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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针对词素同一性问题，提出汉语词素内部义项群具有六种构成模式。运用图式范畴理论论证词素同一性存在的哲学基础，阐明辞书设置六种模式的理论依据，论述在辞书释义和例证中如何体现图式和例示的特点。
关键词 词素同一性 义项群构成模式 图式范畴
一、 引言
一般来说，词素的同一性取决于两个因素——语音和语义。但是汉语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汉字与音节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导致语音、语义、字形三者互相交织，因而汉语中词素同一性问题显得比较复杂。
对于这个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将语音、语义、字形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比较多，成果也比较丰富，如吕叔湘（1979）、张志公（1981）、葛本仪（1985）、符淮青（1985）、严戎庚（1986）、胡裕树（1987）、高更生（1990，1996）、孙银新（2002），等等。在此过程中，学界逐渐注意到方言词和外来词进入共同语之后带来的新词素对于词素同一性的影响，但是研究力度相对不足。
新时期以来，方言词和外来词大量进入共同语，由此词素同一性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因此，結合这种新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研究： 一个是从词素的历史来源（原生词素、移用词素和移植词素）出发，研究不同来源词素的同一性问题[1]；一个是从词素意义系统出发，研究词素内部义项群的构成模式是如何体现词素同一性的。
第一个方面，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过，特别是移用词素和移植词素等问题。但是对于第二个方面，尚未从词素同一性角度出发，对词素内部义项群构成模式进行理论探讨。因此，本文从第二个方面出发，探讨上述问题，希望对辞书释义理论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二、 词素的义项群构成模式与词素同一性问题
不论是原生词素凭借内部义项的凝聚力体现出词素同一性，还是不同来源的词素融合为同一个词素，说明它们在意义上已经显示出了某种内在联系，且共享相同的语音形式。原生词素产生于汉语内部，且各个意义之间含有一个或者几个共同的义素或语义桥（semantic bridge），因而容易形成整体性的语义连续统（semantic continuum）；而移用词素要与原生词素融合为具有同一性的词素，其进程相较于纯原生词素来说要难一些；移植词素由于具有鲜明的外来色彩往往独立成为一个词素，与原生词素融合难度上又要加大。因此，受词素融合（morpheme fusion）的影响，词素内部义项一般来源于三种渠道——原生词素义、移用词素义、移植词素义。
同一词素的义项群[2]构成模式相应地形成了六种类型——词素内部意义来源单一化的称之为同质词素（如表1中的模式一、二、三三种），而意义来源多样化的则称之为异质词素（如表1中的模式四、五、六三种）。
上述六类模式中，第一类原生词素义义项依据引申、比喻或借代等途径聚合为一个意义连续统，例如“摸”。第二类词素义义项全部来源于地域方言词，但进入共同语之后为汉民族语言社团所广泛使用，成为一个独立的词素，例如“孬”。第三类是借用外来词的一个或几个义项，独立成为一个词素，例如“猫2”。
上述三类是同质词素，决定了它们同一性的要素比较简单，只要内部义项在意义上具有联系、语音相同或相似就能比较自然地成为同一个词素。下面三类，词素的同一性问题则比较复杂。
第四类是移用词素义进入原生词素义系统。由于两者在语言的历史传承、认知思维方面会有种种联系，容易形成一个意义连续统，因而融合为同一个词素，完成词素同一性的过程，例如“耗”。
第五类是移植词素义进入原生词素义系统。移植词素义的外来色彩比较明显，因此，与原生词素进行融合相对来说比较难。但也有例外，如“模特儿”一词来源于英语词“model”，而汉语中“模”本身就有“法式；规范；标准”的意义，因而容易同原生词素义沟通起来。由于“模特儿”在当下经济生活和娱乐生活中比较活跃，所以人们又以“模”为构词成分构造出“男模儿”“女模儿”“名模儿”“嫩模儿”等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这样“模”就从单纯的音译成分一跃成为词素，其外来色彩也逐渐淡化，进入了原生词素意义系统，最终实现了移植词素与原生词素的同一性。
