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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童年,与虫子相伴,这是天性。那些虫子,守护着我的童年,慰藉着我的心灵,我真的应当感恩它们。可是,那会儿只想着自己高兴,压根就顾及不到虫子们的情绪,甚至在它们身上弄出许多恶作剧来。譬如说随手捏死一只蚂蚁,烧死一瓶子的萤火虫,在田野里架起一堆柴火,烤着一只知了的肉吃,将活蹦乱跳的“黑油油”喂给我家的鸡,再或者,撕掉一只漂亮的黑蝴蝶的翅膀,不让它再飞向空中。
中年时,读到朱赢椿先生《虫子旁》里的一段话:“有时还会想到,当我趴在地上看虫的时候,在我的头顶上,是否还有另一个更高级的生命,就像我看虫一样,在悲悯地看着我?”这段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文中的“另一个更高级的生命”是什么呢?是菩萨、上帝,或者是被清洗了污浊的人的内心?
在此,我为自己曾经的恶作剧忏悔,向大地上的虫子们忏悔。
与人类一样,虫子也有着自己的生命轨迹、生活方式以及生命的价值。这个世界很大,但在虫子的眼里却很小。在它们的认知中,一堆泥土就是一个家,一个水洼就是一片海洋,一片叶子就是一顶雨伞,一朵花就是一座岛屿,一块石头就是一座高山,为了一粒米,便值得它们相互残杀……它们生生不息,代代繁衍。
这便是虫子的生活世界。作为人类,我们要尊重它们,不要破坏它们安身立命的环境,打扰它们自以为是的生活,更不要随意牺牲掉一只虫子的生命。
因为,虫子并不渺小。不要轻视它们,更不要伤害它们。在生存智慧这个层面,它们丝毫不逊色于人类。
那些远逝的虫子,你们还记恨我吗?
在我生命诞生地的秦渡镇,我捉到了第一只虫子,是蛐蛐儿,是在一堆砖瓦砾中。放学了,一个叫张石娃的伙伴说:咱们去捉蛐蛐吧。他的脑袋中央有一撮黄头发,被孩子们瞧不起,说他是外国的杂种。他的书包里总是装着一个瓶子,里边是不起眼的蛐蛐。没有伙伴愿意跟他的蛐蛐斗,因为他的蛐蛐是扶不起的阿斗。一见到别人的蛐蛐,它就退缩、颤抖。孩子们都讥笑他,唯独我同情他。那时,我还没有捉到过一只蛐蛐,就整天缠着他,央求他带我去捉蛐蛐。
他说:那我带你去捉一只吧。
那天,我们在砖瓦砾中翻找,我捉到一只小的,张石娃捉了一只大的。他欣喜若狂,为它起名“关云长”。我用自己捉到的那只和他的“关云长”在一个瓦盆里相斗,谁知我的那只缩作一团,绕着盆转圈。张石娃安慰我说:等我再捉了更大的,就把“关云长”送给你。他拍拍我的头,一副怜悯者的表情。有了这只“关云长”,他就神气了,主动出击和班里其他孩子的蛐蛐相斗,结果“关云长”总是昂起头发出胜利者的欢叫。伙伴们诧异了,这家伙从哪儿弄来了这么一只蛐蛐?此后,他的形象就改变了,垂落的头颅高扬起来。头顶的那撮黄头发,仿佛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伙伴们对他肃然起敬,不再叫他外国的杂种了。
那时的童心很纯粹,捉上两只蛐蛐放在瓦盆中,用一根草挑拨它们相斗。两虫相斗,钳牙相对,或虚晃一枪,反牙相击……小小的瓦盆成为虫子们显示强弱的战场。蛐蛐的撕咬、对峙全凭主人手中那根草的指引。虫子毕竟是虫子,虚实相间的战术完全出自主人的引逗。一番厮杀后,胜利的一方会摇晃起晶亮的羽翅,那是胜利的捷报。对我们来说,倾听胜利者的欢叫,便是品尝幸福的过程。
在我的童年时代,想不出还有比斗蛐蛐更有吸引、更刺激的游戏。因此,我总是盼望麦子的收割,玉米的出茎,秋风的袭击。一放学,回家提上一个瓶子四处寻找瓦砾堆。田野里也有蛐蛐,可是很少有体大善斗、叫声悠扬的。那种蛐蛐,大约喜欢坚硬、空旷的环境。伏下身子,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翻开一块砖块和碎瓦,发现一只看中的,双掌合拢,拘于掌心,放进瓶中。
我不喜欢“关云长”那类勇猛的蛐蛐,更不喜欢为它寻找一个对手,看着其中的某一个被咬得遍体鳞伤。我捉蛐蛐,纯粹是为了听它唱歌。
那年暑假,我在姑爷家住了一段时间,捉到了一只心仪的蛐蛐,身姿细长,双翅晶莹,我为它起名“林黛玉”。姑爷不喜欢我玩蛐蛐,说什么玩物丧志。我把“林黛玉”装在一个罐头瓶里,藏在姑爷家院子里核桃树下的草丛里。姑爷不在家时,我扒开草丛,给它喂食喂水,它便为我啼叫。我仰躺着,望着一树的果子,享受聆听的欢乐。它的叫声,在果子成熟的幸福声中,缓慢、短促,像是我后来听到的罗伯特·舒曼歌曲集《桃金娘》第三首《核桃树》。那首歌曲的旋律大多是“短呼吸”式的小句子,颤动着树叶沙沙作响的诗意。
一只心爱的蛐蛐,如同一个恋人,需要想方设法呵护。下雨了,我怕它冷,把盛装它的罐头瓶放在热炕的一角。为此,我受到了姑爷的斥责。避开姑爷的目光,我又把瓶子塞进炕洞。怕它渴,用一个瓶盖,盛上水放进瓶里。蛐蛐喜欢吃西瓜的籽仁。姑爷家很少吃西瓜,我就到街上的瓜摊边等待。人家啃着瓜瓤,我的目光随着瓜子的下落而漂移,现在想起,真有些下贱的感觉。可那时,为了我的蛐蛐,一点都不脸红。以后,看到一份资料说,蛐蛐的食物很多。大豆、米粥粒、鸡蛋白、绿叶菜、胡梦卜、生苹果、生芝麻、血羊肝、牛骨粉、菱肉、蚂蚁、苍蝇、熟蟹肉、熟虾肉、熟鲫鱼肉……可惜的是,那时,我无法获得这些信息。
蛐蛐是鸣虫,可是,那优美动听的歌声并不是出自它的嗓子,而是它的翅膀。奇怪的是,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一直蒙在鼓里。现在,我才恍然大悟。
