是这种孤独，如一面镜子，投射出他内心的旷达。孤独往往与漂泊联系在一起，这种漂泊，不仅仅是空间的流浪，更多指向文化的变迁、精神世界的转移和身份的不同。从一个小县城的乡下少年，到古都的学子，从离开那个地图上或许都未曾标记的村落，到在不同的大都市里住上几十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到成为重要媒体的领导，从如皋到北京再到香港，甚至包括语言的变化，可以说，徐可的小半生几乎穿梭在不同文化时空中，其间的不适应首先源自一种距离感。比如那个长久生活过的故乡，那里的一草一木、一饮一啄，已经成为一种生命气息包围着我们，并且这种精神的依恋还会时时转化为精神的羁绊；然而，离乡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个人命运的使然。城市文化的复杂性与生存的需要，让我们感到便利的同时，原本的热情也被疏离感所稀释，因此，徐可也在感受着许多人特别是从乡村到城市定居的知识分子的感受，他们在远与近、亲与疏、轻与重之间徘徊，这也使得徐可的散文创作，获得了一种辽阔的时空背景和更为深远的视野。
这种孤独感首先表现为一种潜在的疏离感，比如对现实的无奈与不满，而那种想要交流的欲望被遏制，不能得到满足，所谓曲高和寡，那种感受是无法言说的苦闷。这种文人的苦闷，我想很多作家都有，《傲慢无礼》《微思录》中的诸篇，那种微妙的情绪，唯有在文字中，方可吐露心迹。再比如《铁路边的小男孩》一文，那个孤独而坚定的“小男孩”形象，未尝不是徐可的夫子自道。“火车迅速地把他甩远了，早就不见了那小小的身影。但仍有两道目光时时射来，亮亮的如夜空中的星光，坚定，自信，慧黠，而快乐。”这种“快乐”源于内心的坚定，但客观上，我们看到了铁路边一个孤独而忧伤的背影。再者如离别之痛，既有《别了，北京》中，那种对一座城市的难以割舍之情，种种留恋藏在对北京记忆的种种描述中，既有不舍又寄托了一种深厚的感恩之情。此外，还有更难与人言说的丧亲之痛以及不能与亲人们朝夕相处的空间隔膜，只是在徐可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孤独者形象，也读到了一种情感纯澈的稚子情怀与人到中年的成熟感。每当孤独袭来之时，旋即另一种坚忍、宽厚的情绪，又使之释然。
在这种孤独感中，内心世界与当下的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心灵的空间更为丰富而饱满，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自我”被重新找回并被放大，在《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中，作者问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条自我放逐、自我漂泊的路。放着安逸的生活不要，而踏上这遥远而陌生的他乡。像这样的夜晚，听着寥落的雨声，心情格外的寂寥而苍凉。可是，这是自己选择的路，怪得了谁呢？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又岂能后悔呢？”“脸贴在松软的枕头上，听着雨点打在外墙上的声音，滴答，滴答。我还是执着地相信，那是雨打芭蕉的声音。”从中我们似乎看到作者初抵港都，快节奏生活下的内心矛盾、和对“雨打芭蕉”诗意栖居的向往，然而此处的孤独感，并无自伤自怜，而是如卢梭在《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说的：“在这些孤独和沉思的时刻，我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我。”“我”似乎面对着进退失据的处境，但转而释然，这种内心的旷达也与《失眠》《头晕》两文形成了一种映照。作者虽然写到“失眠”“头晕”的困惑，但并没有因此抱怨，而是以一种闲话家常的笔法，来面对生活中这些影响到生命质量的问题，难得作者此刻还有这份闲心，将种种不适加以玩味再三，使之具有了审美价值和潜在的力量，此时的“我”褪去了日常的样子，而把自己放得很低。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刻，尤其在异地他乡，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善于将之转化为文章的张力，所谓一发而引千钧，这种娓娓道来的闲情、风度与孤独感，让我想到周作人与汪曾祺的文字，虽不动声色，却韵味悠长。
才情与性情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散文随笔的写作热持续升温，在这“众声喧哗”的时代，似乎有越来越热的迹象。然而，散文写作似乎又变得越来越难，仿佛要突破很多瓶颈，才能有新的建树。个中原因，我以为主要关涉作者如何真诚地面对以及发现自己，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此地”与“彼处”的境遇，由此聆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以及触摸灵魂深处的感动。唯有写作者与选择对象之间，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和切肤之“痛”，才能将那种外部世界的存在和内在的生活秩序，以及潜伏在岁月和身体深处种种骚动不安的思绪，艺术地展示出来，就像从遥远的宇宙中发出一束光亮。