第六类是移植词素义刚进入共同语时可能只有一个义项，但后来随着使用频率升高，又在移植词素义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些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是移植词素原先所没有的。例如，移植词素“佛”的第一个义项进入汉语后，又在本土衍生出了另外四个义项。这些义项构成了一个语义聚合体，实现了词素的同一性。
总之，不管是移用词素义还是移植词素义，它们在共同语中存在的时间久暂不一，有些可能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淡出了语言生活，而有一些则由于鲜活的表达力和较高的构词能力在共同语中逐渐扎下根，并产生了一些新的意义，同时其方言色彩和外来色彩也会逐渐淡化。最后，它们或独立成为一个新词素，或与同音同形的原生词素在意义上显示出某种联系，实现了词素同一性。
那么，这种由词素内部义项群构成模式体现出的词素同一性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 基于图式范畴理论的词素同一性问题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语言学的每一次飞跃式发展总是得益于哲学理论的深化。因此，词素内部义项群构成模式体现出的词素同一性问题同样可以从哲学角度寻求解释。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于1953年提出“家族相似性理论”。在此基础上，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Rosch（1975）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经过一系列心理学实验，提出了“原型范畴理论”。之后，Langacher（1987）和Taylor（2002）又在认知语法理论中提出了“图式范畴理论”，突破了前者。
据Rosch等学者的观点，prototype（原型样本范畴）仅是确定一个范畴的基本参照物，不能指代边缘成员，而schema（图式）既包含了典型成员，也包括非典型成员。国内学者王寅（2013）将Langacker和Taylor的论述结合起来，“既保留Langacker所用的术语，同时兼顾Taylor的‘双向观’”，总结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C同时受制于A和B，但是相对于B来说，A对C的影响是最大的，故用实线表示，而B与C之间则用虚线。A、B、C之间的双向箭头说明三者之間的影响是相互的。处于边缘的扩展型成员C，它所参照的因素不仅是抽象图式A，还有原型样本B。当扩展型成员大于两个时，它不仅参照抽象图式A和原型样本B，还要参照它的上一级扩展型成员。
（一） 图式的特点与词素同一性
Taylor（2002）提出图式范畴理论包括图式（schema）和例示（instance）两大要素，并认为图式的主要特点是抽象性、概括性、竞用性、层级性。我们认为从图式范畴理论出发，将具有同一性的词素视为一个图式，结合其特点，才能更好地理解词素同一性问题。为了便于说明，列图如图2：
1. 抽象性和概括性是图式最重要的特点。
第一，关于抽象性。词素内部的各个义项虽然来源不一或者说引申的途径各不相同，但是义项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语义桥，从而使意义聚合性更强，能够充分地保证词素的同一性。以上词素内部义项群的六种构成模式就是对多义词素抽象性的一种有力体现。
第二，关于概括性。图式的概括性基于图式层次的高低而有区别。从低层图式范畴来看，核心概括义项S1（或者称之为低层图式S1）是从具体义（可以称之为例示）中抽象归纳出来的。因此，核心概括义项和不同的具体义构成了一个低层次图式范畴，其概括性相对要低。高层图式范畴中则包含了核心概括义项S1、外围概括义项S2、边缘概括义项Sn和统摄这些义项的词素A，其中词素A可以称之为高层图式，它将S1、S2直到Sn（S1、S2和Sn可以称之为例示）纳入它的范畴之中，因此它的概括性更高。下面以《现汉》“宅”的释义为例加以说明：
宅① 住所；住宅。② 动 待在家里不出门（多指沉迷于上网或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