一只蛐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形象。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拥有了那只“关云长”,张石娃的天性里,就多了好斗的成分。此前,他的心思全在学习上,功课学得极好,自从“关云长”到手后,他一门心思找别的孩子的蛐蛐战斗,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没多久,学校就乱了,小小的年纪,也分成两派。张石娃是我们这一派的头头,他的嘴巴念起语录来,发出节奏感极强的声音,仿佛蛐蛐获胜时的叫声。再后来上了初中,他领着一伙学生,戴着红袖章,举着语录本,开校长和老师的批判会。在学校闹腾还不够,我们又夺了公社的大权。公社的大圆章,被张石娃装在了身上。冬天的晚上,他和几个学生围着一个火炉在公社守夜。也许是太累了,他睡著了,倒在了炉子上,一条腿被烧焦了肉。因为没有及时去医院治疗,从此落下残疾。走路的时候,一条腿跛着,如同在相斗时被咬掉一条腿的蛐蛐。 我常想,张石娃的性格和命运难道是由一只蛐蛐引起的?由此,我就多了些自责。如果,我不央求他去捉蛐蛐,他会获得那只“关云长”么?会在同学们面前趾高气扬么?我又联想到蒲松龄《促织》里的成名。由蛐蛐而喜,由蛐蛐而悲。人的命运,系在一只小小的昆虫身上,真是大不幸。
读过《促织》后,我才知道蛐蛐又名蟋蟀,亦称促织,蛐蛐不过是它的俗名。一直不解何以叫促织,后来明白了:蛐蛐的叫声在秋风初起之时,可提醒人织布添衣。称它为促织,本质上是体现人文关怀的,却为人类演绎出诸多的不幸,就连它也感到委屈。
我捕捉到的第二类虫子,是知了。
知了的学名是蝉。不过,除了文字的表述以外,我一直沿袭着童年的叫法。
三年级那年暑假,我在一片杨树林搜寻着知了。一位陌生的男孩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他和我一样的年龄,眼睛如知了壳一般晶亮。他说你吃过知了肉吗?很香的。我问他怎么吃啊?他说你能逮住一只活的知了吗?我说那有什么难的,便上树捉住一只正在潜心鸣唱的知了。他让我捡些树枝来,自己跑回家取来一盒火柴。我们点燃了树枝,他把一把泥土放在一个水坑里和成泥,包裹住了那只知了放进火堆里烧。过了会,他说熟了可以吃了,就熄灭了火,拿出来那只被泥包裹着的知了。
剥去泥,一只黄亮的知了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个男孩用手指撕下一小块塞进嘴里,又撕下一块递给我,说吃吧,很香的。我疑惑着,但是看他吃得很贪婪的样子,就张开嘴巴塞进去那块知了肉。一种从未有过的香喷喷的味道弥漫在口腔里。此前,我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猪肉。肉的诱惑,对于童年的我是那样强烈。
知了的肉香,与猪肉的味儿完全不一样:细腻、柔滑。这是我生命中完全崭新的味道。吃完了那只知了,我忽然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再捉几只知了,烤熟让我吃饱。这样的幸福感觉,我之前为什么没有找到呢?
男孩的母亲在喊儿子回去。他起身跑了,树林里只剩下一个孤独的我。忽然一阵冷风穿心而过,树林里的知了忽然齐声嘶叫起来,知了——知了——不像是我过去听到的那种悠长带着节奏、非常贴心悦耳的声音,而像是带着生气的呐喊声,让我的心灵震颤。我一阵恐惧,浑身颤抖着跑出了树林。
许多年后,我才悟出,物象与心灵感应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一切的自然物象,在不同的心灵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感觉。这是哲学的范畴。童年时杨树林的知了叫声没变,而是我的心灵有了罪恶感。
那个秋天,我似乎懂事了。此前,我也曾和孩子们一起烤麻雀,那香喷喷的麻雀肉啊,在我的肌体里扩散。但自从吃了那只知了肉后,我对烤麻雀也心生惊悸。每当伙伴们邀我用弹弓射击树上的麻雀时,我便飞快地逃走。
我所沉淀的味觉里,潜藏着一只烤熟了的知了肉。随着生命的前行,它给我带来的心灵感觉不是喷香,而是一种犯罪。拥有了如此的感觉,我再也不敢杀生。刚结婚那几年,妻子将一只咕咕叫唤着的鸡,或者一条活蹦乱跳的鱼买回家,将菜刀交到我手上,让我扮演一个刽子手的角色,我说我下不了手,还是你来吧。妻子也是胆小之人,只得请邻居帮忙。鸡和鱼的尸体一上桌,我便有了作呕的生理反应。
越是朝着生命的纵深挺进,我越是对一只知了的残杀感到内疚。四十岁那年,我热爱上了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拥有了他的《昆虫记》,阅读到了如此的文字:“四年黑暗的苦工,一月日光中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我们不应厌恶它歌声中的烦吵浮夸。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忽然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与飞鸟可以匹敌的翅膀,在温暖的日光中沐浴着。那种钹的声音能高到足以歌颂它的快乐,如此难得,而又如此短暂。”
如此短暂而又难得的虫子,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剥夺它的生命,将它化为我的美味佳肴?
