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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法鉴定制度作为我国证据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认识和处理司法鉴定当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司法公正是本文想要探究的方向。
关键词：司法鉴定；司法公正；证据法；证明责任
有关证据的定义，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中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虽然未直接对证据加以定义，但在第六十三条中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证据，就是能够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前已言之，这些信息的载体，被称为证据方法。①虽然三大诉讼法对于证据方法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但是都不影响鉴定意见作为人的证据方法的一种，拥有关键的帮助法官查明事实，解决案件中涉及到的某些专门性问题的作用。因此，参与到诉讼过程中的各方才如此重视鉴定意见，同时也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报以等量的重视。在笔者看来，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构建、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司法鉴定制度的运转是否合法、是否科学、合理，就成为那些与司法鉴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所关注的焦点，这也正是将司法鉴定与司法公正联系起来最为根本的原因之一。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对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可靠性和社会公信力有着重大影响，健全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目的、价值在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权威。②
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最终将通过鉴定意见集中体现出来，而意图通过改革和完善制度所得出的鉴定意见作为证据方法的一种，必须首先遵循证据法则。若要为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就必须从证据法则中加以探究。然而我国并没有一部成文的证据法，但是这并不妨碍对于证据法的研究以及对关于研究证据法之理论的借鉴。
就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来讲，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证据法学界对于证明责任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目前理论界对于证明责任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1、行为责任说。该学说认为证明责任就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③；2、结果责任说，又被成为败诉风险说。“这种由法律预先规定，在事实的真假虚实难于确定的情况下，由一方当事人承担风险及不利后果的法律假定，叫做证明责任。”④3、双重含义说。双重含义说认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证明责任。即“证明责任具有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这种不利的诉讼结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人民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通常表现为因败诉而负担诉讼费用。”⑤
笔者认为双重含义说相较其他两种学说更为全面，并曾打过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在某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就仿佛手执一条橡皮筋的一段，而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则拿着橡皮筋的另一端，当该当事人完成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即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负担之后，便可将手中所执的橡皮筋的一段交给对方当事人，橡皮筋的一段的持有者不断交替的这一过程就是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发生了转承；直到一方当事人不能使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并使之发生传承的时候，法官便会松开其手执的橡皮筋那端，由那个仍然握着一端橡皮筋的当事人承担一阵疼痛，这阵疼痛就是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负担。这样，围绕这件事实的证明就告一段落。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规定，笔者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根据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是刑事诉讼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都对该主张负有双重含义的证明责任”。
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也就是说，作为刑事自诉案件当中原告的被害人，与作为刑事公诉案件当中被告人的犯罪嫌疑人一样，没有申请初次鉴定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当对自己的主张负有证明责任的刑事自诉案件被害人、刑事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想要运用作为证据方法之一的鉴定意见以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之时，却无法自行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继而无法得到鉴定意见以完成证明责任。
既然法律规定一方应当对自己的主张负有证明责任，却不给某些主体一个负担该项责任的路径，于是在司法实践当中便产生一些有违立法目的、妨碍司法公正、降低司法效率、损害司法权威，在社会和法学界都影响重大的案件。
笔者认为，无论是这些问题产生，还是这些问题久拖不决的现状，都包含着下列原因：
首先，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立法具有滞后性这一缺陷，而这一缺陷在证据法上，特别是在司法鉴定制度上表露出来。具体表现为，我国证据法学界对于证据法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学者为我国的证据法立法的建议稿和修改稿的创作和完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但是我国始终未能颁布成文的证据法典；而有关证据的法律则散落在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司法解释中，这就在司法实践当中解决初次鉴定启动权的分配这一问题时增加了困难。
其次，对于我国诉讼模式进行改良的过程之中，存在有关于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之间的诉讼理念冲突。具体说来，就是引进控辩平等的现代刑事诉讼的进本理念的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程度上的职权主义，而上文所述的司法鉴定的初次鉴定启动权则作为这种冲突的诉讼理念在司法鉴定制度当中爆发的一点，引起诸多惹人深思的个案的发生。
对于改革和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完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从而促进司法公正，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又适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这在不少学者看来昭示着是又一个“法律的春天”的到来。可是笔者却在提醒自己：假如将一国之法律比作一亩田地，即使“法律的春天”已经到来，也并不意味着必将会有丰硕的成果；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应当把握“法律的春天”这一天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一良田之上，深思熟虑、刻苦努力、辛勤耕耘，方能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依法治国做出一份应尽的义务。（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注解：
① 罗筱琦、陈界融：《证据方法及证据能力研究（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② 霍宪丹：《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思考》
③ 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④ 熊先觉等：《中国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1页。