“宅”的具体意义是“家宅”“私宅”“宅院”“宅子”等，从这些例示中抽象出关于“宅”的功用要素（供居住或其他用途）、构成要素（带有房屋、门口、院子的建筑物）等共有意义。引申义“待在家里不出门（多指沉迷于上网或玩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则是由例示“宅男、宅女”“你也出去走走，别总是宅在家里玩电脑”等分别概括出主体（多为年轻人）、活动（上网、打游戏）、处所（家里）等要素。其实“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里，也可以是网吧、咖啡馆、图书馆等场所，但以家里为主，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将义项②改为：
长时间待在家里、网吧、咖啡馆、图书馆等（多指年轻人因沉迷于上网或玩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而不出门）。
这样，“宅”作为一个图式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会更高。
2. 从图式的竞用性来看，Taylor（2002）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不相容的图式都可以用来范畴化一个语言单位时就会出现图式竞用现象。”以移用词素为例：
当移用词素的某一义项进入共同语时，它要么选择上述第二种模式独立为一个新的词素B，例如词素“粑”；或者进一步引入其他义项，形成一个高层图式，例如词素“孬”；要么凭借与某个原生词素意义上的联系而依附于这个词素，即选择第四种模式，形成一个高层图式，例如词素“耗”。这些词素意义的不同归属反映了图式之间的竞用性，而归属的标准实则是坚持词素的同一性。
3. 图式的层级性。“较高层次的图式其概括程度也就较高，也就获得了较大的例示范围内的共性；概括程度越高，离具体应用越远，适用于例示的范围也就越大。”（Taylor 2002）因此，图式有高层图式和低层图式之分。例如《现汉》对原生词素“把”的处理经过了先分后合的过程。“把1”“把2”“把3”“把4”合为一个词素“把”，说明它们在意义上确实存在联系。同时，合并后的词素“把”层次更高，适用于例示的范围更大。
（二） 例示的特点与词素同一性
例示具有开放性、传承性、相似性和对比性、双向性的特点。由于将词素视为一个图式，那么相应地可以将词素内部的义项作为例示来看待。基于此，词素内部的义项也应该具有例示的如下特点：
1. 开放性。不论是低层图式还是高层图式，其内部所包含的例示都具有相对的开放性，新的例示总可以不断地涌入。此外，我们认为还有第二层含义——自由退出。随着例示的增多，原有图式不能将其全部概括进来，例示就会退出这个图式，从而独立为一个新的图式。概括起来就是，例示具有进退自由性。
不论是同质词素还是异质词素，其内部的义项都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以《现汉》中的异质词素“瞎”为例：
④ 〈方〉农作物种子没有发芽出土或农作物子粒不饱满。（《现汉》第1版）
⑤ 〈方〉糟蹋；损失；丢掉。⑥ 〈方〉没有头绪；乱。（《现汉》第4版）
“瞎”在《现汉》第1版中只有一个移用词素义，其后第4版将后两个词素义也移用进来。这说明在新时期的语言生活中，原有的移用词素义已经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因而出现了方言义的移用现象，进一步反映出义项的开放性。因此，《现汉》紧跟语言发展的步伐，及时地增添了新义项。
但有时在某些情况下设立义项却有一定的滞后性，例如移植词素“酷”。这一词素来源于英语“cool”，早期主要用于人，《现汉》也给出了适用对象是人的义项“形容人外表英俊潇洒，表情冷峻坚毅，有个性”，但后来又出现了用于事物的新现象，如时装、跑车、歌曲等，表示事物很时尚、很刺激、有特色。《现汉》第7版没有及时反映这一新情况，应该加以补足。因此，基于开放性的特点要求，辞书必须充分占有语言材料，以反映语言发展的实际情况。
此外，当原生词素的边缘引申义距离核心义太远，共时层面看不出意义上的联系时，也会退出原来的图式，成为一个新的图式。例如，有些原生词素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意义由实变虚，发生了语法化，后来虚化的意义退出了原来的图式，独立为一个新图式，如动词性词素“了”（完毕、了结义）发展出助词性词素“了”，语音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因而分化为两个词素。《现汉》将其分设为两个词素是恰当的。 2. 传承性。传承性指的是例示之间的一种联系，因此可以体现在多义词素的义项之间。例如，《现汉》原生词素“火”的义项设置，如图3所示。
“火”的核心義是物体燃烧时所发出的光和焰，从图3可以提取三个意义基点： ① 火的性质，火一般具有突发性、猛烈性、内发性等特点。因此依赖于S1，产生五个义项；② 火色，火一般来说都是红色，由此根据S2，产生一个义项；③ 火制品，根据S3，产生一个义项。由核心义产生的七个义项直接或者间接地继承了核心义项中的传承性义素，这是原生词素“火”能够保持词素同一性的重要内部机制。《现汉》对于“火”的义项设置注意到了义项之间的传承性。