处于尘世,我自然回避不了一些热闹的场面。然而,对于餐桌上一切由生灵演变成的肉,什么青蛙肉、螃蟹肉、驴肉、狗肉、兔肉、鸭肉、蛇肉……我是一概排斥的,看着别人津津有味地吞吃那些生灵,脑海里总是闪现出它们活着时的可爱,以及被宰时的挣扎和绝望,心头便弥满忧伤。
充满诱惑的味道,并不都是幸福的感觉。而在我生命的初期,一只被烈火焚烧的知了,曾经误导我对幸福含义的解读。好在,我从那样错误的解读中醒悟了过来。从而,对于那些在大地上生存着的虫虫鸟鸟,我尊敬它们,以我有限的能力呵护它们。
夏天里的小虫子,记得起名字的有纺线虫、捶布虫、织布虫、磕头虫、萤火虫。
捶布虫、织布虫的形状已经记不清了,只保留着它们美好的名字。
纺线虫长着一对黑黑的小眼儿,脖子下有一个天然的小环儿,穿一身黝黑锃亮的袍子。捉它需十二分的小心翼翼,用小木棍插到它藏身的榆钱树洞里,戳呀戳的,它就出来爬上手掌,像个听话的孩子。双手捧着它,它似天然的风扇嗡嗡地张开翅膀为我吹汗,四条细腿随着翅膀的张开,不断伸展收缩,那情状宛若纺线的祖母。
磕头虫的个头不大,身长也就两个米粒,一身黑,像上了油,油光水滑。它的躯壳硬硬的,前胸腹有一个楔形的突起,插入到中胸腹面的一个槽里,形成一个灵活的机关。它的胸肌肉收缩时,前胸准确而有力地向中胸收拢,不偏不倚地撞击在地面上,使身体向空中弹跃起来,宛如跳高运动员,在空中来了个后滚翻,再落在地面时,脚便朝下停在那里了。捉它时,动作要快,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它的两侧。它仿佛求饶,又仿佛谄媚,“磕巴——磕巴”不停地向我点头。我拿着它走到祖母面前,让她为祖母磕头,祖母摆摆手说:“放了它啊,好歹是条命呢。”祖母闲下来,就去村里的寺庙念经,一生吃素。对于我喜欢捉虫子,她总是絮絮叨叨。可是那会儿,她的话我哪里听得进去。
初夏,没有月光的夜晚,沣河边的野草丛中,亮起了一盏盏绿莹莹的小灯笼。我们知道,那是萤火虫,于是结伴去捉。萤火虫飞得很慢,飞行高度又低,很好捉。这种虫子身体娇弱,不能直接用手抓,要么用网兜扫,要么用大口的玻璃瓶装。正在飞行的萤火虫,用网兜一扫就进去了,即使没有扫到,也会在网兜的碰撞下落在地上。有的萤火虫静止在草丛中或树枝上,我们便举着玻璃瓶,靠近后將瓶口对准它,快速将其轻抹入瓶。萤火虫在透明的玻璃瓶闪光,会吸引其他的异性萤火虫飞进瓶子里。玻璃瓶盛满萤火虫,就会闪烁出灿亮的光。 后来,我知道了“囊萤夜读”这个成语,就十分遗憾没有像东晋的车胤那样,借着萤火虫的光亮读书。
忘不了我的一个罪恶,夜晚过后,是灿亮的白昼。玻璃瓶里的萤火虫,不再发光了。于是,我用火柴点燃了一把茅草塞进瓶子,将它们全部烧死了。
那会儿,我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
还有一种虫子,我们这儿叫它“黑油油”,会蹦会跳也会叫。我捧着一个瓦罐,尾随着它跳动的节奏,四指并拢成一个半笼状,瞅准机会猛地扣下去,它就被我俘虏。运气好时,一个晚上就能捉小半桶。可惜的是,“黑油油”不能吃,扔了又可惜。于是,我家的公鸡母鸡们,便有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又如是说:“其实,并不是稀罕的虫子才值得关注,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虫子,如果好好观察,同样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普通并不等于无足轻重,只要我们给予重视,就会从中发现有趣的知识。无知常常使我们看不到它们的价值。其实再不起眼的生物都是构成大自然生活乐章不可缺少的音符。”
是的,纺线虫、织布虫、萤火虫以及“黑油油”都是属于“平淡无奇”的虫子,但它们依然有着生命意义和价值。它们与人类在大地上共同生存繁衍,谱写着生命进行曲。
就生命的尊严而言,虫子与人类处在同等的地位。
在如此的认知层面上,我怎么会忘却了我曾经的罪恶:虐待磕头虫,火烧萤火虫,将“黑油油”当作食物喂给我家的鸡们……
我们家后来迁到了秦岭终南山下的庞光镇。夏秋季节,镇子南边的曲峪河不知疲倦地流着水。河北岸是条很长的土石坡,我们叫河坎,乱石中长着蒿草、刺棘,蚂蚱隐藏在其中,勾魂似的啼叫。麦子收过,我和孩子们背着背笼,用铁筢去搂麦杆。那时,我个子矮,跟背篓一样高。别的孩子搂满了一背笼麦秆,上了河坎捉蚂蚱,我还背负着铁筢在地里转圈。那孤独的背影在广阔的田野里,显得那样渺小、无助。常常是,孩子们捉到了蚂蚱撤离河坎,举着蚂蚱笼呼喊着我的名字时,我的背笼才装满麦秆,便飞快地去捉螞蚱。
对于蚂蚱,我们不叫捉,用“逮”这个字,发音时有种恶狠狠的感觉。听见哪儿的草丛里有蚂蚱叫,便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猫腰悄悄地向它靠近,如螳螂捕蝉一般,嗖的一下飞快捉住,在这个过程里,常常是小腿、胳膊和手心手背被野枣刺划出一道道血痕。以血的代价,换来一只可爱的蚂蚱。如果是那种品相极佳的“绿板子”,逮住了会欢呼跳跃。捉住一只蚂蚱,放进预先准备好的小竹笼里。回家后,当然要伺候它,喂水,采集北瓜花给它吃。蚂蚱的叫声里有种动听的韵律,像马头琴奏出悦耳悠扬的《命运》曲,我的心脏随着它的叫声有节奏地颤动。
捉蚂蚱的感觉,鬼知道有多爽!有了这无比愉悦的逮蚂蚱过程,曲峪河就成了我幸福的乐园。一到麦收时节,我就止不住生命的冲动奔向那儿,在河坎的草丛里寻找蚂蚱的踪影。
