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国藩教授（Anthony C. Yu， 1938-2015）于后辈学者常表现出长者之爱，我便是其中一位受益者。
　　多年前，从余英时老师口中，初次获悉他的大名。英时师对他的西方学问推崇备至，又对他的《西游记》英译赞不绝口。由于英时师罕见如此称誉一位学者，所以我对“余国藩”这三个字，便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英时师和他虽属同姓，并无同宗之谊;但两老相知相得，情同手足。
　　记得英时师举了一段译文为例，其中涉及佛教、道教的专业知识，并非一般译者可以胜任;而余国藩教授译得不仅鞭辟入里，而且生动传神。如果我记得不错，当时英时师亟想罗致余国藩教授到哈佛大学任教，但因芝加哥大学强烈慰留余国藩教授，终未成行。
　　余国藩教授在西方学界素以博学著称，问学横跨中西。虽然他在华文学界同样享有盛名，但其学问的规模，却绝非“汉学”一域可以范围。他在芝大同时受聘于五个不同学系：神学院、比较文学系、英文系、东亚系、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s），盖属绝无仅有，而为友朋所津津乐道，足示他治学规模的宽广与宏远，非一般专家学者可以比拟。
　　之后，肇自文字因缘，我有幸结识余国藩教授。起自一九九○年代，我开始发表一连串探讨孔庙文化的论文;并从原先只析论孔庙与士人、统治者的关系，逐渐向宗教文化的领域延伸。原本为宗教史大家的余教授，极其敏锐地注意到我的研究动向。而我则间接从英时师口中，得知他对我这些研究的肯定。二○○五年，他在英文著作《中国的国家与宗教》（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Textual Perspectives）一书里，对我的研究褒扬有加，实乃对后生小辈的溢美之词耳。
　　其实，余教授之所以对拙作深感兴趣，与上世纪著名的神学和宗教史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有关。余教授曾上过伊氏的课，他犹记得伊氏于探讨“宗教”的本质，曾特别关注神圣的空间、时间、神话等构成因素，而受到学界的注目（Mircea Eliade，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 trans. by Willard R. Trask，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9）。显然，孔庙便是儒教的圣域，但我研究孔庙纯出偶然，与伊利亚德的学说并无关联。可是伊氏的言说，却无意中变成余教授与我之间的心灵桥梁。
　　有一回，我因俗名之累感到沮丧。从未谋面的余教授得知，竟从远方捎来长笺，以亲身的经历与我共勉，令我既感意外，复又提振心神。
　　虽然，我与余教授通过现代飞鸿（电邮）而来往热络，但说起来日后也仅有一面之缘。二○○七年，他应台湾“中研院”的邀约，到院发表了振聋发聩的演讲“人文学科何以不是科学？─从比较的角度自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谈起”（Why the Humanities Are Not Science： Thinking Comparatively from Aristotle）。他由古今中外知识分类的演变，重申人文学的基本立场。从亚理士多德的视角加以铺陈，正本清源，精辟绝伦，充分显现出他对西方人文学传统的掌握。后来余教授将这次英文演讲添写成论文刊行，更受到学界的重视。余教授之所以把这篇论文献给曾在芝大共事过的法国哲学家—里科教授（Paul Ric?ur， 1913-2005），盖两人的学问同调耳。
　　趁着此番演讲之便，我与内人约了余教授前往著名的吉品餐厅用餐，在去程车上领教了他高超的音乐素养。当时车里正播放巴哈（Johann S. Bach， 1685-1750）的《英国组曲》（The English Suites），不出二十秒，余教授便指出演奏者乃加拿大的格伦·古尔德（Glenn H. Gould， 1932-1982）。他的人文品味，实与从小家庭的养成教育有关。（日后，我方才得知他偶尔还会替芝加哥的报纸撰写乐评呢！）不意间，我们又发觉余教授乃品味甚高的老饕（gourmet），渠自诩除了会品尝食物，厨艺亦不落于人后，还邀我有朝一日造访芝加哥，他可下厨大显身手（法餐）。席间，我们交谈各国餐点的优劣，并以思想上的西学佐餐，融精神与物质于一炉，喜乐融融，相见恨晚，该夜似乎有谈不尽的话题。
　　往后，我每有草作，辄呈请过目，亟求他的指正。余教授则有求必应，不吝予以回应，让我受益匪浅。于我而言，余教授不啻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偶逢年节，我便寄去台湾名品—冻顶乌龙，聊表心意。余教授总是客气地来函赞不绝口，仔细描述其中韵味。直到去年（2014），他突然发来电邮，谓由于罹患心疾，医生嘱咐他不能饮茶，要我就此打住。接续的电邮，便告知病痛与禁忌，我在万里之外，束手无策，委实替他挂心。不意稍前，有一要事必须向他禀报，却久久未获回复，心中暗觉不妙。不些时，便传来他的噩耗，令人错愕，感伤难已。
　　在余教授辞世之前，有两件事让我异常感动，值得提笔一书。其一，他时时以高足—李奭学兄—的学术发展为念。曾经在电话里，反复跟我叮咛。其实，奭学兄娴熟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的交流，他的学问我早已有所领略，并不用余教授特别交待。奭学兄精通数种西语，他研究明清时期的翻译文类，用力颇深，此乃独门之学，而为他人所难企及。个人在学术上凡遇西文（如拉丁文）的问题，便随时致电请教，立获解答。
　　另一则，二○一四年他选择了和芝大同事—知名的人类学家沙林（Marshall Sahlins， b. 1930）—并肩作戰，同声反对芝大设立某一机构，唯恐后者有以政治干预学术独立之虞。那段时间每每上班，辄收到电邮，我一一拜读他们的理据。两老维护学术独立的坚定决心与作为，令人感佩万分。
　　二○一四年我应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之邀，从事《儒教圣域》的编选，由于这个议题向为余国藩教授所厚爱，因此我斗胆以这本选集奉献给他，藉以表达对他的怀念，并感谢他对个人研究孔庙一路走来的鼓励和支持。近年，他尤其不厌其烦，再三催促我动手撰写一本英文专著，综合之前探讨孔庙的心得，俾与西方宗教史家直接对话。余教授认为我聚焦宗教《神圣空间》的手法别有特色，容与西方比较宗教学界互相参照。但个人因另有其他研究课题刻在进行，分身乏术，一时只有辜负他的好意。唯一稍可补偿的是，个人攸关孔庙的研究不久将有两大册日译本刊行，容可回报他的厚望。至于撰述英文专著一事，则犹待来日的努力了，盼时时以此鞭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