需注意的是，纯原生词素的意义都来自于原生词素内部，所以才会出现义素的历时传承现象。如果原生词素义系统内部移用或移植了其他词素义，则它们之间不存在义素的历时性传承。因此，传承性应视为词素内部义项在意义上的联系。
3. 相似性和对比性。例示之间具有相似性，才能形成一个连续统，才能共享一个图式。词素内部的义项之间，既有共同义素又有区别义素。通过共同义素加强联系，使义项之间具有相似性；而区别义素则会使义项之间具有对比性。这在链条式和辐射式引申模式中都会存在。
例如，《现汉》中“牛”的释义为：
牛1① 名 哺乳动物，反刍类，身体大……力气大，供役使、乳用或乳肉两用，皮、毛、骨等都有用处。……② 形 固执或骄傲。③ 〈口〉形 本领大，实力强。④ 二十八星宿之一。
原生词素“牛”发生名转形现象时，其义项之间由于存在相似性和对比性，所以共居一个词素。“牛”的本义是当哺乳动物讲，而作为形容词性的“固执或骄傲”“本领大、实力强”两个义项则分别是由本义引申出来的。“牛”本身所含的隐含义素[+倔强]为形容词性义项“固执或骄傲”提供了引申基础，而[+体形巨大][+力量大]等义素，则为形容词性义项“本领大、实力强”提供了意义引申基点。正是这些义素使引申义与本义之间具有相似性，显示出意义上的联系，同时引申义之间的差异又显示了对比性。《现汉》对“牛”的义项设置是合理的。
4. 双向性。不管是图式和例示之间，还是例示与例示之间，都存在双向性的关系。图式是从例示中概括出来的，而例示是图式的具体表现形式。例示之间则通过共同义素保持双向性的联系。相应地，义项之间也通过这种双向性保持意义上的联系。以《现汉》原生词素“筛”的释义为例：
筛① 筛子。② 动 把东西放在罗或筛子里，来回摇动，使细碎的漏下去，粗的留在上头。③ 动 比喻经挑选后淘汰。
“筛”的本义是“筛子”，引申义是“筛东西”，把细的漏下去，粗的留下来，因而后来产生了比喻义——经挑选后淘汰。引申义与比喻义正是靠共同义素[+选择性]保持了双向性联系。《现汉》将其设置为三个义项是比较合理的。
因此，运用图式范畴理论对词素内部义项群构成模式进行分析，能够反映词素同一性存在的哲学基础。当然，词素同一性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语音单位的有限性和语义的无限性这对二元矛盾之外，还与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政策有一定关系。
四、 余论
本文针对《现汉》词素内部的义项群构成模式，从图式范畴理论两大要素——图式和例示的特点出发进行了详细分析，有力地说明了词素同一性的哲学基础，是在词素来源基础上对词素同一性问题的再度思考。这种尝试也为当前辞书释义和例证的优化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附注
[1]关于第一个方面，笔者另撰文从原生词素、移用词素和移植词素三个方面探讨词素同一性问题。参见拙文《从词素来源看现代汉语词素同一性问题——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音形相同字头为例》，《辞书研究》，2017（3）： 10—16。
[2]义项群一般指的是词素内部几个义项形成的聚合体，但是这里也包括词素内部含一个义项的情况。
[3]这里的词素义项群构成模式中，没有将“姓氏”的义项纳入进来。应该说，当“姓氏”讲的意义同一般词素的意义不同。本文的用例如不特别做版本标注说明，则都来自《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7版。
[4]在汉语中，单音节外来词素绝大部分是单义的，只有极少数是多义。例如，移植词素“酷”。
[5]此类模式比较少，主要基于原生词素与移植词素属于不同来源的词素，意义联系度不高。
参考文献
1. 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85—86.
2. 高更生.汉语语法专题研究.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80—82.
3.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55—56.
4. 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259—260.
5.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16—17.
6. 孙银新.现代汉语词素研究.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7. 王寅.范畴三论： 经典范畴、原型范畴、图式范畴——论认知语言学对现代哲学的贡献.外文研究，2013（1）.