窗外,一只蚂蚱装在笼子里。这是我养的蚂蚱。从夏天的尾声一直到秋天,它一直享受着吃北瓜花的待遇。在我为它采集的所有食物中,它对北瓜花情有独钟。吃了一小片,它感激似的振翅鸣叫。在秋风秋雨中,它的翅膀摩擦声软绵无力,细长的腿肢日渐收拢。几天后,它死在了竹笼里。它侧身躺着,腿肢不甘地前伸。几天后,天放晴了,但我仍然无法从阴影中走出,潮湿的心能拧出水来。梦里,一些阴影总像毒蛇般纠缠着我。我在后院挖了个坑,把枯干在笼子里的蚂蚱用土掩埋了。
那是我童年里捉到的最后一只蚂蚱,不是在曲峪河的河坎,而是在化羊峪的山坡上。目睹过它的死亡过程,我再也没有了捕捉它的兴致。
五十岁那年的春天,我辞去了县文化局长的职务,讨了个文联主席的闲职,突然萌发了重温童年里捉蚂蚱的乐趣。于是,我去了化羊峪口的一个初中同学家,借用他家屋旁的空闲坡地种菜。春天里,我撒下的种子有韭菜、香菜、大蒜、葱、丝瓜,还有葫芦。清明一过,我栽上了西红柿、黄瓜、茄子、辣子、豇豆的苗,用竹竿、树枝为西红柿、黄瓜、豇豆搭了架。经营这块菜地,完全是为温习童年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说白了,是想体验童年捉蚂蚱的感觉。
夏天到了,蚂蚱应当鸣唱了,我得先准备一个蚂蚱笼。少年时,我曾亲手编织过许多蚂蚱笼,现在懒得做了,索性在县城的竹器市场买了一个左右两间屋的竹笼。曙光初露,我蹬上自行车,兴致勃勃地去自己开辟的菜园为蔬菜浇水、除草、施肥。其实做这些用不了多长时间,接下来的时光,我便在山坡的草丛里寻找蚂蚱。令人沮丧的是,尽管我凝神谛听,坡上连一声蚂蚱的叫声也没有出现,就连那最普通的“绿猴儿”也失踪了。老同学告诉我,现在到处喷洒农药,坡上早就没有蚂蚱了。为了填充蚂蚱笼的空虚,我捉了几只花花绿绿的蝴蝶放进去。它们在里边挣扎着翅膀,竟然不知收缩起翅膀就可以钻出去。我不忍心目睹少女般的蝴蝶的痛苦状,于是还回了属于它们的自由。那个瞬间,我的心一阵空落,陡然间失去了在此种菜的兴致。秋天还没过去,我就借了个理由不去了,倒是麻烦了那个老同学骑着车子下山,为我送来了那块地里长出来的蔬菜。
曾经,我是那么不喜欢冬天,缘由不仅仅是因为寒冷,更在于冬天里看不到虫子,听不到虫子的啼叫。隆冬,每当看到皑皑白雪覆盖下的大地,我总会想到地底下的虫子。我在想着,在像厚厚棉被的积雪之下,小虫们感觉到温暖了吗?
好在,冬天总是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也从童年走向少年。春暖花开,我登上了化羊峪西边的山坡。那里有条蝴蝶沟。沟里的蝴蝶,一律的黑色,不带一点鲜艳,那种锅底一般的黑,让我心醉。它们有大有小,宛若一个庞大的家族。大的像蝙蝠,小的像蜜蜂。春夏的日子里,蝴蝶特别多,相约一起在坡上跳舞。没有蚂蚱可捉,我的嘴里含着一根草,躺在沟里的乱石中仰望蝴蝶。沟里的女孩儿、男孩儿都到坡上来捉蝴蝶。女孩儿捉小的,男孩儿捉大的。一个个手舞足蹈,甚至不慎滚倒在坡上,竟然还笑声不止。
一个叫秋霞的少女,邀我去那条沟里捉蝴蝶。她是那种小眼睛的女孩,像是潜藏着心底的秘密,令我喜欢。我们两家在一条街上,她常常让我带她去捉蛐蛐,捉纺线虫,捉磕头虫,捉蝴蝶。她是那样爱着小虫子,跑起来的动作也像一只翩翩舞动的蝴蝶。她的背影,常常让我若有所失。 初中一年级那个暑假的最后一天,我带着秋霞去蝴蝶沟。她在山坡上跳啊跳的,就是捉不住一只蝴蝶。她在坡上跳跃的样子很好看,我看得出神,捉蝴蝶时不小心被小树枝划破了手指。我抓起一把土,正要往伤口上抹的时候,她跑过来了,大呼小叫地说,不要,不要,我给你用唾沫抹。我说那能行吗,她扮了个鬼脸,笑着说,你没听说过啊,男人流血了要用女人的唾沫,那样好得快。她用双手捧着我的手指,朝伤口吐了几口唾沫,用手指抹匀了说,看看,不流血了吧。她瞇起小眼凝神看着我,脸颊忽然现出一片红晕,指着不远处正在翩翩飞舞的一只大黑蝴蝶说,你快去,把它给我捉住啊。
那只蝴蝶黑得发亮,宛若教堂里的圣女,在灿烂的阳光下欢乐地舞蹈。我脱下衣衫,追着那只蝴蝶,终于把它扑在了衣衫下,取出来送给了秋霞。她捏着蝴蝶的翅膀,让它躺在自己的手心。
秋霞的小眼睛的光在我的脸上眨巴了几下,突然脸颊绯红。她忽然说,要是这蝴蝶不飞,永远躺在我的手心,该多好啊。
我说那还不容易啊。我拿起她手心里的蝴蝶,撕掉了它的双翅,重新放回她的手心。
秋霞身子一抖,惊愕地看着我,那神情仿佛我是个魔鬼。她说,你怎么能弄坏了蝴蝶的翅膀呢。它要是不会飞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啊?你怎么是这样的人,跟杀人犯一样!
她流出了泪水,捧着断翅的蝴蝶飞快地跑下了山坡。
此后,我很难再见到秋霞的影子。深秋,黄叶飘了下来,还是不见她的影子。一条街住着,她总是躲避着我,给我留下影影绰绰的背影以及空落的心灵。寒假的冷风里,几次远远地在街上看见她,她总是躲藏。也许,我在蝴蝶沟撕去那只漂亮的蝴蝶翅膀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她善良、纯净的心灵。
我高中毕业那年,秋霞出嫁了。婆家很远,在十里地开外一个叫侯家庙的村子。对她的那份情感、那个秘密,我只好深藏于梦中。
一只黑蝴蝶,令一个少女对我产生了遥远的距离感,也给我带来了成长的烦恼和忧伤。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虫子。
好在,捉虫子的生活,被书包里沉甸甸的书本替代了。
感谢你们,也对不起你们:那些远逝的虫子们!
那些被我伤害过的蚂蚁、知了、萤火虫、“黑油油”、黑蝴蝶,你们会原谅一个儿童的无知吗?
向虫子忏悔。在我六十岁的这个年龄,终于姗姗来迟。
虫子,你们听见了我的忏悔了吗?看见我的心灵在汩汩淌血了吗?
