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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萧乾先生离开我们20周年了。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萧乾以他在文学、新闻报道、翻译、编辑等领域的突出成就，在人们心中刻下不可抹去的印迹。
萧乾是那么爱笑的一个人，即便历经少年的惊惧抑郁、中年的骤然受创，生命之热忱依然澎湃。后半生投入翻译，晚年撰写回忆录，是满腹才华的另一个出口。
今年92岁的文洁若，既是萧乾一生最重要的生活和工作伴侣、后半生的坚强支柱，也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物质享乐、家庭变故、飞短流长和社会变迁，统统让位于她最投入的翻译事业，“只要有活儿干又还能干，我就心满意足。别的我都不在乎。”从去年下半年至今，数次造访文洁若，我们眼见她埋头于日文小说翻译和译著《尤利西斯》的再版，心无旁骛。
“只想织一把丝，酿一盅蜜。历史车轮，要靠一切有志氣的中国人来推进，也希望为此竭尽绵力。”自诩“平凡人”的萧乾为自己许下平凡志向，那何尝不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嘿，你来看，这是刚出版的《尤利西斯》，好看吧。”
92岁的翻译家文洁若从她每天待得最久的书桌边起身，慢腾腾挪着碎步，从里屋端出深绿封皮的三套本新版译著，兴冲冲地给我们展示。
先盖上红印章，丈夫萧乾的，接着盖上自己的名字章，再加上“后乐斋”三字章——取自范仲淹的名篇，也是夫妻俩对这老屋的爱称。来访的不管熟人新友，文洁若必让你在她的小蓝通讯本上写下名字（已婚者还要加上伴侣名），她再拿签字笔一笔一划地照着写在扉页上。
“再写点什么吧。要不写钱钟书形容萧乾的：萧乾英文好，有才华，可惜不会保护自己，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好不好？就这样。”她像是问你，其实早已做了决策，又开始工工整整地写起来。
今春到访时，文洁若刚刚为一家媒体写完《我与萧乾》的文章。3月里某天再约，她说那天她要去拜访中央文史馆现任馆长袁行霈——这个职位，萧乾生前也做过。
在复兴门外这个杂乱无章的套间里，除了少许照片和著作，并不容易见到丈夫的痕迹。但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文洁若的生命里。自1999年文学家萧乾去世后，编辑他的图书文集，向客人讲述和回忆丈夫，成为遗孀文洁若的日常任务。但她不会漫无边际，对于回忆二人的恋爱细节也没兴趣，“谈那些鸡毛蒜皮干啥。”
她最爱聊的是两人共同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光。“那四年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当时她六十开外，萧乾已过八旬。
林徽因赞萧乾“用感情写作”;冰心夸萧乾是多面手，会创作、会翻译、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
然而天资聪颖的萧乾，中年时却遭遇坎坷，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满腹才学和新闻志向都只能放下，从记者、编辑转向文学翻译。朋友们都说他浪漫而感性，爱交朋友，长相活似弥勒佛，讲话叫人如沐春风。但同时又忧郁、懦弱、犹疑不决，自比为“断线风筝”，多次身处逆境。
文洁若则心无旁骛，潜心笔耕70载，成为翻译日文小说最多的翻译家，晚年更以与萧乾合译《尤利西斯》一鸣惊人，被中国译协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工作是她人生第一要务，也是最大乐事。她个性与萧乾颇为不同：率直坚定，说话不绕弯，对物质要求几乎为零，不打量人情世故，也丝毫不顾忌他人眼光。
“我从来不哭，发泄一会儿就完了。说起来，我们没碰到过真正的坏人。要有真正的坏人，我不但保护不了萧乾，自己也赔进去。”文洁若大咧咧地说。“他（萧乾）当时看不到未来。嗨，中国文明几千年，还能这点儿（波折）都挺不过来？”
耄耋之年的她，在坚持翻译日英文学的同时，还在整理和补充《萧乾全集》，要等到2030年萧乾120岁诞辰纪念时推出。