8. 王寅.构式语法中的“图式——例示”原则——兼述图式范畴理论与汉语“属+种差构词法”.英语研究，2010（1）.
9. 严戎庚.现代汉语有非音节语素吗？新疆大学学报，1986（2）.
10. 张志公.谈汉语的语素.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4）.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第4版、第7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8、2002、2016.
12.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3. Taylor J.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 Rosch E， Mervis C B. Family Resemblances： 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5（4）.
（责任编辑 马沙）
关键词 词素同一性 义项群构成模式 图式范畴
一、 引言
一般来说，词素的同一性取决于两个因素——语音和语义。但是汉语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汉字与音节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导致语音、语义、字形三者互相交织，因而汉语中词素同一性问题显得比较复杂。
对于这个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将语音、语义、字形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比较多，成果也比较丰富，如吕叔湘（1979）、张志公（1981）、葛本仪（1985）、符淮青（1985）、严戎庚（1986）、胡裕树（1987）、高更生（1990，1996）、孙银新（2002），等等。在此过程中，学界逐渐注意到方言词和外来词进入共同语之后带来的新词素对于词素同一性的影响，但是研究力度相对不足。
新时期以来，方言词和外来词大量进入共同语，由此词素同一性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因此，結合这种新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研究： 一个是从词素的历史来源（原生词素、移用词素和移植词素）出发，研究不同来源词素的同一性问题[1]；一个是从词素意义系统出发，研究词素内部义项群的构成模式是如何体现词素同一性的。
第一个方面，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过，特别是移用词素和移植词素等问题。但是对于第二个方面，尚未从词素同一性角度出发，对词素内部义项群构成模式进行理论探讨。因此，本文从第二个方面出发，探讨上述问题，希望对辞书释义理论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二、 词素的义项群构成模式与词素同一性问题
不论是原生词素凭借内部义项的凝聚力体现出词素同一性，还是不同来源的词素融合为同一个词素，说明它们在意义上已经显示出了某种内在联系，且共享相同的语音形式。原生词素产生于汉语内部，且各个意义之间含有一个或者几个共同的义素或语义桥（semantic bridge），因而容易形成整体性的语义连续统（semantic continuum）；而移用词素要与原生词素融合为具有同一性的词素，其进程相较于纯原生词素来说要难一些；移植词素由于具有鲜明的外来色彩往往独立成为一个词素，与原生词素融合难度上又要加大。因此，受词素融合（morpheme fusion）的影响，词素内部义项一般来源于三种渠道——原生词素义、移用词素义、移植词素义。
同一词素的义项群[2]构成模式相应地形成了六种类型——词素内部意义来源单一化的称之为同质词素（如表1中的模式一、二、三三种），而意义来源多样化的则称之为异质词素（如表1中的模式四、五、六三种）。
上述六类模式中，第一类原生词素义义项依据引申、比喻或借代等途径聚合为一个意义连续统，例如“摸”。第二类词素义义项全部来源于地域方言词，但进入共同语之后为汉民族语言社团所广泛使用，成为一个独立的词素，例如“孬”。第三类是借用外来词的一个或几个义项，独立成为一个词素，例如“猫2”。
上述三类是同质词素，决定了它们同一性的要素比较简单，只要内部义项在意义上具有联系、语音相同或相似就能比较自然地成为同一个词素。下面三类，词素的同一性问题则比较复杂。
第四类是移用词素义进入原生词素义系统。由于两者在语言的历史传承、认知思维方面会有种种联系，容易形成一个意义连续统，因而融合为同一个词素，完成词素同一性的过程，例如“耗”。