被我伤害,或者残杀的虫子不知还有多少?如果还有足够的记忆,我会一一记录下来,在我的有生之年,撰写一部我对虫子的《忏悔录》。
这部书对我来说,是一种赎罪。
——人类和虫子,各自相守着自己的生活天地,互不打扰,相互尊重,这样最好。
这是我预想的这部书的尾声。
虫子倘若地下有灵,会不会有欣慰的感觉呢?
中年时,读到朱赢椿先生《虫子旁》里的一段话:“有时还会想到,当我趴在地上看虫的时候,在我的头顶上,是否还有另一个更高级的生命,就像我看虫一样,在悲悯地看着我?”这段话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文中的“另一个更高级的生命”是什么呢?是菩萨、上帝,或者是被清洗了污浊的人的内心?
在此,我为自己曾经的恶作剧忏悔,向大地上的虫子们忏悔。
与人类一样,虫子也有着自己的生命轨迹、生活方式以及生命的价值。这个世界很大,但在虫子的眼里却很小。在它们的认知中,一堆泥土就是一个家,一个水洼就是一片海洋,一片叶子就是一顶雨伞,一朵花就是一座岛屿,一块石头就是一座高山,为了一粒米,便值得它们相互残杀……它们生生不息,代代繁衍。
这便是虫子的生活世界。作为人类,我们要尊重它们,不要破坏它们安身立命的环境,打扰它们自以为是的生活,更不要随意牺牲掉一只虫子的生命。
因为,虫子并不渺小。不要轻视它们,更不要伤害它们。在生存智慧这个层面,它们丝毫不逊色于人类。
那些远逝的虫子,你们还记恨我吗?
在我生命诞生地的秦渡镇,我捉到了第一只虫子,是蛐蛐儿,是在一堆砖瓦砾中。放学了,一个叫张石娃的伙伴说:咱们去捉蛐蛐吧。他的脑袋中央有一撮黄头发,被孩子们瞧不起,说他是外国的杂种。他的书包里总是装着一个瓶子,里边是不起眼的蛐蛐。没有伙伴愿意跟他的蛐蛐斗,因为他的蛐蛐是扶不起的阿斗。一见到别人的蛐蛐,它就退缩、颤抖。孩子们都讥笑他,唯独我同情他。那时,我还没有捉到过一只蛐蛐,就整天缠着他,央求他带我去捉蛐蛐。
他说:那我带你去捉一只吧。
那天,我们在砖瓦砾中翻找,我捉到一只小的,张石娃捉了一只大的。他欣喜若狂,为它起名“关云长”。我用自己捉到的那只和他的“关云长”在一个瓦盆里相斗,谁知我的那只缩作一团,绕着盆转圈。张石娃安慰我说:等我再捉了更大的,就把“关云长”送给你。他拍拍我的头,一副怜悯者的表情。有了这只“关云长”,他就神气了,主动出击和班里其他孩子的蛐蛐相斗,结果“关云长”总是昂起头发出胜利者的欢叫。伙伴们诧异了,这家伙从哪儿弄来了这么一只蛐蛐?此后,他的形象就改变了,垂落的头颅高扬起来。头顶的那撮黄头发,仿佛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伙伴们对他肃然起敬,不再叫他外国的杂种了。
那时的童心很纯粹,捉上两只蛐蛐放在瓦盆中,用一根草挑拨它们相斗。两虫相斗,钳牙相对,或虚晃一枪,反牙相击……小小的瓦盆成为虫子们显示强弱的战场。蛐蛐的撕咬、对峙全凭主人手中那根草的指引。虫子毕竟是虫子,虚实相间的战术完全出自主人的引逗。一番厮杀后,胜利的一方会摇晃起晶亮的羽翅,那是胜利的捷报。对我们来说,倾听胜利者的欢叫,便是品尝幸福的过程。
在我的童年时代,想不出还有比斗蛐蛐更有吸引、更刺激的游戏。因此,我总是盼望麦子的收割,玉米的出茎,秋风的袭击。一放学,回家提上一个瓶子四处寻找瓦砾堆。田野里也有蛐蛐,可是很少有体大善斗、叫声悠扬的。那种蛐蛐,大约喜欢坚硬、空旷的环境。伏下身子,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翻开一块砖块和碎瓦,发现一只看中的,双掌合拢,拘于掌心,放进瓶中。
我不喜欢“关云长”那类勇猛的蛐蛐,更不喜欢为它寻找一个对手,看着其中的某一个被咬得遍体鳞伤。我捉蛐蛐,纯粹是为了听它唱歌。
那年暑假,我在姑爷家住了一段时间,捉到了一只心仪的蛐蛐,身姿细长,双翅晶莹,我为它起名“林黛玉”。姑爷不喜欢我玩蛐蛐,说什么玩物丧志。我把“林黛玉”装在一个罐头瓶里,藏在姑爷家院子里核桃树下的草丛里。姑爷不在家时,我扒开草丛,给它喂食喂水,它便为我啼叫。我仰躺着,望着一树的果子,享受聆听的欢乐。它的叫声,在果子成熟的幸福声中,缓慢、短促,像是我后来听到的罗伯特·舒曼歌曲集《桃金娘》第三首《核桃树》。那首歌曲的旋律大多是“短呼吸”式的小句子,颤动着树叶沙沙作响的诗意。
一只心爱的蛐蛐,如同一个恋人,需要想方设法呵护。下雨了,我怕它冷,把盛装它的罐头瓶放在热炕的一角。为此,我受到了姑爷的斥责。避开姑爷的目光,我又把瓶子塞进炕洞。怕它渴,用一个瓶盖,盛上水放进瓶里。蛐蛐喜欢吃西瓜的籽仁。姑爷家很少吃西瓜,我就到街上的瓜摊边等待。人家啃着瓜瓤,我的目光随着瓜子的下落而漂移,现在想起,真有些下贱的感觉。可那时,为了我的蛐蛐,一点都不脸红。以后,看到一份资料说,蛐蛐的食物很多。大豆、米粥粒、鸡蛋白、绿叶菜、胡梦卜、生苹果、生芝麻、血羊肝、牛骨粉、菱肉、蚂蚁、苍蝇、熟蟹肉、熟虾肉、熟鲫鱼肉……可惜的是,那时,我无法获得这些信息。
蛐蛐是鸣虫,可是,那优美动听的歌声并不是出自它的嗓子,而是它的翅膀。奇怪的是,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一直蒙在鼓里。现在,我才恍然大悟。