“再活20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牙医都说了。”她笑得像个孩子。
“惊恐中，我喝到一生中最美味的热可可”
北四环以南，宽阔的双向四车道马路上，天桥飞架，桥两侧高楼林立。鲜少有人了解，这里曾有一条军机处胡同，从今日的中关村西区穿过北四环到北京大学。
胡同的北半截已于解放初期修路时拦腰斩断，成了北大校园的一部分，只剩下两棵百年以上的老槐树佐证这段历史。南半截也在修筑五环路过程中，被夷为公路的路面和绿化带。
昔日的军机处胡同8号，便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华的宅邸。
上世纪初有段时间，萧乾天天泡在老师斯诺这个中西合壁的住宅，听他畅谈。“他第一天来燕大上课就宣布，我不是来教而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在萧乾看来，这个美国老师不是故作谦逊，而是真正虚怀若谷。
“斯诺从来就不是热门新闻的追逐者。他总是喜欢认真观察，并通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斯诺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满足表面的一些公告或数字。他看到了一半记者所容易忽略的事实，在中国，那就是良心。” 斯诺的课堂，使年轻的萧乾坚定了当旅行记者、用文艺笔法写新闻的决心。
1935年到《大公报》任副刊编辑之后，他曾和画家赵望云跋涉到鲁西水灾区。《林炎发入狱》和《刘粹刚之死》等特写便运用了这种写法，让人眼前一亮。
很快，这个自诩为“未带地图的旅人”，如愿地走向了世界的另一端。
1944年，萧乾正式成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穿上了军装：美式，土绿色，头戴软帽，肩章上用金丝线绣着“中国战地记者”字样。所持证件背面写着：“此人如被俘，应依国际联盟规定，享受少校待遇。”
《水底的火焰》一书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指出：有个事实需要澄清，以前的各种报道、论文都把萧乾称为二战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事实是，除了萧乾，欧洲战场上还活跃着几名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余堤元、李树清、丁垂达、徐兆墉、任玲逊等。
能够成为“几分之一”，已经是莫大的兴奋。
萧乾由驻地向供职的《大公报》发回大量文章，包括著名的“伦敦特写三部曲”——《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和《矛盾交响曲》。《大公报》因此成了当时国内读者了解欧洲战况和战时英伦的重要窗口。
戰时伦敦上空经常飘荡着大如飞艇的“防空气球”，多个成组合地同时放到空中，之间用钢丝相连成网，成为绞杀德军轰炸机的死亡屏障。萧乾管它们叫银风筝：“因为它们不但有风筝的庄严，飘逸，而且在秋风中也一样弹出铮铮响声。当它们规矩时，可以保护伦敦不至于成为华沙。德机永远不敢低飞，因而也就无从瞄准。”
他既写轰炸的惨烈和英军的顽强，也用文学笔调写出乱世里伦敦人的乐观。
写至此，外面警报又号叫起来了，声音同炸弹几乎同时到来。听，救火车出动了，这是生死隔一层纸的日子，但是壮烈的。我得钻洞去了，因为高射炮就在隔壁。
伦敦居民对这玩艺儿有些怕，可又好奇。最初，不少人都驻足观看，等它在天空一打转，再找地方掩蔽。希特勒也真会开玩笑。后来他把飞弹的规律改了：它在天空打个转儿之后，接着又往前飞去，指不定几个回合才往下落。我住的地方挨过炸……
警报鸣了，人们四散了。聋子还低首用帽子讨钱。一抬头，人不见了。他丧气地说：“嘿，票卖得可真快呀！”
——萧乾二战期间新闻特写节选
漫天烟火里，他也曾逃过一劫。一次他到别人家去度周末，主人夫妇出去赴晚宴，留他看家。刚刚上床，就放了警报，敌机随即飞临上空。萧乾穿着睡衣连忙躲到底层楼梯下面。
“只听见那幢三层小楼一声巨响，原来它中了烧夷弹。顿时楼上一片火光，四下里黑烟弥漫，令人窒息。在浓烟中，我被民间自行组织的救护队员背出火场，一直送到附近救护站。在惊恐中，我喝到一生中最美味的一杯热可可。”