第五类是移植词素义进入原生词素义系统。移植词素义的外来色彩比较明显，因此，与原生词素进行融合相对来说比较难。但也有例外，如“模特儿”一词来源于英语词“model”，而汉语中“模”本身就有“法式；规范；标准”的意义，因而容易同原生词素义沟通起来。由于“模特儿”在当下经济生活和娱乐生活中比较活跃，所以人们又以“模”为构词成分构造出“男模儿”“女模儿”“名模儿”“嫩模儿”等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这样“模”就从单纯的音译成分一跃成为词素，其外来色彩也逐渐淡化，进入了原生词素意义系统，最终实现了移植词素与原生词素的同一性。
第六类是移植词素义刚进入共同语时可能只有一个义项，但后来随着使用频率升高，又在移植词素义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些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是移植词素原先所没有的。例如，移植词素“佛”的第一个义项进入汉语后，又在本土衍生出了另外四个义项。这些义项构成了一个语义聚合体，实现了词素的同一性。
总之，不管是移用词素义还是移植词素义，它们在共同语中存在的时间久暂不一，有些可能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淡出了语言生活，而有一些则由于鲜活的表达力和较高的构词能力在共同语中逐渐扎下根，并产生了一些新的意义，同时其方言色彩和外来色彩也会逐渐淡化。最后，它们或独立成为一个新词素，或与同音同形的原生词素在意义上显示出某种联系，实现了词素同一性。
那么，这种由词素内部义项群构成模式体现出的词素同一性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三、 基于图式范畴理论的词素同一性问题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语言学的每一次飞跃式发展总是得益于哲学理论的深化。因此，词素内部义项群构成模式体现出的词素同一性问题同样可以从哲学角度寻求解释。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于1953年提出“家族相似性理论”。在此基础上，以美国著名心理学家Rosch（1975）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经过一系列心理学实验，提出了“原型范畴理论”。之后，Langacher（1987）和Taylor（2002）又在认知语法理论中提出了“图式范畴理论”，突破了前者。
据Rosch等学者的观点，prototype（原型样本范畴）仅是确定一个范畴的基本参照物，不能指代边缘成员，而schema（图式）既包含了典型成员，也包括非典型成员。国内学者王寅（2013）将Langacker和Taylor的论述结合起来，“既保留Langacker所用的术语，同时兼顾Taylor的‘双向观’”，总结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C同时受制于A和B，但是相对于B来说，A对C的影响是最大的，故用实线表示，而B与C之间则用虚线。A、B、C之间的双向箭头说明三者之間的影响是相互的。处于边缘的扩展型成员C，它所参照的因素不仅是抽象图式A，还有原型样本B。当扩展型成员大于两个时，它不仅参照抽象图式A和原型样本B，还要参照它的上一级扩展型成员。
（一） 图式的特点与词素同一性
Taylor（2002）提出图式范畴理论包括图式（schema）和例示（instance）两大要素，并认为图式的主要特点是抽象性、概括性、竞用性、层级性。我们认为从图式范畴理论出发，将具有同一性的词素视为一个图式，结合其特点，才能更好地理解词素同一性问题。为了便于说明，列图如图2：
1. 抽象性和概括性是图式最重要的特点。
第一，关于抽象性。词素内部的各个义项虽然来源不一或者说引申的途径各不相同，但是义项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语义桥，从而使意义聚合性更强，能够充分地保证词素的同一性。以上词素内部义项群的六种构成模式就是对多义词素抽象性的一种有力体现。
第二，关于概括性。图式的概括性基于图式层次的高低而有区别。从低层图式范畴来看，核心概括义项S1（或者称之为低层图式S1）是从具体义（可以称之为例示）中抽象归纳出来的。因此，核心概括义项和不同的具体义构成了一个低层次图式范畴，其概括性相对要低。高层图式范畴中则包含了核心概括义项S1、外围概括义项S2、边缘概括义项Sn和统摄这些义项的词素A，其中词素A可以称之为高层图式，它将S1、S2直到Sn（S1、S2和Sn可以称之为例示）纳入它的范畴之中，因此它的概括性更高。下面以《现汉》“宅”的释义为例加以说明：