其实，无论在什么年代，每个作家（艺术家）都在寻找和创造那个独特的自己。卡夫卡的阴郁与乖僻，纳博科夫的细腻和诗意，普宁的优美与哀伤，这些鲜明的元素构成了文学史上的烙印。与其说作家创造了作品，毋宁说最后是作品塑造了作家。正如徐可在他的散文中发明了他自己一样，他的散文洋溢着一种浓郁的书卷气质，灵动、优雅、深邃，让我们看到一位既风度翩翩又有些忧郁孤独的学者模样。每次读徐可的散文，总感觉自己又长了许多见识，他的那些可以称为书话又可称为杂论的散文小品，充满了智性与灵性的光芒，浮动于字里行间。但是，这种光芒又因为深刻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而对所读所感玩味再三，使得他的文字具有生动可感的维度与温度。德·昆西在论及文学时说：“一曰知之文学，一曰力之文学。前者用以教，后者用以化。前者为航柄，后者似桨帆。前者漫述浅谈，后者则追本溯源，然亦常需藉欢愉之情与共鸣之心引人入胜。”徐可的散文，可以称作“知力合一”的典范，或许说，他的文字兼具才子气与学者气。说到才子文章，徐可所推崇的董桥即是一例。我觉得才子文章大多文质兼美，既沛然神旺，又意蕴高远，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我非常喜欢徐可谈“文人”的那些文字，才子谈文人，既有点惺惺相惜，又有些戏谑，还有些同病相怜。《“他读得书多”》《一说便俗》《夜读偶录》《朱湘的洒脱与不洒脱》诸篇，让人想到明清小品那一路才子的遗风，精妙无遗。
徐可的散文还有学者之风，这种学者之风，首先在于那一股书生气，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我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我还是比较喜欢纸质书籍那淡淡的墨香，喜欢纸张在手中翻动的感觉；但我也不拒绝接受新鲜事物，微信等新媒体已经成为我阅读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有益补充。当然遇见特别喜欢的书，我是一定要买来放在家里的。看着实实在在的书静静地卧在我的书柜里，我的心感觉特别踏实而充实。”这种书生气还表现在爱钻故纸堆，只是故纸堆里的微光，被他的理性评析所点亮。徐可大概爱读生动有趣的野史笔记，也许那不是真实的历史，但给徐可提供了从历史的隧道中发现那一抹幽光的空间，他善于从普通人的角度来体察人物内心，以智性之光来梳理文献史料，展现历史情景，从中窥见时代与人物的另一面。比如《古人的洁与不洁》一文，从周作人的《虱子》谈起，说到倪云林“性好洁”，文末发出诘问，“在‘不洁’盛行的社会里，又怎么能容忍‘好洁’的存在呢？”，不仅为倪云林种种“不洁”行为辩解，又申述了其社会意义，仿佛感同身受、灵犀相通。再者如《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略论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一说便俗”的背后——读<知堂回想录>随想》这两篇文章，既肯定周作人对妇女儿童研究方面的价值，也指出其投日附逆的历史局限性，如此谈文品人，论古道今，堪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情理相生，文理并茂。
說到学者之风，还在于徐可的文章有“刺”，只是不那么剑拔弩张，有种“静观的固执”的意味，虽然才情毕露，但丝毫不减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批判意识，以此保有读书人的风骨，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作为根扎传统书生和现代知识分子，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当下的文化肌理，以个人自觉与坚守的心态，冷眼热心，为文化“招魂”。我在他的文字中，看到了文质彬彬的一面，也看到了豪放激昂的一面，这其中更有一位媒体人的良知，毕竟这是他的“本行”。《呼唤典雅精致的文学语言》《网络文学当自强》《方言应为作品添彩而不添堵》《盼望健康的批评空气早日出现》《现实主义传统不能丢》《小小说要有三度》等篇，所表现出的真诚与关怀，完全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生，而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操守、良知与信念。
乡愁的两面