萧乾曾随英军几次横渡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从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他都在场。晚年的他回忆，“倘若（在文学上）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的传达者。我从头到尾记录下一场打了6年的战争，而且写了它的前方跟后方。”
今天走进文洁若和萧乾曾共同居住近二十年的老房子，最显眼的照片就是摆在她床边桌上的那张黑白单人制服照。
面料软乎的拉链衫套着挺刮的白衬衫。抹了发蜡的大背头顺溜地侧分着，年轻人头歪向右侧，几乎要搭到右肩上。满满的开朗从眼眶溢出到眼角的褶子边。
“那是萧乾1942年的时候，在英国剑桥。”文洁若说。
春风得意，马蹄正疾。
风筝
“您喜欢萧乾什么呢？”我问文洁若。
“他呀，聪明，幽默，文章写得好，讲话风趣。”她不待思量地回答。
这也是大家公认的萧乾天性。
“他不是个乖学生，在辅仁英文系与系主任发生冲突，后来才转去燕京，他一点不和气、不老实。他喜欢歪着头照相，是个有天分的调皮鬼的样子。他二十多岁乘火车到山西、内蒙古踏访，我见过他在月台车厢前的照片，歪头笑嘻嘻。我由此知道了写《流民图》的记者是个不带地图就敢出游的旅人，是个富有朝气的、锐意进取的青年。”一位友人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早年在北新书局打工和与京派文人圈的交往，奠定了萧乾对文学的悟性和人脉。
1933年10月，沈老师将我的短篇小说《蚕》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他来信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很喜欢我那篇小说，要我去她家吃茶。那是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老师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林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这个刚起步的文学青年很大的鼓舞。
——萧乾回忆
“沈老师”，便是他的文学启蒙师傅沈从文。
那时萧乾正在编《中国简报》，要采访沈从文， 于是沈从文请他到一家饭店吃饭。点完菜后，萧乾想把沈从文写的菜单作为纪念，沈从文却说：“不要保存，以后我会给你写许多信。”
沈从文对这位徒弟要求很严，让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反复润色，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萧乾后来“站在弱者群里”的人道情怀，也是受沈从文“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
萧乾很重视语言，是写讽刺作品的高手。“《红毛长谈》从头至尾用反语讽刺。《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的反语讽刺风格，在萧译笔下，几乎不失分毫。”丁亚平说。
在翻译《里柯克幽默小品选》时，萧乾故意去学里柯克的“油腔滑调”，语言生动、俏皮，使人发笑。因为他深谙，“幽默家的笑里应该含着泪水，因为幽默家不是逗人发笑的小丑，而是洞察人生的智者。他的幽默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而是对人间疾苦怀有恻隐之心。”
萧乾是遗腹子，打小就觉得自己是“三等公民”。小学同学追着他喊过不少声“达子”，而且穷得曾经断过顿儿。早年的简历，他不敢填“蒙古族”，连籍贯都不敢写“北京”。
他曾取過“萧恨吾”的名字，抒发年少时厌恶一切的强烈。不论在波峰波谷，他时常感觉被一种巨绳似的无名之烦缠绕——那仿佛是父亲系了上去的。他挣扎，抓挠，却脱不掉。哪怕一时高兴忘形，那条巨绳也还盘在腰间。
然而他又做不成隐士。“在工作上我极好胜争强，也极容易颓然失望。对于人，熟起来可以没有半层隔阂。但一经看出少许破绽，又即刻憎恶起来。”
幸好有母亲。纵使家里快断粮，她也会把萧乾揽在怀里，低吟《槐树黄》一类的歌谣。她教会萧乾愉快、乐观，好意地估量别人，对万物普遍地发生情趣。
风筝是萧乾幼时最爱的一种恩物。他神往它飘逸在蓝空中的悠闲。“然而傍晚，随便什么时候握了线桄的主人一有了倦意，任风筝在空中多么神气，顷刻之间，也还得顺了那线索回到他身边。”他怀疑活在世界上，也有那么一只手，顺着根线，在控制自己。
“飘在半空中，人似乎享受着绝大自由。然而，能逃得开那个傍晚吗？”
