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健康平和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一个国家的前途终归有限。这是我们在学习日本的过程中不应该忘记的。
　　
　　5月6日到1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了名为“暖春之旅”的访问。访日期间，日本天皇三次和胡锦涛见面，胡应邀在日本知名学府早稻田大学大隈讲堂发表演讲，并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共同签订题为《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政治文件，这是继1972年建交时的“中日联合公报”，1978年的“中日友好和平条约”，1998年江泽民访日时的“中日联合声明”之后中日之间的第四份重要政治文件。
　　在这份文件中，中日双方明确了彼此之间是战略互惠关系，并决定为此开展具体合作，罗列的要继续推进、努力发展的交流合作领域达70项之多；并强调双方加强对话交流，提出建立首脑定期互访机制，增进国民友好感情。
　　10年前江泽民主席访日之时，由于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势力不同意中方所提出的“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中日关系发展原则，当时的小渊政府不仅拒绝就台湾问题向中国作出“三不承诺”，而且拒绝仿照1998年10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期间那样在历史问题上向中国予以“书面道歉”，导致那次访问近乎不欢而散。
　　虽然两国之间名义上建立了“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但此后10年间，在靖国神社问题、参拜问题、教科书问题等一系列痼疾的折磨下，中日关系急转直下，高层互访近乎中断，民间的敌对情绪沸反盈天。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胡锦涛的访日，可以看到，经过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后，中日两国终于扭转了10年来双边关系持续恶化的僵局，创造了一个新的高点。
　　
　　建立互信的重要一步
　　
　　在访问回国的班机上，陪同胡锦涛访问的外交部长杨洁篪认为，这次访问勾画了中日关系发展的蓝图，巩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民间基础，扩大了共识，取得了圆满成功。
　　民间的看法则更为多元，有肯定的，也有人认为访问所说是官话套话。境外有媒体甚至认为中方让步太多，中国领导人应该在历史问题表现出更为强硬的态度。比如，中方表示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愿意看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这可以理解为，中国不再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做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上为日本开了绿灯。但日方对此并不领情，日相福田康夫表示：“中国虽然已是大国，但希望朝一个合格的大国方向不断努力。”
　　还有，今次中方对两国历史问题，由原来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调整为“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但中方的示好，并没有得到日方的善意回报，日方反而在责任尚不明确的“毒饺子事件”上纠缠不清，以咄咄逼人之势要求中方“承诺彻底查清”，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虽然是境外媒体的看法，但内地认同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此次访问双方行礼如仪，彼此给足了面子，但在微笑和礼貌背后，仍然潜伏着怀疑的暗流。胡锦涛访日前夕，日本《每日新闻》民调显示，51％日本人认为应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只有26％日本人认为政府对华态度应该更加友善。而此前的“毒饺子”事件反映出的日本举国上下对于中国的深刻偏见和不信任感，也证明了当前的“中日友好”是何等的脆弱和扭曲。
　　在实际利益层面，双方在东海开发、日本对台湾海峡的安全保证、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并没有发生变化，双方回避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多，因此此次“暖春”，双方的着力点不是具体问题的讨论，更多是在修补面子，建立信任和对话的氛围。
　　即便如此，这次访问仍然取得了明显成果。成果之一就是明确了中日双方“战略互惠关系”的战略定位：中国的崛起是日本的机会而不是威胁，日本战后60多年和平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成绩则为中国所承认和肯定。另外就是提出要建立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高层互访的频繁程度往往被用来衡量双边关系的紧密程度，对脆弱又敏感的中日关系而言，双方如能保持高层的定期沟通，在双边关系的关键时刻共同面对而不至于陷入互相指责、互不理睬的恶性循环中去，这一点至关重要。
　　一些人常存这样的思维定式，那就是国事访问应该有实实在在的成果：拿到多少订单，得到多少承诺。这些衡量标准对其它的双边关系或许奏效，对中日关系而言，在双方的根本分歧并未消弭的情况下，解决中日关系显然不能太着急，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必须要有长期准备和长远眼光。