“乡愁”是指一种对于过去曾经的、业已逝去的乡村生活方式的迷惘和惆怅的心理情感。就写作者而言，乡愁要避免由怀旧逐渐演变为对乌托邦的幻想，会面临双重挑战：一则时空变换，写作必须要进行记忆的重构；二是人世倥偬的距离，在心理上要回避可能存在的“大异其趣”的隔膜。这种格局，对写作的伦理操守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因为这变迁本身，也在不断影响着作家的日常经验。作为一名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乡愁”犹如一枚胎记，烙印在徐可的散文中。只是徐可笔下的乡愁，不仅有故园旧梦的乡愁，还有文化记忆的乡愁，在对大师风范的追慕里，在对家园与亲人的怀念中，建立起一种文化自觉与自信，在他的文字里，我们看不到作为审美的怀旧，难以避免的美妙的惆怅与甜蜜的忧伤，而是呈现出一种现实感、历史感和真实感。
在“怀人篇”中，徐可以深情的笔墨追忆了诸多自己交往过的文化老人，启功、任继愈、许嘉璐、陈景润等，这些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大儒巨擘，曾经在暴风雨的年代，遭到悬置、迫害、冲击，然而八十年代以来，他们的重要性和无可替代性日趋清晰，并且日益显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与其说徐可在怀念那些逝去的老人，提供极为真切的、文献性的、洋溢着温情的素材，毋宁说他是在追慕一种先哲古风，一种愈来愈远的文化情怀。徐可对大书法家启功执弟子礼，其实也是心底对古老文化的敬重。所谓“彬彬之盛，大备于时”，这些文化老人如同风雨中的雕像，无论在何种年代，他们的精神境界和人格操守，光耀千古。雅克·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在徐可描写启功的诸多篇什中，我们读到了不一样的启功，其至真、至善、至坚、至净的品格，恍若隔世。那是一种烛照时代的灵魂的气息，其高傲和纯澈似乎也衬托了人世的混浊和粗暴。先哲已去，谁来将他们的存在彰显于世，哪怕只是勾勒出他们依稀的背影，也是一件功莫大焉之事。徐可的笔触深入到这些大先生的内心深处，予其还原与确认，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这些文字，我们读到了高尚、真诚与厚重的风范，有种钻石般的华贵和温润。 而在故园旧梦的层面上，徐可必须要规避物质上依赖城市，而在精神世界里疏离甚至排斥城市的写作心态，他采取的方式是首先在生活方式的层面进行重构。比如《信》，写到父亲的家书，让人感到有种沉甸甸的岁月温情压在心上。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在纸上写一封信，寄给远方的亲人，你能够触摸到信纸的质地，闻到那似有若无的墨香。徐可在多篇文章中提及写信，这一我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情感交流方式，意在怀念那种过往的生活中，找寻心灵的依托。《清明》《腊八》《除夕》等，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功利的、个人化的传统世界，一个承载作家生命情感的内容和形式。应该说徐可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有意回避了众多作家刻意把过去诗化为精神家园，他对传统生活并没有过度地进行美化，而显示出理想主义的写作倾向。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作家那里，怀旧逐渐演变为对乌托邦的幻想，那些旧乡风物曾经让人视而不见或羞于言表，然而，随着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的逐渐到来，这些记忆又被重新拾回，在深居城市的写作者那里，它们成为一处虚幻的想象之地，甚至变为一种堪以玩味的小资情绪，这是对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媚俗。徐可的写作反其道而行之，是对浪漫主义将过去理想化的一种解构，书写和张扬了一种可靠与本真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狀态，一种没有遭到现代文明驯服的昔日情怀。
另一方面，徐可以深沉的、满蓄泪水的文字抒写亲情。虽然只有不多的几篇，却极为真切地打动了我。许是共同的里下河生活背景，当我只看到《父啊，我的父啊》这个题目的时候，就如被击中一般唤起心头的感动，因为我知道，在日常生活中，“父啊”（“父”后加语气助词“啊”）这个称呼，也许只有在如皋的乡村才有。在我的外公没有去世的时候，我曾无数次听母亲使用这个称呼，而今，不听这个平凡而温暖的称呼业已多年了。在《别情》一文中，我仿佛看到了那一代里下河最为善良、真挚、淳朴的乡民形象（时至今日，我依然固执地认为，如皋成为长寿之乡，与其民风的温良、谦恭分不开的），虽然他们极其平凡，然其个体的生命价值，于徐可这样的作家、于每个家庭，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是人学，是个体的心灵史，这些平凡得近乎边缘的声音，却充满了生命温热的质感，谁来为他们的存在作证？徐可描写自己的亲人，当然不是为了给他们立传，而是在试图回到一种精神的原乡，因为我们无论走多久多远，都需要一个安心的归宿，无论路上的景致多么迷人，最终却要在精神上返乡。或许徐可早已看到，当我们的身体不可避免地踏入十里红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方栖居之地。