以文明志
天真仗义而又悲天悯人，谨小慎微又顾虑重重。现代文学馆研究员、萧乾传记作者傅光明说，从萧乾身上，既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道德良知的一面，又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内质软弱的一面。
文人的耿直与软弱，很快被现实狠狠地教了一课。
二战末期，萧乾吃惊地看到苏联的外交重实利远多于原则。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与东欧建国初期的事态，让他在1930年代向往的“天堂”，在心中摇晃起来。
“我真诚地希望一个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任何剥削的社会，倘若那个社会也讲法制，不随便拘捕人，岂不会更得人心。”
“不肯当白华，就得回到祖国这条船上。”最终促使他做出决定的，是那些童年记忆，和对海外飘零受辱的恐惧。
北京东直门城根有一座大蒜头式的建筑，俄罗斯的东正教堂。十月革命后从本国逃出来的“白俄”，扶老携小，见人就伸手乞讨，做礼拜时嘴里“嘟嘞嘞”。儿时的萧乾老早就记住：当什么也别当个四处流浪没有祖国的人。
在九龙搭乘“阿拉米斯”号前往英国。该船在西贡被法国政府征用，只得换乘另一艘船。当时不仅是萧乾等三等舱乘客，只要是中国乘客，一概受到歧视与屈辱。“国家地位好比是空气和阳光，平素间我们毫无察觉地享受其恩惠。只有当它们短缺时才会察觉其意义。”
带着回归母体的欣慰与忐忑，他踏上了归途。
回国没多久，萧乾所在的《大公报》社评委员会要他写一篇社评。他在这篇题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的社评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动手改变我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这个世界，包括文艺界，便会充满希望。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
萧乾只是善意地希望中国作家能像萧伯纳那样保持创作生命的长久，去除陋习，殊不知这番议论为他招来大祸。
面对右翼作家的猛烈攻击，萧乾写下《拟J·玛萨里克遗书》。关于捷克外交家玛萨里克之死，当时的左翼人土认为是被历史淘汰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死亡。萧乾则认为，“他的死是由于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是和衷共济走不通的承认啊！”
在战后的国际时评《泛论民主与自由》、《论政治与暗杀——民主传统比民主制度更重要》等文中，萧乾将民主政治视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式，尝试在法治的基础上提出尊重人民、保障人民权利的话题。
“无疑，这样一种论述，在萧乾，庄严，同时快乐！但是，作为一种尖锐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不符，这种倾向，太理想化了。”丁亚平指出。
萧乾刚刚回国时心忧天下和“出言不逊”，丁亚平认为和他的生活背景有直接关系。
当时萧乾因事到复旦大学，靳以热情地招待他吃饭，尽地主之谊。萧乾左手挎着“洋太太”（第二任妻子格温）的胳膊，右手牵洋狗，西服革履，满嘴洋文，在校园的草地上散步。“有点离谱，也难怪会引起来自延安的刘白羽的反感了。长期在国外，他耳闻目睹所及，天真而开阔的一面，一直占了上风。回到国内，生活上西化色彩依然浓重。这些当然会流入他的笔尖，会少一点中国特有的人际顾虑、人情世事的东西。”
1949年后，来自老区的干部喜欢说“进城之后”。一听，就知道是解放区来的。所有这些，不能不使萧乾以及其他由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如巴金、沈从文、胡风等，感到矮人三分。无法驱除的自卑情结，在不断的社会压力与心理压力之下，最终演变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
转年冬天，乔冠华要萧乾参加访英代表团并任秘书，临动身前又取消了他的参访资格。他已能感觉出来，自己既受到重用，又踩在钢丝绳上。
努力摆脱这一现状的最佳途径，当然还是“以写明志”。