⑤ 李浩：《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含义新探》，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第43-45页。
关键词：司法鉴定；司法公正；证据法；证明责任
有关证据的定义，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中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虽然未直接对证据加以定义，但在第六十三条中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证据，就是能够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前已言之，这些信息的载体，被称为证据方法。①虽然三大诉讼法对于证据方法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但是都不影响鉴定意见作为人的证据方法的一种，拥有关键的帮助法官查明事实，解决案件中涉及到的某些专门性问题的作用。因此，参与到诉讼过程中的各方才如此重视鉴定意见，同时也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报以等量的重视。在笔者看来，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构建、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司法鉴定制度的运转是否合法、是否科学、合理，就成为那些与司法鉴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所关注的焦点，这也正是将司法鉴定与司法公正联系起来最为根本的原因之一。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对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可靠性和社会公信力有着重大影响，健全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目的、价值在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权威。②
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最终将通过鉴定意见集中体现出来，而意图通过改革和完善制度所得出的鉴定意见作为证据方法的一种，必须首先遵循证据法则。若要为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就必须从证据法则中加以探究。然而我国并没有一部成文的证据法，但是这并不妨碍对于证据法的研究以及对关于研究证据法之理论的借鉴。
就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来讲，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证据法学界对于证明责任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目前理论界对于证明责任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1、行为责任说。该学说认为证明责任就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③；2、结果责任说，又被成为败诉风险说。“这种由法律预先规定，在事实的真假虚实难于确定的情况下，由一方当事人承担风险及不利后果的法律假定，叫做证明责任。”④3、双重含义说。双重含义说认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证明责任。即“证明责任具有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这种不利的诉讼结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人民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通常表现为因败诉而负担诉讼费用。”⑤
笔者认为双重含义说相较其他两种学说更为全面，并曾打过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在某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就仿佛手执一条橡皮筋的一段，而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则拿着橡皮筋的另一端，当该当事人完成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即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负担之后，便可将手中所执的橡皮筋的一段交给对方当事人，橡皮筋的一段的持有者不断交替的这一过程就是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发生了转承；直到一方当事人不能使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并使之发生传承的时候，法官便会松开其手执的橡皮筋那端，由那个仍然握着一端橡皮筋的当事人承担一阵疼痛，这阵疼痛就是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负担。这样，围绕这件事实的证明就告一段落。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规定，笔者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根据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是刑事诉讼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都对该主张负有双重含义的证明责任”。
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也就是说，作为刑事自诉案件当中原告的被害人，与作为刑事公诉案件当中被告人的犯罪嫌疑人一样，没有申请初次鉴定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当对自己的主张负有证明责任的刑事自诉案件被害人、刑事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想要运用作为证据方法之一的鉴定意见以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之时，却无法自行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继而无法得到鉴定意见以完成证明责任。
既然法律规定一方应当对自己的主张负有证明责任，却不给某些主体一个负担该项责任的路径，于是在司法实践当中便产生一些有违立法目的、妨碍司法公正、降低司法效率、损害司法权威，在社会和法学界都影响重大的案件。
笔者认为，无论是这些问题产生，还是这些问题久拖不决的现状，都包含着下列原因：
首先，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立法具有滞后性这一缺陷，而这一缺陷在证据法上，特别是在司法鉴定制度上表露出来。具体表现为，我国证据法学界对于证据法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学者为我国的证据法立法的建议稿和修改稿的创作和完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但是我国始终未能颁布成文的证据法典；而有关证据的法律则散落在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司法解释中，这就在司法实践当中解决初次鉴定启动权的分配这一问题时增加了困难。
其次，对于我国诉讼模式进行改良的过程之中，存在有关于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之间的诉讼理念冲突。具体说来，就是引进控辩平等的现代刑事诉讼的进本理念的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程度上的职权主义，而上文所述的司法鉴定的初次鉴定启动权则作为这种冲突的诉讼理念在司法鉴定制度当中爆发的一点，引起诸多惹人深思的个案的发生。
对于改革和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完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从而促进司法公正，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又适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这在不少学者看来昭示着是又一个“法律的春天”的到来。可是笔者却在提醒自己：假如将一国之法律比作一亩田地，即使“法律的春天”已经到来，也并不意味着必将会有丰硕的成果；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应当把握“法律的春天”这一天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一良田之上，深思熟虑、刻苦努力、辛勤耕耘，方能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依法治国做出一份应尽的义务。（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注解：
① 罗筱琦、陈界融：《证据方法及证据能力研究（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② 霍宪丹：《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思考》
③ 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④ 熊先觉等：《中国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1页。
⑤ 李浩：《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含义新探》，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第43-45页。