孤独的况味
我在徐可的散文中还读出了几许孤独，只是这种孤独，如一面镜子，投射出他内心的旷达。孤独往往与漂泊联系在一起，这种漂泊，不仅仅是空间的流浪，更多指向文化的变迁、精神世界的转移和身份的不同。从一个小县城的乡下少年，到古都的学子，从离开那个地图上或许都未曾标记的村落，到在不同的大都市里住上几十年，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到成为重要媒体的领导，从如皋到北京再到香港，甚至包括语言的变化，可以说，徐可的小半生几乎穿梭在不同文化时空中，其间的不适应首先源自一种距离感。比如那个长久生活过的故乡，那里的一草一木、一饮一啄，已经成为一种生命气息包围着我们，并且这种精神的依恋还会时时转化为精神的羁绊；然而，离乡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个人命运的使然。城市文化的复杂性与生存的需要，让我们感到便利的同时，原本的热情也被疏离感所稀释，因此，徐可也在感受着许多人特别是从乡村到城市定居的知识分子的感受，他们在远与近、亲与疏、轻与重之间徘徊，这也使得徐可的散文创作，获得了一种辽阔的时空背景和更为深远的视野。
这种孤独感首先表现为一种潜在的疏离感，比如对现实的无奈与不满，而那种想要交流的欲望被遏制，不能得到满足，所谓曲高和寡，那种感受是无法言说的苦闷。这种文人的苦闷，我想很多作家都有，《傲慢无礼》《微思录》中的诸篇，那种微妙的情绪，唯有在文字中，方可吐露心迹。再比如《铁路边的小男孩》一文，那个孤独而坚定的“小男孩”形象，未尝不是徐可的夫子自道。“火车迅速地把他甩远了，早就不见了那小小的身影。但仍有两道目光时时射来，亮亮的如夜空中的星光，坚定，自信，慧黠，而快乐。”这种“快乐”源于内心的坚定，但客观上，我们看到了铁路边一个孤独而忧伤的背影。再者如离别之痛，既有《别了，北京》中，那种对一座城市的难以割舍之情，种种留恋藏在对北京记忆的种种描述中，既有不舍又寄托了一种深厚的感恩之情。此外，还有更难与人言说的丧亲之痛以及不能与亲人们朝夕相处的空间隔膜，只是在徐可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孤独者形象，也读到了一种情感纯澈的稚子情怀与人到中年的成熟感。每当孤独袭来之时，旋即另一种坚忍、宽厚的情绪，又使之释然。
在这种孤独感中，内心世界与当下的生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心灵的空间更为丰富而饱满，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自我”被重新找回并被放大，在《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中，作者问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条自我放逐、自我漂泊的路。放着安逸的生活不要，而踏上这遥远而陌生的他乡。像这样的夜晚，听着寥落的雨声，心情格外的寂寥而苍凉。可是，这是自己选择的路，怪得了谁呢？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又岂能后悔呢？”“脸贴在松软的枕头上，听着雨点打在外墙上的声音，滴答，滴答。我还是执着地相信，那是雨打芭蕉的声音。”从中我们似乎看到作者初抵港都，快节奏生活下的内心矛盾、和对“雨打芭蕉”诗意栖居的向往，然而此处的孤独感，并无自伤自怜，而是如卢梭在《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说的：“在这些孤独和沉思的时刻，我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我。”“我”似乎面对着进退失据的处境，但转而释然，这种内心的旷达也与《失眠》《头晕》两文形成了一种映照。作者虽然写到“失眠”“头晕”的困惑，但并没有因此抱怨，而是以一种闲话家常的笔法，来面对生活中这些影响到生命质量的问题，难得作者此刻还有这份闲心，将种种不适加以玩味再三，使之具有了审美价值和潜在的力量，此时的“我”褪去了日常的样子，而把自己放得很低。每个人都有脆弱的时刻，尤其在异地他乡，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善于将之转化为文章的张力，所谓一发而引千钧，这种娓娓道来的闲情、风度与孤独感，让我想到周作人与汪曾祺的文字，虽不动声色，却韵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