文洁若回忆，萧乾将自己在1949年前写的作品用麻绳捆起，塞在角落里，听任上面罩满灰尘。能够摆在书架上的著作，似乎只有一本用一个多月时间赶出的《土地回老家》。
而在文洁若看来，《土地回老家》不像是萧乾的文笔，而是任何人都写得出的八股文。
“一刻也离不开我”
世易时移。创作受挫的萧乾，心灰意冷，《好兵帅克》、莎士比亚、菲尔丁，便是那时受文洁若鼓励开始的翻译。
直到《土地回老家》得到肯定，要求各地学习。心气儿自然又回来了。 1957年，萧乾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接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他以为是值得作一番认真探索的东西，很快被證明不合时宜。一周后，《人民日报》便发表了标志形势转向的《这是为什么》一文。萧乾被划“右派”，在大小批判会上受到严厉批判。有人说他是“洋奴”“泥鳅”“脚踏两条船”，他很不能接受。到晚年，也始终不能释然。
北京豆嘴胡同41号。萧乾夫妇1962年买下的房产，混杂在一片窄小破落的民宅中间。那时高大坚实的院门外有呈八字的引墙和一对石狮子，面对着一家橡胶厂。而今这里一片车水马龙，连老北京人也有好多不知它的位置。
53年前，萧乾在这里走了一道鬼门关。
1966年8月23日上午，萧乾被押着进了胡同，接着双手给反剪了押到前院。满地狼藉。孩子萧荔和萧桐坐在小西屋门口瑟瑟发抖。
萧乾在后来的自述里回忆，只有在那年的仲夏，死才第一次对他显得比生更为美丽，“因为那样我就可以逃脱无缘无故的侮辱与折磨。”
他采取了双重保险的死法：先吞下一整瓶安眠药，再去触电。又怕临时对自己下不了手，先灌下半瓶二锅头才吞的药。还没等扎到水缸里触电，人已经倒下失去知觉。
老天没收他。
我真有一副结实的胃！也谢谢隆福医院那位大夫。十二个小时以后，我又坐在出版社食堂里啃起馒头了……我太热爱生活了，那次自尽是最大的失误。我远远地朝着饭厅另一端，也在监视之下，可望而不可即的洁若发誓：我再也不寻死了。
——《萧乾自述》
被救后，文洁若难过地说：“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17年，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萧乾却正色道：“想那些干吗？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
结实的神经
不论是采访的几位传记作者，还是其他认识这对夫妇的亲友，都要说一句：那些年里，萧乾幸亏有文洁若。
“在丈夫挨批挨斗的日子里，她简直就像是生就了一副结实的神经。这位文静得平时连大气儿也不出的文弱女书生，忽然拿出了贵州人的脾气，犯犟了。几次开萧乾的批判会，她本应直接由出版社去会场，可她每逢开会，都坚持中午赶回家，然后陪萧乾从东总布胡同宿舍步行到王府井大街作家协会会场，去接受批判。”
“您不害怕？”我们问文洁若。
“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再说，我也没说什么，一个字也没说。他们抓不着我把柄。”她不以为然。
对局势的泰然，和她对婚姻的选择一样，无惧无畏。
1950年代的某个星期天，萧乾带着和前妻生的孩子铁柱（萧驰）约文洁若去北海公园划船。正在荷花丛中荡桨时，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同事撞见了，引起一场小小的轰动。
那时他43，她26。
有人和文洁若提出萧乾可离过三次婚，“在感情上不可靠。”文洁若也确实动摇过，给他写过三封断交信，但最终还是决定嫁给他。
“关于他过去的私生活，他一直很坦率，一点也没有隐瞒什么。他承认曾经遗弃过一个人，后来又两次被人遗弃。他谈了婚姻中遭遇的不幸，认为这方面的不稳定，害人害己，是生命最大的浪费。”
萧乾的感情经历波澜起伏，着实叫人唏嘘：
第一段恋情便比今天的电视剧情还要跌宕。
在汕头教书时，他和自己的学生、潮州姑娘萧曙雯相恋，她也是萧乾最著名的小说《梦之谷》的女主角原型。那时广东有“同姓人不能结婚”的习俗，两个赤贫的青年寄望去南洋漂泊。正准备期间，萧曙雯却断了音讯。原来她被资助她读书的小学校长以求婚者和债主的身份控制了。
萧乾打算带她一起离开，临了只等到一封诀别信。此后经年，他一直将萧曙雯当作负心人。直到半个世纪后，文洁若以记者身份、带着萧乾了却心愿的目的，去福建探望萧曙雯，才得知真相是，“曙雯在船头看到有四个掖着手枪的汉子守在码头上，只要和萧乾私奔，他们就对他下毒手，所以没敢上去。”