　　一些人往往会扭曲双边谈判的意义：或认为谈判是背叛和屈辱，宁愿拼个鱼死网破也不愿意妥协，最后往往坐失良机；或重形式不重实质，只要对方表达恭敬尊崇之意，什么都可以给，无原则地迁就和退让。中国历史上，这两种情况都有。在处理中日关系上，第一种倾向固然有害，第二种倾向也不可小视，后者因为穿着理性、“新思维”的外衣，也同样会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
　　近30年来，中国为了给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环境，在外交上多采取“韬光养晦”和“胡萝卜”战略，固守着息事宁人的外交路线，在发生纠纷时以退让为主。虽不断发出“强烈反对”、“严正交涉”的声音，却不见有什么具体措施。从绝不退让到随意“派糖”，很多时候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靠单方面的善意来维持的，我们必须具体分析哪些可以让哪些不可以。如果对手一旦看穿了中国会为维持现有经济发展的现状而不惜事事忍让，恐怕就将意味着一系列恐吓与讹诈的开端，而不是结束。历史问题的纠结
　　此次联合声明中，对纠结已久的中日历史问题不提“反省”和“谢罪”，而只是说要“正视”历史，这也算是中日政治文件中史无前例的一次。近几年的外交折冲表明了，双方在此问题离达成共识还非常遥远。此次，胡锦涛没有深入追究历史问题，也是对现实的尊重和营造良好氛围的考虑。
　　但历史问题终究是存在的，也绕不过去。日本政府和民众在历史问题上的右翼化倾向并非开始于小泉时代，而是在战后就开始了，就是在中日蜜月般的1970年代，就有以东条英机为主角的电影的上演，有极右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自杀，有战后第一个国防白皮书的出台。但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为什么历史问题在近些年才爆发出来?
　　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就和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加上美国对台湾的保护，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末期，中国都面对着一个现实的敌人——美国。民众在这种环境下’对美国的仇恨是排在第一位的。1969年在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迅速超过美国成为排在第一的敌人。而自1970年代开始，美国在美苏争霸上开始处于下风，于是谋求和中国搞好关系。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自然也紧随其后。所以在整个七八十年代，中日关系整体是正常发展的，包括历史 认知、相互重新定位、领土和资源争端等两国关系间的结构性矛盾，都暂时被经贸上的强烈需要、政治上的浅层信任所掩盖，无论是官方还是智库，都并无深层次探讨并解决上述问题的动力和热情。
　　1990年代，因为政治风波的影响和轰炸大使馆等事件，美国似乎又成了中国的最大敌人，中日矛盾还不明显；到了2000年之后，中美寻找到了新的战略平衡点，成了“利益相关者”，而此时，小泉开始对靖国神社进行多次官式参拜，中日关系日趋恶化。
　　
　　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关系并非必然就会是当前的现状，而是一系列内外因素联合推动的结果，有现实战略和利益的冲突，也有心理因素导致的泡沫成分，历史问题只是一个表达情绪的出口。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应该不会将历史问题从中日关系“核心利益”中剔除，它目前仍是阻遏日本军国主义化、至少促使日本政府在迈入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更加理性和负责任的一个重要手段。问题只在于如何恰当地使用这张牌。在这个问题过度挤压日本，已经被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是不可行的；但过分地轻描淡写，很可能误读为中国示弱而得寸进尺。
　　在打历史问题牌的时候，我们的技巧也有待完善。比如南京大屠杀，我们必须像犹太历史学者那样，提出严谨确凿的数字。春秋笔法着史则正中日本右翼的下怀，他们会在数字是否正确这样的枝节问题上胡搅蛮缠，回避事情的本质。日本右翼的宣传也容易造成日本人民的将信将疑，另一方面，日方认罪的勉强，又会对中国民众的仇日情绪推波助澜。
　　很多中国人在理性上也认识到中日应该友好，但在情感上还是接受不了，主要还是因为日本没有进行让中国人满意的道歉。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1995年，日方发表“村山谈话”，首次承认对亚洲国家施行了“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1998年，日方首次以书面形式承认对中国的侵略并口头道歉。但什么才是令中国人满意的道歉，在什么情况下中国才会原谅日本，应该有一个可以操作的标准，而且还要考虑到日方的接受度。
　　但可以预见的是，日本将根据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不会把中日关系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中日历史问题闹到现在的地步，不光有日本右翼在历史问题上的挑衅，还应看到多年来对日外交效果有限带给国内部分民众的负面感受，看到中同国力强盛的同时内部民族主义思潮涌动的影响，看到我们现有外交政策缺乏系统性、战略性与前瞻性、得过且过的后果，以及外交预警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的缺失。
　　
　　如何学习日本
　　
　　5月8日，胡锦涛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肯定了日本以有限的国土资源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值得中国人民学习。这一表述当然是对日方释放善意的友好举动，但对国内的人们而言，另有一番深意。
