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印象里，北京有两座观音庙。
　　一座在前门，也就是正阳门的门洞东侧，四五十年前，那里有一座观音庙，现在早已经拆除，一点儿痕迹都没有了。在我小时候，住在同院的街坊傅家的老爷子——我管他叫傅爷爷，是那个观音庙的庙祝，也就是看庙、管香火的人。虽然家里有孙男娣女，但除了傅奶奶去世，他从来也没有回过家。我到庙里去过几次，因为年纪太小，没留下太多印象。
　　傅爷爷的第二个孙子小虎子和我只差一岁，比较熟。小虎子对我说，别看观音庙不大，前清的时候那可是“皇产”！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带着朝廷跑到西安。1902年辛丑条约签订后，老佛爷从西安回銮，进紫禁城前，先到这座观音庙上了香，还留下一张她当时向洋人记者挥手的照片。解放后，来观音庙进香的也有不少名人——班禅、涛贝勒……小虎子还告诉我，爷爷偏疼他哥哥，把自己积攒的香火钱和其他东西都留给大孙子了。此话可能不虚，因为他哥哥的后代，这些年在潘家园古玩城开了一家古玩店，所卖的东西，有些可能就是当年老爷子传下来的。

　　第二座观音庙在永定门大街路西。以前，我们只管它叫“大庙”，前两年重修永定门之后，我才知道它的正名叫“观音寺”。
　　大庙的山门和大殿不在一条直线上。对着大殿，是一个临街商店，以前叫油盐店，后来叫副食店，在崇文区二商局排名44，大家也叫它“四十四店”。1958年以前，大殿和配殿的门窗紧闭，我曾经趴窗看过里面——菩萨像色彩剥离，挂满了蜘蛛网;寺里没有和尚，也没有人管理;院里放着好几排大缸，是副食店腌咸菜用的。后来，大殿和配殿被永定门小学征用，成了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教室。我在大殿里上过课，因为没有了菩萨像，觉得和其他教室没什么区别。
　　1965年，我去了北大荒，两年后回来探亲。有一天，母亲对我说：“刘绍堂死了，他的老伴也死了。”我有些愕然，在我的印象里，刘绍堂是不会死的，他的身体那么棒，应该永远活在世上。这个叫刘绍堂的人是我们街道居委会主任。
　　从我记事起，这条胡同有两个权威人物，一个是“段上”（“段上”是以前对派出所的叫法，作者注）的警察老王，他是解放后留用的老警察，我们都叫他王大爷，永远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另一个就是街道主任刘绍堂。刘绍堂又高又胖，剃着光头，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中式衣裳，脸上没有笑容，很威严地俯视着这条胡同和全体住户们。孩子们都怕他，无论正在淘着怎样的气，只要他一出现，大喝一声“你们干什么呢！”所有孩子就像耗子见猫一样，悄没声地顺着墙根溜了。

　　刘绍堂住着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只有老两口，没儿没女。他的老伴穿得很干净，除去操持家务，不管街面的任何闲事，见人不笑不说话。在我的印象中，刘绍堂总是带着几个“积极分子”挨门挨户地检查卫生，看门前、院里是不是扫得干净，看门窗的玻璃是不是擦得亮。夏天，暑热正毒，他顶着太阳摇着铜铃铛，大声喊：“潑街啦！泼街啦！”于是，各院就出来人，端着脸盆往胡同里泼凉水。冬天，下雪了，他总是第一个出来，拿着把大扫帚在胡同里扫雪，清出一条道来，方便过一会儿上班上学的人们……
　　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死了呢？
　　父亲咬着牙根说：“刘绍堂这个人挺高傲，这些年我跟他没说过一句话……可那几个娘儿们也太歹毒了！”
　　后来，我听好多人对我说起这件事。1966年“红八月”，街道的几个中年妇女“积极分子”，带来中学的红卫兵，把刘绍堂从家里揪出来，拉到大庙里 “批判”“斗争”……第二天人们发现，刘绍堂老两口双双吊死在自己家里！
　　以后，那几个“积极分子”掌了街道的权。我从北大荒回家探亲时，她们经常半夜敲门来“查户口”，天天见面的街坊，这时就好像不认识一样。
　　有一年家里人聚会，弟弟妹妹又说起这件事，都唏嘘不已。一个人被毒打成这样，忍受不了苦难和屈辱，老两口被逼死去……刘绍堂没儿没女，至今也没听说对他和老伴的死有什么说法。那几个行凶的“积极分子”，后来在街道掌权十几年，现在都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难道她们就应该这样毫无愧疚地终老天年？
　　（编辑·张子乐）
　　kelemyt@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