在《大公报》期间，萧乾遇见了和自己惺惺相惜的女孩王树藏（他称她为“小树叶”）。但婚后去香港九龙应聘期间，他又对钢琴家雪妮一见钟情。本想与王办离婚，却赶上二战爆发。斩不断、理还乱的当口，萧乾只身赴英，和二人都失去联系。战后才得知“小树叶”和雪妮均已同旁人结婚。他跌入感情的真空，也终生对王树藏心怀歉疚，晚年还撰文忏悔。
第二次婚姻，他娶了英国人谢格温。谁料格温怀孕时，看诊的妇产科医生和她好上。萧乾形容这是“为歹人破坏，是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意兴阑珊的他，对下一任妻子梅韬的期望莫过于能够好好过日子。
在湖南参加土改期间，他给梅韬写过一万多字的信。不到两年梅韬摊了牌，说：“告诉你吧，我从来也没爱过你。过去不爱，现在不爱，将来也不爱。”一言既出，二人协议离婚。
萧乾说自己时常托着一颗滚烫的心巴望女人，“及至这女人稍一现露粗俗的本相时，我的心又伤碎了……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
这段恋情稳定下来后，萧乾曾请文洁若去看了一出以成渝铁路竣工为题的话剧。剧中人在台上说“我们四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萧乾对身边的文洁若说：“我四十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家啦。”
即便是婚后，文洁若也还会听到些关于他俩的碎嘴与非议。
“在干校的时候，他们老说，萧乾比我大17岁，你怎么跟他了？我说，他比我大100岁，大100岁，你们满意了吧？！腾腾腾，就走了。”文洁若向我们做“场景重现”，手指比划着，话音铿锵，自个儿也乐了起来。“有一个女的跟我说，萧乾有魅力，irresistible for women（女人都会迷上他）。我说哈，那倒也是，不然我怎么会和他结婚。” 她最得意的是，自己靠业务“好几次挽救了这个家”。
三年困难时期，萧乾下放干校，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文洁若身上，她以扎实的日文功底接下不少翻译的活儿，为家里赚到了生活费。“我花8天的時间，突击翻译了3万字，厉害吧？”她满是骄傲地回忆。
那是日本女作家中本高子的长篇小说《火凤凰》最后一章，文洁若因此拿到了约200元稿费，而她当时的工资才89元5角。正是由于这一笔笔外快，在萧乾戴右派帽子的22年间，三个孩子都“未受委屈”。
在干校的时候，上头分配给萧乾的工作是挖泥。文洁若自己把工作换了。“我来一勺一勺地挖，让他递泥。递泥轻松多了不是？他有一次连干48小时不回家，歪着倒在地上，得了冠心病。还让他值夜班。中午也没人给他打饭。我就代他值夜班，白天干活儿，晚上还工作。”
她说萧乾没她顶得住。“他老了住院。有一次我怕吵醒他，就坐在洗衣间马桶上看书，结果他看到行军床没人，也没看到厕所里亮着灯，就满世界找我，后来还是护士找到了我，说人不就在这里么！你怎么就那么紧张？他就是这样，一刻也离不开我……冰心大姐等等都是小保姆伺候，他绝对不可能，非得我守着，聪明人更脆弱！”
“不食人间烟火”
现在复兴门文洁若居住的这套房子，虽有个几十平米，然而举目望去，椅子上绑着塑料袋，兜着卫生纸。柜子上拴着袋子，把手上挂着衣架和衣服。满屋子被各种百科全书、纸片、杂物、杯盘瓦罐占据。客人要多来两三个，几乎无从落脚。
但文洁若觉得不能再好。“我三姐当时看到这儿就说，哪儿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啊！”
跟那个“门洞”房相比，这里的确已近乎“天堂”。
1973年，萧乾以看望孩子的名义，由干校回到分别三年半的北京。房子却已经被他人占为己有。经过将近半年的奔波，萧乾终于感动了房管所的一位副所长，他带着一个管理员当大工，萧乾和小桐做小工，将原来小南屋旁边的那个门洞堵上，临时搭起了可供萧乾容身的一间斗室。
斗室里摆了一个上下两层的小铁床，原来跟文洁若三姐挤在小南屋里的萧桐搬来睡上铺，萧乾则窝在下面。小床之外，只容得下一张小学生用的双屉桌和一把椅子。顶棚上还吊着一把破藤椅，客人专用——万一来人，萧乾便把那个破藤椅放下来待客。
文洁若呢？“我晚上就睡（出版社）办公室啊。八把椅子拼起来，挺好。” 到星期天，她中午回到门洞，和家人吃顿团圆饭，再赶回办公室去住。
这样住了10年，她却说得轻描淡写。