　　在中国现代化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份额最大的，其实是学日本和俄国，真正意义上的向欧美学习反倒少很多，以至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名词概念，都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日本在很长时间是我们的重要学习对象，这是事实。
　　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一些人已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在他们看来，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另有一些人则被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日本陷于停滞的表象所迷惑，认为日本已经日薄西山，中国即将超越日本。
　　然而，近几年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已经显示，即便经过了“失去的10年”，日本也绝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日本著名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曾撰文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日本，主要由于两点：一是日企能向中国提供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品质产品，二是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发活动的巨额投资。文章举例说，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即使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产业调整、环境治理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经验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
　　在另一个层面，中日两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有日益趋同之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这样分析日本人的“亚洲观”：亚洲其它国家是垃圾，而自己是垃圾旁的大厦，是鹤立鸡群。言下之意日本没有平等的国际观。但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在许多国人的眼里，这世上的国家要么是我们的臣属，要么是要征服我们，唯独没有平等的意识。虽然中国从19世纪末被日本侵略欺负，但是在中国人眼中，日本始终是“小日本”，以调适自卑的心理。对其它国家，则往往蔑称为“棒子”、“阿三”，不屑一顾。
　　另外，一部分国人在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日本人一样缺乏自省的意识，都认定一切都是对方的错。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中国造成巨大的灾难与伤害，所以日本的一举一动都应该引起深刻的警觉，所以往往有过度的反应。其实世界已经今非昔比，日本的举动固然值得忧患、关注，但并不一定都是野心所致。比如日美结盟就不只是对付中国的，更有牵制和监视日本的作用。
　　而日本人的问题是，他们认为承认历史就等于承担责任，就等于否认祖先，就等于动摇权威，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就必须摆脱历史的负担，“轻装前进”。所以日本选择了对历史问题轻描淡写甚至不承认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是无法让世界满意的。现在，除了中韩等邻国的不断谴责，连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都提醒日本要正确处理历史问题。显然，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历史问题是绕不过去的。
　　在过去的100年里，日本的物质现代化是非常成功的，在很短的时间里追赶上了列强，并在战后的第一个1／4世纪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但对物质实力的过分迷恋和精神层面的猥琐和暴虐阻碍了日本走得更远，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对于饱受侵略的中国而言，追求物质上的强大没错，但我们切切不可以为西方的强大只是船坚炮利的结果。在总结历史时我们常说，落后就会挨打!但到底什么落后才会挨打，是武器还是经济落后，或者思想落后，并没有想清楚。其实物质上的落后只是一个原因。
　　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健康平和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一个国家的前途终归有限。这是我们在学习日本的过程中不应该忘记的。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政府应该不会将历史问题从中日关系“核心利益”中剔除，它目前仍是阻遏日本军国主义化、至少促使日本政府在迈入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更加理性和负责任的一个重要手段。问题只在于如何恰当地使用这张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