一只蛐蛐,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形象。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拥有了那只“关云长”,张石娃的天性里,就多了好斗的成分。此前,他的心思全在学习上,功课学得极好,自从“关云长”到手后,他一门心思找别的孩子的蛐蛐战斗,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没多久,学校就乱了,小小的年纪,也分成两派。张石娃是我们这一派的头头,他的嘴巴念起语录来,发出节奏感极强的声音,仿佛蛐蛐获胜时的叫声。再后来上了初中,他领着一伙学生,戴着红袖章,举着语录本,开校长和老师的批判会。在学校闹腾还不够,我们又夺了公社的大权。公社的大圆章,被张石娃装在了身上。冬天的晚上,他和几个学生围着一个火炉在公社守夜。也许是太累了,他睡著了,倒在了炉子上,一条腿被烧焦了肉。因为没有及时去医院治疗,从此落下残疾。走路的时候,一条腿跛着,如同在相斗时被咬掉一条腿的蛐蛐。 我常想,张石娃的性格和命运难道是由一只蛐蛐引起的?由此,我就多了些自责。如果,我不央求他去捉蛐蛐,他会获得那只“关云长”么?会在同学们面前趾高气扬么?我又联想到蒲松龄《促织》里的成名。由蛐蛐而喜,由蛐蛐而悲。人的命运,系在一只小小的昆虫身上,真是大不幸。
读过《促织》后,我才知道蛐蛐又名蟋蟀,亦称促织,蛐蛐不过是它的俗名。一直不解何以叫促织,后来明白了:蛐蛐的叫声在秋风初起之时,可提醒人织布添衣。称它为促织,本质上是体现人文关怀的,却为人类演绎出诸多的不幸,就连它也感到委屈。
我捕捉到的第二类虫子,是知了。
知了的学名是蝉。不过,除了文字的表述以外,我一直沿袭着童年的叫法。
三年级那年暑假,我在一片杨树林搜寻着知了。一位陌生的男孩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他和我一样的年龄,眼睛如知了壳一般晶亮。他说你吃过知了肉吗?很香的。我问他怎么吃啊?他说你能逮住一只活的知了吗?我说那有什么难的,便上树捉住一只正在潜心鸣唱的知了。他让我捡些树枝来,自己跑回家取来一盒火柴。我们点燃了树枝,他把一把泥土放在一个水坑里和成泥,包裹住了那只知了放进火堆里烧。过了会,他说熟了可以吃了,就熄灭了火,拿出来那只被泥包裹着的知了。
剥去泥,一只黄亮的知了就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个男孩用手指撕下一小块塞进嘴里,又撕下一块递给我,说吃吧,很香的。我疑惑着,但是看他吃得很贪婪的样子,就张开嘴巴塞进去那块知了肉。一种从未有过的香喷喷的味道弥漫在口腔里。此前,我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猪肉。肉的诱惑,对于童年的我是那样强烈。
知了的肉香,与猪肉的味儿完全不一样:细腻、柔滑。这是我生命中完全崭新的味道。吃完了那只知了,我忽然有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再捉几只知了,烤熟让我吃饱。这样的幸福感觉,我之前为什么没有找到呢?
男孩的母亲在喊儿子回去。他起身跑了,树林里只剩下一个孤独的我。忽然一阵冷风穿心而过,树林里的知了忽然齐声嘶叫起来,知了——知了——不像是我过去听到的那种悠长带着节奏、非常贴心悦耳的声音,而像是带着生气的呐喊声,让我的心灵震颤。我一阵恐惧,浑身颤抖着跑出了树林。
许多年后,我才悟出,物象与心灵感应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一切的自然物象,在不同的心灵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感觉。这是哲学的范畴。童年时杨树林的知了叫声没变,而是我的心灵有了罪恶感。
那个秋天,我似乎懂事了。此前,我也曾和孩子们一起烤麻雀,那香喷喷的麻雀肉啊,在我的肌体里扩散。但自从吃了那只知了肉后,我对烤麻雀也心生惊悸。每当伙伴们邀我用弹弓射击树上的麻雀时,我便飞快地逃走。
我所沉淀的味觉里,潜藏着一只烤熟了的知了肉。随着生命的前行,它给我带来的心灵感觉不是喷香,而是一种犯罪。拥有了如此的感觉,我再也不敢杀生。刚结婚那几年,妻子将一只咕咕叫唤着的鸡,或者一条活蹦乱跳的鱼买回家,将菜刀交到我手上,让我扮演一个刽子手的角色,我说我下不了手,还是你来吧。妻子也是胆小之人,只得请邻居帮忙。鸡和鱼的尸体一上桌,我便有了作呕的生理反应。
越是朝着生命的纵深挺进,我越是对一只知了的残杀感到内疚。四十岁那年,我热爱上了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拥有了他的《昆虫记》,阅读到了如此的文字:“四年黑暗的苦工,一月日光中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我们不应厌恶它歌声中的烦吵浮夸。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忽然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与飞鸟可以匹敌的翅膀,在温暖的日光中沐浴着。那种钹的声音能高到足以歌颂它的快乐,如此难得,而又如此短暂。”
如此短暂而又难得的虫子,我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剥夺它的生命,将它化为我的美味佳肴?