文洁若老同学的女儿朱华那时就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家属院，经常受父母之命，把自家做好的饭菜端去给“文阿姨”。“她老不下楼，就窝在她办公室吃点黄瓜、胡萝卜之类的。很少见她去食堂。”
“我就想试试，光吃生冷能不能活？吃了很多西瓜、葡萄、桃和西红柿。试了半年，还真成功。我们那儿的人说，你是‘不食人间烟火’，哈哈。”文洁若只觉得好玩儿。
这些在文洁若看来，都不算什么悲苦。她一再强调，刚随父亲从日本回中国那几年才叫“难”。
父亲是外交官。文洁若7岁到9岁时，跟随父亲和全家旅居日本。被免职回国后，父亲靠着变卖东西给孩子们交学费。在圣心学校读书时，文洁若穿的是四姐的一双旧冰鞋，把冰刀卸掉。上清华时，她穿着父亲的旧皮鞋。这些她统统不在乎，骄傲的是自己功课一直拔尖。“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那些身穿皮大衣、每周进两次城去看美国电影的富家小姐。”
过年过节要送礼，大姐让洁若抱着下蛋的老母鸡送到她那儿，破例给了她两毛钱。她舍不得坐车，从东城的府学胡同一直走到西城的北太平庄，足足走了两三个小时。“省下那两毛钱，我在旁边的小摊上买了花生米。没走20步就吃完了，可是很开心。”92岁的老小孩儿笑眯眯地回想。
她的刻苦自律大概源自基因。童年时她曾每晚坐在父亲对面，跟他合用一盏台灯，历时四年将十本一套百万字的《世界小学读本》日译本转译成中文，翻译功底就此打牢。
“书呆子”这名号，她从来笑纳。大学里，下了课就进图书馆。选了好几门高年级的课，时间老是不够用。“在昏暗的校园里，每次遇到树林中喁喁细语的情侣，我就想：我可没有那工夫。”
三姐常韦患足疾，让庸医诊治耽误了最佳治疗期。到50年代，文洁若带着三姐去虎坊桥动手术，“费用也是我用翻译小说的稿费付的。”她很自豪。最津津乐道的，是自己在翻译工作中的纠错能力。
“刚到三联书店当校对，我看到别人从英译本转译的《阿·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选》，把“福尔摩斯”翻成“哥尔摩斯”，谁都看不懂。我就指出来了。另外一本书里有句cut me in the street。别人翻成，“他在街上砍了我一刀。”那不成犯罪了？我翻成：不理睬。（找到英汉词典翻给我们看）你看，有‘漠视，视而不见，做出极不领情的表情’的意思，对吧。”
“还有bald head over the blind。你怎么翻？人家翻的是‘秃子比瞎子强’。实际上，blind也可以翻成‘遮棚、窗帘、百叶窗’。所以我说，应该是，遮阳棚上面露出一个秃脑袋。哈哈。萧乾不是说过，我不会丢一个零件嘛，呵呵。”
传世之作
尽管在清华读的是英文系，前半生也译过些英文作品，文洁若的主业依然是翻译日本文学。她译过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数十位日本文学家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松本清张和芥川龙之介。近年再版的三岛由纪夫《春雪》和《天人五衰》文译本，在读者当中相当受追捧。豆瓣上有人激动地给《天人五衰》打出十颗星，“原文五颗星！翻译五颗星！”读者皮皮认为，较之其他译本，文洁若和李芒合译的《春雪》译本更易读、流畅，“给春雪赋予了色彩，特别是第一场和最后一场，读完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记得眼角湿漉漉的描写。”
文洁若原本以为，这一生主要就绑在日文翻译这件事上了。谁承想，老来，和萧乾摊上了《尤利西斯》。
这个大活儿，找上门来的是译林出版社时任社长李景端。
此前，他曾先后找了王佐良、赵萝蕤、冯亦代、董乐山、梅绍武、陆谷孙等一大批老先生，所有人都婉言谢绝。钱钟书回信还幽了一默：“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他想到萧乾，听说此人英文甚好，而且在剑桥时便专门研究意识流，也啃过乔伊斯原著。果然，也被婉拒。不死心的李景端想到了迂回战术，从“另一半”这里突破。
文洁若了解《尤利西斯》的难度，有些犹豫，禁不住劝说，也想试试。“先不提合译。请文洁若翻译，萧乾校对。这总可以吧？”为求稳妥，李景端请文洁若先试译了部分章节在《译林》杂志发表，由当时在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钱锺书的侄子钱佼汝来把关。结果反响还不错。
“萧乾对文洁若答应译，起初也不同意。不为别的，他有些怕，这么大一工程，老太太万一身体扛不住，怎么办？”丁亚平告诉我。