宅① 住所；住宅。② 动 待在家里不出门（多指沉迷于上网或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
“宅”的具体意义是“家宅”“私宅”“宅院”“宅子”等，从这些例示中抽象出关于“宅”的功用要素（供居住或其他用途）、构成要素（带有房屋、门口、院子的建筑物）等共有意义。引申义“待在家里不出门（多指沉迷于上网或玩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则是由例示“宅男、宅女”“你也出去走走，别总是宅在家里玩电脑”等分别概括出主体（多为年轻人）、活动（上网、打游戏）、处所（家里）等要素。其实“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里，也可以是网吧、咖啡馆、图书馆等场所，但以家里为主，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将义项②改为：
长时间待在家里、网吧、咖啡馆、图书馆等（多指年轻人因沉迷于上网或玩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而不出门）。
这样，“宅”作为一个图式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会更高。
2. 从图式的竞用性来看，Taylor（2002）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不相容的图式都可以用来范畴化一个语言单位时就会出现图式竞用现象。”以移用词素为例：
当移用词素的某一义项进入共同语时，它要么选择上述第二种模式独立为一个新的词素B，例如词素“粑”；或者进一步引入其他义项，形成一个高层图式，例如词素“孬”；要么凭借与某个原生词素意义上的联系而依附于这个词素，即选择第四种模式，形成一个高层图式，例如词素“耗”。这些词素意义的不同归属反映了图式之间的竞用性，而归属的标准实则是坚持词素的同一性。
3. 图式的层级性。“较高层次的图式其概括程度也就较高，也就获得了较大的例示范围内的共性；概括程度越高，离具体应用越远，适用于例示的范围也就越大。”（Taylor 2002）因此，图式有高层图式和低层图式之分。例如《现汉》对原生词素“把”的处理经过了先分后合的过程。“把1”“把2”“把3”“把4”合为一个词素“把”，说明它们在意义上确实存在联系。同时，合并后的词素“把”层次更高，适用于例示的范围更大。
（二） 例示的特点与词素同一性
例示具有开放性、传承性、相似性和对比性、双向性的特点。由于将词素视为一个图式，那么相应地可以将词素内部的义项作为例示来看待。基于此，词素内部的义项也应该具有例示的如下特点：
1. 开放性。不论是低层图式还是高层图式，其内部所包含的例示都具有相对的开放性，新的例示总可以不断地涌入。此外，我们认为还有第二层含义——自由退出。随着例示的增多，原有图式不能将其全部概括进来，例示就会退出这个图式，从而独立为一个新的图式。概括起来就是，例示具有进退自由性。
不论是同质词素还是异质词素，其内部的义项都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以《现汉》中的异质词素“瞎”为例：
④ 〈方〉农作物种子没有发芽出土或农作物子粒不饱满。（《现汉》第1版）
⑤ 〈方〉糟蹋；损失；丢掉。⑥ 〈方〉没有头绪；乱。（《现汉》第4版）
“瞎”在《现汉》第1版中只有一个移用词素义，其后第4版将后两个词素义也移用进来。这说明在新时期的语言生活中，原有的移用词素义已经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因而出现了方言义的移用现象，进一步反映出义项的开放性。因此，《现汉》紧跟语言发展的步伐，及时地增添了新义项。
但有时在某些情况下设立义项却有一定的滞后性，例如移植词素“酷”。这一词素来源于英语“cool”，早期主要用于人，《现汉》也给出了适用对象是人的义项“形容人外表英俊潇洒，表情冷峻坚毅，有个性”，但后来又出现了用于事物的新现象，如时装、跑车、歌曲等，表示事物很时尚、很刺激、有特色。《现汉》第7版没有及时反映这一新情况，应该加以补足。因此，基于开放性的特点要求，辞书必须充分占有语言材料，以反映语言发展的实际情况。
此外，当原生词素的边缘引申义距离核心义太远，共时层面看不出意义上的联系时，也会退出原来的图式，成为一个新的图式。例如，有些原生词素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意义由实变虚，发生了语法化，后来虚化的意义退出了原来的图式，独立为一个新图式，如动词性词素“了”（完毕、了结义）发展出助词性词素“了”，语音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因而分化为两个词素。《现汉》将其分设为两个词素是恰当的。 2. 传承性。传承性指的是例示之间的一种联系，因此可以体现在多义词素的义项之间。例如，《现汉》原生词素“火”的义项设置，如图3所示。