处于尘世,我自然回避不了一些热闹的场面。然而,对于餐桌上一切由生灵演变成的肉,什么青蛙肉、螃蟹肉、驴肉、狗肉、兔肉、鸭肉、蛇肉……我是一概排斥的,看着别人津津有味地吞吃那些生灵,脑海里总是闪现出它们活着时的可爱,以及被宰时的挣扎和绝望,心头便弥满忧伤。
充满诱惑的味道,并不都是幸福的感觉。而在我生命的初期,一只被烈火焚烧的知了,曾经误导我对幸福含义的解读。好在,我从那样错误的解读中醒悟了过来。从而,对于那些在大地上生存着的虫虫鸟鸟,我尊敬它们,以我有限的能力呵护它们。
夏天里的小虫子,记得起名字的有纺线虫、捶布虫、织布虫、磕头虫、萤火虫。
捶布虫、织布虫的形状已经记不清了,只保留着它们美好的名字。
纺线虫长着一对黑黑的小眼儿,脖子下有一个天然的小环儿,穿一身黝黑锃亮的袍子。捉它需十二分的小心翼翼,用小木棍插到它藏身的榆钱树洞里,戳呀戳的,它就出来爬上手掌,像个听话的孩子。双手捧着它,它似天然的风扇嗡嗡地张开翅膀为我吹汗,四条细腿随着翅膀的张开,不断伸展收缩,那情状宛若纺线的祖母。
磕头虫的个头不大,身长也就两个米粒,一身黑,像上了油,油光水滑。它的躯壳硬硬的,前胸腹有一个楔形的突起,插入到中胸腹面的一个槽里,形成一个灵活的机关。它的胸肌肉收缩时,前胸准确而有力地向中胸收拢,不偏不倚地撞击在地面上,使身体向空中弹跃起来,宛如跳高运动员,在空中来了个后滚翻,再落在地面时,脚便朝下停在那里了。捉它时,动作要快,大拇指和食指捏着它的两侧。它仿佛求饶,又仿佛谄媚,“磕巴——磕巴”不停地向我点头。我拿着它走到祖母面前,让她为祖母磕头,祖母摆摆手说:“放了它啊,好歹是条命呢。”祖母闲下来,就去村里的寺庙念经,一生吃素。对于我喜欢捉虫子,她总是絮絮叨叨。可是那会儿,她的话我哪里听得进去。
初夏,没有月光的夜晚,沣河边的野草丛中,亮起了一盏盏绿莹莹的小灯笼。我们知道,那是萤火虫,于是结伴去捉。萤火虫飞得很慢,飞行高度又低,很好捉。这种虫子身体娇弱,不能直接用手抓,要么用网兜扫,要么用大口的玻璃瓶装。正在飞行的萤火虫,用网兜一扫就进去了,即使没有扫到,也会在网兜的碰撞下落在地上。有的萤火虫静止在草丛中或树枝上,我们便举着玻璃瓶,靠近后將瓶口对准它,快速将其轻抹入瓶。萤火虫在透明的玻璃瓶闪光,会吸引其他的异性萤火虫飞进瓶子里。玻璃瓶盛满萤火虫,就会闪烁出灿亮的光。 后来,我知道了“囊萤夜读”这个成语,就十分遗憾没有像东晋的车胤那样,借着萤火虫的光亮读书。
忘不了我的一个罪恶,夜晚过后,是灿亮的白昼。玻璃瓶里的萤火虫,不再发光了。于是,我用火柴点燃了一把茅草塞进瓶子,将它们全部烧死了。
那会儿,我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
还有一种虫子,我们这儿叫它“黑油油”,会蹦会跳也会叫。我捧着一个瓦罐,尾随着它跳动的节奏,四指并拢成一个半笼状,瞅准机会猛地扣下去,它就被我俘虏。运气好时,一个晚上就能捉小半桶。可惜的是,“黑油油”不能吃,扔了又可惜。于是,我家的公鸡母鸡们,便有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法布尔在《昆虫记》中又如是说:“其实,并不是稀罕的虫子才值得关注,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虫子,如果好好观察,同样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普通并不等于无足轻重,只要我们给予重视,就会从中发现有趣的知识。无知常常使我们看不到它们的价值。其实再不起眼的生物都是构成大自然生活乐章不可缺少的音符。”
是的,纺线虫、织布虫、萤火虫以及“黑油油”都是属于“平淡无奇”的虫子,但它们依然有着生命意义和价值。它们与人类在大地上共同生存繁衍,谱写着生命进行曲。
就生命的尊严而言,虫子与人类处在同等的地位。
在如此的认知层面上,我怎么会忘却了我曾经的罪恶:虐待磕头虫,火烧萤火虫,将“黑油油”当作食物喂给我家的鸡们……
我们家后来迁到了秦岭终南山下的庞光镇。夏秋季节,镇子南边的曲峪河不知疲倦地流着水。河北岸是条很长的土石坡,我们叫河坎,乱石中长着蒿草、刺棘,蚂蚱隐藏在其中,勾魂似的啼叫。麦子收过,我和孩子们背着背笼,用铁筢去搂麦杆。那时,我个子矮,跟背篓一样高。别的孩子搂满了一背笼麦秆,上了河坎捉蚂蚱,我还背负着铁筢在地里转圈。那孤独的背影在广阔的田野里,显得那样渺小、无助。常常是,孩子们捉到了蚂蚱撤离河坎,举着蚂蚱笼呼喊着我的名字时,我的背笼才装满麦秆,便飞快地去捉螞蚱。
对于蚂蚱,我们不叫捉,用“逮”这个字,发音时有种恶狠狠的感觉。听见哪儿的草丛里有蚂蚱叫,便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猫腰悄悄地向它靠近,如螳螂捕蝉一般,嗖的一下飞快捉住,在这个过程里,常常是小腿、胳膊和手心手背被野枣刺划出一道道血痕。以血的代价,换来一只可爱的蚂蚱。如果是那种品相极佳的“绿板子”,逮住了会欢呼跳跃。捉住一只蚂蚱,放进预先准备好的小竹笼里。回家后,当然要伺候它,喂水,采集北瓜花给它吃。蚂蚱的叫声里有种动听的韵律,像马头琴奏出悦耳悠扬的《命运》曲,我的心脏随着它的叫声有节奏地颤动。
捉蚂蚱的感觉,鬼知道有多爽!有了这无比愉悦的逮蚂蚱过程,曲峪河就成了我幸福的乐园。一到麦收时节,我就止不住生命的冲动奔向那儿,在河坎的草丛里寻找蚂蚱的踪影。
窗外,一只蚂蚱装在笼子里。这是我养的蚂蚱。从夏天的尾声一直到秋天,它一直享受着吃北瓜花的待遇。在我为它采集的所有食物中,它对北瓜花情有独钟。吃了一小片,它感激似的振翅鸣叫。在秋风秋雨中,它的翅膀摩擦声软绵无力,细长的腿肢日渐收拢。几天后,它死在了竹笼里。它侧身躺着,腿肢不甘地前伸。几天后,天放晴了,但我仍然无法从阴影中走出,潮湿的心能拧出水来。梦里,一些阴影总像毒蛇般纠缠着我。我在后院挖了个坑,把枯干在笼子里的蚂蚱用土掩埋了。
那是我童年里捉到的最后一只蚂蚱,不是在曲峪河的河坎,而是在化羊峪的山坡上。目睹过它的死亡过程,我再也没有了捕捉它的兴致。
五十岁那年的春天,我辞去了县文化局长的职务,讨了个文联主席的闲职,突然萌发了重温童年里捉蚂蚱的乐趣。于是,我去了化羊峪口的一个初中同学家,借用他家屋旁的空闲坡地种菜。春天里,我撒下的种子有韭菜、香菜、大蒜、葱、丝瓜,还有葫芦。清明一过,我栽上了西红柿、黄瓜、茄子、辣子、豇豆的苗,用竹竿、树枝为西红柿、黄瓜、豇豆搭了架。经营这块菜地,完全是为温习童年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说白了,是想体验童年捉蚂蚱的感觉。
夏天到了,蚂蚱应当鸣唱了,我得先准备一个蚂蚱笼。少年时,我曾亲手编织过许多蚂蚱笼,现在懒得做了,索性在县城的竹器市场买了一个左右两间屋的竹笼。曙光初露,我蹬上自行车,兴致勃勃地去自己开辟的菜园为蔬菜浇水、除草、施肥。其实做这些用不了多长时间,接下来的时光,我便在山坡的草丛里寻找蚂蚱。令人沮丧的是,尽管我凝神谛听,坡上连一声蚂蚱的叫声也没有出现,就连那最普通的“绿猴儿”也失踪了。老同学告诉我,现在到处喷洒农药,坡上早就没有蚂蚱了。为了填充蚂蚱笼的空虚,我捉了几只花花绿绿的蝴蝶放进去。它们在里边挣扎着翅膀,竟然不知收缩起翅膀就可以钻出去。我不忍心目睹少女般的蝴蝶的痛苦状,于是还回了属于它们的自由。那个瞬间,我的心一阵空落,陡然间失去了在此种菜的兴致。秋天还没过去,我就借了个理由不去了,倒是麻烦了那个老同学骑着车子下山,为我送来了那块地里长出来的蔬菜。
曾经,我是那么不喜欢冬天,缘由不仅仅是因为寒冷,更在于冬天里看不到虫子,听不到虫子的啼叫。隆冬,每当看到皑皑白雪覆盖下的大地,我总会想到地底下的虫子。我在想着,在像厚厚棉被的积雪之下,小虫们感觉到温暖了吗?