一开始萧乾确实是校对，校着校着，精神头来了。他给李景端写信：“我生性疏懒。如今八十好几，更怕干重活。如果不是你来恳切怂恿，我是不会动手去译此书的。现在一边译一边觉得这真是一个非补上不可的空白。”
时值上世纪80年代末，萧乾担心曾在欧美被定为“淫书”的《尤利西斯》，在國内也会遭禁，专门撰写了几十篇书评、刊登和李景端的往来书信造势。“后来发现，是我们多虑了。”李景端笑说。
按文洁若讲，二人的分工是，文负责“信”，萧负责“达、雅”。萧乾说“是文洁若的小车推着他这辆大车跑”，文洁若也坦承“饭虽是我做的，然而沙子不少，吃下去不香，只有经过他的英文校订和中文润色，才能像个样子。所以合译，绝不是借他的名望，而是名副其实的合译。”
四年时间里，他们每天平均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甚至半个月不下楼，经常和衣而卧。
那段时间去探望过夫妇俩的访客都记得，每次进屋，眼前一片花花绿绿的“万国旗”：书房上方挂着细绳子，写完翻完的稿子、信笺，没完工的稿件、回信，都用夹子夹着，琳琅满目的，伸手就能拿下来。
甚至两人有公干外出几天，也会随身带着原著和稿纸，见缝插针地翻译。
1992年，在昆明接待过萧乾文洁若的黄豆米，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所用的稿纸都比普通的大几倍，纸边还拼出大大小小的纸条来，仿佛鱼鳍。俯身去看，稿纸的格子里和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字，‘鱼鰭’上全是红红蓝蓝的字。两种笔迹，一种潦草，长脚长腿;一种清秀规矩。原来前者是萧乾手迹，眉批和边角上的字都是他的，整页的格子里都是文洁若写的字。”
为使译文专业，夫妻二人光少数语种就请教了杨宪益、季羡林等十余位大家，更不用说音乐、医学、经济、法律等多个学术门类。全书共标出五千多个脚注，其中第九章的注释文字几与正文篇幅相等。“萧乾原来是不太喜欢做注释的人，但这本书翻下来，他认为这些脚注连同译本，已经可以给后来人做研究用，传诸后世。”
谈起这段往事，已经退休的李景端十分感慨。
“冰心讲，萧乾退休后，很会‘享福’，享福了一本《尤利西斯》。她说这话是佩服又玩笑。杨绛讲过，你能把萧乾说动来翻译，不可思议。年轻的都不敢接啊。我想那些名家们最后听说他们译完，是既意外又羡慕的。但也没人后悔。毕竟是《尤利西斯》啊。”
坊间对于萧文译本和金隄译本的高下争论不休。前者遵循将原文“化开”的追求，不少地方代替读者进行了阐释，后者更忠实于原文意识流的特点。
李景端认为两人都是严肃的翻译家，各行其道，应尊重他们各自的翻译观。何必比较斤两？他至今难忘的是，在初稿校样出来后，萧乾发现后面附录的《乔伊斯大事记》中，把“金隄的节译本在中国问世”一项删掉了，大动肝火，甚至为此和文洁若吵了一架。“他认为这样不科学、不客观，无视旁人的劳动成果。表示如果不把这项放进去，就取消《大事记》。”
时隔二十多年，这一版的《尤利西斯》共卖出18万册，还在陆续再版。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陈列当中，主要展出的萧乾作品，也是两人合作的《尤利西斯》手稿首页。李景端把萧乾、文洁若的这件翻译巨著比作“艰难环境里挤出的牙膏”，“只有当时的中国，只有这帮人才能完成下来。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珍品。”
人到老年的萧乾，在舒乙看来，到了大气候阴转晴的时候。“过上好日子，萧乾先生的天性立刻浮现出来，仿佛一粒千年莲子遇到了水，又顽强地复苏、冒芽、长叶，还能开花结籽。” 在外面永远西服革履，一副绅士派头，但是在家里，萧乾爱踩着一双老布鞋，而且不好好穿，踩着后帮，趿拉着走，舒服。衣着也随便，以宽松为好。“他可以最洋，也可以最土。”舒乙说。
客人坐下之后，谈得兴奋了，萧乾会出其不意地问：喝什么酒？是威士忌？白兰地？还是黄酒？他要边喝边谈，而且不就东西光喝酒。拿出两个小杯子，各倒半杯，边喝边聊。
他特别爱和年轻人聊。80年代还在读现当代文学硕士的丁亚平曾经想以萧乾为题写论文，于是经常登门访问。后来这个题因故放弃了，萧乾也不恼。和丁亚平聊写作，聊人生，一谈便是半晌。
丁亚平想起一个细节：聊天时，萧乾或者站起来，或者在门口，或者在椅背上，常常拉着自己的手。“胖乎乎的一个老头，手很热，很软和，很舒服。”（大笑）“他绝对不让你感到陌生，好像你是外人，绝不让你感到有距离、有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