“火”的核心義是物体燃烧时所发出的光和焰，从图3可以提取三个意义基点： ① 火的性质，火一般具有突发性、猛烈性、内发性等特点。因此依赖于S1，产生五个义项；② 火色，火一般来说都是红色，由此根据S2，产生一个义项；③ 火制品，根据S3，产生一个义项。由核心义产生的七个义项直接或者间接地继承了核心义项中的传承性义素，这是原生词素“火”能够保持词素同一性的重要内部机制。《现汉》对于“火”的义项设置注意到了义项之间的传承性。
需注意的是，纯原生词素的意义都来自于原生词素内部，所以才会出现义素的历时传承现象。如果原生词素义系统内部移用或移植了其他词素义，则它们之间不存在义素的历时性传承。因此，传承性应视为词素内部义项在意义上的联系。
3. 相似性和对比性。例示之间具有相似性，才能形成一个连续统，才能共享一个图式。词素内部的义项之间，既有共同义素又有区别义素。通过共同义素加强联系，使义项之间具有相似性；而区别义素则会使义项之间具有对比性。这在链条式和辐射式引申模式中都会存在。
例如，《现汉》中“牛”的释义为：
牛1① 名 哺乳动物，反刍类，身体大……力气大，供役使、乳用或乳肉两用，皮、毛、骨等都有用处。……② 形 固执或骄傲。③ 〈口〉形 本领大，实力强。④ 二十八星宿之一。
原生词素“牛”发生名转形现象时，其义项之间由于存在相似性和对比性，所以共居一个词素。“牛”的本义是当哺乳动物讲，而作为形容词性的“固执或骄傲”“本领大、实力强”两个义项则分别是由本义引申出来的。“牛”本身所含的隐含义素[+倔强]为形容词性义项“固执或骄傲”提供了引申基础，而[+体形巨大][+力量大]等义素，则为形容词性义项“本领大、实力强”提供了意义引申基点。正是这些义素使引申义与本义之间具有相似性，显示出意义上的联系，同时引申义之间的差异又显示了对比性。《现汉》对“牛”的义项设置是合理的。
4. 双向性。不管是图式和例示之间，还是例示与例示之间，都存在双向性的关系。图式是从例示中概括出来的，而例示是图式的具体表现形式。例示之间则通过共同义素保持双向性的联系。相应地，义项之间也通过这种双向性保持意义上的联系。以《现汉》原生词素“筛”的释义为例：
筛① 筛子。② 动 把东西放在罗或筛子里，来回摇动，使细碎的漏下去，粗的留在上头。③ 动 比喻经挑选后淘汰。
“筛”的本义是“筛子”，引申义是“筛东西”，把细的漏下去，粗的留下来，因而后来产生了比喻义——经挑选后淘汰。引申义与比喻义正是靠共同义素[+选择性]保持了双向性联系。《现汉》将其设置为三个义项是比较合理的。
因此，运用图式范畴理论对词素内部义项群构成模式进行分析，能够反映词素同一性存在的哲学基础。当然，词素同一性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语音单位的有限性和语义的无限性这对二元矛盾之外，还与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政策有一定关系。
四、 余论
本文针对《现汉》词素内部的义项群构成模式，从图式范畴理论两大要素——图式和例示的特点出发进行了详细分析，有力地说明了词素同一性的哲学基础，是在词素来源基础上对词素同一性问题的再度思考。这种尝试也为当前辞书释义和例证的优化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附注
[1]关于第一个方面，笔者另撰文从原生词素、移用词素和移植词素三个方面探讨词素同一性问题。参见拙文《从词素来源看现代汉语词素同一性问题——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音形相同字头为例》，《辞书研究》，2017（3）： 10—16。
[2]义项群一般指的是词素内部几个义项形成的聚合体，但是这里也包括词素内部含一个义项的情况。
[3]这里的词素义项群构成模式中，没有将“姓氏”的义项纳入进来。应该说，当“姓氏”讲的意义同一般词素的意义不同。本文的用例如不特别做版本标注说明，则都来自《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7版。
[4]在汉语中，单音节外来词素绝大部分是单义的，只有极少数是多义。例如，移植词素“酷”。
[5]此类模式比较少，主要基于原生词素与移植词素属于不同来源的词素，意义联系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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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