好在,冬天总是一眨眼就过去了。我也从童年走向少年。春暖花开,我登上了化羊峪西边的山坡。那里有条蝴蝶沟。沟里的蝴蝶,一律的黑色,不带一点鲜艳,那种锅底一般的黑,让我心醉。它们有大有小,宛若一个庞大的家族。大的像蝙蝠,小的像蜜蜂。春夏的日子里,蝴蝶特别多,相约一起在坡上跳舞。没有蚂蚱可捉,我的嘴里含着一根草,躺在沟里的乱石中仰望蝴蝶。沟里的女孩儿、男孩儿都到坡上来捉蝴蝶。女孩儿捉小的,男孩儿捉大的。一个个手舞足蹈,甚至不慎滚倒在坡上,竟然还笑声不止。
一个叫秋霞的少女,邀我去那条沟里捉蝴蝶。她是那种小眼睛的女孩,像是潜藏着心底的秘密,令我喜欢。我们两家在一条街上,她常常让我带她去捉蛐蛐,捉纺线虫,捉磕头虫,捉蝴蝶。她是那样爱着小虫子,跑起来的动作也像一只翩翩舞动的蝴蝶。她的背影,常常让我若有所失。 初中一年级那个暑假的最后一天,我带着秋霞去蝴蝶沟。她在山坡上跳啊跳的,就是捉不住一只蝴蝶。她在坡上跳跃的样子很好看,我看得出神,捉蝴蝶时不小心被小树枝划破了手指。我抓起一把土,正要往伤口上抹的时候,她跑过来了,大呼小叫地说,不要,不要,我给你用唾沫抹。我说那能行吗,她扮了个鬼脸,笑着说,你没听说过啊,男人流血了要用女人的唾沫,那样好得快。她用双手捧着我的手指,朝伤口吐了几口唾沫,用手指抹匀了说,看看,不流血了吧。她瞇起小眼凝神看着我,脸颊忽然现出一片红晕,指着不远处正在翩翩飞舞的一只大黑蝴蝶说,你快去,把它给我捉住啊。
那只蝴蝶黑得发亮,宛若教堂里的圣女,在灿烂的阳光下欢乐地舞蹈。我脱下衣衫,追着那只蝴蝶,终于把它扑在了衣衫下,取出来送给了秋霞。她捏着蝴蝶的翅膀,让它躺在自己的手心。
秋霞的小眼睛的光在我的脸上眨巴了几下,突然脸颊绯红。她忽然说,要是这蝴蝶不飞,永远躺在我的手心,该多好啊。
我说那还不容易啊。我拿起她手心里的蝴蝶,撕掉了它的双翅,重新放回她的手心。
秋霞身子一抖,惊愕地看着我,那神情仿佛我是个魔鬼。她说,你怎么能弄坏了蝴蝶的翅膀呢。它要是不会飞了,活着还有啥意思啊?你怎么是这样的人,跟杀人犯一样!
她流出了泪水,捧着断翅的蝴蝶飞快地跑下了山坡。
此后,我很难再见到秋霞的影子。深秋,黄叶飘了下来,还是不见她的影子。一条街住着,她总是躲避着我,给我留下影影绰绰的背影以及空落的心灵。寒假的冷风里,几次远远地在街上看见她,她总是躲藏。也许,我在蝴蝶沟撕去那只漂亮的蝴蝶翅膀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她善良、纯净的心灵。
我高中毕业那年,秋霞出嫁了。婆家很远,在十里地开外一个叫侯家庙的村子。对她的那份情感、那个秘密,我只好深藏于梦中。
一只黑蝴蝶,令一个少女对我产生了遥远的距离感,也给我带来了成长的烦恼和忧伤。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虫子。
好在,捉虫子的生活,被书包里沉甸甸的书本替代了。
感谢你们,也对不起你们:那些远逝的虫子们!
那些被我伤害过的蚂蚁、知了、萤火虫、“黑油油”、黑蝴蝶,你们会原谅一个儿童的无知吗?
向虫子忏悔。在我六十岁的这个年龄,终于姗姗来迟。
虫子,你们听见了我的忏悔了吗?看见我的心灵在汩汩淌血了吗?
被我伤害,或者残杀的虫子不知还有多少?如果还有足够的记忆,我会一一记录下来,在我的有生之年,撰写一部我对虫子的《忏悔录》。
这部书对我来说,是一种赎罪。
——人类和虫子,各自相守着自己的生活天地,互不打扰,相互尊重,这样最好。
这是我预想的这部书的尾声。
虫子倘若地下有灵,会不会有欣慰的感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